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纪事初编》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3-0008-06
《清诗纪事初编》（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下所引文不注明者，准此。）（以下简称《初编》）是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的遗著。全书八卷，收作者六百人，录诗二千余首，每一作者条下皆系有小传，博采生平、综述经历、常作考订，间出己见。本文通过材料的爬梳，探求此著作之师承关系，并试图阐明邓之诚先生“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
一 《初编》与同类纪事诗编
《初编》承用“诗纪事”的名称，然其与前此所谓“纪事诗编”的旨趣不尽相同。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自序：“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余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寻；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老矣无所用心，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篇什之外，其人可考，即略纪大节，庶读其诗，知其人。”（注：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从“殆不满百”到“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的搜辑结果，其着力点实在于保存与诗人相关的文献资料。
清代厉鹗《宋诗纪事》自序：“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前明诸公剽拟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问，迄今流传者，仅数百家。即名公巨手，亦多散逸无存，江湖林薮之士，谁复发其幽光者，良可叹也！……披览既多，颇加汰择。计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略具出处大概，缀以评论；本事咸著于编。其于有宋知人论世之学，不为无小补矣。”（注：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宋诗经明人弃斥略尽，吴之振《宋诗钞》、曹廷栋《宋百家诗存》，总之不过二百家，则《宋诗纪事》存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之诗，以“精熟两宋典实”之学力，网罗散失之诗歌，矫正明人专宗唐诗之失，对文学史的贡献尤大。
近人陈衍《元诗纪事》自序：“钱竹汀先生尝病《元史》疏芜，欲采各家诗文集及笔记小说之类改修《元史》，恐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事详《汉学师承记》。乃记合《元诗纪事》于《元史·艺文志》，统称六卷，……独念竹汀先生博极群书，尤熟元事，果如计、厉二书之遍采诗林故实，其卷数必衮然以数十计。而《师承记》所称六卷，除《艺文志》四卷已刻外，《纪事》才二卷耳；《稽瑞楼书目》亦云止二册，何其少耶？新修《嘉定县志》云五卷，则合钱侗、陶梁所补言之，意其为书，必专取夫关系《元史》得失者，与计、厉二书之体例异焉者也。”（注：陈衍：《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陈衍点出“以诗补史之未详”的见解，然其所编选的辽、金、元三朝诗纪事，材料全采诗话、笔记，所矫正的只是计、厉两家因收寻常无事诗以至纪事诗有名无实的弊病。与唐诗、宋诗纪事一样，一般不涉及或不注重重大政治事件和现实社会生活。
近人陈田《明诗纪事》自序：“至此集以纪事为名，无事可纪者，亦广为甄录，冀以揽前哲之芳馥，为后人之贻饷云尔。”（注：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页。）收录了一些反映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长诗，尤值得注意的是其间附考订史实的部分，如考证甘瑾《公孙》一诗是为陈友谅在江州时，以春暮结彩为花树，自府第夹道植至匡山一事而作；又如据陈南宾《题墨竹》一诗，遂推疑诗人身份或为明氏遗裔；类此者颇多，很可见出作者的考订功力。
《初编》与上述纪事诗编相承继的关系甚为显著，即表现在对存人存事、搜索文献故章以及对故事的考证兴趣上；然其相异之处亦极彰然。序言开篇，即拈出“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证史，最为可贵”的观点，指出计有功、厉鹗、陈田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泛采，无事可纪”的不足，自许其选本“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不为大雅所弃乎”。着眼点在于诗史相通的部分，秉“以诗证史”的旨趣，与前列诸项纪事诗编相比，拳拳于文学的史料价值。
今人钱仲联先生于八十年代主编的《清诗纪事》，“形式上以宋、辽、金、元诸朝诗纪事为基本参照，以求和《唐诗纪事》以来的前人同类著作衔接配套，内容上兼取《明诗纪事》的突出优点，以辑存有清一代以诗史为主体的叙事作品为宗旨”，（注：《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页。）晚于《初编》，但显然并未以《初编》为先行者。钱先生认为，《初编》直接采诗于名家别集，而未从诗话、笔记入手，采录之诗常病于空泛而不具体，笼统而无特定背景，似乎已经“脱离了诗歌纪事传统体例的要求而更近于传统名人的史学专著”。由此可见，钱先生的《清诗纪事》，直承唐、宋、辽、金、元、明历代诗纪事一系，在编辑体例上与自成一体的《初编》不甚亲近。（注：钱钟书先生于1987年12月25日给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的信中说：“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如谓塞尔赫集中《西洋镜》诗，即寓‘西洋镜—戳就穿’之讥，然《晓亭诗钞》卷二只有《西洋画》诗；又如称邵陵自题《疎园集》诗非邵长蘅所及，不知此诗全袭南宋戴东野《农歌集》卷四之作，仅易一字而已（拙著《谈艺录》314页已隐摘其讹）。此类不胜枚举。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参见《钱仲联学述》，同上。按：《初编·自序》明言诗人“代怨诽以歌谣，易弁服以冠冕”，分明是从世道人心来评价诗的意义，与钱氏的观照角度显有不同；况且，“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则已先于钱先生批评之前谢不能战矣。但信中“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似不能不稍作置辩，若钱先生的批评成立，则《初编》有涉于“编造史料”之罪名。不过，从钱钟书先生提出的例证来看，皆无以支持其批评。邓之诚先生所读《晓亭诗钞》，是否与钱钟书先生所获相同，尚待核实，即便确是误录，似乎也还构不成“杜撰虚造”的罪名；古人借前人或他人之诗来表达心志，后人读此诗而未及知晓此诗所用为成句，似乎也说不上“逞其私智”。此为顺及。）而此则更可以证明《初编》之师承另有别体。
据笔者统计，《初编》录600家诗人，其中尚有132家是《清诗纪事》所没有录的；而在两家纪事诗选本都录的468位诗人中，所录取的诗歌多有不同。以明末三遗民为例。《初编》录顾亭林10首诗，其中有2首是《清诗纪事》亦选录的，此2首皆有顾亭林自注；录黄宗羲4首诗，其中有2首是《清诗纪事》亦选录的，此2首皆有黄宗羲自注；录王夫之6首诗，这6首诗《清诗纪事》一篇也没有选录。再以清初三大家为例。《初编》录钱牧斋诗4组，《清诗纪事》选录了其中的3组；录吴梅村诗5首、龚鼎孳诗4首，《清诗纪事》中一篇也没有选录。举其荦荦以见大端。那些邓之诚先生确凿认为有事可以追索的诗歌中，清诗纪事编写组从相应的笔记、诗话中，找不到有关材料，于是只能摒弃。如《初编》选录了吴梅村《临顿儿》、《芦州行》、《捉船行》、《马草行》、《打冰词》五首，而这五首，《清诗纪事》一首也没有录；不止如此，这五首诗歌，并非梅村体，因此多数选摘吴梅村诗歌的本子，都不入选，为其皆非梅村通常所谓名篇之故也；而尤可注意的在于，在邓之诚所作的吴梅村小传中，解释《读史偶述》三十二首中第3、4、5、11、12、13、15、17、19、22、25、26、27首（《清诗纪事》选三首）；解释《读史有感》八首中第1、2、3、4、6、7、8首（《清诗纪事》选三首）；解释《古意》六首（《清诗纪事》亦全选）；解释《偶得》三首（《清诗纪事》选二首）。可见邓之诚并非不悉梅村于沧桑间事属笔之功。然其选诗，必有极严格标准，不然，如小传中所引，皆当入选，因其有本事，且本事多为未经人道者。这恰可说明邓之诚先生的选诗，并不以此诗是否有诗评、逸事为标准。
二 《初编》的宗旨：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
《初编》以清代开国八十年的纪事诗为一群体，以诗选行世。邓之诚先生于《中华二千年史》中指出：“清代史家林立。其著述不外考补：考以辨诸史之义，补以补修前代之史。而于当代史事，述者寥寥。盖清初庄史之狱，株连至广；乾隆中复有禁书之厄。学者怵目惊心，群趋考据，以避罗织。而纪载遂视为畏途矣。”故其所录之诗，尤拳拳于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初编》首详于记载前言往行，使英烈事迹永存于人间：如根据黄翼圣诗来推求其行迹，则于《小传》中言：“疑曾官于永历朝。易代后，讳莫如深，今无可考矣”；如作冷士嵋《小传》则从杨宾《晞发堂诗集》中亡友诗证冷士嵋亦参加义军，并由其行事知“赠言井中诗”非虚言，从而证知冷士嵋所行亦郑所南之志事；如徐枋《怀人诗》案语云：“读吴子墓志铭，证以杨宾所撰《徐昭法吴稽田两先生合传》，乃知枋与妹婿吴祖锡有居者行者之不同，而图谋恢复则一。监国及永历时，祖锡皆授兵部职方司郎中，出入张煌言、郑成功军中，能以兼金购清帅为己用。又尝客于总督麻勒吉，以脱其祸。数为奇计，皆濒于成而败。康熙十六年，迎周府镇国将军丽中至
州大珠山，将起兵奉丽中监国，会以呕血死。其死也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而中原义士为之起坟墓，祭伏腊，每临其墓，无不哭失声者。《与魏凝叔书》所谓‘操舟之人已逝，苟有人心，能不痛绝’，即指祖锡，亦即诗中所谓远人。”当是之时，遗民志士常隐身避地以待有为，而故国亡灭，黑白是非遂淆错莫定，百千年后，复有谁知其未信之志、未竟之功！《初编》反复致意于生平事迹几湮没不详、唯在同时诗人吟咏中时见惊鸿一瞥的人物，正为白其事、表其功、彰其志、淋漓天地之元气。“古人作诗，直纪当时制度风俗，无凌猎无加减，非苟而已也。”（注：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辑于《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初编》所录，次则详于陈述风俗故实，使历史真相不至于湮没。清自开国起，即声称拨乱反正，以永不加赋为一代惠政特色。但是，官史载有顺治十八年以明季练饷每亩派征一分为词，加派各省数百万的诏书，可知此项政策并未能始终落实；透过当时人的诗歌，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此之前，这项恩惠亦远未落实到生民百姓、家家户户。魏禧《卖薪行》、《孤女行》、《孤儿》三首，俱辛丑作（按：1661年）。句云：“公私数加派，私费十倍之。昨日符牒下，有官自北来。逋欠及锱铢，执缚谒京畿。”作于顺治十八年前，已道出“一身但得活，愁苦无终期”的悲号，可见惠政不惠。颜光猷《苦旱行》：“贫者农伤杼轴空，富者输边囊金竭。古今财赋只此馀，兵饷未给空愁结。吁嗟今年租税敲扑成，明年租税宁无缺。眼前空有救荒谋，官吏中饱谁能说。”则与《中华二千年史》所言“台湾平后，财政有余，欲以示惠于民，乃有普免钱粮，巡幸经过地方免征之事。……然官吏预征，实惠不及农家，佃农更无论矣”相合。清代捐纳之政，一代不改，贻害民间甚矣，然会典出于避讳，一字不提，唯《清稗类钞》有一条“捐输，秕政也，开国即行之……”（注：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12页。）的相关记载。清太宗常言：“理财裕国，亦为民而已。”（注：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383页。）惜其理财裕国，常出以放抢南朝、疯狂掳掠的行径。圈地（注：韩菼：《有怀堂集己未出都怀诗》：“破巢兵捕捉，勾租吏怒嗔，输租仍殿租，褫辱及衣中。室毁还作室，督促旧主人。”该诗自注云：“辛丑年奏销案应连逮，时驻防兵圈占房屋，更代为修葺。”据此，旗兵驱逐屋主，而又令屋主代为修葺，扰民亦可谓甚矣。）、养马（注：傅而师：《养马行》“朝廷养马为赤子，肯令秋田日日芜”（指庚寅年广州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官军筑厩养马一事）。见《清诗纪事初编》第895页。）、任用苛吏（注：孙枝蔚：《秋胡行》“用法如此堪惊”。见《清诗纪事初编》第170页。）、强抢民女（注：孙枝蔚：《难妇词》：“自到旗前多姐妹，笑声一半是扬州”。见《清诗纪事初编》第170页。）、督捕逃人（注：申涵光：《哀流民和魏都谏》：“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见《清诗纪事初编》第146页。），种种秕政，不一而足。其行径与“仁政”相违实甚。有清实录之修，尽摒直笔纪事的史学传统，惟录上谕，且常首尾不能相应，而《初编》一书，录当时诗人吟咏，纪事详备，允为官修清朝开国史的可靠补充。此外，《初编》致力于搜寻文献材料，使朝章国故、诗人心志重现于天壤：如据顾景星《张献忠为诗大书驿壁吊之》中之自注得出结论“据此知献忠字秉吾，为他书所未及”；如读恽格诗即于《小传》中言：“三绝中一点一滴，皆故国之思，非真识者不能辨也。若仅目为高逸，未免泯没烈士苦心。……其诗之当传者皆不传矣。……其惊心而动魄者，渺乎不可得而遇也。”又如于潘柽章、周篆《小传》中，均特标出翁广平其人云：“（翁）广平《听莺居文钞》不传，幸范锴录此文入浔溪纪事诗注，为人所称”（记庄史事始末）；“（翁）广平一生表章遗逸，此集幸赖之以传。而广平所著《听莺居文钞》三十卷，多论顺康间事，姚鼐尝为之序，竟无刻本，至于不可踪迹，……后之人亦无如广平之好事者，为可叹也”；又如考订汤燕生《赭山怀古》版本，得出“赭山怀古四章，为吴伟业激赏，以为诗史。……此诗原题《赭山怀古》，明诗综去《怀古》二字，并改字句之触忌者，今依《遗民诗》，尚有三四两首”。《初编》自序有云：“是集之作，端资纪事……书史但称是时之盛，民生疾苦，不能尽知。唯诗人咏叹，时一流露。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依此为准。但取其事，不限名家，率皆取自全集。寒斋所无，或从通假，其集已佚，间录诸选本。犹冀得其专集也。小传摹列朝诗集而作，略著其人，轶闻逸事，间亦叙列。”明清鼎革之际，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脱漏、曲隐、篡改、瞒骗……种种手段不一而足，生于一个海不可蹈、薇不可采的时代，一代史事真相泯灭于烂纸昏墨之中，而信史之保存，很大部分端有赖于草野之间的吟咏。自序所言“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云云，正是注意到诗歌在保存史事方面的价值。
“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宗旨，其深层意味则在于：有清一代官史不足征信；而官史所讳言的事迹人物，自有其留存于天壤之间的价值。
钱穆《国学概论》：“异族猜忌，文字之狱屡兴。康熙初年，有庄氏史案，后又有《南山集》案。……凡及前代史实，尤触忌讳。章炳麟《检论·哀焚书》：‘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馀通，传旨褒美。督他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丝帙寸札，靡不然爇。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黄道周、金声。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张肯堂、国维、煌言。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方域）、魏（禧）、邱（维屏）、彭（士望）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然隆庆以来，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仅有孑遗矣。’”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此四主历时十有八年，清代谓之福、唐、桂、鲁四王（桂王—称永明王），比于宋末之二王。然《宋史》犹附二王于《瀛国公纪》，《明史稿》仿之，尚为福、唐、桂三主立专传，而《明史》则不然，附由崧事于《福王常洵传》，聿键事于《唐王
传》，由榔事于《桂王常瀛传》，以海事于《鲁王植传》，而于目中不著其名，非细检无由知之。且所叙事迹极略，不足备一朝之史。于其时之宰执大臣，舍生取义之士，如……，虽亦为之立传，而所遗者亦甚多。又以牵涉时忌，不复能具首尾，此有待于补订改撰者也。”
萧一山《清代通史》：“乾隆三十年，蒋良骥充国史馆纂修，据《实录》红本成《东华录》十六卷，至雍正末为止。光绪初，王先谦入史馆，援例绎乾隆以次各朝为续编，又病蒋录简略，复自天命迄雍正而加详焉。然蒋录虽简，而纪事出于王录以外甚多，以其初为初纂本，非乾隆以后改订之本也。乾隆因尊祖而为其祖讳，毫无存留信史之念，是以修改之实录，与初纂本《实录》迥不同矣。”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其时所传之诗文，亦惟颂谀献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时序及寻常应酬之作。稍一不慎，祸且不测，而清之文化可知矣！”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清实录）忌讳多矣。……有清实录之修，但录上谕而无纪事，且多首尾不备。”
综上，可知清代官史在后世信誉颇差。
实际上，清初之人对清代官史已无信心。钱牧斋《胡致果诗序》有云：“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注：钱牧斋：《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90页。）易代之后，新朝为胜国修史必有芟夷，为当代修史则必有粉饰。清初诗歌，作为一种相对私人性的撰述，对于清代官史，正足以补其缺漏、烛其曲隐、斥其欺瞒、显其篡改。诚如屈大均《东莞诗集序》所言：“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注：屈大均：《翁山文钞》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第15页。）如果说，孟子言“诗亡然后《春秋》作”，是揭示出春秋时期中国文化的承当者，已从为朝廷提供当下史材料的诗人，转变为直接撰作私史以著褒贬微意的史家；那么，在明清之际，当修史一事被官方垄断，真相遮蔽，忠节湮没，“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的陈述，则表明明清之际中国史家实录精神，乃由诗人与史家并肩担当。尤其应当指出，当康熙初年庄氏史案后，民间修史已成禁忌，于是，以诗歌寓春秋微意，成为易代之际诗人的共识；诗人之职，重于史家。
三 《初编》的师承与渊源
诗歌之有纪事，早滥觞于《尚书》有关虞廷《赓歌》、夏《五子之歌》的记载；兹后，《左传》中有《野人歌》，《吕氏春秋》记《涂山》，《穆天子传》述《黄竹》；再如诗三百的传序，王逸《楚辞章句》题解，无不具有纪事性质。由此，中国虽然没有长篇史诗，但诗史的观念，却贯穿于整个古典诗歌的传统之中。《初编》之作，对中国诗学精神中的纪事功能有极到位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然可以认为《初编》的渊源恰出自于中国诗学的写实风格。然此点甚为笼统，因为中国最好的诗歌诗选，皆具此关心民瘼、恪守良知的共同性格；据笔者考察，邓之诚先生撰《初编》的近源，应是元好问的《中州集》、钱牧斋的《列朝诗集》、及杨锺羲的《雪桥诗话》。
《中州集》以诗存史、系念故国的意义，一直到明清鼎革之际方才凸现。明代末年，毛晋刊刻《中州集》，视其为野史之一。钱牧斋继承程嘉燧的遗愿，编撰《列朝诗集》，有其序言中云：“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列朝诗集》与《中州集》的关系，甚为彰然。（注：参看胡传志：《〈中州集〉的流传和影响》，《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雪桥诗话》撰写于民国初年，缪荃孙为其作序，谓之国朝掌故书，并言“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注：《雪桥诗话初集》卷首，缪荃孙序，求恕斋刊本。）李详为之作跋，亦云：“本朝之事其意深厚，其旨隽永，其征文考献之心，无标榜门户之习，另裁伪体，导源正宗。其有资史料，则遗山之中州集，牧翁之列朝诗集，小长芦叟之静志居诗话，顾秀野之元诗选也。……钱朱之选，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君书至弥其憾。”（注：《雪桥诗话初集》卷首，李详跋，求恕斋刊本。）前者指出《雪桥诗话》与《中州集》可共看同论，后者则进一步表出其于《列朝诗集》的联系；职是，《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此一源流可以确定。
《雪桥诗话》自跋：“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其人足纪而无诗，其诗足纪而无事，概未之及焉。……有未竟者，当俟续编。”与《初编》自序：“继计有功厉鹗陈田而作，僭妄之讥，知难幸免，然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泛采，无事可纪。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不为大雅所弃乎。”皆言其选诗的着眼点乃在于诗中所记载的史事；《雪桥诗话》自跋：“为书十二卷，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与《初编》自序：“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依此为准。”皆言采诗的标准，是以诗系事；《雪桥诗话》自跋：“若夫网罗旧闻、整齐排类，为本朝一代诗史，与太鸿、秀野、蒙叟、锡鬯诸老之书相赓续，则以俟诸博雅君子。”与《初编》自序：“若钱书摹中州集，以史自命，更非所愿闻也。”皆表出文学与史学，虽自脉相通，但气质倾向究竟不同，云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固可，而言诗皆为史则未必的观念。而陈宝琛序《雪桥诗话馀集》曰：“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胪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评其为一代之良史，金蓉镜《雪桥诗话三集》序指其“谈诗而怀国政、念旧俗、系族世、序交游，正得论世知人之旨”，则与本文第二节所总结《初编》之主旨相合。此外，据邓嗣禹等所撰《邓之诚先生评传》（注：《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文，杨锺羲与邓之诚先生为忘年交，以杨邓之交谊，邓之诚先生自有可能受杨之影响；此外，《骨董琐记》中提到《雪桥诗话》共有五处，（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86、188、192、240、256页。）《初编》的小传中亦有多处直接引用《雪桥诗话》处。（注：如，《清诗纪事初编》上，录吴祖修《赋得得勒苏冠》，加按语云：“案张云章《朴村集》之《唐东江家姜西溟冠坠于案》云：‘梦符金屈卮，醉脱红缨帻’，似当时士庶常服，皆红缨帽也。孔东塘亦有‘风里烟筒喷脑麝，雨中缨帽湿樱桃’句，皆见《雪桥诗话》。”）据此推论杨锺羲的诗学、史学思想对邓之诚先生具有一定的启发，恐非臆断。放开去看，杨锺羲的诗学思想，受晚清以来诗（词）通《春秋》思想的熏习（此点，陈三立、陈衍、沈曾植、朱古微等均有论述（注：《雪桥诗话初集》卷首，沈曾植序：“称其诗以论其事，稽其谋度其心虑。人伦之纪，春秋之事，不在兹乎？余尝语圣遗：韩公傅以儒行说诗义，盖比于公谷之说经；刘中垒以固实说诗事，盖比于左氏之作传。”））。职是之故，《雪桥诗话》对《初编》之编撰有直接影响，而其要乃在于诗史相通观念之递承一节，亦可确定。
综上所述，《初编》本于对中国传统诗学求实存真之史家性格的准确把握，而其体例范式、编撰宗旨，则与《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一脉相承。
自陈寅恪先生标举“诗史互证”观念以来，诗歌与史事的互发共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阐述。邓之诚先生师承《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诗史相通的风格，秉持“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主旨，以纪事诗编表达其“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亦可视为对“诗史互证”的另一番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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