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中的教育政策目标、问题关注与价值表达--以两大教育新闻排行榜为例_教育政策论文

公共舆情中教育政策目标、议题关注与价值表达：以两份十大教育新闻榜单的话语分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情论文,十大论文,为例论文,议题论文,两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4)04-0116-14

       一、公共舆情、话语分析与教育政策

       随着现代公共教育体系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教育的公共性特征愈发明显。任何个案性的教育问题与教育现象都不再被理解为个体层面的个别孤立问题，而经常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体系中逐渐被建构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性、公共性议题[1]。根据米尔斯的观点[2]，成为公共议题之后，由个案带来的话题内容就超越了个案本身的局部环境和独特脉络，它代表着公众对潜在的价值威胁所感到的不安。

       从独特个案到公共议题的发展过程中，公共舆论通过电视、报纸、网站、社交媒体等各种现代传媒途径的话语建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3]这些个体与个别的教育事件与问题也被超越和抽象，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寄望于公共教育政策给予回应或者解决。[4]有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网络舆论改变了传统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公众通过网络舆论表达能将某一事件或者诉求变为广泛的政策议论的一部分。[5]因此目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教育舆情颇为重视，教育舆情研究也与教育政策研究密切结合起来。[6]

       在国际教育政策研究中，传媒与教育政策的关系得到关注，相关研究正在开展中。例如，托马斯(S.Thomas)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课程改革为例研究媒体话语如何建构教育政策[7]，列文(B.Levin)研究的是媒体与政府在教育中的关系[8]，安德森(G.L.Anderson)关注的是媒体对教育政策的影响[9]，荣伯格(L.Ronnberg)等学者以瑞典的教育督导为例观察到媒体对教育问题以及政府的影响[10]。这些研究为在现代传媒话语环境下研究教育政策提供了新的视野与理论启示。

       国内也有研究者借助话语分析这个理论工具，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上出现的与政策有关的报道。例如，濮岚澜与陈学飞2004年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为焦点关注《人民日报》报系的政策议题建构[11]，徐志勇与张力2007年探索了中国教育政策问题中的媒介话语空间[12]，徐志勇于2006年[13]、张天雪和张冉于2011年[14]对搜狐网、人民网、新浪论坛上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与民众话语结构进行了话语分析。尤其是徐志勇与张力、张天雪与张冉的两项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不同媒体所建构的教育政策话语存在显著差异。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现代教育政策研究在关注教育政策文本与政策执行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呈现的各种利益相关群体行为和意见的公共媒介话语(media discourse)[15]。这种媒介话语就像一个过滤器，既能影响教育政策的建构，又能反映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的差异性理解，从而通过政策议程设置、执行、评估与反馈对整个教育政策过程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也是近年来教育部与地方教育部门重视公共教育舆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把教育问题作为改善民生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明确提出其核心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教育政策目标的主流话语，教育满意度日渐成为衡量中国教育政策实践的重要指标。虽然已经有不少对公众教育满意度的科学研究调查[16]，但数据结果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满意与不同群体的看法差异[17]。这是调查数据与研究方法的问题[18]，还是对无限接近满意度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教育满意度”本身就存在尚待讨论的更深层次的多样性？

       就现实性而言，如果不同媒体或者群体对教育政策议题秉持既有的立场或者视角差异，那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教育目标在公共舆情的话语建构中必然被挑战。换言之，在公共舆情中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教育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公共舆论中总是存在对个别事件或者某个议题“不满意”的死胡同，那么什么是可能的出路？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人民”的角度以现实的态度来理解“教育满意”的问题，而不能一相情愿地将“人民的满意度”理想化或者变为数字和百分比的争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政策目标应该超越单面化的指标，在教育价值层面提供终极性的方向指引。因此本文以不同媒体所推出的年度十大教育新闻榜为例，管窥公共舆情中这种“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政策话语建构背后的现实矛盾与张力，进而检视这个政策目标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以教育价值为核心，逐步消解、弥合不同立场下的公共政策话语的对立与隔膜。

       二、舆情中的中国教育政策目标与价值：“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经过免费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素质教育推进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与发展，整体而言，中国的教育发展在21世纪前10年结束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已不再简单地只是为了教育自身，而更多地被定位成政府民生工程的核心内容。

       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06年8月29日的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了“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19]。2007年5月31日教育部公布了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解读，亦以“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主题[20]。2011年2月25日在中宣部等六部门举办的热点问题形势报告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继续强调“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21]。刘延东同志在201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教育改革发展放在当前国家工作全局中去谋划，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22]2012年9月21日袁贵仁部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文，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宗旨信念[23]。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明确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4]。2012年11月18日在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扩大会议上，袁贵仁部长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定为发言题目[25]。2013年1月9日袁贵仁部长在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又提出，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部“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26]。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以后，教育部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政策部署中，依然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终极标准[27]。至此，“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一个通俗易懂而被广为接受的教育目标逐渐演变为现阶段中国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目标的上位标准。

       不论作为政策主旨、“根本标准”、“宗旨信念”还是“神圣职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政策话语呈现了三种假定：一是政府极其重视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人民”的态度；二是各个利益相关群体毋庸置疑地都认同这个政策目标；三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各种教育问题的解决方式容易达成政策共识。此外，这个通俗但具有深意的政策目标话语还隐含了三重概念性假设：一是“人民”是一个不存在意见、立场或利益分歧的总体，人民内部总是存在统一的看法与判定标准；二是“满意”这个与个体相关的主观感受存在一个明确而一致性的判定指标；三是由此衍生的“人人满意”这个终极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其本身不具有内在的矛盾，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可知，上述三项假设在现实中很难成立。首先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新兴网络媒体迫使传统媒体发生改变，人人都有“麦克风”，普通民众都成为潜在的参与者与意见表达者。他们在网络媒体上的互动很容易推动某个事件或者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程[28]。在这种开放的网络舆论平台与公共媒介话语空间中，不同利益群体或者政策受众(如教育行政管理者、教师、家长、学生、研究者、记者、政府官员等)与不同立场的媒体(如主流传统官方媒体与新兴网络媒体)在议题内容、修辞基调上存在显著的差异[29]。其次，在满意度的调查中，家长与教师的看法之间存在差异，家长内部又存在进一步的意见差异与分化[30]。上述研究结果说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三个前提假设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颠覆性的困难与挑战。这种现实的阻碍就像地心引力对于西西弗斯的石头一样，是不可去除、不可逃避与不可否认的。这是否意味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或者一个被架空的口号？那么，超越简单的异同比较，深入发现异同背后的逻辑，如何拉近不同群体在不同的舆情空间中的政策话语差距而更接近一个“人人满意”的理想目标，就成为一个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艰难话题。

       为了使这个艰难话题的探讨具有扎实的实证基础而非变成空泛的应然式思辨，本文选择以两家主流教育媒体——《中国教育报》和“新浪教育频道”——在2012年推出的年度全国十大教育新闻的榜单及其说明内容为例，在榜单入选内容以及呈现方式这个微观聚焦点上，探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教育目标与其所面临的意义阐释的距离和可能的弥合点。

       本文取态于两种政策研究范式[31]——“工程模式”(engineering model)与“启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的后者，旨在以有实证数据的话语分析为例，在中国具有独特性的公共教育政策议论中，立足具体而真实的意见差异，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上位的教育政策目标提供另一种启蒙思路，而不是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虽然选取十大教育新闻榜单作为分析对象，但本文并不是对所选取的教育新闻热点进行分析，而是分析两份榜单所表征的政策环境现实的呈现(representations)。这两份榜单不是简单的新闻热点的组合，而是凝结了一定公共共识与部分不可忽视的民意，并可能会产生潜在政策影响的文本物化形式(reification)。这种物化的文本虽然不是全面而客观民意的完美指代(signifier)(当然也不存在全面而客观的民意)，但是它已经超越了个体性的主观，而具有了公共性的意义[32]。无论承认或是赞同、喜欢或是厌恶，这两份榜单的出现与在公共空间、公共讨论中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一种客观现实(objectified reality)，是部分民意的一种真实表征。榜单的内容看似新闻热点或者事件，其实是对应着已经出现的具体的教育政策或者构成了可能成为政策议题的对某个公共教育事件的政策议论。因此话语分析是对这种质化数据最合适的研究方法[33]。

       三、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中国教育报》与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浪教育频道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所选出的2012年度全国十大教育新闻的榜单内容(包括榜单附加的对每一条入选内容及影响的解释)作为分析对象(具体内容见表1)，先比较这两种典型的不同立场下所产生的重大教育新闻议题及其内容，然后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剖析其异同。

      

       之所以选择这两份教育新闻榜单作为研究对象有以下考虑：首先，正如政治议论专家威尔逊(John Wilson)所提醒的[34]，与政客的新闻发言稿类似，媒体中呈现的对教育议题的评论、对教育政策文本或政策行为相关信息的描述，是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的教育政策议论。因此这两份榜单所入选的教育新闻条目也不再是简单的新闻热点式信息的展示，而是围绕时下我国的教育政策议题，升级为丰富且具有一定实际公共效应的教育政策议论。在这里，不论以何种方式产生榜单，两家主流教育媒体的教育新闻年度榜单即是以文本方式固化了一种教育政策议论，为揭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政策目标之可能性提供了直接的素材。

       其次，在有关政策与公共舆论研究中，媒体平台一直都被视为教育关注议题与教育政策议论交锋的关键场所[35]。中国的主流教育媒体也正在成为呈现社会议题与政策议论的有力媒介。本研究所选取的《中国教育报》以及“新浪教育频道”是教育领域的重要代表。前者是唯一一份由教育部主办的国家级教育日报，从1983年创办至今，一直是提供教育信息、分析、评论的权威官方媒体，拥有包括高级教育行政人员、学者在内的强大读者群。本研究关注的年度十大教育新闻，也是《中国教育报》自2001年起最先推出的。“新浪教育频道”由位列中国四大网络端口的民间网络公司“新浪”主办，借由飞速崛起的互联网媒体于1998年建立之后异军突起，在民间拥有庞大的媒体关系网络。它在2008年开始举办中国教育盛典，每逢年度盛典必会公布当年通过网民投票而评选出的十大教育新闻。虽然这不能代表全部的民意，但至少呈现了对社会公众有冲击力的一种典型民意。本文所采用的教育新闻榜单是以笔者在2013年开始时能找到的2012年的最新榜单数据为基础的。可以说，两份十大教育新闻榜单在时空上为公开的教育议题提供了展现社会对教育议题与教育价值关注的差异，从而呈现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政策目标所处的现实复杂性。

       再次，本文所选取的这两家主流媒体的“教育新闻榜”具有质量保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两家媒体都具有长期从事教育新闻工作的经验，拥有较为发达且雄厚的教育新闻数据库，具备提供丰富教育政策议论的基础。具体来看，《中国教育报》推出“十大教育新闻榜单”已逾10年，与中国教育电视台这一国家教育媒体平台通力合作，联合评选每一年的上榜教育新闻。“新浪教育频道”自2008年起，采用网络票选的方式连续5年推出“十大教育新闻榜单”，且民间媒体伙伴不断扩充，并于2010年开始正式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一民间专业非盈利研究机构合作，进一步提升榜单认证的内涵与可信度。两家主流教育媒体的新闻榜单都拥有一定的公共认知度和社会认可度。选择这两家媒体的教育新闻榜单是本研究所能依据的最可靠且具有相当公信力的数据。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所聚焦的媒体教育政策议论是一种典型的政策议论话语。教育政策议论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或定义，而是基于语言的多元表达力，传递着各种关于政策的信息。价值和意义是政策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36]。它们与政策议论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有可能成为一种政策发展的力量[37]。本研究以多种语言形式为基础，旨在充分借助“榜单”这个媒介，带出文字背后的延伸意义，在不同和相同的意义诠释中展示意义的距离或张力，有依据地探讨弥合意义距离的可能性。

       针对政治议论话语的研究借助语言学的概念和工具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话语研究范围横跨“对语言的结构性研究”、“针对劝说等典型语言策略的研究”以及“对生活化日常政治评论的研究”[38]。在话语研究深度上，一方面能够把握到政治议论话语中对现实高度浓缩和抽象的语言反射性表达(reflexivity or reflected form)[39]；另一方面，话语研究目前亦能够借由越来越丰富且细化的语言载体，追踪复杂的社会互动和社会问题建构，从而清晰地展现出具有模糊性(ambiguity)的政治议论，说明对其背后深层意义的理解[40]。

       具体而言，政策研究领域的话语分析从语词到语用，涉及语言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其中有三个基本的层次，即语境、文法和语词[41]。政策议论“话语语境”的研究关注的是话语所处的文本语境、社会语境、历史构架；政策议论“话语文法”关注的是句法的表现和转化、句式的选择和句子结构的设置[42]；对议论语词的研究关注的是语词的具体状态。“议论语词”分析从基本的关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性状态[43]，到关注语词的形式，如同义反复、一些标志性语词(如指示语义对立的“但是”、指示逻辑成绩的“并且”以及用来描述或确认事实的名词性从句)[44]，再到语词的修辞情绪、实践状态等选择[45]，以及不拘泥于个别语词，关注一组可以被识别、挑选出来的语词群落以及他们所共同构建出的共情或联觉[46]。

       本文的具体分析策略将聚焦在议论语词分析这个层次，从名词、形容词、动词这三个最基本的语言单元入手，综合考虑其语词形式、修辞类别、语词群落等实际语词状态，捕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体教育政策议论中最值得注意的若干语言特质，从而展现教育议题与教育价值的关注与表达异同。

       四、研究发现：冲突与交融中的中国教育政策话语

       1.教育政策议题关注的异同

       在表1所呈现的两份榜单的二十条内容中，共同提及的内容只有三项：“十八大”(A1,B1)、“异地高考”(A8,B3)与“营养餐”(A4,B7)。这说明两份榜单都认可了这三项教育政策议题是重要而值得关注的。但在每份榜单的具体关注之下，这三个共同议题却呈现了相异的关注点：在“十八大”之下，A榜关注的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B榜提到的是“教育公平”；在“异地高考”的议题下，A榜指出异地高考“有了时间表”，B榜则提到是否实行异地高考还存在争议；在“营养餐”的关键词下，A榜凸显的是营养餐从集体的角度被纳入法制管理轨道，B榜则以湖南凤凰的学生营养餐缩水事件来做个案的表达。虽然在两份榜单中，这三个议题都成为重要的关注点，但同一议题的关注层面不一样。A榜多在政策、宏观管理层面上表述十八大、营养餐和异地高考的教育政策议题，B榜则是在价值、争议、个案问题上表述这三个议题。由表2的逐一语词分析可见，两份榜单对同一项关注的描述、用词与所隐含的取态也不一样。A榜倾向于用身份指示性、社会发展性、组织性与自然发展性的语词，展现的是一种相对客观、中性、不带具体评价的取态。B榜则用价值性、矛盾性、世俗性、日常生活语词来呈现既定价值和判断的取态，也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用词与理解。

      

       在这三项之外，两份榜单的其他所选内容完全不同。在选择的内容上，A榜除了A5涉及具体的人物个体及其产生的事迹影响外，其他九条都是有关教育政策的内容与实施情况；B榜除了B1与B2提及国家教育政策的重点以及表现、B3与B10是关于媒体与社会某个教育议题的争议、B5是对农村学校减少的现象描述以外，其他五条内容全是具体到某个地点与人物(群)的教育问题或事件。可以看到，A榜单90％的内容为政策内容的陈述与影响，B榜单50％的内容为个别事件的凸显，两份榜单之间存在明显的主题选择差异。这种主题选择的差异其实是各自的媒体立场与意向的差异：A榜作为官方主流的传统媒体倾向于以政策的陈述与相对中性的事实凸显官方的主流教育政策导向与实践，更像是“政策宣导式”；而B榜作为新兴互联网媒体，虽然也关注重要的教育政策及其影响，但更倾向于以“争议”和个别突出事件作为“新闻性”的热点，其榜单的内容更具有“新闻性”。

       2.教育政策话语呈现的差异

       从话语呈现的语词性质分析来看，A榜的媒体教育政策议论多采用名词性关键词(见表3)，尤其是技术语词(technic words)指示结构或层级，例如程序性语词、组织性语词、政策性语词，用来表达制度的存在。同时，A榜的教育政策议论也强调了时间性名词，指示社会进步和历史任务完成的时间点以及用来表达事件的积极态势。另外，A榜的教育政策议论有限使用的形容词关键词，或强调人类的正面情绪，使用母性或关怀身份的语词，用来表达充满希望的生活写照；或使用领导断言的语言模式，强调“大事件”的里程碑式完成结果。

      

       与官方立场的媒体教育政策议论不同，B榜处于民众立场的媒体教育政策议论多采用形容词关键词和动词关键词(见表4)。其中形容词关键词最常出现，表达有关价值观的意见、冲突矛盾的存在、经济计算的过程以及其他生活病态或异常状态，呈现个体困境；而动词关键词具体呈现了世俗生活或民间生活的状态，尤其是其中时间性动词的使用，与A榜的名词性动词不同，流动的时间状态呈现，强调发展的自然淘汰、历史之过往不复的语词，如生老病死性语词、时间流逝性语词，表达出生命的悲剧性色彩。在名词关键词方面，B榜的名词形式多样化程度更高，使用比喻(“吊瓶班”)或有指代性的名词(“卖火柴的小女孩”)，强调具有生活气息和具体生活情节的语词，如民间故事性语词、日常惯用性语词和说明过日子精打细算的语词，用来表达证据与真实世界的契合。

      

       综上所析，两份榜单的教育政策议论通过不同侧重的语词选择，描绘出两种不同的证据世界。A榜在语词上更多显示出人类文明的成果、社会发展的动力、民主生活的秩序以及人文情感和希望，而B榜在语词上则显示出平民生活的现实、人类力量的渺小、个人选择的复杂与困境以及人文情感的悲剧色彩。可以说，两者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语词群，组合表达出迥异的联觉结果。

       五、舆情话语中中国教育政策目标之困境与出路

       以上案例的话语分析呈现了不同的教育议题关注与教育价值的侧重。两份媒体新闻榜单都选取了关于十八大、校车营养餐、异地高考的教育政策议论，然而具体对比两者的语词描述可以看到，两者的话语空间几乎没有交集。“上位”的教育政策关注可能更集中于组织构架的建设或制度建立、政策制定，而“下位”的教育议题关注可能更集中于生活事务的安排或困境解难。正如“两榜”在“经费”和“学费”问题上的不同表达，一方看到的是国家教育投入，一方则看到的是家庭的教育付出。一方关注到的教育议题多是宏观、社会性的，而另一方聚焦在特定的特殊群体身上的特别事件，例如流浪儿、农村学童、异地考生等。一方的教育政策议论呈现出对国计民生大事上的关注，而另一方是对个别案例的关注。A榜的教育政策议论描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条理清晰的社会机器运行的政策世界，B榜的教育政策议论则描述了一种自下而上、关系复杂、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人物行动的政策世界。两者对于社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所构建出来的政策世界是对现实的两种不可调和的版本。

       从不同事件的证据选择中所形成的层次可以看到，A榜选取了关于大学遴选校长、教育督导条例、高校创新计划、舍己救人教师、教师队伍建设意见、政策目标完成报告、资助系统完全的教育政策，而B榜选取了贵州流浪儿死亡、高中生国旗讲话、孝感高三班、媒体“禁奥”、浙江幼教虐童等事件，以及农村学校锐减的趋势。前者用严谨的书面语言描述了一种制度与规则建设者的客观发展，而后者则是用人世的生活语言描述了某些值得同情的社会群体。两份榜单存在着阶层与强弱势力之分。

       从教育政策议论所体现的沟通行为的角度而言，两份榜单在价值标准的选择与表达上存在迥然的分歧：A榜的教育政策议论倾向于表达一种紧密依附物质条件的价值诉求，如对事件发展规律、社会运行程序、人类进化愿景的回应；B榜的教育政策议论则倾向于表达一种从个体出发的困扰与价值诉求，如对公平感、日常病痛与生活苦楚、人类个体状态的关注。即使两者所描述的事实是一致而真实的，但是两份榜单在表达价值标准上存在本质性差别。在有限的简化的榜单式表达中，基本看不到榜单所代表的至少两类或者更多类群体无法达到对事件本身的抽象性理解，遑论共情与共识。

       这种表达价值标准的分歧体现在教育政策层面，将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政策理解：一是将教育政策理解为自然选择内涵结果或是经济选择内涵结果的过程，强调教育政策的目标性，教育政策实质上是在追求和实现最好的目标；二是将教育政策理解为诠释群体解读政策内涵的过程，强调教育政策的诠释性质，教育政策实质上是在分配和回应各种教育价值。因此，B榜对教育政策本质的诠释就是指向一种多元回应的复杂而矛盾的建构结果，其中包含来自生活世界复杂而冲突的价值考虑。这种建构的政策议论的话语空间难以与A榜的教育政策议论话语空间融合一致。

       由此直指通过这个微观现实解剖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政策目标提供的另一种思路——目前所期待的“人人满意”的教育，从诠释社群或利益相关者群体对政策意义的理解结果上看，缺乏存在的现实基础。如果只立足于群体意见的量级比较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的口号。教育政策需求本身多元化程度高，也总是面临来自民间大量、多样、复杂的教育诉求的挑战，而关键问题是如何寻找处理这种差异的可能出路。

       一种可能的出路是从政策研究中“分类期待”和“分期关注”的逻辑入手，弥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公共舆情中存在的两端意义间隙。“分类期待”是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在基层政策运行研究中发现的处理差异性基层需求的策略，即当政策总是需要“以一对多”、同时处理大量且多样的现实问题时，可以考虑对众多“期待”进行分类。[47]“分期关注”是琼斯(Bryan Jones)在政策过程的研究中提出的处理“不可能面面俱到的事务”的策略，即一段时间内只关注一种问题或一类事件，然后渐进升级或推进到其他问题或事件。[48]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单一政策目标为全部的教育关注需要提供解决方案，即“以一对多的政策困境”，那么可以考虑将本文公共舆情中教育政策议论已表达出的对“社会生活与教育”、“弱势群体教育”、“个人成长”、“家庭生活与教育”的关注，以分类处理这些期待和分期处理这些期待的方式着手推进多面向、多群体的“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实践，并尝试在意义诠释的层面更加接近民间生活，将具有普适意义的教育价值观(例如教育公平、正义)加入教育政策议论，让官方和民间的教育政策议论在讨论共同的教育政策困境时，多一些共情和理解。

       虽然难以实现让每个人都满意的教育，但是如果放弃将这个提法作为必须在人民数量和满意度比例层面达成的政策目标的表述，而是将其作为最基本的教育价值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价值，也许可以理性地消解教育政策的“应然”与“实然”、“目标”与“执行”之间的鸿沟。如果能够在政策与教育价值层面追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那么即便存在不同的声音与少数群体的不满，却也能在价值层面上让人心服口服，凝结更多民心，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民满意”。

       收稿日期：201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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