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格局演化特征及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城市论文,格局论文,特征论文,机制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伴随城市形象转变，很多城市受到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青睐，已成为重要旅游载体；同时，旅游在推动城市核心区、滨水区复兴、重构和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政府也因此越来越重视城市旅游的发展。国外城市旅游研究相对较晚，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Stansfield，此后零星地发表了一些来自地理学者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旅游研究成果增多，但仍不够系统和深入，空间多尺度、多主题的系统研究非常必要[2]。我国城市旅游发展相对较晚，研究也相对滞后，不过伴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旅游的迅速发展，旅游研究内容日渐广泛[3]。研究大尺度空间的文献少，主要有：国内主要城市旅游目的地发展演化及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4-6]；城市旅游供给与需求空间关系探讨[7]、中国城市旅游体系及规模研究[8-9]。上述主要从单个要素或采用统计描述方法探究我国城市旅游发展特征，而旅游城市发展的空间动态过程综合多变量定量研究还有待加强，空间格局演化的内在机理尚需深入探究；关于中国城市旅游系统的大尺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城市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体系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4]。文章试图用多变量定量方法选取50个城市（表1）初步探讨近年来我国主要旅游城市空间格局特征及演化机制。
2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2.1 研究方法
选取城市旅游发展的量度指标，运用多变量分析方法和GIS技术对不同时段的城市旅游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计算和表达，比较不同时段之间的差异特征，求证其演化过程机制。具体分析模型：(1)因子分析模型[10-11]，其步骤为：①原始数据标准化，文章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②建立变量相关系数矩阵R；③求R的特征根及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根据累计贡献率的要求取前m个特征根和相应的特征向量，利用主成分法求因子载荷阵；④利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阵，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⑤计算因子得分，然后利用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率求取综合因子得分。(2)相关分析模型，文章利用相关分析诊断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试图提供一种解释模型。
表1 50座旅游城市分布
说明：分区参照我国宏观的东、中及西部区划划分方法，南北以长江为界，以下的分析以此表为依据。
2.2 指标及数据
(1)总量指标：①城市入境旅游人次数，②国际旅游收入，③床位数，④人均停留天数。(2)相对量指标：①旅游收入区位熵，借鉴区位熵概念（此前，Pearce(1987)，Hudman(1979)等曾用旅游人次和人口数作为量度依据[12]），利用城市旅游收入
与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比值除以全国旅游总收入
与国内生产总值
比值
，比值大于1表明城市的旅游经济作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反之，则表明城市的旅游经济作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旅游功能指数，它是一地区接待游客的容量（通常是以床位数N为统计指标）与该地区的人口数P之间的比值(TFI=N/P×100)，比值大则表明旅游对旅游地的作用大，反之相反；指标的缺陷在于人口多的城市，旅游的作用将被弱化，这项指标反映城市旅游容量或者潜能[13]。③旅游强度指数，由Pearce提出[12]，它是用目的地游客数
与目的地人口数
之间的比值
。这项指标反映城市旅游效益、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大小及城市接待水平[14]，该研究是用城市入境游客数比市区人口数。(3)数据获取：鉴于年鉴数据具有连续性和较高可信度，该研究数据取自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5-17]，经整理后用于实证分析。
3 主要旅游城市空间格局演化
数据源于1990,1996,2000,2002年4个时段的旅游统计资料，选取上述7项指标，分别进行因子分析，KMO是Kaiser-Meyer-Olkin的取样适当性量数，当KMO值愈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根据专家Kaiser(1974)观点，如果KMO的值小于0.5时，较不宜进行因子分析；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有共同因素存在，表明适合因子分析（表2）。因子分析将7项指标简化成2或3个因子，然后利用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率（表3）计算各个时段的综合因子得分（综合因子得分等于各因子得分分别乘以各个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再除以累计方差），并且排序；然后对比不同时段城市旅游综合因子得分排序变化，分析位次变化值的空间分布特征。
表2 KMO及Bartlett检验
表3 因子分析总方差解释
说明：提取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是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图1 各区城市旅游实力位次
图2 1990-1996年城市旅游发展位次变化
说明：图中位次上升为正值，下降为负值，图3，图4相同。
图3 1996-2000年城市旅游发展位次变化
3.1 分析结果
(1)四时段城市旅游实力排名统计结果（图1），柱状图表示每区城市旅游实力位次的均值，均值越小则表明该区排位越靠前。东南地区的城市旅游实力最强，排名靠前，名次均值最小，1990,1996,2000,2002年分别为16.5，14.1,13.7,14.8；西北和中北地区的城市旅游实力最弱，西北地区名次均值分别为35.7,37.7,36.0,40.5，中北地区名次均值分别为44.2,41,42.2,40.4；东北、西南和中南地区的城市旅游实力较强，而且三区域的平均差距缩小，东北地区名次均值分别为22.3,29.0,28.0,26.2，西南地区名次均值分别为27.3,25.2,26.3,26.2，中南地区名次均值分别为32,26.5,30.3,26.8。(2)1990-1996年时段（图2）。南方城市旅游实力位次普遍提升，东南、中南及西南地区的城市旅游实力位次均值分别提升了2.4,5.5,2.2，提升快的城市如三亚、桂林、昆明、无锡等，北方城市除中北地区郑州、合肥、洛阳外，东北、西北地区的城市旅游实力位次以下降为主，东北及西北地区的城市旅游实力位次均值分别下降6.7,2，下降快的城市如哈尔滨、呼和浩特、石家庄等。这表明北方城市旅游发展速度落后于南方城市，造成北方城市位次下降而南方上升。(3)1996-2000年时段（图3）。南方城市旅游实力递减，西南、中南地区的实力位次均值分别下降1.2,3.8，东南地区城市旅游实力位次变动均值为0.4，位次变动幅度小；北方城市旅游实力位次提升，东北、西北地区实力位次均值分别提升1,1.7，提升较快的城市是长春、青岛、烟台、银川、西宁、合肥和乌鲁木齐等。表明南方尤其南部沿海部分城市旅游发展速度减缓，排名退步，北方城市旅游加速发展。(4)2000-2002年时段（图4）。东北地区城市旅游实力位次均值上升1.8，中北、中南地区分别上升1.8,3.5,东南地区下降1.1，西北地区城市旅游实力位次均值下降4.5，西南地区基本持平，变动幅度小。表明东北及中部地区一些城市旅游发展比较快，排名提升。(5)跨时段分析。从几个阶段的变化来看，1990-1996,1996-2000,2000-2002,1996-2002时段的位次升降值的标准差分别为9.2,3.9,6.2,6.5。标准差越大，说明数据之间的相差大，本例中则表明位次升降的幅度大。通过1990-1996，1996-2002年时间段的位次升降值标准差比较，可见1990-1996年的升降幅度相对较大，而后的升降幅度减小。
图4 2000-2002年城市旅游发展位次变化
3.2 格局演化特征
3.2.1 空间分布态势。基于4个时段的因子综合得分之和作为分类依据，利用ArcGIS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图5）。可见，我国沿海地区的城市旅游发展高于内地，北方城市旅游发展水平低于南方；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三大旅游核心地带，分别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为中心，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城市旅游核心地带。
3.2.2 空间格局动态。各个城市旅游综合得分的位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表明不同城市旅游不同阶段发展速度不同，落实到空间上，呈现一定的空间移动规律：位次普遍提升的总体趋势是先由南方城市过渡到北方城市，由东南部向西北部城市转移；1990-1996年时段位次变化幅度大，此后减小。
通过位次升降值的空间分布，可见城市旅游空间竞争存在于全国和区域范围内，如图2中，南方城市旅游发展总体位次提升，北方城市旅游综合得分位次总体呈递减态势，这反映了南方城市游客增多、收入增加、城市旅游实力提升，与此形成对比，北方城市旅游排名下降。在区域内部也存在此消彼长的过程，比如，东南地区城市旅游发展的综合得分位次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区域内也有城市处于下降的情况；同样在北方城市旅游实力位次普遍提升时，也存在位次下降的城市。
图5 城市旅游综合实力划分
4 主要旅游城市格局动态机制
4.1 外资与旅游互动发展
上述城市旅游发展的空间态势表明：城市旅游发展水平东部强于西部，发展速度具有空间转移规律。这和我国空间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同步性。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要求加快发展，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些因素在促进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同期城市旅游综合得分位次普遍上升；90年代中后期及21世纪初，随着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北移和西进，浦东深度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长江沿线、西部和北方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同期中西部及东北的城市旅游综合得分位次普遍提升。作者假设：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外力和城市成长需要的内力共同作用，促使城市要吸引外来资金来推动城市发展，其中外资占据重要作用；外资可投资于旅游或非旅游产业。通过投资旅游和非旅游产业，可增加旅游产品、改善旅游服务，提高财政和居民收入，增加商务游客；依次又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投入到旅游业中提升旅游发展水平，推动城市生态环境优化，居民福利水平提升，基础和配套设施改善，这些结果又有助于吸引外资，于是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格局（图6）。那么是否存在上述正向互动关系？关键要论证各城市吸引外资额与城市旅游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为此，利用上述4个时段50个城市旅游发展综合因子得分与外商投资（注：数据采用当年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参考文献[16]），尽管城市在各个时段外资统计标准变动，但文章采用相同时期城市间横向比较，因而不会影响分析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如果正向相关关系显著，则表明本假设存在一定合理性，即说明外资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反之，外资与旅游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存在或者负相关。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与外商投资额相关分析结果为：1990,1996,2000,2002年分别为0.652,0.475,0.631,0.732，检验结果表明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尽管各个年份的相关系数不同，但旅游发展的综合因子得分与外资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在2002年相关关系高达0.732。这说明旅游发展与外资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非偶然。因而可认为外资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外资对推动城市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
图6外资与城市旅游发展互动机制
4.2 城市区位等地理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以京、沪、穗、深圳四大城市为中心的旅游核心地带，区位因子起到重要作用；南京、西安、苏州等传统文化名城长盛不衰，历史及资源基础作用起到关键作用，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陆林等所持观点[18]；此外，旅游需求结构变化及城市旅游发展的驱动力因素的变化、城市旅游竞争的影响等因素也是造成城市旅游发展空间动态演化的动力[4-5]，比如，在南部沿海同属海南省的三亚与海口旅游发展的得分位次变化，1990-1996年阶段同时上升，而三亚上升速度快，1996-2000年三亚依然上升，而海口位次下降。
4.3 国际局势影响
从几个阶段的变化来看，1990-1996年时间段，排名升降的幅度大，此后阶段的升降幅度相对较小。这表明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1990-1996年时间段，国际和国内局势比较稳定，经济强势增长，外向型经济占主导的南方城市旅游发展相对快，而此后受制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港澳及东南亚游客为主的南方城市受到冲击更大一些，这是造成南方城市旅游发展得分位次下降的重要原因。
5 结论
文章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因子分析等方法，利用实证初步分析了近年来我国主要旅游城市空间格局与演化机制。结果表明：以京、沪、穗、深圳四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三大旅游核心地带没有显著变化；其它城市旅游发展变化明显；东部城市旅游发展综合优势胜于中西部；从发展速度来看具有空间转移的特征。位次普遍提升的过程，先由南方城市过渡到长江中下游城市、北方城市。城市旅游发展的变化不仅与资源、区位、历史基础、空间竞争相关，且与国家的宏观空间发展战略、外部投资密切相关，投资量大的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旅游业发展也快；反之，投资少的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业发展也相对缓慢。然而，加入WTO后影响我国城市旅游发展空间特征的因素将更加复杂，为深入了解其变化特征及机制尚需选择经典案例进行长期监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