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制约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视角论文,制约因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6 ）04—0047—52
当代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共同发展，欧洲、北美一体化进展神速；可是，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三大地域板块之一的东亚，却迟迟不能打造经济一体化的航空母舰。缘由是什么呢？本文通过对东亚地区内部制约因素的分解，从经济制约、观念意识制约、政治与安全障碍、核心国家主导作用缺失等几个方面进行层层剖析，认为东亚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性、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外向型经济、民族主义及现实主义思想意识、所谓的“安全困境”、日本的消极态度、中日关系障碍等众多消极因素，从不同领域不同方位释放阻力，它们形成的“合力”，阻碍了东亚一体化进程。
经济制约
大卫·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强调一体化应该从经济部门开始，尽量避开国际政治因素的困扰。① 对于经济福利的追求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原初动因，难道东亚各国没有通过一体化获取经济福利的冲动？当然不是。只是经济动因背后潜藏了强大阻力，某些经济制约逆向强力作用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首先，东亚经济体间巨大的差异性。东亚是一个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别突出的地区，巨型国家与袖珍小国在地域上并立，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在同一时空中互动。东亚各国有巨大的经济“鸿沟”，人均GDP最大差距达100多倍，贫富悬殊之落差，无论仰视还是俯瞰都触目惊心。东亚一体化面临严峻的差异问题。小国经济如何与大国经济一体化而不为大国经济所吞噬？穷国与富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何良性互动？何种一体化机制才能兼顾大小穷富国家各自不同的经济福利？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难题。一句话，东亚巨大的经济差异使东亚一体化面临“众口难调”的尴尬。
其次，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全球化与区域化通过资本的力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区域经济连接，然而，国力大小与经济差异在利己的经济政策作用下，会导致严重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后果。“复合相互依存”理论以国家间财富和权力的非均衡分配为线索，关注相互依存的非对称程度，从而找到了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的“敏感性”、“脆弱性”两个关键变量，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② 一些东亚国家会因相互依存而产生对别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而使日本这样的国家依仗自己的经济大国地位，刻意利用别国资金技术方面的劣势获取收益。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总是会产生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进而生成利益冲突，冲突控制不好就生成政治难题。
再次，东亚外向型经济需要“区域化”。尽管东亚社会经济早已开始区域化进程，但是，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还远远没有填平各国差异造成的沟壑。哈内尔（Hurrell）指出，“区域化”将导致地理接近国家因相互依存加强经济联系。③ 然而，国际区域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历史积淀。目前，东亚国家多是外向型经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对外部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强，因此，各国普遍支持开放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对WTO寄予厚望， 而对建立地区共同体持犹豫和观望态度。特别是日本，它的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与国际机制和外部经济体的联系较为紧密，对域外市场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致使其内外政策备受外部因素的牵制。日本声称自己是“世界国家”，对东亚地区利益难免有“不能因小失大”的盘算。实际上，东亚国家普遍与美国等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紧密相连，并产生某种依赖，因此，许多国家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缺乏主动性。可见，东亚还必须推动经济社会区域化进程，东亚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指向重点必须经历一个由区域外向区域内“内聚”的转变，通过投资和贸易转移来强化区域经济联系纽带，形成区域内规模经济效应的预期，以便生成区域利益共生关系，培育区域意识，进而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另外，东亚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垂直分工”特征。日本学者描绘的“雁阵模式”，将日本美化为领头雁，仿佛日本带动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其实，东亚国际分工呈明显的“垂直分工”特征，发达国家日本居于上游，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处在中下游，东亚国家被配置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架构之中。在垂直分工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上游发达国家获益良多，如果要进行经济整合，发达国家必须对中下游发展中国家作出实质性让步。只有兼顾各方经济收益，一体化才可能取得稳步进展。比如，正是美加两国对墨西哥作出合理的让步，北美自由贸易区才得以建立。可是，东亚的日本似乎没有那么“大度”，它顾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竭力维持“先发优势”，不仅在“让利”问题上态度僵化，而且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态度消极。例如，日本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斤斤计较，就曾使其失去与东南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日本竭力维持其在东亚垂直分工的国际结构中占尽优势的国际经济地位，与一体化需要的协调与让步行为相违。
总之，经济一体化需要各国以开放的国际意识，将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活纳入全球化和国际区域化的历史进程。杰夫瑞·弗雷顿（Jeffry A.Freden）和大卫·雷克（David A.Lake）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一书中指出，对小国而言，经济增长普遍与实际开放程度相关，对国际体系的敞开（exposure）使资源配置更具效率；开放也会进一步提高技术相对先进的大国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它们不用保护稚弱产业（infant industries）并从扩张的世界市场获得利益。 ④ 问题是，东亚大小、贫富差异巨大的经济体之间，如何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生活与经济贸易政策的对接？东亚必须在金融货币、商品服务与各国经济政策等领域建立沟通和协调机制，为一体化创设必要的制度基础。这当然需要观念变革和政治胆识。
观念制约
东亚经济一体化受观念意识因素的严重制约。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区域主义兴起，主权国家受到强烈冲击，致使民族主义在不同地域空间呈反向发展的两种趋势，一是民族主义意识淡化，二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方面，两极格局坍塌摧毁了资本的国际政治藩篱，国界“可渗透性”使全球范围民族国家意识弱化，区域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突破两极格局的羁绊，出现强烈反弹。东亚属于后一种情况。东亚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历史逻辑的演进有关，是东亚国家的主权状况决定的。⑤ 而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势必滋长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政策，二者都会对区域一体化产生强大的阻力。
首先，东亚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特征。由于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时间不久，东亚许多正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因而，强调国际社会中的各国“主权平等”和“平等协商”原则，追求“独立自主”。在东亚，民族化的爱国主义作为国家凝聚力的源泉和动因，往往容易成为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手中的工具，从而将其转化为政治动能，导致强劲的“国家主义”倾向，这与国际一体化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是背离的。而且，爱国主义容易嬗变为对外关系中的排外情绪。一体化是“说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的过程”，⑥ 要求国家“主权让渡”。于是，二者构成矛盾对立统一，爱国主义这种“现实民族主义”不自觉地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立物，与一体化形成此消彼长的变量关系。东亚国家表现出的民族国家主义行为取向，就使区域整合缺乏必要的观念基础。
其次，东亚深陷于“历史民族主义”的情感漩涡。历史原本是先人留下的故事，无须改写，可有的民族偏偏蓄意篡改，从而诱发了东亚地区强烈的民族情绪冲撞。东亚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历史渊源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民族主义者从历史渊源中寻求动能，对历史进行利己主义的文本解读，使这种带有强烈历史色彩的民族情绪极具穿透性。民族情绪从民族主义者那里发端，经由情绪冲动的国民推波助澜，泛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酿成各国民众互不信任的社会政治氛围，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例如，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通过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等言行，就使日本民族主义泛滥起来；而日本的挑衅行为也引起韩国，中国等邻国的民族主义反弹。
再次，东亚的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由于东亚民族主义情绪易于躁动，国家利益冲突容易“放大”，而且表面化，导致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政策取向。现实主义突出利益差异与冲突，关注国家生存环境，重视威胁和应对威胁的安全手段，强调国家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竞争性，认为各国因利益不可调和而难以合作。在现实主义者眼里，一国即使参与国际一体化进程，也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希望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使自身利益和实力最大化。⑦ 这种预期所促成的一体化政策取向和行为模式，必然刻意追求“相对收益”。比如，日本有通过东亚一体化实现与欧美三分天下的地缘政治经济盘算，但却担心中国受益更多，因而希望弱化甚至排除中国的影响。再如，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地区一体化来获取经济福利和安全保障，但同时又惧怕某些大国通过一体化对自己施加控制，因而总是搞“大国平衡战略”。显然，任何现实主义图谋，必然遭遇对等甚至升级的现实主义对策，进而使各国之间出现国家利益和权力的过度竞争，从而造成地区层面上的“囚徒困境”。现实主义思维惯性在东亚国家对外政策中的驱力，必然反向作用于东亚一体化的向心力，从而制约东亚一体化进程。
总之，一体化要求各国利己利他二者兼顾。小国不可以“锁国”政策固守弹丸之地，用贫穷守护主权只能是得不偿失。而大国则必须以合理的国际制度规约自身行为，并以合作的温和姿态与“负责任”的正当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他国的疑虑和不安。东亚一体化关键需要地区内部整合，各国利益的竞争性张力必须收敛，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必须克服，现实主义的思维路径需要易辙，这样才符合东亚地区各国利益。
政治与安全障碍
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as）等新功能主义者指出，一体化进程需要民族政治精英的积极介入。⑧ 可是，东亚经济体的“政府主导模式”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无法绕开的政治架构，东亚一体化的功能主义构想也许有些不切实际。
必须指出，东亚国际安全政治状况极不利于区域一体化成长。在东亚，安全顾虑、政治僵局和对一体化的政治歧见，似乎构成了经济一体化难以逾越的层峦叠嶂。“在许多情形下，区域主义起因于国家对全球和地区挑战的积极适应政策以及政府间的一致与协议”。⑨ 然而，东亚国家间的安全顾虑和政治纠葛，使各国政府难以达成政治妥协与共识，一体化的“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路径也不通畅。受东亚各国观念制约，东亚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现实状况远远背离了一体化经济福利的预期，安全猜疑与政治冷淡势必耗散经济动因。
首先，安全互信的缺乏。东亚内部政治安全结构的缺失与安全信任的缺乏，加深了各国的安全顾虑，进而造成东亚“安全困境”，这使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严峻的安全障碍。东亚国家有被外强权凌辱的经历，对于国家生存的关切使它们把国家安全置于首要位置很明显，东亚内部安全问题主要由地区大国因素构成。第一，东南亚小国以“东盟”集体力量和“大国平衡”战略守护自身主权，对于地区大国具有深重戒心。第二，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怀有深刻历史记忆并保持高度警惕，日本的民族主义动向与政治军事大国企图使邻国十分敏感。特别是，日本刻意淡化历史，仰赖美日同盟竭力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一味寻求“安全盈余”，从而容易使邻国追忆日本的侵略历史，并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第三，“中国威胁论”随同中国实力的增长在邻国蔓延。中国是东亚国家中的疆域和人口“巨无霸”，加之经济的急速崛起，使有的邻国犯有“中国恐惧症”。第四，美日同盟及其对台湾问题的涉入，使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怀有严重的安全忧虑。我们需要指出，中国以“睦邻友好”政策消释“中国威胁论”，而东亚的“特洛伊木马”现象⑩ 势必侵害中国利益。可见，东亚各国在安全方面陷于深重的“囚徒困境”中，这种状况必然毁掉东亚一体化的光明前景。
其次，东亚政治互信的缺乏产生了政治僵局。“政治性是合作的本质，因为合作要求参与者调整各自的需要和利益。”(11) 实践表明，一体化进程推进往往是自上而下讨价还价的政治结果。莫拉维斯克（Andrew Moravcsik）认为，《欧洲单一法案》说明政府间的制度主义是一体化进程的基础所在。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政府总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以政治领导人为核心的政府间的谈判和妥协为前提的。(12) 然而，东亚国家政治气候风云突变，政治歧见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发生“裂变”，产生强大的波及效应，对东亚地区各国在安全领域、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都形成巨大冲击，撕裂地区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进而阻遏东亚区域整合的步伐。比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在中、日、韩之间产生裂变和波及效应，其释放的巨大政治能量近乎毁灭中日、韩日合作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僵局的阴影笼罩在东亚地区上空，不单对中日两国关系造成危机，甚至影响到东亚地区稳定，这已经引起东亚地区各国，乃至世界其它许多国家的严重忧虑。
再次，东亚缺乏建设一体化的政治共识。“由于目前东亚各国战略目标不尽相同，所以各国对一体化的概念和目标的认识，以及推行一体化的决心和力度都不相同。例如中国和东盟倾向于把东亚一体化范围限定在东南亚和东北亚诸国，而日本却倾向于‘扩大的东亚一体化’，即扩大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变成一个小APEC。”(13) 由于担心中国影响力增强，日本等国极力主张东亚一体化成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非东亚国家，以此形成对中国的某种牵制。加之，日本仰赖美日同盟，消极对待东亚一体化，在“10＋3 ”框架中的日本实际上处于被中韩和东盟推着走的状态。东盟内部对东亚一体化的途径也难以达成一致，而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又制造了某种离心倾向。此种政治土壤，实难培育经济一体化的幼苗。
总之，安全，政治互信的缺乏，特别是政治关系僵局存在，是东亚一体化的重大难题。在政治经济互动、国家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东亚的国家政治因素倍加突出和明显，政治安全因素严重阻滞了东亚经济整合的步伐。
核心国家主导作用缺失
东亚经济一体化缺乏动力，与核心国家不能发挥主导和推动作用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都需要诸如国际安全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等各国均能享受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存在。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方面，有实力的大国作用不可或缺。“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需要一个有兴趣、有能力来促进区域协定的强大领袖。”(14) 一般认为，欧洲一体化成就非凡，有明显的“法德核心”因素。可是，在东亚，经济大国日本对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中日关系的冷淡以及两国在地区主导权问题上的相互抵制，造成了东亚地区合作中“以小带大”的尴尬局面，有人认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或合作决定着东亚经济的命运。(15) 中日经济是东亚经济的主体部分，两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的特殊作用，中日关系状况对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有直接影响。
然而，日本却对东亚一体化态度消极，它作为经济大国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姿态，无疑对东亚一体化是致命的。日本的消极态度与日美同盟有关，把对美关系作为外交主轴的日本，难免有过度顾及美国反应之嫌。而日本对中国的戒心也是重要理由，它担心中国无与伦比的发展潜力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担心推动东亚一体化是在为中国做“嫁衣”。日本的政策取向，无疑会影响中国主导作用的发挥。“由于中日两国间是否缔结FTA呈不透明状态，特别是日本当前的FTA政策中存在有一些排斥中国的因素，东亚围绕FTA 展开的竞争的现状有可能转化成排他的主导权之争。”(16) 中日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竞争，无疑会抵消各自的主导性；加之，东南亚国家的平衡战略及其对地区主导权的没有实力支持的追求，使东亚地区主导具有某种由美国因素决定的外部性特征。外部因素对东亚地区一体化无疑是消极的。
东亚经济一体化没有中日经济政治合作的带动，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中日两国地缘相邻，渊源颇深，地缘关系与历史纠葛原本就结成了某种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结；近期以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挑衅性行为，更使两国政治关系降到了中日建交以来的低谷。现实的中日关系被概括为“政冷经热”，经济因素本来可以使人们持乐观情绪的，但是，政治上层建筑在经济生活的地平线上投下了难以驱散的阴影，使中日经济关系也被严重扭曲，中日关系中，日本的经济实力使其国民具有极端傲慢的大国心态；可是，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涨相比，近期以来日本相对衰落。经济的跌落反向推动了民族主义情绪，日本的大国心态中平添了 对中国戒备和不信任的复杂心理，“中国经济威胁”在日本曾一度喧嚣尘上。 “中国是个威胁，因为它是中国。”日本在安全领域无端把中国视为威胁，通过强化日美政治安全同盟，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并公开涉入中国台湾问题，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此外，日本还通过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问题，在领土领海争端中表现强硬等非理性行为，无端挑起中日纠纷，使中日关系面临深刻危机。日本的不友好行为和非理性的政策选择，同样诱发了中国的民族爱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倒行逆施表现出一定的厌恶情绪。中国政府也中止了与日本政府的高层会晤。中日关系的冲突与竞争性特征，无疑会衍生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使东亚区域整合面临诸多难题。中日间非良性互动关系和相互的抵制行为，使东亚核心国家作用难以发挥，从而严重制约了东亚一体化。
结论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影响日渐突出和重要，是改变国际格局的重要动力，也是重塑国际政治的关键因素。一体化总是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但又都是政治意愿的产物，国家政府不再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守夜人”，它利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这双“看得见的手”操纵现代经济。但是，谁都不能忽视原生态的经济法则，“看不见的手”不仅君临经济生活。还拨动着政治生活的神经。当代国际关系具有明显的经济政治互动特征，国际一体化需要经济诱因，政治动力同样不可或缺；因此，只有分析各国互动的内外各种政治经济因素，才能正确诠释一体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并对未来前景作出正确预测。
不能否认，国际体系结构对东亚一体化的制约是明显的；然而，本文主要对作为“内因”的东亚地区内部制约因素进行了概略的梳理，认为东亚地区的差异性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诉求多样化、核心国家主导作用的缺失、日本的消极态度；中日结构性矛盾、“安全困境”等诸多东亚内部国际经济政治难题，对东亚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强大的制约作用。“东亚在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严重滞后，源于内外的、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的各种制约因素，政治因素是制约东亚一体化的主要因素。”(17) 东亚民族主义情绪涌动，形成了一种循环的怪圈，导致国家间缺乏政治安全互信，进而引起不必要的利益纷争和无序的权力竞争。因此，东亚一体化似乎前景暗淡，人们普遍对它持有悲观的看法。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会心犹不甘地追问：东亚经济一体化前景真的就如此悲观吗？有理由确信，区域一体化可能创造的经济福利，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一体化创造的稳定的国际地区环境，对于维护我国安全至关重要；区域一体化形成的地区合力，也能够对我国推行世界“多极化”并成为世界强国的国际战略提供国际支持。无疑，我们需要东亚一体化这样的地区机制作为我国利益的“安全阀”，也希望通过地区经济繁荣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范式”之争。理论研究对于变量及其关系的取舍，直接影响研究得出的结论，理论范式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本文对东亚一体化进行了“悲观主义”的剖析。其实是选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目的是想清醒认识东亚一体化的严酷现实。从而唤起人们直面现实并务实地思考解决对策的热情。然而，国际和平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事实及其观念建构，必将造就与现实主义传统思维相背离的另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逻辑——利益共生与国际合作。可见，东亚一体化前景完全可以有更为乐观的理论解读。
在新的世纪里，全球化催生了密切的国际相互依存，军事力量作用的弱化使各国对经济福利和经济社会安全加倍关注，这就造成了国际关系的深刻革命。新的国际关系中，国际冲突与竞争的方式和手段有越来越远离“武力”的倾向。国际合作的领域与途径都大为拓展，国际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动因越发强劲，阻力必将消解。事实上，东亚一体化也正在被一些积极因素所催生，东亚应对全球化的地区意识、欧美等国际区域一体化的促动、东亚经济密切联系与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围绕中国大市场形成的东亚产业链、“10＋3”机制等，都对东亚一体化产生积极的影响。东亚一体化悲观现实的土壤里，乐观的苗芽在生长。
收稿日期：2006—04—11
修改日期：2006—05—15
注释：
① See David Mitrany,A Working Peace.System,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3.
② See 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 Brown,1977.
③ Andrew Hurrell,“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c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21,1995.
④ Jeffry A.Freden & David A.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s Wealth (4[th]),Jointly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omson Learning,2003,p.22.
⑤ 东亚的主要国家都需要面对诸多历史遗留的内外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比如，日本处于依赖美国的“半独立”状态，而中国与韩国面临国家统一的历史课题。
⑥ 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16.
⑦ David 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nd] ed).,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68.
⑧ Bruce Russett,Harvey Starr,David Kinsella,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 (7[th]),Jointly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omson Learning,2003,p.420; also see 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⑨ M.Smith,“Region and Regioalism”,B.White,R.Little & M.Smith (eds.),Issmes in World Politics,Macmillan Press Ltd., 1997,p.77.
⑩ 日本等国有利用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图谋，此处用“特洛伊木马”直截了当地表述中国应有的担忧，这当然不利于东亚一体化建设。
(11) James E.Dougherty & Robert L.Pfaltzgraff,Cont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5th ed.),(Addison Wesley Longman,Inc.,2001),p.530.
(12) Andrew Moravcsik,“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in Robert O.Keohanc and Stanley Hoffmann,eds.,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Decision 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1.
(13) 张锡镇：《东亚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东盟三角关系之互动》[J],《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5期。
(14)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15)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持有这种观点。
(16) 高兰：《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国、日本、东盟》[J],《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17) 彭述华：《东亚一体化可能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面向太平洋》总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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