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零散化”、生产成本和离岸外包：一般理论和美、中、印三国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零散论文,和美论文,外包论文,生产成本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08年8月)
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过去几十年内，国际分工与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品生产过程开始跨越国界，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为产品价值形成提供生产服务(Hummels et al.，2001)。随着生产工序的跨国界铺展和企业“零散化”生产(fragmentation production)方式的盛行，具有现代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开始形成，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Ernst and Kim，2002)。在这场全球生产方式变革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成本考虑，把生产中的一些工序外包给别的国家，整合全球资源进行产品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形成持续的成本和非成本优势(Arndt，1997)。
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生产离岸外包的动因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个部分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是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二是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的微观视角研究，三是对离岸外包动因进行的经验研究。
首先，在传统贸易理论模式下的研究中，Jones和Kierzkowiski(1991)较早的研究了外包动因，他们的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是推进生产过程“零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是“零散化”生产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通讯、运输和金融服务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贸易便利性的提高。Arndt(1997)的研究认为，优惠贸易协定消除了某些贸易壁垒，并导致了两国的“零散化”生产。接着，Deardorff(1998、2001)的研究表明要素结构的差异是发达国家进行离岸外包并实行“零散化”生产的主体动因；同时，外包决策取决于外包要素成本节省以及外包交易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
其次，在微观视角的离岸外包研究体系中，学者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跨国企业在自己生产、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包、离岸外包四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权衡和抉择(Helpman，2006)。Grossman和Helpman(2005)引入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s)的假设前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在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是选择一体化生产组织模式还是外包生产组织模式取决于企业间匹配信息搜寻技术的进步、最终产品的可替代性以及中间产品提供商和最终产品生产者之间的谈判能力。Grossman和Helpman(2006)在相似的模型体系中讨论了厂商在国内外包和跨国外包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之间的选择。结论显示，在考虑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外包跨国公司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成本是离岸外包决策的决定因素。Antràs(2003)将财产所有权理论嵌入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通过研究，他认为美国与资本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倾向于公司内贸易，而与资本稀缺国家的贸易倾向于离岸外包贸易。而且，资本—劳动比率越高，美国公司从其附属企业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率也越高。Antràs和Helpman(2004)设计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企业生产力水平异质性(heterogeneity)模型，该模型表明，企业对一体化、国内外包和离岸外包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代理成本(agency costs)和组织成本(costs of organization)的权衡。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6a、b)在传统H-O范式的基础上，改良了传统范式，并对兴起的“工序贸易”(tasks trade)进行了基本描述，对其产生的国内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和评价。他们认为，随着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的下降，“工序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一样成为了当代贸易的主要形式，这使得当代贸易成为两种贸易并存的“融合体”。
此外，近些年来，与发达国家离岸外包动因相关的经验研究在经济学界也开始盛行。Hummels等(1998)对垂直专门化系数进行核算的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垂直分工贸易”，①并且，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垂直分工贸易将成为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贸易方式。随后，Hanson等(2003)重点考察了垂直专门化程度高低的决定因素，即什么是影响公司外包业务和进行跨国界生产分享合作的主要动因。他们利用美国跨国公司的有关数据，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开展中间品贸易的具体情况，结果表明：中间品贸易的规模受贸易成本和要素价格的影响。Swenson(2005)利用外部采购模型(model of OAP outsourcing)，对美国“离岸外包组装项目”(Offshore Assembly Program，OAP)下的具体贸易数据集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显示，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当其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时，美国在该国的加工装配活动将增加；相反，当其竞争对手劳动成本上升时，它在美国海外加工装配活动中的实际份额将下降。而且，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更加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成本因素仍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主要动因。这里的成本因素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要素成本的因素，另一个是离岸外包交易成本的因素。目前鲜有文献对两个有竞争关系的承包国承包外国企业跨国生产价值变动的因素进行分析。随着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序外包国，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工序承包国，对于三者外包和承包活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本文在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成本因素对离岸外包国别选择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程度，并且运用美国对中国和印度外包贸易的实际数据对逻辑命题进行经验检验。
二 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
Deardorff(1998)运用两锥产品内分工“比较优势”模型分析了外包国无交易成本的跨国“零散化”生产(costless fragmentation)行为和有交易成本的跨国“零散化”生产(costly fragmentation)行为的主要动因，模型中的基本假设条件是两个国家、两种要素和两道工序。我们考虑的是当一国在进行离岸外包活动时该国离岸外包目的地的区位选择。为了分析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借鉴Deardorff(1998)的基本模型，并进行改进和扩展。②同时，为了简化分析过程，我们的基本模型假设有三个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即进行离岸外包的国家；另两个是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国际生产工序承包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基本差异体现为要素结构的不同，而离岸外包的决策取决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国内生产成本及其外包给不同国家生产成本之间的权衡。另外，本文假设生产分为两道工序，一道是劳动密集型工序，另一道是资本密集型工序。由此，本文使用的基本模型是一个典型的锥形比较优势模型，③但和之前的锥形模型不同，这是一个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
(一)只考虑要素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
图1 只考虑要素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
首先，我们分析一个不考虑交易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图1表示的是只考虑要素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三个国家，一个外包国两个承包国；生产使用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各个国家的经济特质差异用要素结构来描述，在图形中以等成本线来刻画。其中，
是外包国的等成本线，而
和
是承包国1和承包国2的等成本线，三条等成本线均为单位成本线。可以看到，外包国的资本劳动比高于承包国，而承包国1的资本劳动比高于承包国2。④S代表外包国和承包国之间的国际分工线，而X代表单位产品产出的等产量线，其中
代表外包国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同时，假设生产某产品需要两道工序，一道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工序，另一道是劳动密集型的工序；而且生产技术允许工序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分离。
如果两道工序都在外包国国内进行生产，而不进行离岸外包，此时，单位产品生产的两道工序的要素向量(vector of factors)⑤分别为O
和
，其两道工序生产成本总额用等成本线表示。如果外包国将劳动密集型工序进行外包，那么它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劳动密集型工序外包给承包国1，而自己继续从事资本密集型工序的生产；另一种选择是，将劳动密集型工序外包给承包国2，而自己仍然在国内保留资本密集型工序的生产。第一种生产选择两道工序的要素向量分别为O
和
，而第二种生产选择其两道工序的要素向量分别为O
和
。⑥可以看到，把劳动密集型产品外包给劳动充裕的国家，外包国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具体而言，如果外包给承包国1，其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由等成本线
表示；而外包给承包国2，其单位生产总成本由等成本线
表示。不难发现，外包给承包国2的成本节约大于外包给承包国1的成本节约。
通过只考虑要素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命题1：
命题1：如果不考虑“零散化”离岸外包生产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资本充裕的国家(外包国)将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序离岸外包给劳动充裕的国家(承包国)，通过要素成本的节约，可以节约产品生产的总成本。⑦但是，当外包国有多种选择时，它会将劳动密集型工序离岸外包给和自己要素结构差距相对较大，即资本劳动比例远远小于本国资本劳动比例的国家，因为这样将最大化其离岸外包活动的要素成本的节约。
(二)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模型
上述模型只考虑到外包国进行“零散化”生产和离岸外包活动节约的要素成本，而没有考虑到其带来的生产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goods)和过程产品(processing goods)运输和交易的成本、生产协调的成本以及生产合约签订、履行与监督的成本等等。所以，本部分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交易成本因素，考察要素成本节约和交易成本产生之间的权衡如何影响外包国对承包国的离岸外包行为。
我们所使用的基本模型和只考虑要素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一致(见图2)。“零散化”离岸外包生产交易成本的产生，在模型中表现为外包到各国工序的要素向量沿着国际分工线S向上移动。随着要素向量的向上移动，其对应的单位产品生产等成本线也相应外移，从而产生了额外的成本。
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种情形来综合分析同时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外包国“零散化”离岸外包生产的基本决策行为。
情形1：外包国进行“零散化”离岸外包生产的交易成本巨大，冲销了其离岸外包所节约的要素成本。
如图2所示，当外包国将生产“零散化”并外包给承包国2时会产生相应的交易成本和生产组织成本，在图形中表示为要素向量V[，3]沿着分工线向上平移至
的位置；同理，当外包国将生产外包给承包国1并产生交易成本时，要素向量平移至
。
情形1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即和这两个要素向量的箭头超出了等成本线的界限。此时，外包国之前的对两个国家的离岸外包行为将停止，转向国内生产或者寻求以其他国家为目的地的外包策略。当然，随着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快速提高，离岸外包的交易组织成本越来越低；同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的效率使得单位产品外包交易成本急剧下降(Hummels，2007；Martina，2007)。所以，情形1这种极端的状况在现实中出现的几率越来越小。
图2 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模型
情形2：具有要素价格比较优势的国家的交易成本小于另外的承包国的交易成本。
在这种情形下，外包国将生产离岸外包给承包国1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和生产组织成本大于外包给承包国2。在图2中表示为，要素向量
和要素向量之间的距离小于要素向量和要素向量之间的距离。显然，此时要素向量仍然在要素向量下方，而以上两个要素向量仍然在等成本线的下方。这说明，外包国将劳动密集型工序外包给劳动充裕的承包国仍然能够得到成本节约。其中，外包国将生产外包给承包国2的成本节约仍然大于外包给承包国1的成本节约。
情形3：具有要素价格内生比较优势的国家的交易成本大于另外的承包国的交易成本，但是仍然没有冲销其要素成本的优势。
情形3中，外包国将生产离岸外包给承包国2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和生产组织成本大于外包给承包国1，但是其成本增加程度不足以抵消承包国2对承包国1在劳动要素充裕度上的比较优势。在图2中表示为，要素向量和要素向量之间的距离大于要素向量和要素向量之间的距离。但是，此时要素向量仍然在要素向量下方，而二者都在等成本线的下方。
此时，虽然外包国将生产外包给承包国2的交易成本大于外包给承包国1，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冲销承包国2相对于承包国1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相对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外包国将生产外包给承包国2的成本节约仍然大于外包给承包国1的成本节约。
情形4：具有要素价格内生优势的国家的交易成本大于另外的承包国的交易成本，而且其交易成本的劣势已经冲销了要素成本的优势。
在该情形下，外包国将生产离岸外包给承包国2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和生产组织成本大于外包给承包国1；而且其增加程度已经足以抵消承包国2对承包国1在劳动要素充裕度上的比较优势。这在图2中显示为，要素向量开始上升到要素向量以上的位置；同时两个要素向量仍然位于等成本线的下方。此时，外包国将生产外包给承包国2的成本节约开始小于外包给承包国1的成本节约。
通过以上对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模型的设立及其四种情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命题2：
命题2：在同时考虑要素成本和生产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假设条件下，资本充裕的国家(外包国)将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序离岸外包给劳动充裕的国家(承包国)，如果交易成本的上升没有冲销要素成本的节约，离岸外包同样可以节约产品生产的总成本。同时，如果外包国有多个承包国可供选择，它将综合权衡离岸外包给各承包国所节约的要素成本以及因离岸外包而额外产生的生产组织和交易成本，以最大化其离岸外包总生产成本为基本目标，选定最优的离岸外包国。
(三)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了两个基本命题，但命题的逻辑过于繁复，难以直接进行经验检验。为使理论逻辑部分的命题具有更强的直观性，并为经验研究提供证明对象，我们将其具体为以下四个引理：
引理1：如果承包国劳动力成本下降或者外包国对其离岸外包的生产组织与交易成本下降，那么其承包外包贸易额将增加，反之减少。
引理2：如果承包国劳动力成本及外包国对其离岸外包的生产组织与交易成本同时变化，承包国承包外包贸易额的数量变化将决定对以上两种成本变化的权衡。如果综合生产成本下降，则其承包外包贸易额将增加，反之减少。
引理3：如果承包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劳动力成本下降或者外包国对其离岸外包的生产组织与交易成本下降，那么原承包国承包外包贸易额将减少，反之增加。
引理4：如果承包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劳动力成本及外包国对其离岸外包的生产组织与交易成本同时变化，承包国承包外包贸易额变化将通过对竞争对手的以上两种成本变化的权衡得以决定。如果承包国竞争对手承包外包工序的综合生产成本下降，则原承包国承包外包贸易额将减少，反之增加。
三 基于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的经验研究
美国在全球离岸外包和国际“零散化”生产中扮演主要的外包国的角色，其外包规模居世界之首；印度和中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承包国和潜在的最大承包国，它们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处于离岸“零散化”生产承接的两个主要国家；印度和中国在承接国际外包生产方面是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它们将成为今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参与生产承包竞争的主要国家。
本文以美国、印度和中国三国之间的离岸生产外包和承包活动为背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一般性，重点考察离岸外包生产成本对美国转移给中国和印度“零散化”生产工序数量的冲击，以此解释生产成本对外包国离岸外包生产国别选择的影响程度。
(一)变量设计和模型
1.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对于如何描述生产离岸外包数量或者说两国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方法很多，主要可以归为以下三种方法：一种方法从垂直专门化的角度，用垂直分工度(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s)测量两国分工贸易的垂直化程度，以此代表国家间产品内分工的强度(Hummels et al.，1998；Hummels et al.，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张小蒂与孙景蔚，2006；王爱虎与钟雨晨，2006；曾铮与张路路，2007)。另一种方法则是在垂直分工度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测算国家间贸易的贸易附加值(trading value-added)来表示各个国家在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中得到的实际利得，并以此描述国家间离岸外包数量的大小(Naughton，1996；陈宏易，2005；曾铮与张路路，2008)。此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ITC)推出了一个“离岸外包组装项目”，以鼓励美国企业开展对外的离岸外包，利用全球资源进行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与此对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关税统计中用9802代号来代表这个项目下相应类型产品的征税标准；⑧由此，用与OAP计划相对应的9802项下美国从某国进口的商品数量来表示美国对其外包生产数量的基本情况和趋势，也成为一种比较科学和精密的描述离岸外包行为的统计工具(Feenstra et al.，2000；Feenstra et al.，2002；Swenson，2005)。
正如Swenson(2005)描述的那样，推出第三种方法中的“离岸外包组装项目”的初衷虽然是为了鼓励美国的企业从国外采购中间产品，即鼓励其进行生产工序的离岸外包，但是这个项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统计方法，它较好的描述了某种产品生产在国外产生的附加值，反映了国家间跨国外包基本的数量变化情况。鉴于以上分析以及本文以美国作为外包国进行研究的现实情况，我们使用美国OAP计划中9802代号下产品类别作为外包描述的基本基准，以该项目下产品类别中美国从中国和印度的进口额来表示美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离岸外包的数量及其变化的基本趋势；在模型中，用OAP来表示。
(2)解释变量。本文经验研究的解释变量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代表承包国要素结构的变量、代表离岸外包生产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变量以及主要的控制变量。这三个层面的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美国对外离岸外包的基本行为，构成了设定计量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
具体的变量选择和描述以及对其在模型回归中的符号预测情况见表1。
2.模型
根据上一部分设定的计量模型解释和被解释变量，本部分将设定经验研究所使用的计量回归模型。在计量模型设置中，我们要考虑到三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国内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分别对本国承接外国离岸外包的影响；其次是考虑国内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因素的权衡对本国承接外国离岸外包的影响；最后是考虑与本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承包国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及其权衡关系对本国承接外国离岸外包的影响。由此，本文设定以下三个计量模型，以实现对以上问题的数量分析。
首先，设定一个不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交互关系和竞争对手相关变化的基本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承包国承接国外离岸外包工序生产数量和该国的资本劳动比例、关税水平、人均邮政和电信业务量、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本国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相关关系。具体的线性模型形式如下：
接着，我们设定一个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交互关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承包国承接国外离岸外包工序生产数量除了和式(1)中的解释变量具有相关关系外，还受到本国承包交易成本交互关系以及承包生产总成本交互项关系影响。具体模型如下式：
最后，我们设定一个既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交互关系，又考虑竞争对手相关变化的计量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承包国承接国外离岸外包工序生产数量除了和式(2)中的解释变量具有相关关系外，还受到竞争对手国家要素结构、竞争对手国家承包工序交易成本交互关系和竞争对手国家承包工序总生产成本交互关系的影响。具体的计量模型形式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1980至2006年总共27年的时间序列进行经验分析，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其处理如下。
(1)OAP进口贸易数量。1980-1988年美国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税号为806和807项下的商品数据是按照Feenstra(2000、2002)的分类方法，对相应SIC四位数产业从中印两国的进口分别进行加总得来。而1989-2006年美国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税号为9802项下的商品数据来源于USITC网络数据库及其相关报告。
(2)资本劳动比。资本劳动比的计算方法是用某国的资本存量除以总就业人数。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其估算方法的基本公式为：
K(t+1)=K(t)+I(t)-δK(t)(4)
其中K(t)是t时期的实物资本存量，I(t)是t时期的资本形成，δ是折旧率(邓翔，2003；刘永呈，2005)。计算中，中国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印度的数据来源于印度统计局的官方网站和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此外，中国就业人数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印度历年的就业人数来源于印度统计局的官方网站和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
(3)关税水平。中国和印度1980-2006历年的关税数据来源于WTO官方网站世界贸易和关税数据库(W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ariff data，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e.htm)。
(4)人均邮政和电信业务量。中国人均邮政和电信业务量来源于历年《中国邮政统计年鉴》和《中国电信统计年鉴》；印度数据来源于印度国家邮政电信局网站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网络综合数据库。
(5)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将当年价GDP按各国的GDP平减指数(1990不变价)进行缩减得到各国真实GDP。中国GDP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印度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网站的电子数据库。
(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上述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总数得到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印度数据来源于印度统计局网站及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
(7)本国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本文采用一国国民总体受教育年限(combined education life expectancy)来表示该国公民平均受到教育的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World Bank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base)和世界发展数据库网站(http://www.develop-mentdata.org/about.htm)的相关链接数据库。
(三)计量结果及其解释
在以上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以中国和印度1980-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Eviews 5.0软件对式(1)、(2)和(3)三个模型分别进行OLS回归，各方程的回归结果见表2。
从中国和印度数据的六个回归模型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各国的资本劳动比、关税水平、人均邮政与电信业务量同美国从该国进口的OAP项目下的商品数量有较显著的关系。其中，与资本劳动比和关税水平呈负向关系，与人均邮政和电信业务量呈正向关系。这基本上证明了以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离岸外包活动数据为背景，引理1成立。
(2)从中国和印度数据的模型2和3可以看到，在加入交互项后，关税水平和人均邮政和电信业务量相除所得到的表示生产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交互项，与美国从该国进口的OAP项目下的商品数量有显著的反向关系，这表明离岸外包产生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代表的总体交易成本上升将减少美国对该国的离岸外包生产活动的数量；同时，资本劳动比、关税水平和人均邮政和电信业务量三个变量的交互项整体表示的要素价格和交易成本权衡变量，与美国从该国进口的OAP项目下的商品数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以证明以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离岸外包活动数据为背景，引理2成立。
(3)从中国和印度数据的模型3中，竞争对手国的资本劳动比和竞争对手的生产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交互项与美国从该国进口的OAP项目下的商品数量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竞争对手国承包工序总生产成本交互关系也与美国从该国进口的OAP项目下的商品数量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可以证明，以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离岸外包活动数据为背景，引理3和引理4成立。
(4)就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比较而言，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等成本因素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中国吸引美国外包活动的影响大于印度；而教育水平因素对印度吸引美国离岸外包活动的影响效果及其显著程度大于中国。这说明中国承包离岸外包的优势主要锁定在成本价格上，而印度以整体的教育水平作为其承包国外离岸外包生产活动的主要优势。
四 结语及启示
本文三锥“零散化”离岸生产成本模型的逻辑分析以及美国对中国和印度外包活动的经验研究，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和主要启示：
(1)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权衡是发达国家离岸外包活动决策的主要成本因素。而基于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离岸外包活动的经验研究也表明，成本因素在美国离岸外包决策中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而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权衡对美国离岸外包国别的选择具有较强的影响。
(2)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各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承包发达国家离岸外包“零散化”生产工序上存在竞争关系，竞争对手的固有要素比较优势演进以及内生交易成本的变化对本国承包国外生产工序的数量有十分明显的影响。
(3)中印在承接美国外包工序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同时，成本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于中国承接美国离岸外包工序数量的影响较为明显，而教育水平因素对于印度承包工序数量的影响比较显著。这说明，尽管中国和印度在承接国外工序上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二者吸引“外包”的优势重点不尽相同；中国主要以相对生产成本价格等经济基本因素为吸引力，而印度主要靠教育水平等经济动能因素。
注释：
①在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国际垂直分工贸易”和“离岸外包”描述的是同一种国际生产贸易活动，即指产品的生产跨越国界在不同国家展开，然后通过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形式进行对接并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及其贸易过程。
②Deardorff(1998)的锥形模型通过比较生产扩展线来比较一国离岸外包的成本变动。为了更加清晰的进行图形标示和更加明确的反映离岸外包的成本变化，我们采用比较生产等成本线的方式进行分析。
③这种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要素结构差异模型的基础理论及其初始构建可以参见Deardorff(1979)。
⑤Deardorff(1998)用要素向量表示产品生产的成本组合及其路径，即经济学一般教材中所说的生产扩张线(production expansion path)。它表示能够生产不同数量产品的资本和劳动成本最小化组合，由于假定企业遵循利润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决策规则，上述组合可以看作是该产品增加产量的实际路径(卢锋，2004)。
⑦Arndt(1997)和Deardorff(1998、2001)等运用多种经济学模型对这个基本结论进行了逻辑证明。
⑧在1989年之前，“离岸外包组装项目”下的商品类别与之前征税代号为806和807的商品类别相对应，从1989年开始，征税代号为9802项专门用来表示该项目下的商品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