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复兴宗族的特征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其对论文,村民自治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3)03-0016-004
我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挑战，这些传统文化主要 体现在物质、制度、精神心理层面上，它们与现代生活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在当前推 行的村民自治的村政民主化建设中表现较为突出。在当前的我国广大西部农村村民自治 建设中，宗族对村级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影响十分明显，它既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也关系 到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日益倍受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为此，学界政界一些人 倾向于强制性取缔。本文就当代宗族复兴的特征、影响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进而认为 在宗族消解过程中，如何加以引导，以促进农村的村政建设，加快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 。
一、现状：当代宗族的复兴与变异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宗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众多海内外学者眼中，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它的宗族性或曰宗法性。正如冯尔康先 生所说：“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 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4年，第27页。)宗族制度产生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对乡村统治，有意识 地利用宗族组织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族制度愈来愈强化。我们剖析 我国传统农村社区的运行机制及历史变迁。不难发现，1949年前，宗族组织一直是中国 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权力一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补充。1949年后，国家权力全面深 入乡村，采取一种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对待宗族组织，取缔了乡绅阶层和宗法秩序， 靠人民公社体制直接控制乡村秩序。宗族组织虽然一度被人为的强制外力所遏制，但是 宗族赖以存在的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农耕性等基础并未真正动摇，这些基础不加 以消灭，那么它的内在生命力就难以消灭，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大多数农民的传统乡村 生活方式依然如故，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社会的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农耕性的村 落生存状态并未改变。因而，一旦人民公社体制改变，强制性外力削弱后，沉寂了近40 年的农村宗族文化在广袤的农村大地逐渐复活并迅速蔓延，对我国广大农村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重生的宗族尽管其作为 农村自然组织的基本特质没有变，但当前，农村宗族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 会条件等与传统的宗族截然不同，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使当代 宗族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聚族而居的宗族环境的变化。
聚族而居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在地理环境上，人为地构筑了一个宗族活动的理想场所 ，它是宗族得以存在的条件，随着现代社会关系向着现代化、开放化、民主化的方向演 进，乡村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发生变迁，农民要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原 来狭小的宗族框架内难以实现。于是，在国家现代化外部力量冲击下，传统的均衡被打 破，使农民的社会生活由过去封闭开始走向开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非农经济的 扩张，比如：离土的乡镇企业和离乡的农民“打工潮”，这导致了乡土性的断裂，从而 促使了宗族观念的淡化。
第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成员间聚合性的松驰。
宗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血缘性是宗族文化的生长点。血 缘关系愈直接，其聚合性就愈强。同一宗族成员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过去， 宗族内人们社会交往互助的圈子也比较狭小，多以堂/族亲圈、姻亲圈为主。现随着社 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不再是传统的单纯划一的血缘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导致血缘关系 网络以外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产生了譬如“同学”、“工友”关系即“朋友” 关系，非血缘关系网络的增多，就意味着发展的机遇多。同时也意味着宗族赖于存在的 血缘纽带的松驰。
第三，以礼俗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动摇。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到乡村，对农村的宗族产生了巨 大冲击。比如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农户家里购买了电视，订阅报纸、杂志 等，还有许多青年农民到外地打工，直接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这些都源源不断地将 现代价值观念、都市生活方式输送到偏僻的乡村。加之，现阶段，国家正在农村推行的 村民自治等民主化建设措施，法制逐渐成为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的有力手段，市场也成为 调节农村经济结构的方式，这就对宗族生存基础的礼俗性社会秩序产生了冲击。
因此，在此文化背景下复兴的宗族，就不可能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原始生态的宗族了 。据笔者这几年来对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宗族现状进行的调查来看，目前，湘西土家族地 区的宗族的影响力还依然存在，呈现出宗族组织形态残缺不全的特征。
到目前为止，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一个完全地复制传统特色的宗族。重 建后的宗族都多多少少有了变迁，跟传统的宗族已不一样了。那么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宗 族的复兴呢?为此冯尔康先生提出了两条标准：一是是否修了谱或者是否有谱?另一个是 否维修或重建了祠堂。(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27页。)若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湘西土家族地区确实复兴了大量的宗族组织。但从 当代复兴的宗族组织特征来分析，体现原始生态的宗族的相关载体与人们有关活动不易 看到了。
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几乎都发现新修的家谱、族谱，比如：《田氏新族谱》、《王氏 族谱》、《彭氏族谱》、《瞿氏族谱》等，但是将新旧族谱进行比较研究会发现，二者 在写作体例上已有许多不同。传统的谱书一般包括谱名、谱序、凡例、恩荣录、先世考 、祠堂五服图、族规家法、传记、年谱等内容。而现行的谱书则较传统谱书简化多了， 主要内容是宗族源流、世系和字辈谱，而且对不合时宜的族规家训进行重新修订，与现 实结合得较紧。
没有族长之类的宗族领袖了。平时调查时，当你去问农民“你们这个宗族有族长吗?” 他们会说“没有”。但当你要详细了解该宗族情况时，他们会说：“我们宗族的事归某 某管，你去问他吧。”其实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在明确的宗族族长虽没有，但是某些 姓氏暗中会有个头头。本宗族内部大小事，大到宗族内的救灾互助，小到兄弟分家、夫 妻吵架多半要找到族长处理；与外族间、宗族间的纠纷磨擦那就更少不了他。使他成为 社区里经常抛头露面的人。当前，这些人一般都有些文化，大多是国家退休干部或教师 ，在本姓的族人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
同姓不同婚，同宗不婚的族规虽也仍然执行，但执行起来已不如过去严格，比如，笔 者所调查一位田氏宗族女子，在读书期间找了一位同姓的男朋友，结了婚，虽在当时遭 到其父母和全族人的“不相认”处罚。这与过去宗族的“沉塘”或“打断腿”等的处罚 要轻多了。
二、后果：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1982年《宪法》中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这一乡村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直 接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依法 办理与村民利益有关的各项村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经过近 二十年实践，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但由于村民自 治在推行过程中，其本身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比如：民主选举不规范、规章制度不 健全、乡村人民参政质量较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没理顺、村干部工作困难得到上 级有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够，村务管理的民主化程度低、方法简单等等。从而导致村政工 作推动困难，甚至有的班子瘫痪，久而久之也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导致村干部与村民之 间关系紧张，有的村民不服。这给宗族组织的复兴以可乘之机。当我们在调查问到“当 你家有困难时，你首先想到的是想请谁帮忙?”这样的问题时，“当然是自己的亲戚啰”，这是大多数村民的直接回答。可见宗族能给他们提供亲近感、安全感、归宿感。在 我国广大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不健全，我国的农村经济不发达的今天，宗族能为村民提 供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寄托和依靠。因而，农村宗族的存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对村民自治工作影响很大，不管是经济落后的乡镇还是经济发达的乡镇，也不管是村民 自治推行早还是村民自治工作推行得晚的村镇，都或多或少存在宗族势力影响。宗族势 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已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宗族势力的强弱主要体现为其在农村 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是否重要，一般说来，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则越活跃” 。(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在我们 这样传统文化氛围较重，宗族势力较强的广大西部地区，村民自治受宗族势力的阻力就 越大，其对村政的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第一，严重干扰村民依法的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是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内容，它也是村民行使自治权利的起点。 村委会的选举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村级领导班子的质量，而且直接关系到村民自 治的效果和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级干部由 村民选举产生，村级党支部书记由上级党委任命，村长与组长则采取上级提名与村民选 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随着宗族势力的不断壮大，在选举中，某些宗族为了本宗族的利 益，徇私舞弊，扰乱选举的现象比较普遍。笔者在永顺县的一些乡镇参加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工作调研时发现，选民在选举投票时，一般以血缘关系来确定自己的选择对象。在 选举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几个不同利益集团。当一个村庄存在着几个大姓宗族时，往往 同姓宗族就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当一个村庄中是同姓宗族，或某个大姓占绝对优 势时，则该宗族内又会按房族分为几个利益集团。比如笔者曾经在永顺调查这样一个村 庄，它由瞿、彭、田、吕、李等几个大姓组成，而彭氏与瞿氏势力最大，结果该村的村 长就由该两姓轮流担任。而现在瞿氏宗族势力明显占强，这几年村长都由该宗族成员出 任，既然是没有其他势力与它可匹敌，于是在此情形下，该宗族内部发生了分歧。瞿氏 宗族本身就分成后头屋、老屋长、河对门等几大房。为此，在每届村长换届选举时，这 几大房就会为此争吵不休，几乎是轮流出任。而且从其他学者调查的材料中，也显示类 似情形。譬如：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山西省长治市的南常村和南通村，被调查的49名选 民中，有18人在投票前与其他家族成员进行了商量，占被调查者的36.7%，其中有11人 是与家族成员进行商讨后投的票，占22.5%。为此，在投票选举前，互相串通，走访拉 选票的更是屡见不鲜。笔者在调查时，某乡的一个宗族能人对我说：“为了将我宗族的 某某人推上村长的位子，我真是挨家挨户、反反复复做工作，直到投票这一天，叫全族 的老小全都参加，一个也不能缺席，原准备赶集、砍柴的都不去了。就这样才好不容易 将他选上了。”另在我所看的资料中，有的村庄的选举更糟，有的村在选举唱票时，乘 机抢走一部分选票；有人在选举时竞抱走了投票箱，使选举被迫中断……这样，致使有 的村委会的选举反复多次才成功。相当部分村委会选举还算不上真正成功。其领导班子 的组成只不过是宗族之间权力均衡的舞台。由此可见，如此的选举是不公正的，不公正 公平的原因在于宗族操纵。
第二，严重影响了村政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将干部治村转变为村民治村，使村民成为自治的主体，它使亿万农 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和保障。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扩大基层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 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实行村民自治实际上是落实村民的主体 地位，还民主权利于民。《村委会组织法》规定，除少数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 “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 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民通过“村民大会”和“村民 代表会议”参与村务、政务以及决定自身重大利益的决策和管理，村民会议有权依法罢 免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涉及全体村民共同利益和村里的大事，都由村民认 真讨论、决定，村委会仅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全体村民通过村民会议直接行使当家 作主的权利。通过村民自治，使广大村民直接参与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自己管理自 己身边事务，使主人翁的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但在80年代后，随着宗族势力的活跃，一些热衷于宗族活动的人，被本宗族人封为族 长或能人，宗族往往通过宗族能人来影响村治。在村委会的选举中，各个宗族都通过各 种手段将本宗族的能人选进村委会领导班子。尽管各宗族推上来的人选都是本宗族中威 望高、“能力”强的人，但是，试想一想，被某宗族认定的“能人”，放在全村那就不 一定了。由于宗族的操纵，在宗族势力活动猖狂的地方，宗族势力与地方政权相结合， 形成了党政族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如湖南省道县的祥林镇，由族长担任或操纵支书的 行政村竟多达14个。(注：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湖南人民出版 社1996年版，第511页。)自宗族能人介入村政后，村政决策和管理因受宗族观念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血缘、地缘的影响，倾向于关照本族干部，大宗族利益，有的事要事 先请教所谓“族长”、“能人”。这当然使本宗族利益得到巨大满足，然而它是以牺牲 它宗族的利益为代价的，使代表公共利益的村委会成为维护本族利益的私家机构。这必 然导致干部与群众、族与族之间矛盾激化，甚至械斗。可见这些村政的决策不可能体现 最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力，只能是以“我族中心”为基点。
其结果，使村民的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其体现为轻“民主”，重“权威”。它操纵 、架空了村政的基层政权，这样就有可能以宗规族约代替村规民约来处理村务。尤其是 这些利用宗族势力被选上的村委会领导，他们以自己是群众选出来的民选干部自居，上 任后公开维护本宗族利益，有的将宗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对抗基层政权，这严 重地干扰了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严重影响了乡镇工作的正常开 展。
第三，严重影响以法治村和村民对村政的民主监督。
实行“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自治法》是实行以法治村和村民对村政的民主监督的 前提和基础。也是村民自治主体地位的体现。完成村政选举只是为村民自治开了个头， 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要使村民自治走向民主化道路，我认为“村民自治法 ”和《村民自治章程》是关键，因它们对村政的管理一切制度化，转变以前“人治”局 面。从笔者所调查的现实表明，一旦村委会选举之后，怎样去治村、管村，许多村民就 不去管了，认为那是村干部思考的问题，对于“你认为你们村应采取什么措施，村才会 更富更强呢?”的问题，大多数人投以的只是茫然的目光，或是淡然的唐突的一句话语 ：“那是干部们的事，我们老百姓哪管那么多。”大多数村民参与民主管理意识淡薄， 更不用说去监督什么领导。因而大多数村虽搭起了村民自治的架子，却没有什么真正的 内涵。
农村的村政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者有章不循，这样干部治村的局面没 有得到改观。在宗族势力把持的村政，出现旧宗族族规取代乡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 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弃法治取人治。因为在宗族观念中人们普遍信奉着“亲三代，族 万年”、“同宗同族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于是在村务管理中，对同族干 部监督较松，对异族干部说是严格按原则办事，不如说是斤斤计较，吹毛求疵。把别族 人对自己本族干部提意见，认为是找岔子，与本宗族过不去，于是千方百计想法子要保 护本族干部，甚至放出话说：“你们想出这样的法子，想把我们的干部拱倒，没门。” 这样在村委会正式之外，就游离着非正式组织的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宗族组织，扮演着 “压力集团”的角色。它们在每当村委会制定、执行相关政策时，以“代言人”身份介 入，迫使村委会做出有益本宗族利益的妥协和让步。封闭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浸润在 乡村基层政治生活，影响了村务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影响着开放的民主政治在乡村的健 康发展。
为此，要使村民自治制度落到实处，就必须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制定村民自治章程， 严格按程序操作，尊重村民意见，要经过村民反复讨论修改，最后交由村民大会或村民 代表会议通过，严格规定村民组织、干部管理、经济管理、社会公益保障和社会治安等 ，涉及农村社区管理方方面面。尤其明确干部的职责范围、工作要求和监督机制等，然 后用《村民自治法》加以保障，上升为法律效力。每隔一定时间，村委会对这段时间所 做的一切工作进行村务公开，然后召集村民进行评议，只有如此村民才真正参与村政管 理，才能真正实现其民主监督的权力，也才能使村民自治逐步走上以法治村的民主化建 设道路。
通过村民自治，增强了村民的民主观念，养成了民主习惯，学会了民主方法，它代表 着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方向，为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了全 民族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的提高，它是建设基层民主政治的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 源泉。宗族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村民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和乡村社会稳定，影响了未来乡 村的政治走向和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然而宗族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宗族文化的复兴是一种内在的自发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下的产物，有其深刻的历 史和社会的根源，同时我认为，当代宗族的复兴并不是原始生态的宗族的复兴，它是有 变化的复归，处于消解中的复归。有鉴于此，我们对其应采取正确的对策，必须进行积 极地引导和限制，不断注入现代文明理念，淡化其封建落后的意识观念，通过加强农村 的精神文明建设，促成其消解，从而使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走向民主健康的建设轨 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