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政治与严复翻译中的伦理思想
郝景东
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摘要： 严复以翻译西方著作以及引进和传播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伦理价值观的独特方式，成为晚清救亡图存时代影响深远的典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严复翻译的伦理思想受政治语境制约，同时，严复又寄希望于通过翻译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以改变中国现状。结合翻译政治分析严复以翻译为媒介所传递的伦理思想，说明西方人道主义伦理观、进化论和古典经济学以及“三民”思想分别对严复的道德伦理现代化理想、经济伦理思想以及文化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严复；翻译政治；道德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
严复(1854—1921)以其独特的译介西方思想学说的方式，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人”[1]。对此，梁启超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侯官严复,先后译《天演论》《原富》《名学》《群己权界论》等数种,皆名著也。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2]严复倡导的“信、达、雅”翻译准则及“求同”翻译策略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严复的翻译实践进行了批评，有学者认为严复使用中国传统概念解读西方思想，没有精确传递原文精髓，且一味“求同”又使部分文献翻译失真[3]。
诚然，上述对严复翻译实践的批判并非无稽之谈，今天仍有一定市场的“达旨”翻译观念很难说与严复的影响不无关系[4]。然而，上述批判也相对忽视了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方法的警示，即对任何思想的研究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翻译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社会交际行为，受时代政治和个人伦理取向制约。法国当代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指出，翻译活动是译者与他者进行书写层面的交际行为，在这种交际中，他者伦理与“自我伦理”会发生正面碰撞，受译者与读者、译者与翻译活动资助者、译者与翻译评论者等多种关系影响[5]。作为一种深含社会痕迹的文化活动，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深受翻译政治的影响，抛却翻译政治评价严复的翻译实践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真理性认知。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对于小药量爆炸驱动碎片飞散问题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然而，目前的理论计算不能反映数值模拟在装药质量比为0.657%～0.792%时，碎片速度出现跳跃变化的现象，其中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翻译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是20世纪90年代斯皮瓦克(G.C.Spivak)提出的命题，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 暴力与挪用等层面”[6]。这种研究跳出了翻译仅仅只是研究两种语言的关系，而是从更加宏观的文化层面上去研究翻译，阐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严复从事翻译，是和晚清政治局势紧密相关的。这种强烈的政治动机，不单影响他的翻译理论，就是翻译的取向——包括选译的书以至翻译时所做的种种经营——也都深受影响[7]。清末内忧外患，时局动荡，作为文人士大夫，翻译政治对严复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西方人道主义观念与严复的伦理现代化理想
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之忧，此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现代资产阶级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严复深刻反思了东西方差距根源，力主维新变法，全面改造中国社会，道德改革应首当其冲，只有改变国民的“奴性”道德观念，启发国民心性，开启国民民智，使之具备“新民德”思想，中国方能挣脱宗法社会形态束缚[8]。为此，严复把翻译的目标锁在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On liberty”，并译为《群己权界论》(190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复察觉了进化论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联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有三点内容。第一是贫富观。贫富观涉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经济伦理的重要领域。中国古代社会的贫富观深受儒家影响，核心思想是礼、齐、均，实质上是平均主义。严复从进化论的视角批驳儒家平均主义的贫富观，认为以天演论之，均富乃古无此事，今亦不可行[18]。严复倡导不分贵贱，人人平等，国家应根据个人的特点进行社会分工，在一定的范围内没有绝对的贫穷也没有绝对的富裕方为社会合理的贫富结构。第二是义利观。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如子曰“君子重义，小人重利”[19]。严复比较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提出“义利合一”的观点。“义利合一”肯定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自然天性，符合道德规范，属“义”的范畴。但是单纯的利己主义不能获得真正自由，会使国家政策实施受到阻碍。因此严复又崇尚合理的利己主义，认为“仁义、廉耻、忠义、公平”为万事不变之真理。为进一步厘清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严复提出 “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即利己不能损害他人，利群无须损己，国民可以“开明自营”，不必“屈己为群”。第三是合理消费观。“俭”与“奢”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关注的焦点。早期的道家和儒家都提倡节俭，认为俭是美德，人民要安于当前所处阶级应有的消费水平，不能超越，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消费对生产有重要的反作用，消费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反作用,消费的发展促进生产的发展。传统的消费观已不能适应中国近代已变革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针对这种巨大矛盾，当时以谭嗣同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表提出“黜俭崇奢”的思想。通过中西方社会的深度考察和比较分析，严复发现西方重开源，中国重节流，“黜俭崇奢”或“黜奢崇俭”实际上均不可取[20]。从资产阶级消费与积累关系的视角，严复提出“有所生有所养”的理性俭奢观，即俭奢应以是否促进发展，是否生利为衡量尺度，政府应在鼓励民众合理消费的前提下，增加积累并寻求发展。严复审慎的俭奢观既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又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精华，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亦有启蒙意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进入自然经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各占一席的多元化时代，同时，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地主阶级、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外部资本主义势力构建了中国新的政治力量体系，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是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根源。
当然，严复对西方人道主义道德观也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在关于群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关系问题上，穆勒强调了个体自由必须受到保护，严复则认为个体自由是群体自由的基础，但是个体自由应与群体自由相统一，当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体自由应让位于群体自由[13]。严复通过翻译活动引入西方人道主义伦理观，其关于“自由” “平等”的观点在当时思想封闭的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其道德伦理现代化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智慧。
穆勒在《群己权界论》一书中提出，“民主”“自由”乃天赋人权，当然，两者属于不同领域，民主属公域，自由属私域，个人有权行使自己权力，但是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否则，社会有权对其制裁，但又不能超越此目的[9]。穆勒关于“民主” “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人道主义伦理观深深吸引了严复。以穆勒的人道主义伦理观为参照，严复激烈地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在大一统的格局下，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禁锢了国民言论的自由。针对韩愈在《原道》中宣扬的“君臣之义”和“先王之道”，严复视如敝屣，认为三纲五常为人间至苦，在严复看来，中国统治阶级推崇的三纲五常，实质是以“崇尚我法”为手段，以达成统治者“劫持天下”为目的，结果却“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10]。严复在翻译中引进穆勒备具现代属性的人道主义观，并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提出“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11]，而纲常教化，使民众言论不自由，其毒害猛于西方之宗教。严复在比较了东西方社会发展历史后认为，“平等”和“自由”是西强我弱的关键，他指出：三百年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势是因为“其民平等”，而亚洲国家国力日渐衰落，是因为“其民不平等”[12]，“平等”和“自由”事关国家存亡和兴盛。
2 进化论和古典经济学与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
对心电图从业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是建设现代化心电学强国的基础，而规范化操作所得的心电图是临床做出准确诊治的重要依据[1]。随着远程心电诊断的兴起，12导联同步记录心电图检查在偏远地区得到普及，广大居民在当地诊所就能得到大城市三级医院心电专家的心电指导。然而在读图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肢体导联错接、与临床表现不符的心电图，直接影响诊断的速度及准确性。
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洋务派坚持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器”而非“道”[14]，因而以“求富”为目的，举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推动政府派遣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不同于洋务派，严复认为单纯以“器”为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无法实现国富民强，中西方差距的本质在于思想，“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15]，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他们接受了进化论，因而严复决定翻译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引入进化论以开启民智。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符合肝癌学术会议制定的《原发性肝癌诊断标准》［5］；②年龄30～80岁；③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肿瘤者；近2年内进行过放疗、化疗等其他治疗者；②患有胆囊炎、胆结石等其他肝病者；③妊娠以及精神疾病患者。
严复翻译《天演论》，目的是介绍“物竞天择”的思想，从而给国民灌输“强国保种”的危机意识。“物竞天择”的思想，成为当时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16]。在《天演论》中，赫胥黎发展了达尔文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的进化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进化遵循不同的路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主观的，具备能动性，会一直向善，也会出现倒退现象。严复对赫胥黎的进化论论断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进化本质无异，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进化的方向都是向上的，如不进化，结局只有被淘汰[17]，这一不同于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是严复经济伦理的哲学根基。继《天演论》后，严复又翻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经济学巨著《原富》，反对国家直接干预市场，提倡自由竞争。
全院所有采购，招标、非招标，须签合同、不需要签合同的全部线上处理，实现处长、主管院长手机微信审批是最基本的功能，唐通军告诉记者。“虽然目前也有医院在做，但以引入外企、耗资数百万元情况居多，我们则是40万元经费投入自主研发，试运行后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3 以“三民”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伦理思想
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以“器”卫“道”救国思想的失败。严复坚持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源不在“器”而在文化思想，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才是中国的出路。严复的这一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谋而合，严复开始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呼吁变法，主张开放言论，翻译西方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正值制度。
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严复痛定思痛，他开始转向翻译研究，在西方文化中寻求革新中国的火种。在翻译《天演论》《原富》《明民论》《社会通诠》《法意》等西方名著的过程中，严复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严式翻译话语系统。首先，严复采取非正法翻译策略，即翻译中以意译为根本策略，且采取按语的形式增评译文，进行文化阐释抒发个人观点[21]。严复期待非正法翻译西方文本能够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使国内民众更容易接受西方理论，扩大救国救民思想传播。其次，照搬先秦文化，“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翻译原文[22]。严复之前，晚清文体以“八股”最为盛行。八股文体承启和僵化、死板，俱是套路。严复力陈八股文种种弊端，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严复认为先秦文体清新流畅，有利于创造性思想的表达。严复以“复古”求创新，通过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先河。严复的双语功底非常扎实，留学的经历又使他精通所译作品，因此严复的译笔异常流畅、优美，但由于考虑到士大夫的阅读需求，译文有时不够忠实，而是更加注重可读性。其实，以严复的双语功底，要做到绝对的忠实并不困难，但是严复有强烈的政治翻译动机及自己的意向读者，这就使得他在翻译时时有增删，所做的翻译都是为了取悦保守的士大夫，以进一步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23]。严复以非正法翻译策略和文通字顺的先秦文体转译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响。“天择”“进化”“适者生存”“平等”“自由”等概念广泛传播，民族资本主义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主流。
除严式翻译外，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伦理转型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通过翻译《明民论》提出的“三民”思想，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平天下，“内圣”方能“外王”，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古典人文精神。西方列强的入侵给“内圣”的君子们带来极大困惑，因为儒家文化始终给不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严复提出“三民”思想，认为人应该德智体全面发展，缺一不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单纯的道德无济于事。国家的强盛不能建立在个体的“内圣” 上，而应以国民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为基础。在严复看来，“综合素质”是指国民要有健壮的体魄，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具备平等、自由的公民意识。严复的翻译思想和文化阐释无疑是中国文化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个界标[24]。
4 结 语
文本结合历史语境，分析了翻译政治下严复翻译的道德、经济和文化伦理思想。可以发现，一方面，严复翻译的伦理思想深受政治语境制约，另一方面，严复又寄托于通过翻译传递伦理思想以改变中国的窘境。而翻译终究只是翻译，译者必须要尽可能忠于原文，思想却需要以翻译为媒介传递，两者之间关系既相互扶持又充满矛盾。总之，严复通过特殊的翻译活动，传播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以解救民族国家于生死存亡之中，然而，由于特殊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的制约，严复翻译救国的思想终究未能实现。严复迫切希望从西方先进的文化中寻求点燃中国革命之光的思想根源，却又对西方文化中的霸权思想有所抵牾。在如此复杂的政治语境下，严复艰难地游走在引进西方文化和激励国人信心之间，导致了其翻译实践也受到后来者褒贬不一的评论。当然，客观评价严复的历史贡献需要人们秉持“在场”的评价方式，正如列宁所言：“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5]站在这样公允的立场，理应承认严复翻译思想是一座无法跨越的时代丰碑。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评介新著:原富[J].新民丛报,1902(1):113.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89.
[3]廖七一.严复翻译批评的再思考[J].外语教学,2016(2):87-91.
[4]林克难.“达旨”与细节[J].中国翻译,2012(6):76-79.
[5]BERMAN A.L′Epreuve de l′étranger [M].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84:45.
[6]费小平.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4.
[7]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99.
[8]郭良婧.孙中山梁启超伦理思想比较研究[J].伦理学研究,2010(4):105-109.
[9]隋淑芬.严复关于道德转型的思想及其价值[J].道德与文明,2005(4):31-34.
[10]严复.救亡决论[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54.
[11]严复.《老子》评语[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82.
[12]严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18.
[13]高力克.自由,演化与传统:严复的伦理观[J].天津社会科学,2010(4):120-125.
[14]欧阳哲生.严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1):96-108.
[1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5.
[1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99.
[17]杨深.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民族达尔文主义:严译《天演论》与赫胥黎及斯宾塞进化论的关系[J].哲学研究,2014(1):70-75.
[18]耿传明.严复的《天演论》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J].文艺理论研究,1997(6):69-74.
[1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00.
[20]李瑞清.论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奢俭观为例[J].探索与争鸣,2008(8):74-76.
[21]廖涛.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严复的“非正法”翻译[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22-124.
[22]郭灿.严复与近代文化转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4):90-96.
[23]田玲.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政治研究[J].齐鲁学刊,2018(5):131.
[24]孙宏云.严复的政治学译著及其学术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2-66.
[25]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50.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d Yan Fu ′s Ethic Thoughts in Translation
HAO Jingd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34000,China
Abstract ：Yan Fu,with his unique way of translating Western works,int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Western ethical values of democracy,freedom and equality,became a far-reaching mode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Yan Fu′s translation ethics was restricted by the political context.At the same time,Yan Fu hoped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China by introducing advanced Western cultural thoughts through translation.Combining the translation politics,this paper analyses Yan Fu′s ethical thoughts transmitted through translation as a medium.It shows that the Western humanitarian ethical ethics,evolutionism,classical economics and"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had respectively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Yan Fu′s moral ethical modernization ideal,economic ethical thought and cultural ethical thought.
Key words : Yan Fu;Translation politics;Moral ethic;Economic ethic;Cultural ethic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2006( 2019) 11- 0049- 04
doi :10.3969 /j.issn.1673-2006.2019.11.011
收稿日期： 2019-05-13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8A0467)；宿州学院专业带头人项目(2019XJZY21)。
作者简介： 郝景东(1973—)，安徽萧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责任编辑：武艳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