基于混合研究方法的我国重要休闲问题识别研究_跨文化论文

基于混合研究法的中国重要休闲议题的识别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4.04.17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4-09-29

       最新的系统性文献综述表明，当代90％的休闲研究成果集中在仅仅占世界人口10％多一点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盟)[1]。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等东亚国家的休闲研究已呈快速增长之势①[2-5]。中国学者对休闲关注度的增加，一方面归因于北美休闲类教科书的简体中文版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大学学习交流，以及中国少数大学和科研机构休闲研究中心的成立(如浙江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尽管休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断提升的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全球化等因素已经对中国休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人对休闲和外出旅行需求的增长。

       在此背景下，2013年10月，中、美、加三国学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同组织了休闲研讨会，旨在探讨未来中国休闲研究的主要问题。研讨会的具体目标如下：(1)通过考察西方文献中已被广泛研究的20个休闲议题，从中辨识出与中国的休闲研究最相关的部分；(2)发掘其他对中国休闲研究非常重要但尚未在西方文献中被广泛提及的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汇报研讨会上中国学者提出的未来中国休闲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及相关结论。

       一、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将对中国的休闲和休闲研究进行简要概述；第二部分将描述与跨国、跨文化的学术互动和交流有关的关键问题。

       (一)中国的休闲和休闲研究

       中国著名学者于光远最早提出要进行休闲理论研究，并于199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休闲研究民间学术机构。尔后，在他和龚育之、成思危等学界泰斗以及中国知名休闲学研究学者马惠娣等人的推动下，相继成立了中国休闲研究会等学术机构[6]。尽管西方的休闲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但目前中国的研究仍受到某些限制[6-7]。

       中国早期的休闲研究尝试主要集中于对英文书籍的翻译，如《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Goodale & Godbey，The Evolution of Leisure，1998)和《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Kelly，Freedom to Be：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1987)。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涉足休闲研究。1996年，马惠娣在第四届世界休闲大会上提交《文化精神领域中的休闲理论》(On Leisur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Spirit)一文，成为第一位参与国际休闲学术研究的大陆学者。在此之后，中国休闲研究逐步发展完善，并有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著作和文章相继发表。2000年，以于光远等为主编翻译出版的“国外休闲研究译丛”介绍了当今世界休闲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中国休闲研究的空白。随着休闲研究在中国的萌芽和传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休闲进行相关实证研究②[3，8-10]。近年来，中国休闲研究已经发展到综述撰写阶段，这一阶段通常更多着力在对东亚国家休闲的研究纵览上。如Dong、Li和Kim对中国少数民族休闲的研究[11]，Liu和Li即将着手进行的与中国休闲研究大纲相关的研究③。

       鉴于休闲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在理论研究上具有交叉性、复杂性等特点，中国诸多学者从多学科角度对休闲的价值、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同时，在休闲经济和休闲产业等研究热点方面，许多学者也对休闲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12]。有学者在介绍国外休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推动中国休闲产业发展等问题[13-14]；也有学者在休闲需求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分别对中国主要省会城市的居民休闲生活进行了调查和分析[15-16]；此外，部分学者在休闲与假日经济、组织管理、体育等方面的研究也更进一步地丰富了中国休闲研究的内容[17-19]。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休闲研究的起步阶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定性研究，运用量化方法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逐渐增加；在研究内容上，中国学者在对休闲基本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也逐渐尝试将研究深入到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应用学科领域[20-23]。但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规范的论证；休闲研究仍需要在方法、内容、体系建构方面继续学习借鉴和探索，需对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实验研究等方面深入挖掘，并努力形成具有体系的方法论，从而使研究成果之间具有连贯性、可比性、对接性[6-7]。

       休闲是使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人文现象。中国的休闲活动历史悠久[24]，像太极拳和麻将等已有百年的历史。太极拳在中国广受欢迎并被官方认可为一种有益身心的运动，而麻将却一度作为赌博行为被禁止并一直未得到官方的认可[25]。此外，公园游憩也是中国居民休闲活动中一种普遍和传统的形式。那些承载了众多文物古迹和历史记忆的皇家、私家园林，为不同休闲群体营造了安静舒适的休闲氛围。此外，Chang和Card更关注饮食在中国休闲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将饮食描述为一种“国民的消遣”，人们在这一活动中进行社会交往并强化人际关系④。

       尽管中国人的休闲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但要充分理解当代中国人的休闲生活体验，就一定要以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于中国的社会巨变作为参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时，随着改革成果的共享，中国居民逐渐享有比过去更多的闲暇时间，例如，1995年、1999年、2008年相继实行的一周五天工作日制度、“黄金周”以及之后的11天法定公共假期等政策保证了中国居民享有更多的闲暇时间[26]。

       诸多学者已对当代中国社会一系列大众化的休闲活动进行了识别和研究。在宏观层面，由于休假制度的正规化、就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休闲设施的完善，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具体来看，一方面是传统休闲方式的沿袭，另一方面是现代休闲活动的涌现。例如，Yin发现看电视、阅读书籍报纸、听广播、打麻将、与家人闲谈等均为最普遍的休闲活动[27]。Jim和Chen也通过研究发现，看电视、与家人朋友闲谈、阅读为最常被提及的家庭休闲活动，而散步和购物似乎是主要的户外消遣[28]。另外两个常见的休闲活动则为唱卡拉OK和广场集体舞。集体舞的参与者以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常常选择清晨或傍晚在公园和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有许多学者针对部分城市的市民休闲活动进行了研究[29-30]，总结其活动特征的同时也对居民个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也有学者对农民工[31]、城市女性[32]、老年人[33]等特殊群体的休闲活动现状和差异进行调查研究，并阐明了对此类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居民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受益，但同时也因社会的变化而感到焦虑。中国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在休闲研究中逐渐显露出的悖论：中国人在拥有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上的满足感却逐渐下降。最近的两次全中国范围(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调查显示，在全球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由于渐增的工作量和压力，中国人的休闲时间和带薪休假时间实际上正在减少[34-35]。Zhou等人认为中国人花费在休闲上的日平均时间比美国人少大约两个小时[36]。最近一项由Wei和Stodolska进行的调查研究指出，中国居民日平均闲暇时间只有130分钟，远少于20世纪90年代的记录⑤。

       总之，正如Weber所观察到的那样，相比于前几代，当代中国人正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37]，社会转型的诸多表现也可以在中国新兴的休闲文化中略窥一二[38-39]。

       (二)跨国与跨文化的学术互动和交流

       尽管Ito等人[1]以及其他学者[40]已经呼吁进行更多的跨国和跨文化的休闲研究，然而他们却没有明确说明此类研究在未来应如何更加合理地进行。相比之下，Iwasaki等人认为应采纳去殖民化的方法。这一方法“注重理解他人之理解，并将本土化的观点和世界观纳入研究过程中，而不是用非本土化理念的术语和观点进行入侵式的研究”[41]116。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存在于东西方国家和东西方休闲研究者之间的力量失衡问题。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最初出现在对加拿大华裔群体休闲经历的实证研究中。具体来说，Walker和Deng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跨文化的心理学模型来指导休闲活动中的“入迷”体验调查[42]。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方面，他们首先注意到“客位研究是从一个特殊系统的外部来研究行为，并将其作为一种接近异域系统的最初方法和必要手段，而主位研究则是从系统内部出发来研究行为”[43]37。Walker和Deng对此又紧接着做出了补充，他们强调“目前学术界往往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这两种立场是两分的”[42]252。在跨文化的心理学模型方面，他们评述了Berry的强加的客位框架[44]。此理论尽管早在1969年就已提出，但一直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领域广受好评。根据Berry的观点，框架的应用遵循四个基本步骤：(1)在自己的文化中开始研究(也就是主位A)；(2)将研究转移到另一种文化中(也就是强加于客位)；(3)探索这一文化(也就是主位B)；(4)对比两种文化(也就是主位A、B)，进而确定它们之间存在的共通性。Walker和Deng指出，Berry的理论忽视了在此框架基础上组建一个跨文化研究团队的潜在优势。正如Marin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学者参与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分享他们独特的文化知识和研究成果，将会有效提高对他们文化圈研究的质量[45]。这种专业知识可将相关的话题、构想和变量纳入研究中，而这往往容易被其他研究者所忽视。此外，如果研究者能够从系统内部的视角出发，并将局内人的理解融入研究主题，会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解释力[45]55。基于上述观点，Walker和Deng进一步指出，如果来自两种文化的研究者参与到整个研究中，一个百家争鸣而不是带有强加效应的客位框架才有建立的可能。之后，他们进一步描绘了这一框架如何基于西方个人休闲体验[46]与中国“入迷”两种概念发挥作用。

       本次研讨会采用了Walker和Deng进一步完善和修订的四步客位研究方法(图1)。首先，两位西方研究者在北美针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文化A)，三位中国学者在中国针对相关问题开展研究(如文化B)。接下来，进行交叉换位，即两位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休闲，而三位中国学者则开始研究西方的休闲，并在此基础上交流共享研究的成果。再次，西方学者关于休闲关键问题的想法被用来讨论，而中国学者在之前阶段(也即告知客位B)中所获得的知识、信息和想法也被列入重要考虑内容。最后，在数据资料分析后，两方面对休闲关键问题理解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即可被识别出来。

      

       图1 客位化框架⑥

       上述客位研究方法在涵盖了西方学者对研究主题的见解的同时，也充分尊重了中国学者对休闲关键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避免了显性或隐性的西方偏见或力量失衡。再者，与传统的跨文化或跨国研究团队相比，将“文化B”的研究在三位中国合作研究者的基础上，通过研讨会的形式拓展到二十位以上的中国休闲研究者，保证了对休闲关键问题的研究更具包容性与尊重，同时在知识的交流上也更加深刻。

       二、方法

       本次研究的数据资料通过序列解释混合法[47]先进行问卷收集，然后再进行小组专家集中讨论。Creswell在2003年提出混合研究法，可以使研究者以实用的理由(结果为中心、问题为中心和多元性)为基础进行知识的应用，并且通过数字信息(定量)和文字信息(定性)的收集更好地理解研究的问题[48]。最终的数据库包括定性和定量两种数据。

       调查和集中讨论在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共同举办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组织进行。此次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休闲研究学者，代表单位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山东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山西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常州工学院等。参加研讨会的28位学者中有24人参与并完成了此次调查，排除了3份由学生完成的问卷，其余21份问卷由讲师到教授等不同职称的老师完成，他(她)们的研究方向针对休闲行为的不同方面。长达4小时的讨论由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学者主导进行，讨论应用语言以英文和中文为主，参与者的回答同时由两位双语教师进行翻译。

       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的问卷主要针对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第一个问题为：“在下表中的20个议题中选择出您所认为的与中国休闲研究最相关的5个议题，并对其进行排序，1为最相关。请在所列问题的侧栏对您的选择进行简要解释。”问卷中所选取的20个议题摘自将于2015年出版的Walker等编的《休闲那些事：休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Leisure Matters：The State and Future of Leisure Studies)。这本书对早期同类文献[49]进行了更新和扩充，包括40多个章节，其中有20个章节对编者们认为重要的休闲研究概念、话题和领域进行了讨论。这些议题在休闲研究领域中达成了共识，其中包括：时间利用，需求和动机，休闲制约和制约交涉，休闲参与强度和深度休闲，反常休闲，性别和休闲，性取向和休闲，青少年和休闲，家庭休闲，休闲和老龄化，残障人，种族、民族迁移者和休闲，社区和社会资本，技术变革，健康和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休闲与幸福(生活满意度)，场所依赖，公共政策与规划，营销和赞助，管理和领导者。第二个开放式的问题要求参与者写出没有包括在这20个议题中但对中国休闲研究较为重要的其他议题。对于每一个议题，参与者都被要求对其相关性及重要性进行解释。议题和相关回应主要以英文和中文为主。研讨会过程中，由三位研究者和一位研究助理进行实时记录，并对会议录音进行后期转录。

       20个议题以打分的形式排序并计算总得分。在每个参与者选出的与中国休闲研究最相关的5个议题中，排序为1的为5分，排序为2的为4分，排序为3的为3分，排序为4的为2分，排序为5的为1分，没有被选到的为0分。表1列出了20个议题的总得分。同时，对每个参与者列举出的议题进行归类，找出和20个议题相同的议题和不同的议题。随后，我们把每个参与者列举出的议题加起来排序。表2是20个议题和新列出来的议题，一共有37个议题。此次调查的目的并非对每一个中国休闲研究问题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定量测量，而是促成学者之间的进一步讨论，并获知学者们对未来十年主导中国休闲研究的关键问题的看法。

      

      

       三、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的第一部分为中国学者选取的六个最重要的休闲议题，我们采用开放式回答的形式对学者们的回应进行解释。第二部分，将对专家们在问卷第二题附加的休闲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

       (一)最重要的休闲议题

       调查问卷中得分最高的六个议题为：时间利用，休闲与幸福(生活满意度)，公共政策与规划，家庭休闲，需求和动机，技术变革。

       (1)时间利用。休闲对人类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与会受访者所说的那样，“休闲时间的利用对人类的健康、家庭的幸福、邻里或社区的和谐、生态环境都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导致了人们空闲时间减少、工作过度以及压力增大。另一位与会受访者评论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时间可能是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还有与会者提到，“我们处在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繁忙的社会中”。一些与会者也提出休闲时间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潜力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合理地利用时间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推动增长的有效路径。”[50]45

       (2)休闲与幸福(生活满意度)。休闲支出的增加和生活品质的改善提升了人们对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重要性的感知。正如一位受访者所陈述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会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聚焦到生活品质上，而休闲研究必须填补这块空白”。另一位与会受访者认为，“休闲意味着享受生活，而这正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与幸福感”。

       (3)公共政策与规划。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性质使然，闲暇时间以及与休闲相关的公共投资均由国家政策支配控制。例如，政府制定的一周五天工作日和两个七天长假(五一和十一)制度影响了中国大多数居民的休闲生活。有与会受访者认为，“政府的行为可以指明方向，并指导各级政府贯彻相关的制度以及规划实施”。因此，休闲危机的解决方法还需在政府级的规章中寻求，这也就使得与休闲相关的公共政策和规划成为休闲研究的重要问题。

       (4)家庭休闲。家庭被认为是“幸福的基础”和“中国休闲的未来”。给予此议题高度关注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在中国人的休闲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在“家庭和睦、家人健康、儿童成长以及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另有与会受访者指出，“中国人更倾向于与家人共度休闲时光，家庭在中国人的休闲生活中具有极高的重要性”。一些对家庭休闲造成威胁的技术变革因素也被提及，并指出这些因素会导致家庭成员间相互交流的减少。

       (5)需求与动机。休闲需求与动机研究的重要性在快速变革的中国也日益显现，受访者主张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生周期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休闲需求和动机进行更多的研究。

       (6)技术变革。一部分与会受访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对中国居民的休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这一因素应该成为休闲研究的议题之一。正如受访者所说的那样，“与信息技术有关的社会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焦点，应该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另一与会者补充道，“中国需要在技术和技能方面进行创新提升，而休闲是一个新的切入点”。此外，与会受访者也对近年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问题进行了评论，一位与会受访者认为，“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很难把握住它的节奏，但与此同时技术也服务于我们每一个人”。另有与会受访者提出，一些技术产品(如电话、电子游戏、互联网)的过度使用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有意义的交际沟通减少。同时，受访者也对花过多时间在一些“平行”的休闲活动(如看电视)这一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

       (二)具有研究价值的附加议题

       调查问卷中出现的具有研究价值的附加议题主要为：休闲和传统文化，城市中的休闲空间和对环境的关注，休闲教育。

       (1)休闲和传统文化。由于当代中国的休闲深受全球化进程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如何将中国传统元素融入休闲被认为是保留传统和独特休闲品质的关键。正如一位与会受访者所说的那样，“中国过去的休闲是由富人主导的，现如今国民从西方社会汲取了休闲思想，但却不知道如何进行调整并适应我们自身的文化”。另有与会受访者补充道，“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文化资源”，同时，“文化、信仰、教育等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休闲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多样性具有很高的价值”。

       (2)城市中的休闲空间和对环境的关注。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步伐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城市开放空间和绿地的大量减少、空气的日益恶化等，这些也被与会受访者认为是对老年人和儿童生活质量极为不利的因素。有受访者评论说，“城市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全面利用可用空间满足休闲需求，是一个值得深入调查的重要问题”。对此，与会受访者就政府如何在城市和旅游目的地提供更多的公园和社区休闲场所进行了深入讨论，可用公共空间利用率的总体规划的制定也被认为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3)休闲教育。与会受访者相信，由于整个社会过多关注经济增长以及连带的工作和教育问题，许多中国人不能充分领略到休闲的价值，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他们的休闲时间。一名与会受访者指出：“人们需要关于如何享受休闲的相关教育，许多老年人并不知道休闲的价值所在，休闲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我们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并转变自身的态度。”另有与会受访者补充道，“休闲教育需要提升人们对休闲重要性的认识，帮助人们区分休闲时间利用的轻重缓急”。此外，对那些能够根据不同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而对如何选择合适休闲活动提出建议的休闲咨询师进行良好的培训，也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辨识出九个休闲相关研究领域，这是与会的中国休闲学者所认为的在下一个十年间值得继续探索的领域。这些领域反映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焦点的影响力，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对如何改善休闲服务供给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一)中国人休闲的独特性

       在调查和讨论过程中，中国人休闲已经显现出其独特性，这一特性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紧密相关，也正是这种快节奏导致中国居民的闲暇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生活的幸福感和休闲满意度。而且，以家庭为中心，在休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的需求，休闲教育的需求，政府政策，城市休闲空间的不足和环境危机等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快速的经济转型步伐也带来了显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和不确定性[3]。为了解决目前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主张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51]，这一理念根源于儒家的思想与主张，提倡通过改善人们的举止、品味、人际沟通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看法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52]。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大部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这也使得中国居民相比以往有更多财力参与到休闲当中[53]。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大部分中国居民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提高生活质量和提升幸福感的问题上，这种新的追求也反映在人们对参与更具多样化的休闲活动的强烈愿望上[54]。因此，中国休闲研究者将休闲时间利用与休闲幸福感(满意度)作为未来休闲研究调查的关键问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2)强烈的家庭取向性。中国人休闲的强烈的家庭取向性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在调查和访谈中被提及。正如儒家思想所主张的那样，家庭是国家最基本的单元，中国人因此格外强调家庭在休闲参与中的重要作用。如在孔子主张的德行中，和谐的家庭会带来生活以外其他方面的成功。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家庭型休闲活动显示出很强的偏好，但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导致了国人压力的增加，及在家庭休闲的时间不足，这也加深了学者们将家庭休闲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主题的认知。

       (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目前关于维护并充实休闲活动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的改变。快速的全球化、休闲的西方化以及伴随着许多文化独特性和习俗的缺失，导致了国民在情感上的失落和不安，特别是对于那些中老年人，他们亲身经历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产品、行为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蚕食和替代。正如Dong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正沉浸在消费主义的氛围中。对于正处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消费主义浪潮既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可怕的压力”[11]281。上述趋势也揭示了为何中国学者认为有必要找出一些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保存并纳入这个国家的现代休闲模式中。

       (4)休闲教育。制定能够帮助国民把握休闲价值的休闲教育计划和倡议的必要性也在调查和讨论中显现出来。尽管在强调职业道德和知识追求等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取得了进步，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休闲价值在中国却很少被认可[3，55-56]。Ap引用Schutte和Ciarlante[57]的话，“亚洲人普遍对休闲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当休闲时间仅被用作个人需求的满足时，他们会普遍感到一种内疚感”⑦。当强烈的职业道德意识作为经济社会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以及物质被作为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时，上述趋势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将会被放大。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使高学历和奉献精神成为一种必要条件，这也就导致了休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因此，许多人可能并没有把握住休闲的价值，也确实有人在艰难地寻找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的利用闲暇时间的恰当办法。

       (5)政策问题。当谈到休闲服务供给，本研究的结果也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独特性，包括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制度特点。在美国和加拿大，关于闲暇时间的利用和配置的决策是交给个体的，休闲相关的投资是市政府和民营企业所主导的领域。与美加不同，中国的休闲政策是由中央政府负责监管制定的。因此，研究者势必要去调查研究休闲相关政策制定的方式，其有效性以及政府机构通过何种方式有效推动休闲服务的供给。

       (6)休闲空间和对环境的关注。与国民休闲密切相关的环境危机不仅表现在空气污染方面，公共开放空间的萎缩也被公认为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快速城市化引发的城市公共空间短缺已经被诸多学者作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者具有多元化的学科背景，包括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生态环境科学[58-61]。公共空间的短缺不仅导致中国城市居民户外休闲机会的减少，同时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身体和精神健康、教育基础、社会资本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⑧[62-63]。同时，由于近几年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公共空间的短缺会使社会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64-65]。大都市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也引发了同样的担忧，这种情况使得公众参与户外休闲意愿降低，其引发的健康问题在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尤其显著。此外，城市自然环境的可进入性、环境质量和环境正义也是西方社会休闲研究的焦点[66-67]，显然，在未来中国的休闲研究中这些议题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和西方休闲研究的共同点

       本次问卷调查和集中讨论也找出了西方文献研究中与中国相似的研究主题，这其中包括休闲领域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以及休闲的需求和动机。尽管需求和动机这一主题作为西方休闲研究的基石之一已有几十年的历史[46，48，68-69]，而休闲技术的变化在最近才引起西方研究者的注意⑨[70]。这种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可明显观察到的趋势也出现在了中国社会中，视频游戏、手机、互联网等新的技术正重塑着人们交流、学习、互动以及闲暇时间利用的方式。参与研讨的中国学者认为，未来休闲研究应特别关注技术进步对中国居民休闲行为的影响。

       同时，在客位研究方法上，尽管针对跨国和跨文化休闲研究的呼声已经很高，但是针对如何恰当进行此类研究的说明相对较少。虽然对去殖民化的研究方法仍存在一些争议[41]，但这一方法在所谓的“入侵性非本土观点”(intrusive non-indigenous perspectives)之上，赋予了对本土观点充分的权利和敬意。我们相信，指导此研究的这种合作、协同性的客位研究方法将会使研究成果更加富有见地。

       (三)本研究的不足点和将来研究的侧重点

       总而言之，尽管此次研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次研讨会仅包括28位休闲研究的专家参与，还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并没有在此项研究中呈现。其次，研讨会仅进行了一天的时间，倘若有充足的研讨时间，学者将会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详尽的思考与探讨。最后，此次调查的形式是匿名进行的，随之的讨论是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下进行观点的交流，由于研讨会的参加者是具有不同资历的学者，资历较低的研究者的观点表达可能会受到资历较高的学者或者行政领导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与会受访者自由地进行讨论和观点交换的机会胜过了上述问题的干扰。我们希望这次研究的成果有益于促进中国休闲研究学者的进一步对话，同时在休闲如何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社会诚信水平、社会稳定性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等未来研究方向上提供更广泛、更丰富的信息。

       注释：

       ①B.Liu,“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Consumer's Concep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isure Industry,”2010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Proceedings,6art.No.5486059(2010),pp.568-571,DOI:0.1109/ICCET.

       ②G.Chick,E.Dong & S.Iarmolenko,“Cultural Consonance in Leisure Activities and Self-rated Health in Six Cities in China,”World Leisure Journal,2014(in press).

       ③H.Liu & Z.Li,“Leisure in China,”in G.J.Walker,D.Scott & M.Stodolska(eds.),Leisure Matters:The State and Future of Leisure Studies,State College,PA:Venture Publishing,2015(in press).

       ④Y.S.Chang & J.A.Card,“The Impac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on Contemporary Leisure in China,”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No.ED 350295,1992.

       ⑤X.Wei & M.Stodolska,“Leisure in Urban China:General Trends Based on a Nation-wide Survey,”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2015(in press).

       ⑥根据以下文献修订而得：J.Berry,“Emics and Etics:A Symbiotic Conception,”Culture & Psychology,Vol.5,No.2(1999),pp.165-171; G.J.Walker & J.Deng,“Comparing Leisure as a Subjective Experience with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rùmí,”Leisure/Loisir,Vol.28,No.3-4(2003),pp.245-276.

       ⑦J.Ap,“Inter-cultural Behavior:Some Glimpse of Leisure from an Asian Perspective,”Paper Presented at the Leisure Futures Conference,Innsbruck,Austria,2002,p.13.

       ⑧Y.Zhang,“Urban Open Space Design for the Chines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Planning and Site Design Guidelines,”Master Thesis at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2011.

       ⑨G.Nimrod,“The Roles Technology Play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Leisure,”in G.J.Walker,D.Scott & M.Stodolska(eds.),Leisure Matters:The State and Future of Leisure Research,State College,PA:Venture Publishing Ltd.,2015(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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