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庄子》残卷叙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庄子论文,残卷叙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1—0090—08
《庄子》是先秦道家的集大成之作。据《史记·老子列传附庄周传》云：“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一书共有五十二篇。现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庄子》刻本则是《覆宋本庄子注疏》[1][P489～818]。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发掘的汉文帝时汝阴侯夏侯竈夫妇墓地的一号墓内，发现了一些竹简，其中有《庄子》遗文数条：《则阳篇》一条，《让王篇》一条，《外物篇》六条。汝阴侯夏侯竈夫妇下葬时间在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2][P10～14]。虽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庄子》写本（早于《覆宋本庄子注疏》一千多年）。可惜所存内容极少，每条竹简仅存数字，不能让我们具体了解汉代《庄子》全书的情况。
所幸在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庄子》及《庄子》音义残卷，涉及今存《庄子》33篇中的23篇（其中《天运》、《刻意》、《知北游》为全篇），内容约占《庄子》全书的三分之二。这些残卷的抄写时代无疑早于《覆宋本庄子注疏》。因此敦煌本《庄子》残卷可说是今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庄子》版本。
《庄子》残卷的面世，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对此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学者是罗振玉，他首先对自藏的《南华真经田子方品廿一》作了考订，写成了《南华真经田子方品残卷跋》一文，指出残卷题名“品”字的由来[3][P804]。随后又在《敦煌本庄子郭象注残卷跋》中提到了P.2508、P.2508v、P.2531三个残卷，谈及敦煌本《庄子》分章的问题[3][P505～534]。后来他还对上述四件写卷作了《南华真经校记序》及《南华真经校记》[4][册3.P1076～1106]。此后刘师培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提到了P.2531残卷抄写年代并对此卷作了校记[5][P2020]。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对P.2508、P.2508v、P.2531三件写本作了研究，提出了敦煌本《庄子》分章的问题，并对卷中一些文字作了校记[6][卷2.P.30]。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详细介绍了S.796、S.1603、S.615、S.77、P.2508、P.2508v、P.2531、P.3789八个残卷的情况，也对前面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概括，对某些残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作了校记[7][P247～254]。
然而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制，上述学者的研究方法大多据残卷中避讳字来判断残卷的抄写年代及对残卷作序、跋及简单的校记。这种研究方法缺少系统性。
对《庄子》残卷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首推日本学者寺冈龙含，他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庄子》残卷的论文。他的论文全部收入《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校勘记》[8] 与《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9] 二书中，这两本书是目前研究《庄子》残卷最详尽的著作。而且他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庄子》残卷影印成《敦煌本郭象注南华真经辑影》一书，因当时敦煌遗书还没有公布，因此它是一本难得的《庄子》残卷资料总汇。可以说，他对敦煌《庄子》残卷研究用力最勤，研究最全面，成就也最大。王卡认为《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校勘记》是整理《南华真经》郭象注本最好的成果[10][P366]。但他的研究成果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他只收了17号《庄子》残卷及2号《庄子》音义残卷。纵观他书中的结论，其中也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后文详叙）。而且他的《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校勘记》，一般只列举敦煌本与诸多传统本文字的差异，大多没有自己的论断。
有关残卷校勘方面的研究，除了寺冈龙含的《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校勘记》外，还有刘文典的《庄子补正》[11]，杨明照的《庄子校证》[12][P119～114]，王叔岷的《伦敦博物馆敦煌庄子残卷斠补》[13]、《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14][P161～170] 及《庄子校诠》[15]，由于当时有一些《庄子》残卷深藏高阁，他们未能收齐所有《庄子》残卷，因此只是利用了一部分《庄子》卷号进行校勘。
寺冈龙含之后，《庄子》残卷鲜有人问津，敦煌本《庄子》研究也进入沉寂期。后来在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有关《庄子》残卷研究论文，如楠山春树的《道德经类——附庄子，列子，文子》[16][P51～52]，王运生《敦煌残卷南华真经、庄子及世传本之比较研究》[17][P59～65]，谭世宝《敦煌文书〈南华真经〉诸本写本之年代及篇卷结构探讨》[18][P79～86]，这些研究《庄子》残卷的文章，大都没有超出寺冈龙含的研究范围。有些观点仅是对寺冈龙含的进一步陈述而已。此外许建平师发表了《伯三六○二残卷作者考》[19][P177～183]，以详实的材料考证了P.3602为徐邈的《庄子集音》残卷。王卡新近出版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书中共收录了22个敦煌庄子残卷，但他的庄子残卷叙录较为简洁[20][P180～184]。
综上所述，可见对敦煌本《庄子》残卷的研究，尚有许多领域需作深入挖掘。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罗了21件《庄子》残卷，包括伯希和编号11件，斯坦因编号7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1件，俄敦编号1件，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2件。对残卷的完缺情况、定名依据、前人所作考证之得失，及其在文献、版本、校勘上的价值作详细叙录。
P.3204《庄子·逍遥游》
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以为“文选残节”[21]，《敦煌遗书总目索引》[22] （以下简称《总目》）定为《庄子逍遥游篇》，《敦煌宝藏》（以下简称《宝藏》）定名《庄子内篇逍遥游郭象注》，《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fonds Pelliot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23] （以下简称《法目》）定名为《庄子》（郭象），施萍婷主撰稿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以下简称《新编》）定为《庄子逍遥游篇》。起“此小大之辩也”之注“故再出”之“再”，至“彼且恶乎待哉”之注“至于各安其性”，共22行①，每行15字，第14行至18行下半部残损无字，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书写优美，字迹清晰，“世”字不讳。写卷疑抄于太宗朝之前。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校勘记》有此卷校勘记。②
P.2563《庄子·大宗师》
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无定名，《总目》定为《庄子残卷》（郭象注），《宝藏》定名《庄子残卷》，《新编》承《总目》亦定为《庄子残卷》（郭象注）。其内容实为《大宗师》篇，共32行，每行13字，前三行部分残缺，后三行大部分残缺。正文单行大字，郭象注双行小字，起“使我乘成以随”之“我”至“得也然”。书法精美，行款疏朗，卷中“世”字不讳。此卷疑抄于太宗朝前。
S.796《庄子·肤箧》
《宝藏》定为《庄子》，《总目》定为《庄子》（郭璞注），《英藏敦煌文献》（以下简称《英藏》）定为《庄子郭璞注》（胜箧）（笔者按：《英藏》误“郭象”为“郭璞”），《新编》据《宝藏》定名《庄子》。共51行，每行13字，正文单行大字，郭象注双行小字。起“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注“耳目者之所贵也”之“耳”，至“哼哼已乱天下矣”注“哼哼以己诲人者也”。卷中“世”、“民”、“治”不讳，书写优美，卷面清晰，盖抄于六朝时期。
卷后有供养人题记，其题云：“清信佛弟子阚良赞（《新编》录作“关良赞”，当误）为亡父写小钞一卷，乙巳年三月廿一日大番国沙州寺永寿寺僧法原写毕。”卷尾有“一生独立不增移诗三首”（《英藏》作二首，误），卷背有“略抄本一本”、“小抄一卷”的佛经内容。据题记“小钞一卷”内容知，该题记是针对卷背的“小抄一卷”而题写的，而且题记与卷背小抄的笔迹一样，从而可进一步确认题记与庄子残卷无关。然《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的编者据写卷题记“乙巳年”疑抄于公元825年[24][P41]。罗振玉的《南华真经校记》与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有此卷的校记[7][P251]。
S.1603《庄子·天道》
《总目》定为《南华真经天道品第十三》（郭象注），《宝藏》、《新编》定为《南华真经天道品第十三》，《英藏》定名《庄子郭象注》（天道篇第十三）。共42行，每行17字，正文单行大字，郭注双行小字。起“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的注文“心也”之“心”，至“古人之糟魄也已夫”的注文“与时变化而后至焉”，卷尾有“辨经各品论玄奘译”几字，卷背为“辨中边论卷第二”。卷中“世”、“显”不讳，寺冈龙含以为“虓”、“
”、“渊”这三字缺笔（“渊”字可能是俗体字，而不是缺笔），然细审残卷，“虓”、“”二字并无缺笔，寺冈龙含之说不可取。疑写卷抄于六朝时期。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有此卷校记[7][P251]。
书道本《南华真经天运品第十四》
卷题《南华真经天运品第十四》，原为中村不折旧藏本，现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写卷首尾齐全，凡233行，每行14字。正文单行大字，郭注双行小字。从“天其运乎”至“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字体秀丽。卷中“虎”、“柄”、“民”、“隆”字皆缺笔（其中有一处“民”不缺笔、可能是抄者一时疏忽所致），然“世”、“治”、“显”不缺笔。在敦煌道经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类似的情况，如P.3768《文子·道德第五》，卷末载有“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肃林记之校定”等字样，然卷中“世”、“民”、“治”三字也不讳。这种情况与《南华真经天运品第十四》极其相似。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南华真经辑影》有此写卷图版[25][P27～51]。
P.2508《南华真经刻意品第十五》
卷题《南华真经刻意品第十五》，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以之为“南华真经”，《总目》定为《南华真经刻意篇（卷第十五）》，《宝藏》定名《南华真经刻意品第十五》，《新编》定为《南华真经刻意篇第十五》，共60行③，每行16字，正文单行大字，郭注双行小字。写卷首尾齐全，起“刻意尚行”至“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写卷书法精美。卷尾有“南华真经卷第十五”几字，卷背为“大乘稻芊经隋听疏”与“《庄子徐无鬼郭象注》”内容。卷中“世”讳，而“治”不讳，罗振玉据此定为太宗朝写本。写卷最初收入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3][P804] 一书。罗振玉《南华真经校记》与马叙伦《读书续记》有此文校记[6][P30]。
S.615《南华真经达生品第十九》
《总目》、《宝藏》、《英藏》、《新编》均定名为《南华真经达生品第十九》，共175行，每行16字，从171至175行上半行残。从“达生之情者”到“寡闻之民也吾告以至”中的“至”，正文单行大字，郭注双行小字。卷背为“佛经戒律”。卷中“虎”、“民”、“世”皆避讳。王重民《敦煌残卷叙录》据此断为太宗时写本[7][P250]，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26][P205] 也持相同观点。又《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认为此乃“第七世纪的写本”[24][P41]。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有此卷校记[7][P251～253]。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有此卷的录文及校记[27][P355～367]。
P.2531《庄子·山木》
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认为是“庄子山木篇”，《总目》定为《庄子山木篇》（郭象注），《宝藏》、《新编》定名《庄子山木篇》。共158行，每行15字，第8～12行下残。起“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的“也”至“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卷中“民”、“虎”皆缺笔。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云：“书法秀逸，渊、民及从虎之字，均缺笔，恒字独否，则书于穆宗以前矣。”[5][P2021]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26][P374] 也引用刘师培此观点。此卷初收入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一书，后又收入寺冈龙含《敦煌本南华郭象注南华真经辑影》。罗振玉的《南华真经校记》及马叙伦的《读书续记》有此卷校记[6][卷2·P30]。
BD.14634＋？＋P.3789《南华真经田子方品第廿一》
卷题《南华真经田子方品第廿一》，原为罗振玉贞松堂藏本，今存国家图书馆，编号BD.14634。凡84行，起“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至“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者也”之注“所谓者我也而我与变俱故无失也”。卷中“虎”、“民”缺笔，罗振玉认为“虎、渊、民三字皆缺笔，书法精善，出初唐人手”[3][P803～804]。此卷最早收入罗氏《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一书[3][P793～801]。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与罗振玉《南华真经校记》有此文校记。
P.3789，《宝藏》定名《庄子田子方郭注》，《总目》定为《庄子》（郭象注），《法目》定为《庄子》（郭象），《新编》定为《庄子》（郭象注），内容为《庄子·田子方》。凡63行，每行16字，正文单行大字，郭注双行小字。起“有一史后至者”之“史”，至“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之注“存亡更在于心之所措耳，天下竞无存亡也”。卷背为“维摩经疏释（拟）”，卷中“民”不讳。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有校记。
王卡认为BD.14634“纸质笔迹同P.3789，原系同一抄本，但文字不直接连续”[10][P366]。
书道本《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
卷首题名为《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敦煌遗书散录”所载的0905号题名“盛请写南华经知游品一卷”，即为该篇[22][P366]。写卷首尾齐全，凡260行，每行17字。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起“知北游于玄水之上”至“齐知之所之则浅矣”之注“夫由知而后得者假学者耳，故浅矣”。卷尾有“净土寺藏经”印记。卷中“世”字避讳，为唐写本无疑。此卷最初由苏子培任敦煌典史时所得，后来归龚煦春所有，最后写卷辗转落入日本学者中村不折手中。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南华真经辑影》有此卷的影本[25][P114～136]。《唐抄本》有此影印文40行，可惜只有首尾[28][P116]。
P.2508v《庄子·徐无鬼》
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以为“南华真经”，《总目》定为《南华真经徐无鬼篇郭象注》，《宝藏》定为《庄子徐无鬼郭象注》，《新编》定名《徐无鬼篇》。共82行，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起“耳”至“是尚大不惑”之注“随世为民耳”。卷中“世”、“民”避讳。最早收入在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罗振玉《南华真经校记》与马叙伦《读书续记》有此文校记[6][卷·P30]。
S.77＋P.2688《南华真经外物品第二十六》
S.77，《总目》、《宝藏》、《新编》定为《南华真经物外品第二十六》（“物外”当为“外物”，《总目》定名可能为排版之误，此后《宝藏》、《新编》仍沿袭《总目》之误，似不可解）。《英藏》定为《庄子郭象注》（外物）。共46行，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起“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的注文“则随形所遭而陷于忧乐”之“遭”，至“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卷中“世”、“民”皆避讳，王重民以为“虎、渊、民避讳，太宗时写本”[7][P250]。《敦煌古籍叙录》有此卷校记。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有此卷的录文及校记[29][P75～78]。
P.2688，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认为“庄子残卷”（8世纪时所书），《总目》定为《庄子外物篇残卷》，《宝藏》定为《庄子外物篇》，《新编》定为《庄子外物篇》（残卷）。共56行，每行17字。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起“两忘而闭其所誉”至“虽然若是者”，卷中“世”字避讳。背面为《维摩诘经》。又S.77结尾和P.2688开头刚好缀合，且笔迹一样，当为同一卷之裂。
前人为敦煌本《庄子》作校勘，只拿《庄子》传统本与之作比照，如下文提到的明世德堂本，然这样的校勘往往得不出结论。如残卷“能避余且之；知能七十钻而无遗荚，不能避刳肠之患”。此句中的“七十”二字，按阜阳出土汉竹简《庄子·外物篇》作“事七十兆而无遗荚故不能”[8][P10]，《太平御览》卷399引作“占梦者曰此神龟也君乃刳龟以卜七十钻而无遗”，《翻译名义集》集二引作“使献之乃刳之以七十钻而无遗”，高山寺本④ 也作“七十”，《覆宋本庄子注疏》⑤、《宋刊南华真经》⑥、《南海真经义海纂微》⑦、世德堂本《庄子》⑧ 皆作“七十二”。可见《庄子》古本作“七十”，盖“七十二”为后人臆改。
S.3395b＋？＋S.9987B1《庄子摘抄》（徐无鬼、庚桑楚、知北游、田子方）
S.3395b，《总目》定为《庄子》（知北游，田子方残文），《宝藏》定名《庄子·知北游》，《新编》定为《庄子》（知北游、田子方残文），《英藏》定名《庄子郭象注摘抄》（知北游，田子方）。内容为《徐无鬼》、《庚桑楚》、《知北游》、《田子方》的摘抄，共61行，起《庚桑楚》“与之邀乐于天吾与之邀”的“与之邀”，至《田子方》“而其钓莫钓”。《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认为“此卷《徐无鬼》，《庚桑楚》，再《知北游》，后《田子方》，与今本恰恰相反”[24][P41]。卷正面为“医方”与“相书”两部分内容。写卷残缺，上部残甚，下亦有残，字迹模糊，抄在卷背上，疑为唐后期抄本。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附录有此卷录文，张弓的《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有此卷的简体录文[30][P132]。
S.9987b1，《英藏》定名《庄子郭象注摘抄》（田子方），存9行，字迹模糊，卷同一侧还有“S.9987B2（备）《急单验药方卷并序》”与“S.9987B3《裁衣吉日》”内容。卷正面为“S.9987A急单验药方卷并序”。从笔迹上看，S.9987b1与S.3395相同，故《英藏敦煌文献》云“参见S.3395残卷”。荣新江认为“S.3395背与S.9987b1为同一抄本”[31][P147]⑨，可见它与S.3395是一卷之裂。由于残缺严重，两者不能直接缀合。
P.4988《庄子·让王》
《总目》、《宝藏》、《新编》定名《庄子残卷》，《法目》定为《庄子》，其内容为《让王》篇，共28行，每行17字。起“亶父可谓能尊生”之“亶”，至“事”⑩。卷背为“目连变文卅四行”。卷中“世”字避讳，可知此卷为唐写本。
дx00178R《庄子·渔父》
《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简称《俄藏》）定名为《庄子》，在其第1册彩页第30号刊出残卷12行，后在第17册353页中全文刊出。其内容实为《庄子·渔父》篇残卷，凡22行，每行17字。残卷前八字残缺，不可辨认。起“动于外”之“动”至“先生不羞而”。卷背为“五德者福田经云及沙弥十戒文”佛经内容。残卷书法工整，卷中“世”缺笔，孟列夫以为“八至十世纪写卷”[32][P566]。
дx00178R与P.4988每行皆17字，卷中“世”字皆避讳。书法精美、行款疏朗、字迹相同，如“不”、“也”、“之”、“为”、“人”、“身”等字的笔锋一样。可见P.4988、дx00178R当出自同一抄手。
P.2495《列子张湛注庄子郭象注合抄》
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认为“庄子首十五篇并序文、郭子玄注”，《总目》定为《庄子节本》，《宝藏》定名为《庄子郭象注》，《新编》定为P.2495a《列子》与P.2495b《庄子节本》，《法目》定为a《列子》、b 《庄子》（庄子三祑合卅三卷郭子玄注）。可见此卷有《庄子》与《列子》两部分的内容，而伯希和误《列子》残卷内容为序文。残卷共253行，每行为20字左右，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庄子》内容从第31行“庄子三祑合卅三卷郭子玄注”至卷末“吾跳梁井干入休缺之崖赴水则”，共222行，篇目依次为《逍遥游》、《齐物》、《养生主》、《人间世》、《大宗师》、《应帝王》、《骈拇》、《马蹄》、《祑箧》、《在》(11)、《天地》《天地》(12)、《天运》、《刻意》，篇目的排列与通行本相同(13)。而外篇第十五《刻意》篇共存有15行，除第1行“其寝不梦，其觉不忧，众人重利，廉士重名”为《刻意》篇内容外，其余从“孔子游于宋匡”至“赴水则”14行是《秋水》篇内容，然写本混入《刻意》篇。据此知写卷漏抄内篇第五《德充符》篇、外篇第十六《缮性》篇。因而亦知残卷《庄子》部分所存者实为内篇六卷，外篇九卷。而《宝藏》误为内篇七卷、外第八卷。残卷首尾缺。王卡对其中的庄子部分定名为《庄子郭象注节抄》[20][P182]。卷中“世”、“民”、“治”或讳或不讳，“虎”字不讳，其为唐写本无疑。严灵峰的《先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以为“《庄子》卷中‘民’、‘治’缺笔，当为太宗写本”[33][P3～4] 。王运生的《敦煌残卷南华真经、庄子及世传本之比较研究》以为“此卷的抄写时间应在高宗太宗甚至高祖之前，因为卷子里对这四个皇帝的名字（治、世、民、渊）一律都不讳”[17][P62]。二者之说显误。
残卷最初收入小岛祐马的《沙州诸子廿六种》，随后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与《敦煌本郭象注南华真经辑影》也有此卷影印文，且在《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中有此卷录文。《敦煌宝藏》第130册欣赏篇有此卷清晰的图版。饶宗颐《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对此卷有稍详的解说。他以为此卷为“列子与庄子的节钞本，此卷凡所节钞庄子本文作大字，双行小注之中亦多为庄子某篇之本文，只是注曰以下即取自郭象之注，似抄写时随意摘录，无定例可犹。”[34][册8·P222] 我认为P.2495庄子部分为庄子某氏注，是当地学习庄子的一种教学笔记[35][P83～92]。
P.2495《庄子》残卷首题为“庄子三祑合卅三卷郭子玄注”，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云“郭象注庄子三十三卷”相合，它是现存敦煌残卷卷题中唯一称“庄子”而不称“南华真经”的残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载十卷，可见唐时，已有人改郭象注《庄子》三十三卷本为十卷本，随后《宋史·艺文志》等皆作十卷。现存宋刻本《影宋本庄子注疏》、《宋刊南华真经》也均作十卷。随后亦然，渐成定本，流传至今，此乃后人所改，非郭象之旧式。
残卷P.2495是现存《庄子》残卷中最长的卷号，在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兹举几例，以窥一斑：
残卷“其犹樝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中的“樝”字，覆宋本、宋刊本、道藏本、世德堂本作“柤”，《初学记》卷21、《太平御览》卷610、966引作“犹樝梨橘柚”，也作“樝”。《礼记·内则》：“柤棃曰攒之。”《尔雅·释木》作“樝棃曰钻之”。另一敦煌本卷子《南华真经天运品第十四》作“樝”，可为比勘。“樝”、“柤”显然为古今字，后人改“樝”为“柤”字。《说文·木部》：“樝，樝果，似而酢。”“柤，木闲也。”故黄侃《说文段注小笺》云：“山查本作樝，今借柤字为之。”[36][P165] 但《干禄字书·平声》云：“柤、樝，上通下正。”则在唐时，此二字已可通用。然求其溯，仍当以作“樝”为正。写卷作“樝”，当是《庄子》原貌。
残卷“孔子游于宋，匡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息”中的“宋、匡”二字，覆宋本、宋刊本、道藏本、世德堂本作“匡、宋”。案：《太平御览》卷437引“庄子曰孔子（游于宋，匡人围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问曰：‘围者数重弦歌’）”，《淮南子·主术》：“（孔子）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分亦明矣。”二者皆作“匡、宋”，与敦煌本合。可见《庄子》古本原是如此。
P.3602徐邈《庄子集音》
《总目》、《法目》定为《庄子音义》（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庄子》音义），《宝藏》定名《庄子释文》，《新编》定为《庄子释文残卷》。起《骈拇》“而侈于性”之注，至《在宥》“嚆矢”条，凡71行。卷背为《神龟推违失法、孟遇禄命一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以为“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残卷》，疑为陈隋间写本，故较今本异同甚多。”[7][P253～254] 然学者多疑此说，日本学者小岛祐马首先判定该写卷为徐邈《庄子音义》[37]，此后寺冈龙含在《敦煌本郭象主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亦指出它的作者是徐邈，以为是徐邈《庄子音义》残卷。阪井健一肯定了小岛与寺冈的结论，并将该写卷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徐音作了对比，分析了两者声韵体系上的异同[38][P13～24]。许建平师在《伯三六○二残卷作者考》中不仅详细考定残卷的作者为徐邈，并认为该写卷并非徐邈《庄子音》，而是徐邈《庄子集音》的一部分[19][P362～377]。寺冈龙含对此卷有校录[9][P396～404]，《敦煌音义汇考》有录文及校记[39][P362～377]。黄华珍的《庄子音义研究》通过P.3602与陆氏的庄子音义对比，得出的结论支持小岛祐马的观点[40][P102～150]。不过严灵峰认为“此残卷决非徐氏之书也”[41][册42·P76]。
S.6256《庄子音义·让王》
《宝藏》定名《字书》，《新编》定为《字书残片》，《英藏》定名《庄子音义（让王品）》，共7行，存下端一角。楠山春树《道德经类——附庄子，列子，文子》云：“一说与P.4988《庄子·让王》同一写本。”[16][P53] 然考写卷中“无”、“苴”笔迹不一样，可见上述说法不可取。何况一个是音义残卷，另一个是《庄子》正文残卷，两者根本不同。卷中引“李颐云”作全称（《新编》云“注引‘李显’曰”，误）。寺冈龙含认为是徐邈《庄子音义》短残简并对此作了校录[9][P405～406]。许建平师在《敦煌音义汇考》对此文作了录文及校记[39][P378～381]，且疑之为P.3602残卷一部分。
P.4058V《庄子·天下篇音义》
《宝藏》（132册602页下栏）无定名，《新编》定名《陆德明庄子音义》，《法目》以为《庄子音义》（陆德明）”。同卷面有《粟账》及《春秋左氏传集解七行》内容，其实残卷夹在《粟账》及《春秋左氏传集解七行》中间，前为《粟账》残卷，后为《春秋左氏传集解七行》残卷。《宝藏》未定名，可能编者一时疏忽。残卷首尾残缺，存18行，第8行至18行下半部皆缺，起“卵有毛”之注“必”至“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之注“止也质薄而可”。卷正面为《残星占书》。残卷引“李云”作“李颐云”，与P.3602残卷引同，而《释文》作“李云”。另外注音也有不同之处，如“凿”字《释文》作“曹报反”，残卷作“在到反”；《释文》作“轮不蹍”（本又作跈女展反），残卷作“轮不跈”，注音为“乃展反司□跈□”。可见残卷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不同，而与P.3602《庄子音义》体例相似，然《法目》、《新编》以为是陆德明的《庄子音义》一部分，当误。许建平师《残卷定名正补》有考，文中疑其亦为东晋徐邈《庄子集音》残卷[42][303]。
附录
P.2456《失题道经》中的庄子残卷
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以为“大道通玄要”，《总目》定为《大道通玄要卷六，又第一并序》，《宝藏》定名《大道通玄要卷第一并序》、《升玄内教经卷第八》、《老子道经卷上》、《文子道元第一》、《妙真经卷上》、《灵宝自然经诀》、《上清太极宝签上说卷》、《庄子外篇知北游第廿二》、《老子德经卷下》、《上清经三天正法卷》、《灵宝洞玄法轮经卷》、《神仙钩注经》、《妙真经卷上》、《文子九守第三》、《升玄内教经卷第三》、《上清化胎精中经卷》、《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经卷》、《文子微明第七》，《新编》定名《大道通玄要卷六、卷一并序》。其中《庄子外篇知北游第廿二》存五行，起“东郭子问道于庄子”迄于“下俞况”，首尾残缺。在上述道经中，《大道通玄要》的成书时间为最晚，约在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43][P344]。抄写时代应该不会早于唐玄宗时期。这里附带提一下，残卷最后二行为“列子天瑞篇第一”及“天化四有”四字。而《宝藏》定名未包括《列子》内容。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2005年度科研计划项目（20051901）
收稿日期：2006—03—25
注释：
① 王运生《敦煌残卷南华真经、庄子及世传本之比较研究》作“27行”，他的“27行”可能以每行小注也算为一行，刚好27行，当误。
② 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校勘记》另有P.2563、S.796、S.1603、《南华真经天运品第十四》、P.2508、S.615、P.2531、P.3789、《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P.2508v、P.2688、S.77、P.4988残卷的校勘记，下文不赘。
③ 王运生的《敦煌残卷南华真经、庄子及世传本之比较研究》以为存39行，不知王氏据何断行。
④ 高山寺旧抄卷子本《庄子》，为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写本，存有《庚桑》、《外物》、《寓言》、《让王》、《说剑》、《渔父》、《天下》，皆为首尾齐全。王叔岷以为高山寺本即从元嘉本《庄子》出，详见他的《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
⑤ （清）黎庶昌辑刻《古逸丛书》，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489～818页。
⑥ 张元济辑《续古逸丛书》（子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⑦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册。
⑧ 本文明刻世德堂本以《庄子》（清光绪三年浙江书局重刻本）为底本。
⑨ 荣新江以S.9987b（1）作S.9987C（1）。
⑩ 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180页）以为结尾至“国家其土苴”，误。
(11) “在”，通行本作“在宥”，是，此当是写卷漏抄。
(12) 通行本作“天道”，是，此当是写卷漏抄。
(13) P.2495是一个卷号，而王运生在《敦煌残卷南华真经、庄子及世传本之比较研究》拆之为14个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