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看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_迦太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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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生产力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5-0052-08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国理论界力图为这一伟大社会实践进行科学论证。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新的社会形态需要获得先进的生产力,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需要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因此,探讨先进生产力的获得或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长期以来,关于生产力与社会形态发展关系问题,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突出特点是认为生产力只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逐渐地积累发展。在我国理论界,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跨越发展,与此相适应,在生产力发展上也要求实行跨越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为了说明这种理论视角转换的必要性,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人因囿于以往形成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的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各种偏颇理解。

首先,部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逾越的”见解影响,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于缺乏先进生产力这一重要前提,将永远处于“不可逾越”这一逐渐发展的过程之中。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会形态在特例的情况下,即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下,走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可是在“不可逾越”的前提下走“东方道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呢?永远处于被动、贫穷落后的境地。这样的理解既不符合我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也远离了唯物史观理论。

其次,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讨论中,由于不注重对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探讨,也导致了一些偏颇甚至是错误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各种见解上。

(1)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晚年将自己一元的唯物史观打破了,成为多元的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从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不论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怎样不同,“最终都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这就形成了马克思的一元的历史观”。可是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东方社会是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东方社会将经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样,大一统的一元历史观被突破了,多元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落后的农村公社不仅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并且会越过“卡夫丁峡谷”,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因此,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会突破唯物史观的“大一统的一元论历史观”。

(2)有的学者由于缺乏生产力跨越发展的理论视角,对五种社会形态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提出了“五大社会形态学说还灵不灵”的问题。五大社会形态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社会形态学说。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时,这个认识动摇了,在他心目中,五大社会形态只对西方社会才适用”,在东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而且最终还要跳过它,五大社会形态学说对东方不灵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生产力跨越发展了,不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式的依次演进了。依这样的观点看来,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是不能跨越发展的。

(3)由于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缺乏跨越发展的理论视角,部分学者对衡量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尺度发生怀疑,甚至提出错误的历史尺度。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提出之前,历史的尺度是唯物的历史观,即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作为衡量历史的尺度;现在,跨越理论提出之后,历史的尺度是人道主义的了。因为这时,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即东方社会如何“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显然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的深沉的关切。因此,人道主义在这里不仅是伦理规范,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规划历史的尺度和出发点。这样,历史的尺度也由一元变为多元,人道主义被空前地提高了,成为马克思规划历史的尺度和出发点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各种偏颇理解,有一个理论的深层原因,即都与生产力能不能实现跨越发展有关。

唯物史观的创立既体现了对以往理论的批判继承,又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精神。因此,这一新的历史观的诞生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它的突出特点是对市民社会的剖析。为了易于理解和阐述的方便起见,马克思着重阐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发展等的矛盾运动和历史演进,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合规律的逻辑演进理论。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把这一理论当做了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并僵硬地套用。这种理论思维模式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定型化以后,影响了我们进一步去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跨越发展和生产力跨越发展的理论。其实社会的跨越发展和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也是唯物史观理论的重要内容,不应被忽视。

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们所说的其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形式,一种是跨越发展的形式。第一种形式的基本的特征是在前代继承下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最终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1][P88]。关于这种活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1][P90]。马克思在分析了这一形式之后指出:“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P124]

以上的论述是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依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和改造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人类的历史做出这种唯物辩证且易于理解的理论表述,的确是天才。可以说,这个天才的发现及其表述的逻辑魅力,常常使人们忽视了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种形式——跨越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关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及其特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1)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表现为一定民族或国家的开放性。生产力的前一种发展形式的特征是继承性,实际上则是封闭性。一个民族或国家处在封闭的或闭关自守的环境中,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通过继承逐渐地发展。而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则不同,它必须是开放的。不管这种开放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但就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说,开放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这种开放性,具体表现为一定的民族或国家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交往。这里说的交往,其内涵就是指新的生产力或新的发明能否在后进的民族或国家传播和发展的问题。“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P107-108]。

伴随着这种开放性,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形式——跨越发展。“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P115-116]。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恰恰是通过突破一定国家或民族的闭关自守来实现的,从而使其进入世界历史。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是通过世界性的交往,特别是借助于大工业创造的交通工具来具体实现的。“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生产力的发展在以上所表明的历史条件下,其发展的特点是在于“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P114]。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是以大工业发展时代为例,探讨的是后进民族或国家在发展了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利用先进国家的成果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时代机遇的问题。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整个世界而言,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世界交往的条件下,都存在着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机遇,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机遇如何历史地加以把握和实现,是由外力(如殖民的形式)促成还是自觉地利用?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予以阐述。

(2)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较之于逐渐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发展有极大的优越之处,其突出表现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异常迅速”。

为了说明“异常迅速”是生产力跨越发展的主要特点,马克思特别就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做了分析,认为它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这种发展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1][P124]。也就是说,这种发展是在一定的地域、民族、国家处于独立的或封闭状态下的发展。因此,这种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缓慢”。这种缓慢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1][P124]。其二,旧意识的作用。“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而起作用,意识并不会依据交往形式的变革而同步消失,在现实中,人们“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来进行斗争。其三,“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通常情况下,生产力逐渐发展之后,落后的政治权力(国家和法)起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分析了生产力缓慢发展这种形式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分析了跨越发展这一形式:“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这里指美国——引者)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1][P124]这里说的就是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下面我们以典型的历史事实探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问题。

应当指出,马克思对生产力跨越发展的阐述,同对生产力发展的前一种形式的阐述不同,如果说对前一种形式的阐述着重在于逻辑方面,那么,对于后者,其阐述的方式主要是实证的。这是由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根本特征开放性所决定的。它必须联系一定民族或国家所处的国际的历史条件以及国际交往发达程度具体地阐明其过程。综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跨越发展的研究,它提供了三种类型,以下我们将分别予以探讨。

1.美国历史上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及其启示

在美国,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是与政治上的独立运动密切联系着。马克思十分重视美国历史上生产力跨越发展的这一典型。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一典型有专门的论述,其中有两段文字和我们的研究有关。马克思指出:“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国只是一种典型,所以他在紧接着的叙述中进一步指出:“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P125]“在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1][P127-128]。

为了易于理解,我们做如下简短的说明:这里“相反地”是针对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形式而说的,从而指出了社会形态发展还有跨越发展的形式。关于这一跨越发展形式,马克思首先注意到了美国的历史发展。美国原是英国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为了反对英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经过近八年的独立战争(1775-1783年)取得独立,从而开始美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

第一,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美国发展资本主义与英国不同,英国是通过我们熟悉的“羊吃人”的方式,而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或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特点,按马克思的说法有两个:一个是异族人。异族人是针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说的,这里是指移民。近代初期的北美大陆,印第安人还处于部落氏族发展阶段,多居住在山区,根本没有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作为移民,这里主要是指来自母国——英国的殖民者。二是这些移民(英国人)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开始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就是说,美国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通过继承前代并逐渐发展的形式进行的。

马克思说,来到这“全新的土地上”的人,都是“老的国家(指其母国英国——引者)的最进步的个人”。这些最进步的个人,是最能够建立“最发达的交往形式”的个人。这些个人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资本家或新贵族;另一类是具有一定技能的工人。用现在的观点来说,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哪里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就到哪里投资。那些不满意母国投资环境的资本家和新贵族,来到殖民地比较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另一些个人,因为有一定的技能想获得更充分的发展,也“漂洋”来到这里。在这块全新的土地上,他们之间建立的交往形式,既不是奴隶制的,也不是封建制的,而是以现代生产力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

第二,美国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国际条件和显著特点。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跨越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发达的历史时代”。“发达的历史时代”对开放的民族或国家来说,就是该时代提供的先进的或发达的生产力有可能被用来发展本国、本民族的生产力,使之采取超常规的、跨越发展的形式尽快赶上先进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

马克思关于美国在历史上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的论述在现代人研究美国历史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和发挥。近年出版的《美国城市史》阐述了美国城市在其生产力跨越发展中的作用。“近代初期的北美大陆,除少量印第安人部落居住区外,大部分为尚未拓居的处女地。英国殖民者在这块空旷的大陆上开辟殖民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城市为先导及中坚的。与当时欧洲殖民地国家在南美等地的殖民地不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这些城市几乎清一色的都以经济活动为主,而非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乃至宗教中心。尽管城市的数量及其人口都很有限,但以波士顿、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为基础形成四大经济中心,带动了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兴盛和文化的初步繁荣,并逐渐成为与宗主国抗衡以至彻底摆脱其控制的斗争基地。”[2]

以城市经济为先导及中坚的殖民地,它的移民主要是两类人: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工人。由这两类人建立的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这种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前提条件,既不是从这块贫瘠的处女地或印第安人那里继承来的,也不是从“羊吃人”那样驱逐小土地所有者的“血与剑”的苦难中发展来的。这种生产力来自“发达的历史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它来自英国。

第三,美国独立后的自主的经济技术政策对其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制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鼓励技术发明创造的专利权立法对其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里我们举一例子加以说明。美国政治上独立后,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工业生产由手工工场转变为工厂的机器操作。在这期间,英国的一个名叫阿克赖特的人发明了一种纺纱机。这种机器最初由马力带动,以后改用水力,被称为水力纺纱机。然而,这部象征着新生产力的水力纺纱机很快来到了美国。据史料记载,它是由英国人赛米尔·斯莱特带到美国的。斯莱特曾经细心研究过这种机器,最后把机器装在“他的帽子下”带到了美国(这里显然说的是这种机器的图纸)。并且,“自从斯莱特在帕塔基特建立了第一个纺织厂以来,新英格兰和北方在制造业方面就很活跃了”[3][P953]。当然,纺纱机仅是一例,事实上,美国在英国工业革命进行的时期就汲取了这一工业革命的许多成果,跨越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为什么斯莱特能冒着风险把新的发明带到美国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专利权立法。“美国工业显著发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因素,表现在国民政府制定的专利权法律上。机器的发明因此受到了鼓励。”[3][P953]

2.古代迦太基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及其启示

迦太基这一典型是已经发展的民族把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移植到新的土地上。迦太基的例子同美国相反。它不是反对外来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然后独立自主地借助国际条件来发展其生产力,而是全部地接受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包括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来建立或发展新的国家。

迦太基是非洲北部古代奴隶制国家。它是公元前814年由推罗(今黎巴嫩之苏尔)这个奴隶制城邦通过移民建立的奴隶制强国。迦太基在非洲北部,推罗处于地中海东岸,中隔地中海,跨非、亚两个洲。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建立起这种移民关系呢?这里,用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逻辑方法就不适用了,只有采用实证的分析方法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历史发展过程。

推罗这个奴隶制城邦从属于腓尼基(约今叙利亚和黎巴嫩沿海地带)古代奴隶制国家。在这些奴隶制城邦中,主要的有乌加里特、比布罗斯、西顿和推罗,在内部各城邦间经常发生战争,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在外部这些城邦又常遭受“海上民族”的入侵。推罗是这些城邦中最为强盛的一个,同时还是腓尼基的良港和工业中心,由陆地和近海的海岛两部分组成,受攻击时可迁往海岛固宇,有坚强堡垒之称。但是在地中海东岸,腓尼基各奴隶制城邦间相互征战,外部又有海盗侵扰,其发展受到影响,为了谋求发展,推罗人积极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地活动,于公元前九世纪末在北非(今突尼斯)建立了最大的殖民地——迦太基。经营海上贸易是迦太基人的致富之源。它广泛使用奴隶在船舶上摇橹,用奴隶在大农庄里从事耕作或在矿山中开采。它的奴隶制大农庄和矿山开采得到充分的发展,奴隶制度也得以充分发展,其结果超出了它的母国——推罗,竟发展成古代奴隶制强国。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谈迦太基这个例子时,指出了以下两点:(1)“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可以作为例子”。(2)“类似的关系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一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就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有持久的政权(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1][P125]。

这里说到的希腊的殖民地、冰岛、英国和那不勒斯等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跨越发展,包括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历史。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的跨越发展都有其具体情况,但在理论理解上都属于我们探讨的迦太基类型。

3.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及其启示

生产力跨越发展的第三种类型,即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这种情形。如果说以上探讨的美国、迦太基等都属于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可以通过历史资料的研究得到理解的话,那么,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则是借历史提供的机遇对历史发展的预见。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对这一类型的探讨是那样的慎重和严密。但在研究的方法上,同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基本上是相同的,如考察研究对象所处的“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如何汲取已经发达国家的成果使自己能够跨越发展等。马克思的这方面的论述,已有不少论者进行过非常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我们不再赘述。

如以上所述,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有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是“异常迅速”的。但是这种异常迅速的发展是有条件的,既有外在的国际条件,即提供的发展机遇,也要有主观原因;既可以主动自觉地来实现,也可以被动地被推动。在自觉性的方面又可以区分为是在一般利益原则驱动下进行还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如马克思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进行。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各种条件,对于我国把握机遇,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社会形态的观点来看是社会历史跨越发展。如果按照生产力发展的第一种模式,我们只能在自己继承的基础上渐进式的发展,即只能跟随在先进国家的后面蹒跚而行。这是历史和现实所不允许的。我们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惟一可取的选择就是使生产力跨越发展,使它的发展“异常迅速”,尽快地接近并超过发达国家。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保障之一。

我国在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找到了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题目。改革也是一种开放,它是指在小的范围内的改革也要有开放的眼光和思路。而开放是大思路、大眼光,是全局性的。特别是在生产力跨越发展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开放这样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生产力以跨越的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沿海开放城市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

21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等的发展突飞猛进,为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要“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并把它视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是非常有远见的。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参照历史上其他国家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我国努力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首先应明确以下问题。

第一,树立明确的自觉意识。美国在其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初期,一些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初始时,还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他们在“市镇会议”这种城市自治组织的相互联系和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自主的、民族自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表述为“自治民主意识”。正是这种精神既推动了美国人去争取独立战争的胜利,又增强了他们独立的、快速的发展自己经济的意识。美国独立后制定的专利权法律就是证明。一个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时,形成一种能够鼓舞全体人民向上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应提倡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4][P137]把发展生产力同共产主义理想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从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来看,不仅仅是一种自主精神,更是一种自觉精神。这种自觉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自觉性;二是具有形成发达的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责任感。

第二,开放性。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的考察表明,要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从历史上来看,生产力跨越发展可以有四种情形:一是自主的,近代美国的发展是属于这种情况;二是被动的,迦太基应属于这种情况;三是自愿的,俄国的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可以属于这情况;四是自觉的,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独具的。我国明确地提出改革开放,并且作为重要的政策来执行,是坚持唯物史观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开放应该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4][P64]邓小平给出的答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在历史上,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需要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已经发达的国际条件,二是有利于开放的国内的港口城市或是良港。近代的美国是这样,古代的迦太基也是这样。在我国,通过自觉开放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我国实行开放政策,是在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根据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而提出来的。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我国由于各种原因是闭关自守的。“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4][P64]其次,我国把改革开放的前沿确定在商贸往来便利的沿海城市。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在深圳等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包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福州等大中城市。邓小平在谈到开放这些沿海城市时指出:“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4][P65]它们都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生产力实现跨越发展。

第三,重视和进一步发展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的是,这属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的形式,这个“农村公社”是散在于广大内陆地区的,由于它的历史的和民俗的原因和已经发达的国际环境能够并存。在那时的情况下,农村公社,即以土地公有和在农业生产上采用村社习俗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农业机器,采用铁路、银行、信用等方式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它们的生产力得到跨越发展。马克思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批评他的论敌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他说:“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5]

马克思以上说的是在内陆村社跨越发展生产力的情况。在我国,一些省区不靠沿海,没有良港等优越条件,同样需要发展经济,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我国政府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在内地通过招商引资,即通过给予优惠条件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外部的资金吸引到这些地区。邓小平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对策就是“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4][P32]。

应该说,在历史上,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多是通过沿海城市或建立通航的港口来进行的。我们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通过两种形式:开放沿海城市和内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可以说双管齐下,其迅速发展的情况则可想而知。

第四,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暨国际科技博览会(简称“国际周”)的作用。可以说这是我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的一种新的创造。“国际周”既是展示我国科技发展新成果的窗口,同时通过这种形式也有利于我们汲取世界先进国家科技发展的新成就,加速我国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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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物史观看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_迦太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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