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兼评作为历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后殖民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话语论文,概念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9-0055-06
目前国内外学界在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研究中，对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和理解是相当混乱的。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话说，“这个词刚一派上用场就不中用了，因为它同时所指的事物太多了”。① 他认为，“‘后殖民’这一术语的使用日益自由化，用来描述五花八门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实践，面临着完全失去有效含义的危险”。②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也指出，后殖民主义仍然是一个不十分明晰的、有争议的术语，这一概念“内涵不定”，“可能有内变为一个被任意切割的分析结构的危险”。③ 总体上看，国内外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后殖民主义当做具有时间性的历史分期术语来使用。如帕米拉·麦考勒姆认为，作为一个描述性和历史术语，后殖民主义指称1950年以来的非殖民化时期，在此期间，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前欧洲殖民地获得了独立。约翰·卡洛斯·罗也认为，“后殖民主义”不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雅尔塔会议为标志的殖民解放，也指通过文化和其他形式的新殖民化现象，它不再是用军事手段占领别国疆域，也不是用明显的经济手腕去控制老牌欧美帝国主义体系。④ 国内文熙、杨乃乔等学者亦持类似的观点，即后殖民主义是区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一种新的殖民形式或历史阶段。⑤ 关于这种对后殖民主义的界定，本文是不能同意的。本文认为，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作为历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后殖民主义”界定做了简要的评析。
一 反思现代性
后殖民主义诞生兴起于20世纪末，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的时代。对现代性的反思较全面、系统、深刻的当属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全面反思现代性的理性启蒙假说、线性发展观等，其实质在于“重写现代性”。⑥ 后殖民主义接过了后现代主义的这一衣钵，但它又与后现代主义反思现代性有显著的差别。后殖民主义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成果，转换反思视角，把对现代性的反思这个开始于西方的问题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思现代性中的殖民性。从问题构成来看，后殖民主义提出了一个较新的理论视域，那就是东西方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殖民关系问题。
“现代”作为一个概念始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提出“现代”这一概念，以与古典时代相区别。在法国启蒙主义看来，“现代”内含着进步，而进步则意味着理性、秩序、自由。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建立起来的关于理性、自由、进步的宏大叙事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现代性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得到充分的展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相促并生的这一特点，说明现代性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过程。当欧洲的殖民扩张开始系统地展开，从而形成了一种全球的经济、全球的殖民体系时，欧洲的现代性也就开始了。现代性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殖民征服，就不会有欧洲的现代性，“欧洲现代性中的问题总是在一个全球性的殖民领域内展开”⑦ 的。一部欧洲的殖民史也就是一部现代性的进程史，反之亦然。现代性是在世界范围内伴随殖民扩张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它的特点是与新的权力形式发生了不平等的接触，这些新的权力形式是在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欧洲正是凭藉这一不平等的权力形式给世界的其他地区“强加了一种语言，现代性的语言，每个人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不论它能否恰当地描述他们的现实”。⑧
后殖民主义正是对现代性中的殖民性的回应。后殖民主义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霍米·巴巴就想通过后殖民的经历重新阐释现代性。在他看来，后现代的世界并不只是重复并延续现代性的某些消极方面，而是在伴随现代性的同时又出现了殖民历史。另外，现代性不能被设想为是完整的，因为非西方世界在构成现代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未得到适当的承认。比如在物质领域，奴隶制度和殖民剥削对西方现代性物质文明方面的贡献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也很少注意到现代性的许多思想基础——诸如人、理性、进步和国家——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的，即把非西方的东西建构为“后现代的”，在历史的记载之外没有充分的人性、理性或认为按社会价值和结构来说非西方是原始的/野蛮的。⑨ 我们看到，在霍米·巴巴对现代性的重释中，他对现代性中的殖民性以及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对非西方的建构是持批判态度的。正因如此，霍米·巴巴甚至以拒绝的态度来看待现代性。他认为福柯不能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不仅为纳粹主义做了准备，而且其本身也是首先在与非西方文化接触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些接触是通过殖民历史得以实现的。他还对福柯叙述现代性时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母体”——法国革命所憧憬的由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来保证人们普遍的兄弟情谊的诺言提出质疑。霍米·巴巴把这种通过对历史上边缘化者被镇压经历和历史的重读来质疑现代性的方式，称之为“一种对现代性的后殖民考古学”。
对现代性的反思也就是对全球化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是现代性在全球的延伸”（吉登斯语）。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化过程。“全球化的过程本身也创造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假如全球化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那么它就要通过殖民主义”⑩ 来实现。现代殖民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与扩张中的资本主义秩序相联系，这一秩序滋养了殖民主义，并使它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认识全球化。所谓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在于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11） 全球化既是一个政治、经济上不断扩张的过程，又是一个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全球化过程中所蕴含的诸如经济摩擦、政治冲突等矛盾，其产生和发展均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将全球化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和文化的扩张性运动，认为其自身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权力意志。全球化说到底不过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主导和推动的，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秩序化了的世界经济市场及其活动方式，而且必然产生出一种内在于整个全球市场活动中的无法抗拒的文化强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强调指出，“全球化叙述比起现代化话语来就是更加彻头彻尾的霸权了，因为它们将他者的文化内在化，改建其他文化，并以改建之后的形式使它们回归最初的源头。全球化也许是所有的宏大叙述中最宏大的叙述”。（12）
后殖民主义显然注意到了这一以殖民性为特征的全球化。后殖民主义诞生兴起的时代正是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引起人们日益关注的时代。德里克指出，为什么后殖民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在此之前，它之所以能够取代旧有对世界的理解而在学术机构中迅速获得成功，是因为“后殖民性”作为一种话语，有着独特的方向，后殖民主义旨在回答全球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13） 的确，后殖民主义的开创者赛义德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就对这种全球化做了反思性评述。赛义德指出，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国秩序：国家之间再也不存在什么边界，劳动力和收入只受全球化经营者的支配，于是南方臣服于北方，殖民主义死灰复燃。在他看来，由现代帝国主义发动的全球化将世界更紧密地绑在一起，帝国主义及其文化史，不再被看做是与世隔绝、与其他历史截然有别的历史。在这一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视或低估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的共同经历，无视或低估不同文化源流之间的相互依存，无视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的老牌帝国主义非同寻常的全球性扩张给我们时代留下的巨大阴影，就等于忽视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历史的核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中，通过谋划或对抗性的地理学、叙事和历史叙述而形成同舟共济而又彼此排斥的关系。（14） （15） 实际上，后殖民主义正是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来探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殖民关系问题的。
二 从文化角度反思现代性
反思现代性中的殖民性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政治学家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来反思现代性（殖民性），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剥削。而后殖民主义则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运用文化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反思现代性中的殖民性。后殖民主义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层面，更主要的是表现于文化层面。虽然西方殖民者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其文化的历史进程，但任何一种表面上看来是超然的、纯粹的文化，也都依赖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并以一定的形式参与了帝国主义事业。所以，赛义德说：“我希望（也许是不切实际的），从文化方面描述帝国风风雨雨的历史能够揭示历史，阻止历史重演”。（16） 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殖民计划都始于一个假定：当地人的落后以及普遍不具有独立、“平等”的条件。他反问道：“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神圣的使命属于一方不属于另一方；为什么权利为一方接受而为另一方所否认”？他的结论是，“我们最好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问题”。（17）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分析范式无疑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中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发端于1950年代后期的英国，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为一种颇具影响的西方学术思潮。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文化研究反对只重视研究历史经典，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反对只研究精英文化的倾向，注重研究大众文化，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反对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中，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反对仅仅阐发某些文本的表面内涵，注重分析该文本所从出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反对经济决定论，主张把文化看做社会生活本身，看做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把经济、政治仅仅看做这一过程的构成要素。
后殖民主义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成果，运用文化研究范式来揭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关系。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重新研读了作为文化载体的各种各样的文本，他们发现，在这些文本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西方对东方文化身份的“虚构”和“扭曲”以及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策略。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还有文化殖民，而且文化殖民较之与政治、经济殖民其作用更大、效果更好、影响更深。文化殖民深入人的“骨髓”，捕获人的灵魂，同化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政治、经济殖民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后殖民主义以文化为切入点，详细地论证了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和重建、文化与权力的“共谋”关系、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以及女性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他们探究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演变和调整，阐释了文化殖民主义在殖民主义各个时期的转变，考察了文化殖民主义行径对东方实施控制和统治的各种手段、策略，主张通过文化抵抗的方式、运用各种文化策略来颠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从“文化研究”那里受到启发，走出封闭的象牙塔，注意与现实社会保持联系，注意到历史复杂性和各种社会细节，这就使得后殖民主义研究不再是一种冷冰冰的逻辑推理，而成为与现实的人的生活内在相关的有血有肉的东西。后殖民主义对现代性中的东西方关系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制约层面上展开，而是探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从而使东西方关系呈现出一种立体景观。
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和兴起还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关，民族解放运动无疑是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民族解放运动所引发的民族文化重建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反思无疑也是后殖民主义的重要议题。
二战结束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既要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又要重建民族文化，把殖民主义扭曲的文化重新确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因此，这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一方面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文化领域的非殖民化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勇敢地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与西方文化的斗争中达到东西文化的互渗互融、共生共存。同时，这些国家还必须正确地处理好文化民族主义与非殖民化的关系问题，既要看到文化民族主义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要防止和警惕那种狭隘和极端化的文化民族主义，尤其是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后殖民主义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考，对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文化抵抗的阐述，对东方民族反文化殖民策略的分析，显然是对上述问题的应答。
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以后，就面临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民族文化身份涉及角色的定位、自我的认同、他人的承认三个方面的内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过程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言辞予以表达、自己自觉认同、他人予以承认这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来进行的。因此，如何重新构建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如何处理好东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西方殖民统治的关系以及与东方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关系，自然就成为当时的理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后殖民主义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就是从上述三个环节展开的，它揭示了东方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东方民族的类型化、妖魔化等“东方化东方”的建构方式，考察了西方对东方民族文化传统的扭曲、东方民族对这种扭曲的反抗以及东西方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和分析又推进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
三 反思现代性的话语方式
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是由“后”和“殖民主义”这两个词语组成的合成词。因此，要正确地理解这一概念，关键是如何正确把握“后”和“殖民主义”这两个词语的含义。作为“历史分期”使用的后殖民主义概念之所以如此流行，就是因为把“殖民主义”理解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侵略和统治。《汉语大词典》就是这样给“殖民主义”下定义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把它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也指出，“现在殖民主义已经被认为与统治不同种族的人们有关联，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们栖息于被来自帝国中心的大海所分割的土地；更为特别的是，这意味着受欧洲国家的直接政治控制或受那些由欧洲人所操纵之国家的直接政治控制”。（18） 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中的“后”（post-）也被理解为在某某之“后”（after-）。在《牛津英语词典》（1989）中，“后-殖民”（中间有连接符）是一个复合词，“后”作前缀，限制其后的部分。这样，“后-殖民”就变成了殖民之“后”。据维贾伊·米什拉和鲍伯·霍奇考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9年12月12日：“在后-殖民感性高涨的今天，印度多半不免会担心，自己和美洲相联系的那段历史必定会给它带来本与亚洲无涉的麻烦”。此后，后-殖民一词的使用（1969；1973）就带有了“发生在殖民化以后”的意思。（19） 既然“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政治控制”、“压迫、奴役和剥削”，那么作为“殖民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就自然成为自政治、经济殖民主义阶段之后的文化殖民主义阶段了。
实际上，后殖民主义并非“殖民主义”之“后”的一个新阶段。德里克就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如果说后殖民主义意即“殖民之后”，那么，应该问“后殖民”究竟始于何时？由于世界各地脱离殖民主义枷锁的时间跨度长达两个世纪（几乎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相等），后殖民性怎么能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20） 如同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重写”一样，作为一个学术话语，后殖民主义也是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反思和“重写”。后殖民主义中的“后”是对后现代主义中的“后”的一种借用。后现代主义之“后”，现代性并未终结，同样，后殖民主义之“后”，殖民主义也没有终结，只是变换了模式和形式而已。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的“后记”中所指出的，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使用的“后”这个词与其说暗示一种超越的意识，还不如说表达了“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但其重心是放在旧殖民主义实践的新模式和新形式上，而不是放在某种‘超越’上”。（21） 赛义德本人在《东方学》中所批判的并不是“殖民主义”之“后”的另一种殖民主义，而是同一种殖民主义的“新模式”、“新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这一历史事件为个案，详细地分析了拿破仑如何使用文化手段进行殖民侵略，文化是怎样参与帝国主义事业的。如果以“历史分期”的后殖民主义观为标准，时处18世纪末拿破仑的文化帝国主义行径显然要被“踢出”后殖民主义研究之列，而作为后殖民主义开拓者的赛义德也要被排除在后殖民主义的阵营之外了。这无疑是极为荒谬的。
赛义德说，后殖民主义表达了一种“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确如此。后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说它有联系是因为后殖民主义是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反思，是从文化角度解读殖民主义；说它没有联系是因为后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具有历史上的线性连续性，不是“殖民主义”之“后”的另一种“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本身既有政治经济上，又有文化上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殖民模式，很难把其拆分开，各种殖民主义形式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只不过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其它形式处于从属地位而已。
因此，时下流行的“后殖民主义”观把“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来使用的倾向，是我们断然拒斥的。实际上，后殖民主义既不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不是与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具有同等意义的一种新的殖民形式，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反思现代性（殖民性）或者说反思殖民性（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话语方式、解读方式、阐释方式，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话语性倾向。
我们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反思殖民性（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话语方式，是对殖民性的文化反思和重写，其实，很多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斯蒂芬·斯利蒙认为，后-殖民意味着一种反殖民话语，一种反话语力量。维贾伊·米什拉和鲍伯·霍奇指出，“后殖民主义”不是“后”什么，它蕴含在殖民主义话语内部。（22） 罗伯特·扬在《白人神话：史学著作与西方》（1990）中指出，三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与过去的殖民活动有关”。（23） 在德里克看来，后殖民主义中的“后”这个词包涵两层意思：“后”既是对刚刚过去的事物的超越，又以历史上先前出现的事物为条件。后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既意味着某种紧随殖民主义之后的东西，又打上了以往殖民主义的烙印。他进一步认为，在当代意义上，“后”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将“后”当做一种表征的风格，一种分析或阅读的模式，一种阅读殖民文本或事件时的某种策略。通过对法侬、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作品的分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殖民主义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殖民主义经历进行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24） （25）
上述学者把后殖民主义要么作为在殖民主义内部所进行的一种反殖民主义的话语，要么作为解读、阐释殖民主义的一种风格、模式和策略。简言之，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反思现代性（殖民性）的话语方式。关于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本人的支持。在2002年6月下旬于清华大学的一次访谈中，霍米·巴巴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在殖民开始之初，就有人批评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称其为后殖民的。因此，后殖民主义首先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另外，还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它强调文化问题。（26）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把握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应注意几个关键点：第一，对现代性（殖民性）的反思和重写；第二，从文化角度反思现代性（殖民性）；第三，反思现代性（殖民性）的话语方式。上述三个关键点既把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相区分，马克思侧重于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反思现代性（殖民性），很少注重从文化角度反思现代性（殖民性）（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又把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后现代主义只是从总体上一般地反思和重写现代性，没有或很少关注现代性中的殖民性问题。同时，这种界定，也把我们所坚持的后殖民主义观与作为历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后殖民主义”观划清了界限。
注释：
①（19）（22）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63页；第371页；第378、381页。
②⑩（13）（20）（25）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84页；第9页；第144页；第86页；第90页。
③⑨（23）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8～9页；第157页；第15页。
④⑧（12）（24）谢少波、王逢振主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19、224页；第248页；第28页；第22、23页。
⑤文熙：《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当代思潮》1995年第4期；杨乃乔：《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后殖民主义现象及理论失语症》，《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在于“重写现代性”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杨耕：《为马克思辩护》（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1～58页。
⑦保罗·鲍威：《向权力说真话》，王丽亚、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68页。
（11）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3页。
（14）（2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449页；第448页。
（15）（16）（17）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74、185、173页；第177页；第245页。
（18）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后殖民批评》译者序，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2、4页。
（26）生安锋：《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和少数人化》，《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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