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失误与太平天国的败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洪秀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和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加深。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举行了金田起义，成为中国近代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在他的组织、领导和发动下，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迅速从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它沉重打击和动摇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给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坚决有力的打击，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法令。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压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称誉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著名代表者之一。然而，这场轰轰烈烈、中外瞩目的农民运动，在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以后，随着1864年天京的陷落而归于失败。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史学界说法不尽相同，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种：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镇压而失败；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狭隘自私、落后保守性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必然崩溃，天国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动员群众参加斗争的纲领、制度、政策；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等。这些原因并非没有道理，但只能说是太平天国失败的诸因素之一，它们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论证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有的还只是它的外因。我觉得，在众多的失败原因中，天王洪秀全的失误，应该是内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这些失误对天国事业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虽有天国广大军民的浴血奋战，也无法挽救这些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最后终于导致天国的败亡。
一、在领导集团争夺权利的天京事变中，密诏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给天国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迫使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原来，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封建帝王思想迅速膨胀，由于受封建思想教育的影响，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发展，他也由一个农民运动的伟大领袖逐渐向封建化转化。当时，摆在天国领袖面前的任务，本应是发展大好形势，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洪秀全等天国领袖却在按封建帝王的格式铺排一切。特别是天王洪秀全，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逐渐走上封建化的轨道。在政治上，他深居简出，倦理政务。永安封王后，军国大政，交杨秀清执掌。到南京后，动用大批人力物力，修建了豪华的天王宫，“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凿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①。自己则“僻处深宫，从不出户”。这样，他逐渐“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利于声色货利。”②即使当年金田首义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事面奏，也须请旨指定日期，方可朝见。据张德坚记：太平军首领上奏，须先禀报石达开和韦昌辉，再送呈杨秀清，经他盖印后才可转奏洪秀全。如无杨秀清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迳达”③。韦昌辉在天国当时位居第三，尚且如此，别人就更可想而知了。有时，杨秀清有事“具奏请朝觐”，洪秀全则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④洪秀全不勤政事，“人罕识其面”，以致驻在南京城外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竟闹出“洪秀全实无其人”的误会⑤。在天京，他进一步破坏自己颁布的“别男行女行”的军纪⑥，“盛置妾媵”⑦，仅“月宫”就有88人⑧。有的说他有妻妾108人。“宫内只许女子居住，闻宫内共有女子千名。”⑨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一天写些充满封建主义色彩的打油诗、顺口溜一类的东西。宣扬什么“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封建伦理道德⑩。他写的五百首“天父诗”。绝大部分都是到天京后为后妃们制订的行为准则和清规戒律。很少再有平等和民主的气息(11)，违犯者就要受受打罚。他自己怕见人面，也不准臣下见后宫之面，更不准谈及后宫的任何情况，违犯者“杀头不赦”。这些规定，还得要天朝天国万年永世子子孙孙所有臣民一概遵守，企图建立洪姓万世的一统江山。洪秀全的这些作法，不但使他完全脱离了与之共同奋斗的天国群众，而且对他的部下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腐蚀了革命队伍，也成为天京事变发生的祸根之一。
杨秀清是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他在从金田起义到天京事变发生前的这一时期，为太平天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洪秀全虽是天国的最高领袖，而杨秀清是天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定都天京后，随着天国事业的不断胜利，杨秀清权势和地位的不断提高，他逐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居功自傲，专权跋扈，“威风张扬，不知自忌”(12)，生活腐化，大讲排场，竟发展到要与洪秀全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地步。1856年8月，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传洪秀全到东王府，假借天父旨意，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并世袭罔替。事已至此，洪秀全这才看到杨秀清独揽大权所酿成的严重后果，一面假意答应封杨为“万岁”，一面在天王府外积极布防。同时密诏在江西瑞州作战的韦昌辉，在武昌前线的石达开回京“勤王”。韦昌辉接到密诏，率亲军3000人星夜赶回天京，9月1日深夜，冲入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和他的家属，接着又用阴谋手段，诱杀东王部下官兵二万多人。10月，石达开自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杀人过多，韦又要杀石，石达开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杀了他的全家。石达开逃到安徽，起兵靖难。韦昌辉滥杀无辜的暴行，引起天国广大军民的愤恨，最后，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合朝同心，杀死韦昌辉及其死党二百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天京事变(13)。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借洪、杨矛盾而滥杀无辜，企图乘机夺权，他们各有自己的责任。而作为天国领导的洪秀全，对这一事变更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首先，正是由于到天京后他自己僻处深宫，倦理政务，将军国大政，任凭杨秀清裁处，形成自己大权旁落，造成杨秀清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正是杨秀清的权力集中，使他争权夺利的野心又不断膨胀；而洪秀全的特权腐化生活，又是促使杨秀清争夺权利的一种诱发因素。其次，在太平天国创业阶段，发动群众，做艰苦创教工作的是南王冯云山，组织起义，领导军民进行实际斗争的是杨秀清。洪秀全自己直接参加实际斗争的机会并不很多，而胜利的迅速到来，反而使他觉得这是天父上帝的恩赐，是天命的安排。随着天国形势的发展，他的封建帝王思想日益膨胀。杨秀清逼封“万岁”，正好是对自己万年永世封建帝王思想的挑战，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表面应允，以安其心，又暗发密诏，进行布置，用突然袭击的决绝手段对付草莽结盟的首义同伴，其行动的迅速和果断，反映出对杨秀清与他争权的极度愤懑，表明二者之间已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而他后来对杨秀清的追封和怀念，那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收拢人心的一种手段。第三，在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利用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密诏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解除杨对自己最高统治权力的威胁，现在虽然没有发现留下的直接文字资料，但从客观形势分析，洪秀全也应负主要责任。如果没有他的密诏命令，韦昌辉绝不会从前线赶回天京，更兼天京防守严密，没有密令不可能带兵进入。没有密诏，他不可能以三千人对付一、二万人，并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同意，发生这样严重的事变，并不断扩大，他必然有制止的表示。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出面制止和追查韦的擅杀罪行。石达开逃出天京，韦昌辉杀了他的全家，洪秀全还发出圣诏，对石达开进行通缉，并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格“购其首级”(14)，这都正好证明了洪秀全对韦昌辉的怂恿和支持。另外，清廷的公私文书中，有不少洪叫韦杀杨的间接资料。也很有助于人们了解洪秀全密诏韦昌辉诛杀杨秀清的情况(15)。
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内部残杀争斗，使两万多经过多年战争锻炼的老战士无辜牺牲，革命元气大伤，断送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丧失了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给敌人造成疯狂反扑的机会，迫使天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内讧互斗，使人们对象征革命权威的“上帝”和拜上帝教的教义不能不发生怀疑。后来，太平军中传播的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回转故乡仍旧做长工”(16)。这就使“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17)的神话被戳破，广大群众失去了精神上的维系力量，人心涣散，威力大减。由于天京事变对天国损失重大，影响深远，终于成为太平天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不但事变发生的原因直接与洪秀全有关，他密调韦昌辉带兵回京，以突然袭击的手法杀死杨秀清。当韦昌辉乘机滥杀时，他没有以天王的身份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加以反对和制止，甚至不分是非，助纣为虐，派兵悬赏缉拿反对滥杀的石达开。后来在石达开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才杀死韦昌辉（这证明了他还是有制止变乱的能力），因此，天京事变的惨重损失，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首先负有最重要的责任。
二、为巩固洪氏集团的统治而逼走石达开，从而造成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
洪秀全从天京事变汲取了消极教训，此后，他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逃到安庆，起兵靖难，要求天王严惩韦昌辉，他领兵从安庆渡江过池州（今安徽贵池），进入泾县，恰值清军进攻宁国，陈玉成作战失利，天京南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危急时刻，石达开又移靖难之师去救援宁国。11月2日(18)，在洪秀全主持下，杀死韦昌辉及其死党二百多人，将其首级解送宁国军前，并召石达开回京。
这时，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洪秀全虽然难免对外姓人有猜忌疑惧的私心杂念，但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从广大群众说，刚经历过刀光血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十一月中旬，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19)。“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不肯受。”(20)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21)，命他提理政务。
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勇敢抗击韦昌辉滥杀暴行斗争的胜利，对洪秀全曾给他加以“反顾偏心罪”，下诏通缉，“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金“购其首级”(22)的错误作法，他亦不计较，显示出他不计个人恩怨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德，这就博得天京广大军民的尊敬。因此，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本人崇高的威望、品格和文武俱备的才能为广大军民所信赖和拥戴的结果，说他以“个人野心”而“乘机擅权”，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十五岁的石达开回京辅政，他以正义的行为，竭尽全力，把天国从面临覆亡的危机中挽救过来，在他辅政的半年里，政治上安定人心，加强团结，重用人才，甚至连杀害了他全家的韦昌辉的父亲和兄弟都得到保护，显示出他的宽宏大度。又重用19岁的青年英雄陈玉成，主持江北军事，显示出他用人的胆略和魄力。他争取主动，力挽危局，在清军全面进攻下，采取“南守北攻”的战略。在西线坚守长江中游重镇九江和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稳固江西根据地；在东线，固守天京东南的门户句容、溧水、镇江等。他通令各该地守将们坚守不战，用固守方针挫败了敌人的攻势，稳定了长江以南的军事形势。在皖北战场，则向清军进攻，陈玉成、李秀成等联络捻军，全力出击，屡败清军，收复了皖北、淮南许多地方。1857年5月，陈玉成部分道进入鄂东，太平军兵锋威逼武汉，迫使敌人从九江分兵北上救援。石达开南守北攻的战略，抑制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稳定了军事形势，特别是北线的进攻，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初步争回了战场的主动权。战争的胜利，又极大的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石达开半年间辅政的成就，粉碎了敌人立即扼杀太平天国的阴谋，使天国转危为安。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利用军民对他的拥戴而“乘机擅权”以谋私的迹象，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为排挤架空，取代洪秀全而显露出的“个人野心”。相反，这一切，正好表明石达开没有辜负广大军民对他的热爱和拥戴，正好表明他没有辜负天王洪秀全对他的委托，正好表明石达开忠于天国事业，忠于天王洪秀全的一片赤诚之心。
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石达开提理政务，是出于“合朝同举”，但这只是洪秀全在困难危急时的权宜作法，而不是出于他的本意。现在，眼见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23)，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也是他组建洪氏集团控制天朝政权的开始。接着，他又“专用安、福王”，使“主军政”。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24)。最后，他们竟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25)。在洪秀全的怂恿支持下，安福二王有恃无恐，继续发展下去，谁可断言洪秀全杀死杨秀清的悲剧能不再发生。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实际上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已无法实现匡国辅政的志愿。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已失去信心和希望。再回想自己在天京事变中缒城逃走，全家遭难，又遭洪秀全圣诏悬赏辑拿的悲惨遭遇，深恐有一天将祸及自身。不禁悲痛万分，连声叹息：“忠而见逼，死且不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26)从此离京远征，一去不返。不但石达开曾自言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27)而且，李秀成在他的自述中，也多次提出“翼王逃出”，“翼王远逃”。还说“自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又逼翼王他逃。”(28)罗尔纲先生也说：“石达开见洪秀全对自己的疑忌越来越重，他害怕被洪秀全杀死，就逃出天京”(29)。我们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对有关资料的研究，完全可以看出，石达开是在洪氏集团的挟制、谋害、逼迫下“逃走的”。他被逼逃走，主要责任当然在洪秀全方面。至于安、福二王，他们是洪秀全的兄长，也是洪秀全牵制和排挤石达开的工具。李秀成说他们“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固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见不差，挟制翼王。”洪秀全信任他们，重用他们，正好成为太平天国政治腐败的一个明证。
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怎样对待洪氏集团的挟制和谋害，他的面前有这样几条道路。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石达开和他的亲信将领，对当时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深知他们不可能以“愚忠”来取得洪秀全的谅解和信任。谋士张遂谋分析指出，石达开“身挟震主之威，体兼高人之德，而势在人臣之位”，则“虽欲效股肱之力，竭忠贞之节，其可得乎？”(30)并劝他从刘邦诛杀功臣韩信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又给他提出了一个对洪秀全取而代之的建议，要他“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朝列，然后请旨上帝，……南面称帝”。石达开说自己“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坚决予以拒绝(31)。在当时敌我双方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解甲归田，洁身引退的路也是难以走通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唯其妖灭尽，予志复归林”。至于叛变投敌更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最后只好以率军远征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以保存革命力量，还可以另辟根据地，剿除妖魔，开疆报国，这实在是石达开这个农民英雄在无力解决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的唯一出路。
1857年6月2日（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说明他在洪氏集团挟制下，不得不离京出走的苦衷，表明他要继续革命，希望天朝军民坚持斗争，或者留在当地，或者随他出走。劝告不跟他出走的，应忠于天王、守本分。许多将领激于义愤和对他的敬仰，纷纷带队跟他出走。出走的太平军将士约有二十万人。太平天国一时出现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清军乘机反扑，天京外围许多地方又陷入敌手。洪秀全见此情景，大为恐慌，多次派人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均不予理睬，石达开出走造成了天国军事力量又一次重大分裂，以及由此而对天国带来的严重后果，天王洪秀全应负主要的责任。石达开是被迫出走的，有人因此说他“是一个野心家和分裂主义者”(32)。有的说他公开分裂，实际上是叛卖革命”(33)，而对于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洪秀全却避而不究。
石达开出走后，使太平天国顿时陷入严重危机，洪秀全是确实看到了，他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屡遣人追赶”，“百计挽留”，又“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翼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石达开处，请其回归天京。(34)有的论者认为“最高领袖悔悟和改正错误”如此迅速认真，而石达开竟不为所动，“坚持分裂到底”，因此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还有的责备他不能“委曲求全。”
石达开能“委曲求全”吗？
一提委曲求全，人们一定会想到李秀成。首先，把石达开与李秀成相比，李秀成有委曲求全的可能，他是天国的后起人物，资历、功劳、威望与石达开相差很远，只要他俯首听命，洪秀全是可以容忍他存在的。石达开则是除洪秀全外唯一资格最老、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领袖，有与洪秀全争夺最高权力的条件；石达开知道洪秀全发动内讧，袭击杨秀清而夺其权的秘密；石达开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盲目顺从的人物，他曾以武力要挟天王严惩韦昌辉，不然就要“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洪秀全在石达开全家遭难后，又下令缉捕石达开，并下诏悬赏，购其首级。因此，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疑是不能消除的，这是客观事实发展形成的必然趋势。其次，“委曲求全”应有利于促进历史的发展，而不是要人们追求苟且偷安。李秀成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委曲求全，却多次给天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1862年冬，天京破围战失败，洪秀全强命他进军皖北，李秀成明知不对，又不敢力争，委曲求全，遵命而行，结果使他统帅的军队主力基本丧失。后来，天京即将被清军合围，他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实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建议。洪秀全对他当殿严厉训斥，断然拒绝(35)。李秀成遭责骂后，委曲求全，固守天京，最后国破身死，同归于尽，李秀成委曲而不能求全，他的作法，对天国事业到底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再看洪秀全这个“最高领袖悔悟和改正错误”的诚意和程度到底怎样？
首先，洪秀全削去二兄王爵，奉送翼王金牌，请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在当时天国内部与外部各种压力下，故作姿态的一种手法。在外部，清军利用洪秀全逼走石达开的机会，发动进攻，东线溧水、句容相继失陷，江南大营出兵反攻，洪秀全在军事上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在内部，石达开的布告，虽说没有列举洪氏集团的具体问题，但却在太平军中引起极大的同情，20万人跟着出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再加上天国内李秀成，陈玉成等一致拥护石达开的呼声，使洪秀全在政治上感到极度的孤立。因此，他不得不故作姿态，俯顺群情，削去安、福二王，奉送翼王金牌，派人请石回京。但内心的真实思想并非这样。因石达开不愿回京，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指挥军事，李秀成见当时国乱纷纭，自己“任大职重”，向洪秀全进谏，要求天王“择用贤才，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洪秀全一听，勃然大怒，立即革掉李秀成的爵位(36)。人们可以看出，李秀成所奏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只因他要求重用翼王，不用安福二王，刺痛了洪秀全的伤疤。洪秀全立即报复，他削去安、福二王，召石达开回京的诚意能有几何？时间不久，洪秀全又恢复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他的欺骗手法也彻底暴露。
其次，石达开与洪秀全共事多年，天京事变后提理政务又半年之久，对当时形势和洪秀全的为人处事，肯定有亲身体会和深刻的了解，他自然能分辨出洪秀全召他回京的诚意到底有多大？分辨出他们合作共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从而作出自己的抉择。从后来历史事实的发展看，洪秀全依靠洪氏集团，独专朝政，猜忌臣下的毛病不但没有改正，而且更有新的发展。因此，石达开没有回去也是合乎情理，无可厚非的。他的出走既然是事非得已，至于如何走法，走向何处，又当另作别论了。有的论者对石达开的出走予以指责，认为他不顾大局，不顾洪秀全“最高领袖悔悟和改正错误”的高风亮节，是不可饶恕的分裂主义，其实，现在又有那一个人能像当年的石达开那样了解洪秀全呢？！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石达开是在洪秀全逼迫下出走的，具有最高领导权力的洪秀全，在这一事件中，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由这次石达开被逼出走而引起的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分裂，其主要责任，也应在洪秀全方面。由于洪秀全的失误，使太平天国的形势更加困难了。
三、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用人唯亲，组织洪氏集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太平天国内部上下离心，人心涣散，陷于无法挽救的严重混乱之中
杰出的政治家，对人才的选拔、教育、使用、管理无不给以高度的重视。太平军初期对干部的选拔使用也十分重视。杨秀清规定：“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神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不得徇情滥保。”(37)对于一般官员的选拔、任命、升迁、奖惩等亦能按定制办理，因而颇得群众拥护，“故其党争为效死，虽屡至穷蹙而不舍焉。”(38)太平天国前期人才济济，各尽其力，与杨秀清等能注意人才政策，当然有很大关系，尽管当时实行天王统治下的分封制政体，它的前期还能以军功贡献和才能赐爵，因而“事事严整”，“战功利，民心服”(39)。
天京事变以后，洪秀全把事变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异姓专权，他从此吸取消极教训，专任同姓，不信外人。石达开辅政时，天国形势刚有转机，他就封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进行挟制并阴谋暗害，逼走石达开。在天国形势又陷入危机时，他任命并无才干的爱臣蒙得恩为统师，派陈玉成、李秀成指挥军事，陈、李率太平军浴血苦战，形势稍有稳定，洪秀全不封赏他们，却把自己的兄弟、侄儿、外甥、女婿封赏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1859年4月，天王族第洪仁玕来到天京。洪秀全喜出望外，立即封他为干王、军师，叫他总理国政，还“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洪仁玕出身塾师，缺乏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更兼自己初到天京，未有尺寸之功，“恐将心不服”，再三推辞，洪秀全不准。但毕竟考虑到陈、李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才不得不也封他们为英王、忠王。但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重用方是秀成也”(40)。萧有和是天王妹夫萧朝贵的儿子，当时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没有任何斗争经验，其他多为洪秀全的亲戚兄弟，大权实际上为洪仁发、洪仁达所把持，从而形成洪氏集团的裙带王爵网。陈玉成、李秀成是天国的两大支柱，但在洪氏集团制订的《朝天朝主图》中，二人都被排在洪氏集团以后。
天京事变后，由于天国领导削弱，政治思想混乱，前期的铨选也逐渐紊乱。洪秀全怕大权旁落，对手握重兵的陈玉成、李秀成很不放心，加封洪仁玕后，引起许多将领的不满，不久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后来又大封王爵，以分化权力，使他们互不统属，互相牵制。1862年初，从陈坤书封护王开始，到10月封王30余人，1863年4月封王达90余人，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竟达2700余人(41)，凡天王宗亲国戚，朝中功勋将领，以及由其保举者，或行贿买取，或捐纳钱粮，不问有功无功，概行封王。由于封王日多，无王号可封，就一律称为“列王”。列王封得多了，又在王字上加三点，成为“
”王。李秀成二次西征时，镇守苏州一带的将领陈坤书，横行不法，辖区内生产破坏，百姓流离，李秀成回来刚要查办治罪，陈坤书惧罪逃到常州，向洪氏集团行贿，被封为“护王”，使李季成对他奈何不得(42)。最为天王信任的专权人物洪仁发、洪仁达，把持朝政，出卖官爵、贪污枉法，挟权勒索。李秀成从长期保卫天京的需要出发，出京前下令各官多买粮食，加强储备。洪仁发等却乘机挟权勒索，凡欲买粮者，必须领票出京，要票必须以银钱来买，无钱不能发票，即使买票出京的人，买回粮食，还得交纳重税，严重破坏了天京的筹粮工作(43)。有的将领为扩大势力，私铸印信，私给官凭，使官员越多越滥。“无功偷闲之人，各有封王。在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44)。这样，在洪氏集团把持下，使天国实际上已陷于“谗妄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人心冷淡，各有散意”的状况。因此，滥封诸王使太平天国政治更加腐化，出现了许多听封不听调的独立王国，增加了革命队伍的分裂，降低士气，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甚至给敌人造成挑拨离间的机会。1859年，叛变降清的李昭寿，乘李秀成未得封王的机会，遣使致书，以洪秀全封赏不公，劝他降清。消息传出，引起洪秀全的怀疑，立即封江防变。由于李秀成忠心天国，坚守阵地达一、二十天，终于消除了洪秀全的怀疑，才避免了一次大的分裂和变乱(45)。以上情况，都是在洪秀全在世时形成的客观事实。1862年冬天京破围战的失败，就与各王人心不一，各争雄长，指挥不灵有很大的关系。洪秀全本想以此恐固自己万年一统的江山，其结果，却更加失去天国军民的信任和支持，天国的失败也当然在意料之中。李秀成说：“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46)。所谓洪姓之自害，洪秀全是首先要负责任的。
四、洪秀全在军事指挥上专权独断，连连失误，严重丧失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直接造成太平天国的灭亡
洪秀全和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不同，他出身于农村普通的知识分子，名为教主，而真正埋头从事艰苦创教实际工作的却是他的好友南王冯云山。从永安到天京，真正指挥军事斗争的却是杨秀清、石达开等。定都天京后，他用高大的宫墙把自己和群众隔开，脱离实际斗争，也很难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天京事变后虽然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但实际上，形势稍有缓和，还是把指挥军事的任务交给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等。但由于对他们并不信任，在重大问题上，又以天王的专制权力时时干预，强令执行。由于他长期脱离实际，缺乏对军事形势的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正确的指挥，因而在斗争中屡遭失误。1860年夏，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后，陈玉成主张西救安庆，打击凶狠的湘军主力，巩固天京上游的安全。洪仁玕、李秀成主张乘胜东进，攻取苏、常。待下游得手，然后回军西上，水陆并发，分进合击，攻取江西，安徽、湖北，消灭湘军主力。起初，他们的主张是大体一致的。从当时形势看，东线清军力量较弱，江南大营破灭后，更成惊弓之鸟，乘胜东下易于取胜，又可夺取清王朝财力富庶之区以补充自己，开辟苏浙地区的战略是可以实现的。而西线湘军实力较强，是清朝进攻太平军的主力，解除清军对安徽的威胁，可以巩固后方根据地，巩固天京安全。以太平军当时实力来说，只要齐心协力，指挥正确，打垮西线湘军的进攻也是完全可能的。经过天京军事会议的讨论，太平军先东进苏浙。陈玉成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战役迅速取得了胜利，而西线的湘军却乘机加紧了对安庆的包围和进攻，上游的形势日益紧张，陈玉成不得不从浙江撤兵回救安庆。但是，太平军在长江下游的胜利，却在天国领导者们中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
陈玉成从保卫天京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力以赴为巩固西线而战斗。李秀成却不愿意离开苏常，把攻占和经营这一地区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对上游的形势漠不关心，对原先计划的西征不感兴趣。最后导致了在二次西征时“会剿失约”。对激烈的安庆决战袖手旁观，终于造成安庆失守和西线的溃败，使天京暴露在湘军的兵锋之下。对太平天国两个主要统帅间严重的战略分歧，作为主要领导人的洪秀全，只顾自己的逍遥享乐，没有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加以协调和解决，甚至连以前多次联合作战以救危急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也不再采用。安庆失陷后，洪氏集团以防溃兵为由，不准陈玉成渡江回京。陈退守庐州，派陈德才、赖文光等率军远征西北，以图广招兵马，收复皖省。洪秀全对陈下诏严词斥责，并革去他的王爵，丝毫不见爱护扶助之意。清军围攻庐州，陈玉成兵力单弱，无法取胜，在苦闷、烦燥思想情绪袭扰下，听不进部下将官的劝阻，误中苗沛霖奸计，受骗被俘，壮烈牺牲(47)。这出悲剧，与洪秀全的错误领导和处置不力有直接的关系，也给天国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陈玉成牺牲后，洪仁玕沉痛地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48)。事实证明，陈玉成死后，李秀成虽然统帅几十万大军，在苏浙战场艰苦战斗，但都不能解救天京的危机。因此，没有全力调整陈、李二王的战略分歧，是洪秀全在领导天国斗争中的严重失职。
安庆陷落后，1862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进逼天京。陆师逼扎雨花台，水师屯泊护城河口，负责保卫天京的洪仁发、洪仁达，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卫，洪秀全眼见天京形势危急，不顾李秀成在下游乘胜直进的大好形势，固执地抱着他那以天京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一天之内，向在松江前线的李秀成连发诏书三道，命他火速带兵回京。当时，李秀成军在东线正反败为胜，杀得李鸿章的淮军和洋枪队连遭大败，龟缩在上海城内不敢出战。乘胜攻下上海也不无可能。但在洪秀全的严厉催逼下，不敢怠慢，回转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战略转移。尚未议妥，洪秀全又差官捧诏来催，诏中质问：“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并威胁说，“若不遵诏，国法难容”！并命莫仕暌督其出发后，火速回奏(49)。洪秀全只考虑他的安危存亡，根本不考虑全盘战略的得失，也从不听取军事统帅的意见，而只是凭君主专制的淫威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一方面命人“将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一方面从各处抽调军队赴京。同时又亲自率领十多万大军，于10月13日抵达天京，被迫在敌人锐气正盛的不利时机发动进攻。从10月13日至11月26日，各路太平军对湘军发动猛烈进攻，战斗极其激烈。曾国藩命令湘军“缩营自保”，拚死顽抗。说自己“忧心如焚，心胆俱碎”。前敌统帅曾国荃智穷力竭，被太平军打伤。太平军打死湘军五千多人，差一点攻破敌人的营垒。大战持续46天，由于“正逢天冷，兵又无粮”(50)军需不济，李秀成的指挥才能又难以发挥，未能攻破湘军的大营，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天京城内。
天京解围失败，洪秀全大怒，将李秀成“严责革爵”，又命令他率军渡江北上，执行所谓“进北攻南”的战略，企图诱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援江北，李秀成虽不赞成，也只好冒雪出城。1863年1月，常熟守将骆国忠向李鸿章献城投降。常熟与苏福省安危关系重大，李秀成不得不先率军收复常熟，但在叛将骆国忠和淮军、洋枪队的勾结顽抗下，无法奏效。3月又率军远征皖北，转战巢县、舒城、庐江、六安，寿州等地。曾国藩却死死盯住天京，丝毫不为所动。敌人在皖北各地实行“专守为攻，以逸待劳”的防御方针，坚壁清野，不与为战，太平军所到之处，“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更兼皖北多年连遭战火洗劫，赤地千里，烟火断绝，青黄不接，粮食极难，太平军沿途转战，疲劳过甚，饿死病死的很多，士气低落。李秀成奉命北征后，洪仁达乘其外出，将苏、杭一带将兵自行调用，破坏他原来部署的防守计划(51)。正在此时，雨花台营垒又被湘军攻破，城内一片慌乱，洪秀全又差官捧诏，忙催李秀成火速回援天京。5月，李秀成只得引兵东返。在渡江时，正逢长江大涨，江水横溢，道路被水冲毁，又遭湘军水师截击，使将官、士兵、战马、器械遭受严重的损失(52)。6月，李秀成在英人呤唎护送下回归天京。经过这次北征波折，太平军损失十多万人。洪秀全天京解围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东线的清军与洋枪队相勾结，在浙江和苏南发动进攻，许多城镇相继丧失，东线对天京的支援也更加困难了，这一次重大指挥失误，完全是洪秀全自己造成的。
1863年冬，苏杭失陷，江浙根据地纷纷瓦解，天京外围的据点完全丧失，城内兵单粮缺，孤城无法再守。从挽救天国的危局出发，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了“让城别走，亲征鄂赣，据上游以号令天下”的建议(53)。但是，早已丧失进取心的洪秀全，对这合理的建议却断然拒绝，并对李秀成严加申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又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54)
其实，李秀成的建议，实是挽救危局的可行之法。因为当时大江南北，尚有数十万太平军坚持斗争。陈德才、赖文光所部太平军，正在陕西、豫、皖一带与捻军联合作战，成为清政府在中原一带的心腹之患。洪秀全如真的能让城别走，放弃天京，到外国侵略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开辟新的斗争基地，天国事业仍有发展的机会。当时，在李秀成军中的英人呤唎记载说：忠王“在这种情况下，立刻决定了最好的军事转移，即是全部放弃所有易于出入的领土，退兵到内地去，那是英国的敌对行为既不能影响他们，而清朝军队也不能妨碍他们的作战，不能阻止他们相应而至的强大，或阻碍他们将来的兴盛”。又说：“我在同忠王分别以前，曾亲自列席过几次讨论以上计划的会议，每个到会的领袖都全场一致同意这个计划”，“忠王计划，如天王批准这一策略，即可实行”。而洪秀全对李秀成的建议主观武断，一口回绝，而且下令以后不准李秀成过问政事，坚持孤城死守的错误方针。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疯狂的敌人烧杀抢掠，天京陷入一片火海，空前的大悲剧，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这一历史的大悲剧，正是洪秀全在军事上脱离实际，专权独断，胡乱指挥所导演的结果。也应该是世界军事史上耐人寻味的深刻教训。
我们说，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其所以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并取得成就，与当时实践斗争中所造就的伟大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因为，种种客观的社会条件，总要通过历史人物的具体斗争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并使它迅速波及全国十八个省区，成千成万的群众浩浩荡荡地卷入了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以至坚持了十四年之久，洪秀全作为这一伟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然而，定都天京以后，随着天国事业的胜利发展，他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思想也日益严重。由于他早已以刘邦、朱元璋自许，当然，在他的心目中，自然也就以二人起自草莽而践位帝王的宝座为奋斗目标。天王府的宫墙隔断了他和群众的联系，把维护自己已得的特权地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而放弃了主动进攻和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目标。在天京事变中，他借韦昌辉之手杀死杨秀清，又借众怒杀了韦昌辉。天京事变后，又为铲除对自己权力的威胁而逼走石达开。又依靠亲信，组织洪氏集团，疑忌外臣，专任同姓，滥封诸王，互相牵制，弄得人心离散，政事不一。政治上的专权独断，表现在军事上，就是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屡屡失误，使有生力量丧失殆尽。天京事变后，天国形势的衰败，究其根本原因，应该首先在太平天国内部进行探索。在内部，则首先应该从天国的主要领袖洪秀全本人进行探索。洪秀全其所以能发生这种失误，与他本人文化思想修养素质不高，不能正确处理内部的种种矛盾有很大关系。在李秀成后来所列的“天朝十误”中（实际为十一条），其中就有七项是属于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七项中又有五项是应该由洪秀全负责的。其中有的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中有不少人是做得很有成效的，而洪秀全并未能从历史上的成功中吸取经验；有的在历史上早已成为教训，而洪秀全也未能从这些教训中加以借鉴。显然，太平天国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取得过不少辉煌的胜利，把中外反动势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但在解决内部矛盾的努力中，却犯下了种种严重错误，成为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历史的前进。但，历史人物对历史前程的影响，也是有其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是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历史事件，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洪秀全的错误，直接影响到太平天国的败亡。这一点，曾参与天国后期斗争的领袖人物是有亲身体会的。洪仁玕事后沉痛地说：“今日大局竟至如此……，并非丧于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55)”。忠王李秀成也有同样的论述。因此，就实情而论，洪秀全是中国近代一位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一个犯有极其严重错误的历史人物。当然，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在分析功过是非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②③《贼情汇纂》卷六，《太平天国》（三）144-145、179、48页。
④⑦同上引卷一《洪秀全》。
⑤《向荣奏稿》卷四，《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见《太平天国》（七）。
⑥从《天父诗》中的内容可知，洪秀全在桂平石头脚时，已有妻多人。又据陈徽言：《武昌记事》说，洪秀全在武昌曾公开“选妃”。见《太平天国》（四）。
⑧《洪福禛自述》，见《太平天国》（二）。
⑨富礼赐：《天京游记》。
⑩(11)(41)《太平天国》（二）第515、431-499、857页。
(12)(19)(23)(28)(35)(36)(39)(40)(42)(43)(44)(45)(46)(49)(50)(51)(53)(54)《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以下同。
(13)见知非子：《金陵杂记·续记》；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见《逸经》1937年第33期；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逸经》1936年第17期；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
(1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历史档案》创刊号第34页。
(15)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鍾文典教授，根据清朝公私文书中的有关资料，分析研究，得出了洪秀全密诏韦昌辉杀死杨秀清的论点，见《太平天国人物》。
(16)也有其他不同的说法。浪沧钓徒：《劫余灰录》为：“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63页。
(17)《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
(18)《韦昌辉伏诛时日考》，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
(20)《李秀成自述别录》，《太平天国》（二）第842页。
(21)《颁行历书》（八年），《太平天国》（一），第193页。
(22)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2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4页。
(25)李续宾：《李忠武公遗书》书牍卷下，第18页，转引自《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532页。
(26)(30)(31)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19，列传四，《石达开》。
(27)《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9)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
(32)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6页。
(33)《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9页。
(34)《何桂清奏据探金陵求石达开救援及遵筹军务诸情片》，《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40页。
(37)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燕王秦日纲为遵谕保举官员勿得徇情事复东王杨秀清禀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三。
(3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品级铨选》。
(47)刀口余生：《被虏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10页。1959年科学出版社。
(48)(55)《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52)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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