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凄绝的叛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叛逆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期的女性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逃离”几乎是为当时所有女作家所涉猎过的主题。这是女子写作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破开”，是对传统限定的女性身份的一次打碎和撕裂。“逃离”虽是一种真实生活情境，一经书写，便成为女性求取解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中国女性的逃离显然与从西方传来的“娜拉出走”意义有所不同。娜拉的出走是走出吃穿不愁的小康家门，欲在夫妻男女之间争取“自我”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权利。这种在当时连基本生活自立条件都不具备的中国女性看来显得颇为“奢侈”的出走，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的国民基本生活条件有了保障、女人们也在经济上有所独立时，才在当代女作家那里变成一种中国情境。
中国女性的逃亡生涯先是从反抗封建父权家长制开始，尤其是逃婚，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是她们大体一致的出逃线索。西洋北欧的娜拉出走，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走向，以“出去”本身作为目的，似乎有行为艺术的嫌疑。易卜生是借着娜拉和海尔茂夫妻间一场矛盾争斗行使着文学的社会批判职责，意在揭露人性的自私和伪善，而跟女性独立的意旨关联不是很大，至于后者的意义，则都是翻译介绍过来以后国人对其的附会，由于接受者甚众，以至于娜拉不甘心于做玩偶愤而离家出走的“独立”意义远远盖过其他。尽管绝大多数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从都不曾有过如此优裕的“玩偶”生涯，而更多的是飘零际遇和受难历程，但是娜拉的出走行为还是给黑屋子里憋闷已久的中国女性们开了一扇气窗。“走”是过程亦成为结果。尤其令她们中的一些人想不到的是，在自己的悲愤“出走”和“逃离”的延长线上，等待着她们的，同时还有一场“革命＋爱情”的动人风景。
在古代社会宗族、宗法、夫权、神权的限定当中，女性在主观上尚不具备完整的自我解放意识，客观上也不具备出逃的条件。偶尔的反叛与言说，也无非是想象当中对爱情及婚姻自主自由的无限哀怨。现代的逃离，却是要从女性自己的生存遭际出发，将解放的想象变成具体的行动。逃婚、私奔、进城、同居，躲开了封建家长的耳目，去求取婚姻的自主和幸福，世纪初的女性本文中呈现出一派胜利大逃亡的景象。“五四”时期那些激进的女性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过辛酸痛苦或充满期待与盼望的逃离过程。无论是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的逃离，还是庐隐《海滨故人》、《归雁》、冯沅君《旅行》、《隔绝》里的逃亡，或者是丁玲《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逃离，以及白薇《悲剧自传》的逃亡和谢冰莹逃婚参军的《从军日记》，都是女性从死亡之路走向自我救赎的过程。
在这样的逃离场景当中，萧红的自身经历是最富有传奇性的。从逃脱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到落入背信弃义的男人魔爪复又出逃，她的整个生活似乎就是不断陷落和逃离之中循环往复。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她的才气与敏感，她的身体孱弱与言行刻薄，她的文人神经质与北方女子的率真朴拙，她的艺术上的成熟与孩童般的世事未谙……诸种性格奇妙的在她身上杂糅。阶级和党派、民族、国家观念的吸纳，又使她仿佛呈现出倾“左”之势，作品中呈现出许多的觉悟和反抗压迫意识。虽是被划进左翼文学阵营，但是由于对政治的懵懂，使得她在实际生活中心存畏惧而不愿归入任何一个派别之中。由叛逆而得的飘零遭际，她不太长的一生中无尽的逃逸和奔波，愈发加重了她性情中的脆弱和敏感。这一切都使她作品风格在同辈女作家中显得奇异，如鲁迅在给萧红《生死场》的序中所评价“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①
与众多的左翼阵营的男性作家们的表达方式不同，萧红对于国难乡愁的书写，对于时局的忧愤，对于民族国家概念的表达，不是从已有的理论教条出发，以理性来操纵和控制写作；恰恰相反，她是从个人记忆和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从对女性身体的认识和感知出发，在百般遭受欺凌侮辱的乡村底层妇女身上，表达她对彼时乡土中国中人们麻木而又愚昧的生存状况的忧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生死场》中“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② 的生存状况描写，笔墨主要都集中于乡村女性身上：她们的身体、劳作、生殖、疾病、伤痛、被殴、苦难、不被当人看、形同兽类的生活……这一切怀着万分同情和惨痛的描写，皆是因为女性的生活是萧红最谙熟的领地，在那一系列女性躯体伤痛、受难的流血记忆里，分明有着她自己亲历过的凄苦人生经验呵！
没有谁能比萧红更深切感受到作为女人生存的不易。身为女性，一次次逃离、陷落、被遗弃和贫病交加的经历，尤其是她历经的几次亲人的死亡——母亲、祖父、自己的孩子的死——这一切都使她对人性内核及其生与死有了进一步的参透，对于大地、家园及其延伸到最小概念的“家庭”也有了最真切的依附和牵念。“女性的天空是低的”③ 是她于无奈之中发出的最真切的慨叹，也是比别的女作家所具备的更深刻的性别自我认知。懂得了生与死，使她对“阶级”、“革命”、“解放”等等概念的表象予以超越，文本之中无形增加了一份人性深处的洞明。
从她个人的生存遭际入手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萧红笔下，“生死场”其实是一个具有女性先天受难意味的“生殖”与“死亡”之“场”，然后，才是“麻木的愚夫愚妇”们在亡国灭种的灾难中警醒、争取国家民族抗日解放的拼死求生之场。小说《生死场》的前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的都是妇女的灾难，在封建男权专制下，她们根本不被当人看、被当成会生产的畜生一样对待的身体所受灾难，那是只施加在女人身上的民族性的灾难。其中所体现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是“妇女阶级”所受的男权制度的深重压迫和性别歧视，而不是象一般男性作家所写的农村“阶级矛盾”总是由诸如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压迫关系构成；《生死场》的后一部分笔锋一转，描写外来侵略者带来的灾难，那是不光施加于女人同时也施加于男人身上的民族灾难。而无论在什么样的灾难中，女人总是处在最低一层的受苦等级。她们的苦，最痛切的来源是来自于身体所受的苦。翻看萧红的作品，会发现萧红对于女人身体伤痛的记忆总是拂之不去。
“生死场”中的女人是没有欢乐可言的。无休止的田间与家庭劳作给她们带来无尽的身体疲惫；转瞬即逝的青春求偶交配的快乐，也因为会带来怀孕和生殖的连带效果，因而让女人产生恐惧与惊觫。而生殖，对女人而言，更是过鬼门关，在炼狱里挣扎，不死也得扒层皮。《生死场》中，萧红对于女性生殖的生与死意义的认识和书写，甚至远远超过其后半部分对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意义的书写和认识。围绕着“生殖”其实也就是女人的“生”与“死”这个议题，作者循环往复，从前因到后果，尤其是其过程，铺排渲染得十分细密。对于人类来说，其“生殖”如同牛羊鸡犬的生殖一样，是“种”的繁衍和延续；而对于女人来说，这却是受难的行程，是在跨越“生”与“死”的门槛。而在这样的疼痛与流血的生死关头，她们自己却往往无法主宰，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
“生殖”的过程，是同性交、怀孕、流血、疾病、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生理流程，都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生殖的前因是性交，对男人来说，那是动物发情一样的不可遏止的欢娱，对女人而言，就因为它会带来怀孕，因而导致她会产生惊恐和厌恶！十七岁的金枝未婚先孕，她的感觉是：
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里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惧把握著了。奇怪的，两个蝴蝶叠落著贴落在她的膝头。金枝看著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④
不仅如此，而一旦女人身染疾病，就会落入悲惨的境地，身体变形，流血，丑陋，再无生的意趣，生命成了苦难的载体。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瘫痪了，整天悲苦凄惨的呻吟哀求，她的丈夫都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反过来还虐待她，想法折磨她，不给她被子盖，残忍在她身子周围用砖依住。“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这个变了形的身子，丑陋不堪，简直难以目睹，“她的腿像一双白色的竹竿平行著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最难以忍受的是，当王婆用麦草揩着她的身子，擦臀部下时，觉得有小小白色的东西落到手上，借著火盆边的火光去细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虫。月英的臀下是腐烂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月英的身体成了蛆虫们的洞穴！
女人的躯体由于受尽迫害逐渐变成了一个龌龊的东西。萧红不惮于描写这些女性身体上的丑陋和龌龊。而生殖更是可怕，萧红干脆把生产叫作“刑罚的日子”，是它把女人的全部恐惧、灾难都推到顶点：
家中的婆婆把席下的柴草又都卷起来，土炕上扬起灰尘。光著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
黄昏以后，屋中起著烛光。那女人是快生产了，她小声叫号了一阵，收生婆和一个邻居的老太婆架扶著她，让她坐起来，在炕上微微的移动。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著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
她受著折磨，产婆给换下她著水的上衣。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著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用人拖著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著。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著血。⑤
五姑姑的姐姐生产仿佛生灵涂炭，而她的丈夫——那个酒疯子，还要闯进来用手撕扯幔帐，厌烦地打她：
他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来投向那个死尸。母亲过来把他拖出去。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
……忽然那个红脸鬼，又撞进来，什么也不讲，只见他怕人的手中举起大水盆向著帐子抛来。最後人们拖他出去。
大肚子的女人，仍涨著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
金枝、傻婆娘，李二婶子的生产过程，莫不如此。金枝拖着大肚子洗衣做饭，挨骂，临产前一天，还被丈夫纠缠着做房事，险些出生命危险；产后十天后就又下去干活，屋里“小金枝哭着在呼唤她。”生命在昏天暗地里循环往复。女人的灾难也在循环往复。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著。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
暖和的季节，全村忙著生产。大猪带著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著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⑥
这就是乡村里生存和死亡的实在意义，也就是不知不觉、无知无觉的“种”的繁衍和延续的意义，亦即是那个“场”的实在意义。尽管《生死场》一直被归为是抗战的主题，鲁迅在《生死场》的序中评价它：“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⑦ 然而本文中萧红对于女性身受多重迫害的黯然神伤、感同身受、悲天悯人……却构成了作品打动千万人心的关键情节。几乎在所有篇章中，女性命运的悲戚，都一直是萧红精心营造的主题。她作品中的每一位女性都是乡下平凡的妇女，她们的共同特点是身世悲惨凄凉。
除了《生死场》之外，《王阿嫂之死》的王阿嫂，《牛车上》的五云婶，《小城三月》中的翠姨，都是被封建制度欺凌逼迫而死。《呼兰河传》中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是又一个典型：那个还未成年的小姑娘整天在婆家挨打受骂，活泼伶俐的小女孩硬是被折腾病了，婆家又听从跳大神的挑唆，把她塞进滚烫的大热水缸里洗澡“驱魔”，三进三出，最后小媳妇活活被折磨死了……萧红诉尽了底层妇女的苦难，对于男权的压迫有着一贯的愤懑和批判。对于乡间的男女不平等她满怀讽刺的说道：“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至是招打的原由。”“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⑧ 在那些挨打受骂被欺凌的妇女身上，她不光是寄注着自己的同情，同时，也倾注了自己太多的婚姻不幸、飘零逃亡的生命体验。她总是不断的絮絮私语：“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女性作家中，能够将乡村题材写得好的，可以说寥寥无几。或是因为她们没有乡村生活的丰富体验，或是因为小资情调影响，虚荣的城市化立场的泛滥，对城市灯红酒绿霓虹闪烁繁华生活的向往，致使她们将注意力对准了城市中间一份浮华喧闹的生活，而对描写乡村生活场景显得不屑一顾。即便是那些本是来自于乡野农村的，也要极力掩饰自己的出身经历，努力将自己厕身于城市人的行列中。萧红却是个例外，她对乡村场景的描写出自天然又饱蘸情感。无论书写什么题材，萧红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视点放在一个不适当的位置，没有那个时代小资女人通常怀有的孤高自傲或盲目自恋的毛病。作为女性个体的不幸的生命体验和记忆，使她总是十分虔诚而朴素的描写她所能感知到的一切生活，尤其是她身上具有的天然的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情感非常动人。她的朴素和真诚是其作品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能够打动人心、受到男人与女人共同喜爱的一个根本原因。萧红本人在个性上的质朴与率性、自然与真诚，也不会令任何出身卑微的革命文艺领导者在她面前感到自卑。由此多少可以理解她为何一直成为革命文艺旗手如鲁迅到普通革命文艺领导者所共同喜爱和提携的对象的原因。
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妇女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本身就带有“革命性”。当我们在谈论20世纪初女子加入文学写作群体的政治意义时，许多人都忽略了它的经济意义，或故意对其在经济上的盈利视而不见。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是不恰当的。妇女从事职业写作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标志着经济上的独立。娜拉出走的致命症结——由于经济上不能自立，致使她此番出行的结果，或是回转身来，或是当妓女，这已经早被鲁迅先生所洞悉。而通过写作来赚钱，使它成为女子自立的手段——这是在形式上和写作的最直接效益上区别于古代女子写作之处，也是建立现代性民族国家理想之于妇女的最初的最实惠的利益。如果女子的吟诗弄文仅仅停留在古代“绣余”、“红余”所做的“风雅游戏”一类基点上，仅仅停留在情感自慰和交际应酬唱和的层面，那么它所赋予女子的自由意义将根本无法凸现。写作只有成为了合法谋生手段，它的自由和独立意义才是有效的。现代两种新型的女子自立方式：一种是将自身加入革命，从中取得薪俸；一种就是从现代稿费制度中获取自己劳动所得，通过写作赚钱养活自己。正是这两种方式使得她们的逃离出走，有了经济的保障和基础，也使她们自身的解放有了真切实在的意义。
即便如此，写作之于中国妇女的经济独立意义，比起西方妇女来也要晚了一个多世纪。“十八世纪以来成千的妇女，全靠翻译或是写无数的坏小说，来增加她们的针线钱或是救济她们的家庭。……在十八世纪末叶妇女思想显出极度的活跃——谈论，集合，写些文章评论莎士比亚，翻译古典文学——这些都起源于妇女能又写作赚钱这个实在的事实。凡是不能赚钱就成为无价值的东西，只要一能赚钱就立刻身价十倍。”⑩ 20世纪初的女子通过写作赚钱是个不可以小觑的改变，在当时的历史转折时期绝不仅仅是对她们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的一种商业评估，而是对女性这种在文化上“僭越”行为的一种现实肯定，也暗含了某种历史的评价。她们的文化命运就从“写作”这一具体事件上改变了，其历史文化命运从此而由自身改写。
注释：
①⑦ 鲁迅：《生死场·序》，《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② 胡风：《生死场·后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③ 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④⑤⑥ 《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⑧ 《呼兰河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⑨ 骆宾基：《写在〈萧红选集〉出版之时》，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52页。
⑩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