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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并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要适应这些变化，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
一、党的建设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指导。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它指导和解决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它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要回答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主要体现在：
一是突出了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整体性。如果从“三个代表”中的每一个“代表”来看，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强调过。但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探索，它把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的丰富内涵统一于“三个代表”之中，是对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的新概括、新发展。
二是强调了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任务的双重性。工人阶级执政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要充满生机和活力，一方面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当好“三个代表”，带领广大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这两个方面相互补益、共同促进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三是体现了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层次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分层次地又系统完整地揭示了我们党保持工人阶级执政党先进性的本质内涵和客观依据，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基础，是前提，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造就科技昌盛和文化繁荣，就能为先进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保证和政治方向；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党的建设和全部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三者各居其位，又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
四是指明了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内容的统一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中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时代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产党人的实践标准，自身建设与根本任务有机地统一起来，完整而又科学地构建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
二、党的宗旨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自那以后，我们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写进党章。只是根据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不同，而对实践宗旨提出不同要求。执政之前，实践党的宗旨就是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使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执政之后，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人民逐步富起来。可以说，建党8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历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这一宗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灯红酒绿”的影响，各种诱惑的增多，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扭曲，淡忘了党的根本宗旨，甚至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取私利。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宗旨的重要思想，尤其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宗旨的继承和发展，把党的宗旨升华到一种新的境界。这种新的境界主要体现在：
一是拓展了实践宗旨的时代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靠广大党员去实践，广大党员当然是实践宗旨的主体。现在，党把符合入党条件的社会其他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从而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二是扩大了实践宗旨的时代客体。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为谁服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要求。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里虽说的是文学艺术，但多少年来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服务对象的选择。在未执政之前，这种对象的选择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党执政以后，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这种对象的选择就显得相对狭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共产党由为“劳动者”服务，转变为为建设者服务，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践宗旨的对象不仅有了一个量的变化，而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
三是充实了实践宗旨的时代内容。群众是分层次的，其利益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有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团体利益，与此相对应，有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国家利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团体利益称为一般利益，而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国家利益称为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对党的宗旨的新概括、新发展。对于我们辩证地理解党的宗旨的精髓和内核，把握宗旨的时代内容，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是创新了实践宗旨的时代标准。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作为评判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标准；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党的一切工作的标准，当然也是评判实践宗旨的标准；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执政为民，作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这是对党的宗旨的新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大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也指出，只有一心为民，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因此，必须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深深扎根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全面落实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动上。
三、党的建设总目标的与时俱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自身建设的目标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目标要求，体现了党的建设目标的与时俱进。
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他在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时，同时也在思考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党的十二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坚强核心。”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党的建设总目标为“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的党”。应当说，邓小平为确立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总目标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把党的建设目标确定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对于这个目标，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从五个方面作了具体说明：“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80”字建党纲领，即“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的探索，就日臻完善、更富有时代特征。把“一个领导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作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按照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加强自身建设。
四、党的执政基础的与时俱进
执政基础问题，是执政党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能否当好“两个先锋队”，这是关系到党的阶级基础能否得到增强，群众基础能否扩大的问题，是党的执政基础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工人阶级始终与社会化大生产血肉相连，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不论这个阶级的内部结构如何变化，它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历史地位，都将会越来越提升；它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整体优势，都将会越来越明显；它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积极作用，都将会越来越突出；它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所具有的先进品格，都将会越来越张扬。由此可以说，以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标志。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一个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只有这个阶级才是社会主义事业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我们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以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前提条件。党一旦忽视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必将丧失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政治资格，而中国也将因此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可见，我们党能否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仅关系党自身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苏共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放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从而失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
当然，中国共产党同时也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也是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关联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质特点和优点。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爱国救亡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促进民族发展而诞生的。我们党产生的这种社会背景，使党从一开始就同时肩负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使命，它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要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也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如何看待“两个先锋队”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坚持重点论，同时又要坚持统一论。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一方面，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我们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们党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必然要求。党只有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代表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要求，才能使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得以充分体现。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是从阶级性的角度规定和支撑着党的先进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主要是从代表性的角度体现和拓展着党的先进性。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党都要同时成为“两个先锋队”，都要自觉坚持二者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先进性得以保持并不断获得升华，才能使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在如何看待“两个先锋队”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坚持重点论，同时又要坚持统一论。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现在，有些人由于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把发展“能人”入党作为一种时髦，甚至当作解放思想、改善党的形象来宣传，从而混淆和降低了党员标准，给一些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应当看到，目前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成千上万的“能人”，党应该为“能人”成长创造条件，为“能人”施展才华提供舞台。但是“能人”与“党的人”毕竟有原则区别，有不同的标准，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能人”一般是指那些头脑灵活，敢闯敢干，在某些方面有一技之长，工作能力较强的人，这些“能人”中大部分人政治素质是好的，符合党员标准的我们当然而且应当发展他们入党。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需要。但是，也应当看到，有些“能人”有才缺德，我们不能降低党员标准让其入党，更不能提拔重用。
执政基础要与时俱进，除了前面提到的要当好“两个先锋队”以外，还要夯实执政的经济基础。任何一个政党，它首先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这样的话：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以来，无论哪次大选，总是以绝对的优势击败竞争对手，长期保持一党单独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靠什么？一靠经济的快速发展，二靠廉政高效。经济发展了，人民得到实惠，人民就从内心拥护人民行动党。政府廉政高效，人民就信任人民行动党。新加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还是一个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贫穷落后的岛国，经济状况远不如我国沿海一些城市。但目前人均GDP超过了英、法。在《世界竞争力报告》中，连续五年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政府能力排名第一。特别是在廉政建设方面，自1995年以来，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廉政建设排行榜”上，一直稳居亚洲首位。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在廉政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共产党经过30多年的探索，领悟到夯实执政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面前经受住了考验。
夯实执政的经济基础，办法千条万条，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四个字：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我们正在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手段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但在节流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应当引起全党的注意。例如在成绩面前，有些同志开始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花钱大手大脚，贪图享受的思想有所抬头，讲排场、搞攀比的风气又有所滋长。党长期执政，如不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抓好自身建设，执政的经济成本就会越来越高。节流主要是压缩执政党的经济成本。压缩经济成本的关键是精减机构，裁减冗员。现在吃“皇粮”的太多，据资料介绍，建国初期是600个人供养一个“吃皇粮”的人，现在是28个老百姓养活一个“吃皇粮”的人，两者之间比例为28:1。对此，群众有怨气。这种状况不解决，势必要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五、党的执政能力的与时俱进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具有“五种能力”。在这里，江泽民从宏观的层面和规律性的角度对执政能力作了科学的概括。
执政能力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与时俱进的过程。从我们党所走过的执政历程来看，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具有区分革命党与执政党不同职能的能力（尽管这种说法不太科学，但已约定俗成）。如果还是用革命党那套思维方式、行为手段来执政，就可能犯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那么，革命党与执政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六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理念不同。革命党的理念是崇尚阶级斗争，为的是夺取政权。执政党的理念则是崇尚安定团结，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才能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二是中心任务不同。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党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党，其中心任务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执政党则不然，它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这里所说的革命，专指狭义的革命，即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党的目的）。因此，它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不能干扰这个中心，也不允许有多中心。三是风险意识不同。革命党人的风险意识主要是如何避免被敌人消灭，成为执政党以后，作为执政党和它的各级领导干部考虑的是不要发生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小的失误是难以避免的）。无数事实说明，执政党一旦发生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常常会带来灭顶之灾，从而导致政权的丧失。四是方法手段不同。一般来说，革命党主要是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打碎旧世界，才能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而执政党主要是用和平的手段搞经济建设，用教育疏导的方法化解矛盾，整合社会。五是权力的来源不同。革命党的权力来自向反动派夺权，执政党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说，从长远来看，只能依靠人民按法定的程序授权。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奋斗，才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的过程中，我们每解放一个地区或城市，就委派一批干部到那里去主持工作，这种干部的委任制一直沿用至今，它的弊病也就越来越明显。看来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势在必行。因为人民按法定程序授权，不可能采取任命制或委任制，只能通过投票来表决，只有在人民表决的过程中赢得人民信任的党，才能有牢固的执政基础。六是权限不同。革命党藐视旧的国家法律，不受旧的国家法律的限制。否则，它就不敢起来造反了。执政党则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