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对西藏的关怀和重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新中国论文,三代论文,领导集体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始终非常关心西藏人民，十分重视西藏工作。从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在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每一个关键时刻，党中央都及时作出重要决策，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仅仅半个世纪，西藏发生了由封建农奴社会跃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切无不倾注着三代领导集体对西藏的关怀和重视。实践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人民的翻身作主，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心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和平解放西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当天班禅从青海致电毛泽东、朱德：“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这时， 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加紧了侵略西藏的阴谋活动，煽动和唆使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打着反共的旗号，大搞所谓西藏独立，策动驱汉事件，还组织非法“亲善使团”表示“独立”。鉴于这一严峻形势，12月底毛泽东毅然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大决策，并于1950年1月2日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
进军西藏，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定不移的立场，可是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呢？毛泽东根据北平、湖南、云南、新疆、西康等省市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的经验，以及分析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样既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又有利于消除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符合广大藏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意愿，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1950年1 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国外反动势力和以摄政大扎·阿旺松饶为代表的西藏上层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互相勾结，拒不接受和平谈判，并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两岸布兵设防，扩军备战，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19日一举解放了昌都，促使摄政大扎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扫除了和谈道路上的障碍。
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通过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呈交中央人民政府信件，表示“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载《人民日报》1992年9月23日。）1951年2月，达赖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以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分两批于4月22日和4月26日到达北京，并从4月29 日开始正式和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以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开始谈判。中央对这次和谈非常重视，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毛泽东亲自决定。经过20多天的会谈，1951年5月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正式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协议一共十七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中央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要求，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坚决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现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等等。另一方面，协议的大部分条文是关于西藏内部关系和内政事宜的处理，本着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极为宽松的态度，如：“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这样做，既坚持了原则，又争取了多数。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民族从此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来，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二）“慎重稳进”、执行协议
十七条协议虽然签订了，但要逐条执行必然会遇到许多阻力，碰到许多困难，因此1951年5月23日上竿协议签订仪式刚刚结束， 下午毛泽东就告诫中央代表团成员和进藏部队领导：“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注：张国华《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载《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5日。）并且指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2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在“慎重稳进”的方针指引下， 十七条协议中的一些主要条款得以逐步贯彻落实。
（1）进军西藏。协议第2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1951年5月25 日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指出“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于是西南、西北军区根据“训令”的部署分别由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四路向西藏进军。西藏高原气候寒冷、空气稀薄、交通不便，给养困难，进藏部队一路“慎重稳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进军守则》，再冷也不进喇嘛寺庙，再饿也不向群众要粮食，凡遇到经幡、经塔、“神山”、“神树”、玛尼堆和一切宗教建筑都加以保护。部队一面进军，一面宣传，沿途部队领导都要拜访当地头人和上层喇嘛，宣传十七条协议，解除上层人士的顾虑，并给群众放电影、发宣传品，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部队按照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同时负担勘测、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重任，先遣支队进藏后，又遵照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教导，在拉萨河边沙滩荒地上开出1000多亩土地，当年就收获粮食20多万斤及大量蔬菜。进藏部队继承了红军长征的优良传统，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被藏族群众誉为“新汉人”、“菩萨兵”。1951年12月20日，西南、西北两支进藏部队在拉萨会师，胜利完成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
（2）区域自治。协议第3条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注：《毛泽东思想辞典》第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7月版。）1949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均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列入。从1947年到1958年，我国先后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对于保障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对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根据西藏当时的实际情况，民族隔阂尚未消除，爱国进步力量还不够强大，上层中的反动派继续进行分裂活动，本民族出身的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在西藏实行区域自治需要“慎重稳进”，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自1951年协议签订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在西藏建立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达赖、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了反动分子，终于在1956年4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这是一个统一协商带有政权性质的机构，是逐步实现区域自治的过渡形式，同西藏地方政府并存。中央派出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赴拉萨参加成立大会，毛泽东发了贺电：“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成就。”
（3）涉外事宜。协议第14 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这是依据历史定例和针对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非法成立“外交局”，企图表明西藏独立而拟订的。1952年9月6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领导下，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1954年4 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废除了印度政府沿袭的英国过去在西藏拥有的特权，撤退印度驻亚东、江孜的武装部队，将其在西藏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设备全部交给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接着中国又和尼伯尔、缅甸、锡金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边界条约和通商协定，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自然，对于协议中涉及西藏各项的改革事宜，不能性急，必须“慎重稳进”、耐心等待。如协议第8 条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1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这两条因上层分子和部分群众的不理解，以及给养供应的困难，条件尚不成熟而被搁置，拖延执行。1952年4 月毛泽东指示：“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 1977年4月版。）同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时，又当面谈到这个问题：“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害怕，就等后年执行。”（注：《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载《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至于民主改革更不能性急，直到1957年2 月毛泽东仍认为西藏条件不成熟，“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7页。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三）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
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摆脱了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但西藏仍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三大领主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人口不到5 %的农奴主阶级（即三大领主：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寺庙）却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脉、河流和其它一切生产资料，而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包括差巴和堆穷）与奴隶（朗生），不仅一无所有，而且人身也被农奴主所占有，农奴主可以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买卖、交换、转让、赠送、赌博、抵债。三大领主凭借这种反动的农奴占有制度，对广大农奴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一是支差，每年2／3的时间无偿为农奴主服役；二是纳税，什么水税，山税，人头税，耳朵税，千奇百怪，名目繁多；三是高利贷，面对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农奴为了生存只好经常借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高达30%。农奴稍有不顺，三大领主就动用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进行镇压，手段极端残忍，诸如鞭打、囚禁、站笼、挖眼、割鼻、砍手、剁脚、剥皮等等。由于三大领主只顾剥削农奴的劳动力而不顾农奴的死活，使用的生产工具简陋，生产粗放，技术水平极为落后，农奴也毫无生产积极性可言，所以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民族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毛泽东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1957年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同时对西藏工作实行“收缩”方针，进行精简机构，内地进藏的工作人员精简了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央是严格恪守协议中“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规定的。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中央一再退让软弱可欺，疯狂叫嚣封建农奴制度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根本不改，永远不改”。经过一番准备，在帝国主义策划支持下，1959年3月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协议，发动了以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为目的的全面武装叛乱。3月11 日毛泽东就对西藏叛乱问题发出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9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5年7月版。）所以从3月11日至3月19日驻藏部队采取守势，让反动分子充分表演，他们张贴反动布告，高呼“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杀害反对叛乱的藏族干部，所到之处烧杀、劫掠、强奸，甚至洗劫寺庙，奸污尼姑。叛乱分子的罪行彻底戳穿了他们“保护民族，保护宗教”的谎言，暴露了他们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丑恶嘴脸，进一步教育了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和西藏广大人民。 3月20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叛乱武装进行反击，仅两天多的战斗，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接着又迅速平定了山南和其他地区的叛乱，叛乱的平息使西藏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地，人民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象火山迸发一样震撼高原。面对这种变化，毛泽东风趣地说：“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了，把那些枪枝缴了，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指三大领主）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们那个印；第二是怕他们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注：《西藏革命史》第14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民主改革的条件成熟了，毛泽东适时提出西藏地区结合平叛斗争进行民主改革：“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的暂时缓改。”在民主改革中要注意政策，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的生产资料，实行全部没收的办法，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
根据党的政策，西藏的民主改革在农村、牧区、寺庙轰轰烈烈展开了。经过短短两年，到1961年5月，民主改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了身， 有了做人的权利和自由。 自1951年5月协议签订到1961年5月民主改革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西藏人民才真正获得了解放。此后，西藏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
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经直接参与西藏的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稳定发展的重大决策工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后，总揽全局，英明决策，多次指示要把西藏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尽快富起来。使西藏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突飞猛进。
（一）加快西藏经济建设
新时期邓小平对待西藏问题的基本思想是：立足于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一律平等，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依然存在，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有在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才能逐渐消除。为此，邓小平针对西藏的具体实际发表了《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 页至2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的著名谈话， 提出衡量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就是说一切有利西藏人民，有利加快西藏发展，缩小西藏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的事，就要坚持下去努力做好，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两个离不开”原则，全国支援西藏，共同繁荣富裕；坚持爱国主义教育，让祖国观念深入人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反分裂斗争，维护祖国统一，稳定西藏局势。其核心是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因为西藏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是各项工作的基础，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其他工作就无从谈起。把西藏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同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作斗争，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政治问题。
按照邓小平对西藏工作的思路和要求，党中央于1980年、1984年先后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针对当时西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1）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1980年3月14日、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西藏的中心工作和奋斗目标，在理论上澄清“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制定了今后必须注意的八项方针，其中心内容是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制定适合西藏的特殊的灵活的政策，较快地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如：“中央各部门都要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西藏得到恢复。按照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西藏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治穷致富的政策。把西藏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2）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1984年2月27日至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总结了1980年以来西藏工作的经验，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西藏的特殊性进行了一次再认识，认为西藏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条，它是“世界屋脊”，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交通不便，基本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第二条，过去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统治达数百年之久。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下子把它带到、吸收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是跳过了资本主义社会，跳过了封建社会的后半段，还跳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确实是一次极大的飞跃。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长期封建农奴社会所带来的历史痕迹，是很深刻的，不可能一下子消失。
第三条，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藏族。虽然也还有别的民族，如门巴、珞巴等，但主体只有一个藏族。藏族这个民族，长时期聚在一起，朴实、勤劳、聪明、勇敢、有很多优点，历史上曾经很有作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还形成了藏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心理状态，要认真研究。
第四条，它的宗教——喇嘛教在群众中有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在世界上，西藏是佛教影响最大最深的地方。现在西藏那套教规和寺院生活，基本上还是中世纪的。这个问题决不是小问题，不能轻视。
第五条，由于地理、历史和民族条件，它在世界广大人们心目中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为世界舆论所关心。尤其是那些外国宗教势力，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势力，总想插手。（注：据格来《党中央给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力量》一文，载《西藏日报》1984年4月21日。）
针对西藏的特殊性，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把西藏经济搞上去的问题。提出“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决定由全国九省市和国家有关部委支援西藏，建设43项工程。
（二）新时期西藏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西藏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1980年到1989年经历了两个阶段：
（1）1980年到1983年，休养生息、治穷致富阶段。
根据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区党委、区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治穷致富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可概括为“放、免、减、保”四字方针。放，即放宽政策，尊重队、组、户的自主权。从1980年起，自治区、地、县不再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和种植计划，由队、组、户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群众生活和社会需要，安排自己的作物种植计划。农牧区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和家庭副业由社员自主经营，产品由社员自己支配，他人不得干涉。免，即免征农牧业税两年，取消一切形式的派购。从1980年起，两年内在全区范围内免征农牧业税，不向社队分派收购任务。城乡集体经营的民族手工业、建筑业、运输、服务性行业和临时季节性的小商小贩、社员个人产品上市出售，群众间互相交换农、牧、副产品，一律免税。县、区、社队的农牧用汽车、拖拉机免收养路费。减，即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从1980年6月起， 废除一切形式摊派任务，减轻群众负担。国家建设项目需要用工，采取签合同等办法，由社队承包，劳务收入作为社队副业收入归社队集体所有，自主支配。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由社队负担的部分，1980年7 月起改由国家负担。学校的一切经费全部由国家负担。保，即保证必要的供应。农牧产品停止收购后，城镇居民、藏族职工的酥油供应办法不变。不降低牧民的口粮标准。油菜籽、酥油、毛类、皮张实行议价收购后，区内毛皮加工产品销价不变，增加的亏损部分由财政补贴。（注：参见《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册，第406页至40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4 月版。）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和落实政策，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97062万元增加到1983年的111741万元，国民收入由1980年的48047万元增加到1983年的55506万元，农业总产值由1980 年的53215 万元增加到1983年的59472万元。（注：具体数字引自多杰才旦、 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第85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2）1984年到1989年，放宽政策、搞活经济阶段。
1984年根据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领导到西藏调查研究后向中央呈交的《报告》意见，确定在西藏实行“一个解放”“两个转变”“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方针，激励了西藏经济的发展。
“一个解放”：就是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有利于调动广大农牧民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出发，充分发挥西藏优势，勇于探索，善于改革，制定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两个转变”：一是要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增强自身活力，逐步实现西藏城乡经济的良好循环；二是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型经济，努力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两个为主”：按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两个长期不变”：牧区实行“牧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草场划分到户或联户经营管理。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注：参见《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册，第412页至41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4月版。）
由于贯彻了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了“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84年当年“全区工农牧业总产值达到7.83亿元，比上年增长11%，其中农牧业达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3.6%，粮食总产量达4.84亿公斤，比上年增长31%，农牧民年人均收入达300元， 比上年增长39%以上。”（注：参见《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册， 第41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4月版。）此后一连几年西藏的生产直线上升， 到“1989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21.1亿元；国民收入16.7亿元，比1983年增长201%；工农业总产值9.77亿元，比1983年增长39%， 其中农牧业总产值7.56亿元，比1983年增长32%，工业总产值2.21亿元，比1983年增长70%；粮食总产量53万吨，比1983年增长44%，创历史最高水平；农牧民年人均收入397元，比1983年增长83.8 %”（注：胡锦涛《团结全区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进步而奋斗》，载《西藏日报》1990年7月20日。）
与此同时，西藏开始了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先后对计划、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劳动工资、商业外贸、国营企业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城市建设加大了力度，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四川、广东、山东、福建等九省市和水电部、农牧渔业部、国家建设局等有关部门，帮助西藏拉萨、日喀则、昌都几个城市建设43个中小型工程项目，共投资4.8亿元，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 仅拉萨市区就有拉萨饭店、拉萨剧院（后改为西藏人民大会堂）、西藏体育馆、西藏宾馆、拉萨上下水工程、西郊商场、北郊商场、三级物资供应站、西藏大学、拉萨电化教学楼、拉萨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拉萨客运站、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群艺馆、拉萨货运总站、拉萨花岗石加工厂、拉萨饲料加工厂、拉萨火电厂改造工程等18个项目。这些工程绝大多数是公共服务设施，相继于1985年底竣工交付使用，一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现代建筑群拔地而起，使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西藏局势
正当西藏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各项经济建设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刻，达赖集团于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直接派人潜入拉萨，策划、煽动和组织多起严重骚乱事件，一伙暴徒高呼“西藏独立”口号，打砸抢烧杀，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妄图阻挠西藏的经济建设，因此，西藏的稳定是保证西藏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没有稳定，一切都谈不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对达赖集团大搞“西藏独立”的阴谋，邓小平一贯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达赖的代表嘉乐顿珠时， 当即表明“西藏独立”不容讨论，“根本的问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判断。”（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载《人民日报》1992年9月23日。）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政治声明，公开鼓吹“西藏独立”，对此，邓小平于10月16日严正指出：“达赖喇嘛和少数美国议员给我们制造这一点麻烦，不但影响不了我们总的好形势，相反，却表现了那些美国议员的无知和狂妄，暴露了他们的本质。”“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过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3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所以，维护稳定，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图谋，是西藏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然而，任何时候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丢，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西藏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其中强调：“西藏要稳定要发展，根本的一环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4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在西藏，稳定局势是前提，经济建设是基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扬了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视、关怀西藏的传统。总书记亲临西藏实地考察、主持召开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为西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灵活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各项事业加速发展。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导西藏新发展
1989年10月19日，刚担任总书记才4个月的江泽民， 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指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6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为了抓好这两件大事，江泽民于1990年7月20日至7月26日，对西藏进行为期七天的考察，深入基层第一线，先后到拉萨地毯厂、羊八井地热电厂、堆龙德庆县农村、羌塘草原牧区、自治区藏医院住院部、拉萨第一小学、拉萨市城关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驻藏部队，广泛接触各族干部、群众、指战员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通过了解情况，江泽民充分肯定和平解放40年来西藏的工作，强调“西藏局势的稳定，关系到边防的巩固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进一步稳定西藏局势，是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首要任务；广大农牧民、工人、知识分子是稳定局势的主力军，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注：《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我区考察工作》，载《西藏日报》1990年7月31日。）
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等原因，西藏的经济同内地省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如何加快西藏经济建设的步伐，是江泽民这次赴西藏考察的一个重点。能源落后，交通不便，是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江泽民在考察中一再强调能源、交通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两项建设的快慢，关系到西藏国民经济后续能力的强弱。根据考察结果和自治区领导的提议，江泽民当场同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兴建、青藏公路局部整治、昌都邦达机场改建等有关能源、交通建设项目的立项。 在7月24日的全区千人干部大会上，江泽民宣布：“为了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将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凡是实践证明有利于促进西藏国民经济发展，有利于西藏人民生活改善的政策一律不变。”（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7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江泽民从西藏返回北京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加大支持西藏的力度，推动西藏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很快确定了一批由国家在西藏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
（1）“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程。西藏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 拉萨河、年楚河）的开发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工程建设，包括农业、牧业、林业、水利、能源、交通、工业等多个行业。从1991年起力争用10年时间，投资10亿元（实际已投资20亿元），实现增产粮食1.5 亿公斤，增产肉类2400万公斤的目标。
（2）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投资8亿元，装机9万千瓦，1997年电站全部建成， 从根本上缓解了拉萨及其周围地区电力不足的紧张局面。
（3）对青藏、川藏、黑昌、中尼、 墨脱公路干线进行整治和改造。投资近18亿元，确保西藏经济命脉和公路运输的通畅。
（4）建设拉萨市邮政枢纽楼。新增程控自动电话11万门， 建成47个县的54个卫星地面站及配套设施。
（5）扩建拉萨贡嘎机场。1991年9月竣工， 使机场可降落波音747、757等大型客机。
（6）改建世界上最高的现代航空港邦达机场。投资2.5亿元，1995年4月竣工，现已开通成都至昌都、昌都至拉萨的航线， 对开发建设藏东南，缓解川藏运输起重大作用。
（二）西藏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1994年7月20日至23日， 在北京京西宾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加快发展和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努力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27日。 ）会议确定了到本世纪末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27日。 ）会议确定了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第一，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第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逐步建立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三，发挥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两个积极性，下决心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带动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27日。）会议提出了西藏到2000 年的发展目标：“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国民经济平均增长10%左右，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继续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基本完成脱贫任务，使多数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为下世纪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27日。）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使西藏的经济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在座谈会上中央还为西藏制定了8大优惠政策：“（1）财税政策。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实行‘核定基础、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税收实行‘税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征税退还’的政策。 （2）金融政策。继续实行优惠的贷款利率和保险政策。③投融资政策。对西藏的能源、交通、通信以及综合开放等大中型骨干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由国家给予重点支持，对建设周期长的实行动态投资。对西藏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国家在资金上给予优先保证。（4）价格补贴政策。 为了保证社会稳定，使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对中央出台的重大调价措施在西藏的涨价影响，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5）外贸政策。 对现行外贸管理方面的优惠政策不变。并实行‘放宽政策，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政策。（6）社会保障政策。 帮助西藏逐步建立健全离退休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体系。（7 ）农业和农村政策。继续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即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继续免征农牧业税。在土地、草场公有的前提下，鼓励个人开垦农田、荒滩、荒坡，种植农作物和植树、种草。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对农用生产资料继续实行财政补贴，国家将逐步增加化肥货源和农用柴油指标。给予西藏自治区免征乡镇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并在安排扶贫专款，‘以工代赈’资金时，对西藏实行倾斜。（8）企业改革政策。 分期分批解决国有企业历史包袱问题，优先解决效益好的企业。”（注：《历史跨越的辉煌业绩》，载《西藏日报》1995年8月11日。 ）会上经过详细研究确定了62项援藏项目，以及新的“对口支援，分片包干，定期轮换”的援藏政策。总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的又一次战略决策，制定了1994年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西藏工作的行动纲领，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藏发展、稳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是西藏发展的新里程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落实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的方针政策，西藏国民经济发展连续5年超过两位数，年均增长13.6%，高于全国3.8个百分点， 被公认为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5年。1998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91.18亿元，比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37.28亿元）增长144%，1998年西藏的第二、第三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分别达到20.24亿元和39.50亿元比1993年（第二产业5.51亿元，第三产业13.50亿元）增长270%和200%。 生产的发展必然使人民的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和提高，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5438元，农牧民收入达到1158元，分别比1993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504元，农牧民人均收入521元）增长117%和122%。（注：1998 年西藏各项经济发展数字见列确1999年5月15 日在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载《西藏日报》1999年5月27日。 ）现在西藏社会稳定，生产发展，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廉政勤政建设也取得新成就，这一切都是认真贯彻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三）62项工程使西藏经济跃上新台阶
由于西藏现代化建设起点低，基础差，特别是西藏经济基础设施落后，能源消耗75%靠柴薪，人为对森林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以公路运输为主的交通，公路等级低，技术标准和养护工作不够，2／3缺桥少涵，灾害频繁，通讯网络不畅，许多县无程控直拨电话，打长途极不方便，广播和电视覆盖率只有40%和36%。能源、交通、通讯的滞后，成为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西藏发展的重点，要放在加强农牧业，搞好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上，以利于增强自我发展的活力和后劲。”（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27日。 ）并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预算投资23.8亿元（实际投资已达42亿元），兴建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62项工程：（1）农技推广体系建设；（2）左贡县玉曲河农业综合开发；（3）仁布县解放水渠；（4）满拉水利枢纽工程；（5 ）优质油菜生产和加工；（6）乃东县油粮加工厂；（7）拉萨油粮加工厂；（8 ）藏西北绒山羊基地；（9）林芝东久林场开发；（10）西藏边茶厂；（11 ）丁青县水电站；（12）巴青县水电站；（13）措美县水电站；（14）芒康县盐井水电站；（15）聂荣县水电站；（16）米林县南伊水电站；（17）沃卡河一级水电站；（18）朗久地热电站；（19）拉萨西郊输变电工程；（20）昌都电网改造；（21）香卡山铬铁矿矿山建设；（22）申扎金矿矿山及配套设施建设；（23）扎仓茶卡绷镁矿；（24）昌都水泥厂搬迁；（25）马查拉煤矿；（26）西藏自治区藏药厂扩建；（27）拉贡公路建设；（28）格尔木炼油厂至101油库运输管道；（29 ）拉萨新华书店；（30）中尼公路中坝至拉孜段改造；（31）贡嘎机场储油设施建设；（32）拉萨西郊长途电话枢纽楼；（33）拉萨至日喀则光缆工程；（34）12个地面VSAT站；（35）布达拉宫广场；（36）拉萨市环行路；（37）泽当镇道路改造；（38）日喀则市上下水工程；（39）狮泉河镇上下水工程；（40）自治区党校暨行政学院综合楼；（41）37个边境和贫困县县机关建设；（42）边境口岸建设；（43）西藏博物馆；（44）乡级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45）林芝宾馆；（46）日喀则第二中学；（47）乃东县中学；（48）嘉黎县中学；（49）贡觉县中学；（50）朗县中学；（51）生育健康培训中心；（52）自治区传染病医院；（53）拉萨市医院住院部；（54）自治区党委政府办公楼；（55）北京西藏大厦；（56）塘河电厂改造；（57）沃卡潭三级电站改造；（58）林芝八一电厂改造；（59）拉萨水泥厂回转窑改造；（60）昌都粮油加工厂改造；（61）林芝县粮油加工厂改造；（62）西藏农牧产品加工出口基地。从中可以看出，有关能源、交通、通讯、农业、水利、工厂、矿业的生产性项目就占42项，占总投资的73.2%，其余20项也极大多数与西藏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有关，如乡级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就涉及73个县、493个乡和57个道班，日喀则市上下水工程，可解决日喀则4万居民吃水困难问题，乃东县中学等5所中学的建成， 缓解了这些地方小学生升学难的状况。
目前，62项工程已有60项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并已开始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使农业增产粮食55万公斤；能源新增装机容量37400 千瓦，年增发电量2.89千瓦小时，缓解了山南、日喀则、昌都、阿里的电力紧张，基本解决了巴青、丁青、米林、措美、芒康、申扎、东久林场、易贡茶场、聂荣等无电县（单位）的供电问题。拉萨、林芝、昌都等地粮油加工厂的建成，新增面粉生产能力1750 万公斤， 菜籽油加工能力150万公斤。乡级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建成后， 实现了乡乡有广播电视接收站，广播电视覆盖率由原来的40%和36%，提高到61%和52%。5所中学的建成，使西藏的中学新增招生能力4900人。 市镇建设及其他项目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城镇和边境贫困县机关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布达拉宫广场竣工为拉萨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为群众提供了一个集会、休息、娱乐的良好场所。所以西藏人民称颂62项工程是中央关心西藏的历史丰碑，是汉藏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除了62项大的工程外，全国15个省市和33个中央机关部委，根据“对口支援，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于1995年至1997年派出第一批621名干部对口援藏， 新的援藏办法改变了过去单纯派干部进藏工作的办法，将干部支援与受援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对口支援，有些省市把受援地区纳入本省市发展规划，有的将受援地区作为本省市的一个特殊地区加以规划扶植，有的提出要让受援地区与本省市共同步入小康目标。据统计仅两年时间，15个对口援藏省市计划各类援藏项目564个，项目投资总额4.85亿元，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计划各类援藏项目526个，项目投资总额13.41亿元，如广东援藏项目林芝木材加工厂，现生产的家俱、建材享誉西藏，远销内地；福建援藏项目朗县虫草果品加工企业，使朗县的虫草在沿海颇有名气，成为抢手货；上海援藏项目江孜矿泉水厂，年产值达600万元。1998 年第二批636名干部进藏轮换，目前已商定援藏项目269个，资金总数超过12亿元。全国的支援加快了西藏经济建设的发展，促进了西藏和内地，藏族和汉族的交往与联系，正像西藏歌曲所唱：“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纵观50年西藏的历程，说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西藏工作是十分关怀和重视的，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都及时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全力支援。自和平解放至今中央共向西藏投入400多亿元的财政补贴，并调运大量物资进藏； 一批又一批的内地干部、科技人员、教师、医生响应党的号召奔赴西藏，加上西藏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西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公路”。据规划到2015年自治区成立50周年时，西藏实现区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力争人均区内生产总值达到全国水平，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51年西藏和平解放100 周年时，西藏和全国人民一道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深信：只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有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有西藏人民的发愤图强，开拓创新，美好的远景规划一定能实现，西藏的21世纪一定前程似锦，光辉灿烂。
收稿日期：1999—06—24
审稿 顾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