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西边”和“欲得中原”——“已巳之役”中满洲贵族新旧“战争理念”的碰撞和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中原论文,新旧论文,贵族论文,之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1）－04－0014－13
在明清战争史的诸多战役中，发生在天聪三年十月至天聪四年五月的一场战役（史称“己巳之役”），以往的研究均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①。从军事角度观察，其重要性可能并不突出，但从文化角度予以审视，此役却有极其深刻之内涵。
笔者不揣谫陋，谨陈己见，就正于方正之家。
一、“己巳之役”概况②
天聪三年（1629年，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经过数月准备，于十月初二亲率大军出征伐明③。二十六日深夜至次日上午，左右两翼部队突破长城龙井关和大安口④，十一月初三攻克遵化⑤。“十三日，大军至蓟州……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十五日，部队渡过通州河⑥。二十日，“大军逼燕京。上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营于东北”。⑦ 十二月初二攻克良乡⑧。初四又取固安县⑨。十六日，部队绕行北京城外，在卢沟桥击败明军⑩。此间，八旗军还在京城永定门外歼灭明军四位总兵官率领的增援部队(11)。二十五日，皇太极决定停止围攻北京城，转锋东向，直奔山海关方向(12)。此为战役第一阶段。
十二月二十七日先头部队到达明朝辽东重镇永平府(13)。二十九日皇太极率大军向永平进发并将其包围(14)。天聪四年正月初四黎明，攻克永平城(15)。初六，皇太极在永平城举行了检阅仪式(16)。在封赏功臣、部署驻守部队、安抚明朝降官降将之后，皇太极于二月十七日率参战部队旋跸回师(17)。此为战役第二阶段。
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皇太极回到沈阳(18)。随即命令留守沈阳的二贝勒阿敏和贝勒硕讬率部南下，与驻守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的参战部队调防(19)。时过两月，即天聪四年五月，永平等四城接连失守，阿敏等贝勒率部弃城引还。(20) 此为战役第三阶段。
至此，“己巳之役”全部结束。（详见下图(21)，图中中灰箭头为战役第一阶段，浅灰箭头为第二阶段，深灰箭头为第三阶段。）
天聪三年至天聪四年“己巳之役”示意图
此役第一、二阶段，八旗军气势恢宏，长驱直入。攻城陷寨，所向披靡；取将军首级，如囊中探物。皇太极还数次环视京城，与诸贝勒登高驻马眺望，指点明京，谈笑风生。甚至还在明京郊外皇家禁区，驱马狩猎(22)，如入无人之境，全然无视明廷之存在。但到第三阶段，形势急转直下，恍如隔世。同是满洲部队，判若两军。十多天内，连失四城，一改历来虎豹熊罴之态、骁勇善战之势，兵败山倒。其狰狞恐怖之像毕露，部队撤退前，不仅大肆掳掠烧杀，还将明朝降官全部处死。其变化之快，失利之速，不可思议。
战争由“人”操控，而“人”则受其所具“文化”左右。据此，笔者试图从“文化”层面，观察、审视“己巳之役”发生的诸多事例，寻找其中深蕴之义，及对满洲贵族在入关前后的“文化嬗变”所起作用。
笔者所谓“文化”，专指能对其民族、国家乃至社会的普遍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以及战争理念、制度建设、礼仪规则等“社稷之器”的确立、形成及运作，起到潜移默化和制约作用之“文化”。凡一民族、国家必具此“文化”，此“文化”存，民族、国家存，此“文化”强，民族、国家强，反之亦然。这样的“文化”在其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各种矛盾与冲突，“己巳之役”中诸多表现，正是满洲贵族内部在此“文化”层面中，新旧“战争理念”发生激烈冲突、转化之直接反映。
与这段历史相关史料，汗牛充栋。现存《明实录》、《明史》、《朝鲜李朝实录》、《满文老档》、《清实录》、《清史稿》，还有《东华录》、《三朝辽事实录》、《天聪朝臣工奏议》、《满洲老档秘录》，以及《啸亭杂录》、《清建国别记》等大量笔记、野史中，都有详尽记载。相比之下，成书较早的《满文老档》，尽管语言文字较为粗俗，但与清朝建国以后撰写的《清实录》、《明史》，以及民国初年撰写的《清史稿》和一些笔记、野史相比，其记载较为真实、详尽、可靠，更少粉饰和“为尊者讳”(23)。故笔者于行文采信中，尽可能首选《满文老档》，次选《清实录》、《明实录》，以期论证与论点更为贴近真实。
二、己巳之役中满洲贵族内部在新、旧“战争理念”上的冲突
纵观“己巳之役”，有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如身为满洲贵族最高首领的皇太极，在许多重大决策上，经常受到守旧贵族势力的掣肘；在战役时间的选择上，改变了以往不顾农时的随意性，而将战役定在十月至来年二月的农闲之间；在战术运用上，不同八旗兵以往快速出击，掠杀成功后，急速回师的战法，而是分合有序，直捣明朝心脏之后，又突然挥戈东向，使得明军不得要领，首尾无顾，东西招架，疲于奔命。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皇太极参与此役的五个月中（即天聪三年十月至次年二月），他通过敕谕、命令、口谕和书信等不同方式，共向参战部队下达十八道整肃军纪的命令，并多次付诸严厉惩罚，一反以往杀掠成性的八旗军常态；尽管战事节节取胜，皇太极仍不时向明廷发出议和信息与书信，此役前后共发十六封议和信，力争策略和道义之主动，陷明廷于不义；对永平四城的失守，皇太极从痛心疾首，单纯谴责阿敏等人之失职，进而反思此役失败之真正原因，最终找到满、汉之间差距之实质所在——“文化”落差。
对此，试从“文化”层面，剖析和评论以下四个问题：
1.传统“人事环境”，决定新、旧“战争理念”矛盾和冲突之必然
皇太极即位之初，处于一个复杂、险峻的“人事环境”之中。按照努尔哈赤留下的政治格局，使皇太极虽为一国之君，却被一张严密多层的“满洲贵族网”牢牢笼罩。
这张“网”的第一层是“三大贝勒”(24)，即三位兄长：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他们是皇太极最大的制约。第二层是“诸贝勒”，他们既主宰着八旗部队，又多为“皇亲国戚”，关键时候能够左右皇太极之决策。第三层是“议政大臣”、八旗固山额真和大学士，皇太极的意志和决策，必须通过他们来执行和贯彻。
在此“网”外，还有大量文臣武将，他们大多为努尔哈赤时期之遗留老臣，位高权重，使皇太极在决策、行事中，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处事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天聪元年三月初二日，原明朝降官岳起鸾被满洲众官诛杀一案，其事原委：岳起鸾向皇太极上书，建议在与明朝议和期间，释放所俘汉人，以示诚意。但他不知战俘恰恰是满洲贵族们最大的既得利益，此议必犯众怒。果然，诸贝勒大臣怒而欲杀。皇太极劝阻说：此议虽违故例，但杀此人，以后无人再敢上书。然“众人不从，众官遂剐之”(25)。最高首领皇太极已明确表态，但诸贵族将领仍敢违命行事。可见，在这样的满洲贵族人事环境中，皇太极要推行他的决策是何等艰难。
游牧民族旧有“战争理念”认为，战争是促使本部落财富迅速积累，弥补生计、资源（包括人口）不足的有效手段。他们对于土地、疆域之追求十分淡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勇力，战刀挥舞、马蹄所过之处，均为领土。他们看重的只是土地承载着的河流与牧草，一旦水源干涸、牧草枯谢，便会毫不犹豫弃旧土而觅新地。尽管此时满洲已过渡到农耕社会，但相当一部分满洲贵族，仍然坚持和习惯这种旧有“战争理念”下的行为方式。
前辈熊十力先生曾对当年契丹不愿南下，这样论述：“盖彼族一向在东北，有其雄悍强勇之习，亦由其环境之关系所养成也。若入中原本部，则温和之气，柔靡之景，在在足以移人之性情，而使之习于文弱。此其不愿入内地者，一也。凡一族类，常居于其世守之地，而勿过于向外发展，则保守之力量较强。虽无大进取，而又无大损失。此其不愿入内地者，二也。”(26) 先生所说两点，盖系此民族处于稳定和保守时期所为。一旦该民族生存受到挤迫，或发展需要空间，必然会将目光投向外部，寻找薄弱环节而率众攻取之。设若汤、武甘于固守庐冢，则商、周将何以强盛而闻名于世？故“保守”与“进取”，乃“时”、“势”所为。
熊先生揭示之规律，同样适用于天聪年间满洲贵族之守旧“思维方式”和“战争理念”。随着满洲民族农耕化程度迅速提高，对疆土扩展的需求日益迫切，新旧“战争理念”之分歧越来越大，冲突也就越来越激烈。
对满洲旧有“战争理念”最形象之表述，莫过于当时将其称之为“抢西边”，三字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天聪六年八月，明朝降官王文奎(27) 在给皇太极《条陈时事奏》中，这样评论满洲当时之“战争理念”：“……且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可见“抢西边”这个概念，已被当时满、汉民众共同认可。王文奎痛心疾首地指出：“夫‘抢’之一字，岂可为名哉？是宜亟为筹算，而筹之正其时也。”(28) 在王文奎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眼中，大军出动，焉能以“抢”字为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战争怎能打赢。王文奎“师出名正”之观念，与满洲贵族“抢西边”之习俗，乃先进与落后“文化”中两种“战争理念”之碰撞，故在“己巳之役”中，对皇太极的出征伐明决定，守旧贵族们处处掣肘，不时发难，致使此役两次险于中途夭折：
其一，十月十五日，参战的满、蒙各路部队，按规定在途中会合到齐，晚宴后，“上谕诸贝勒大臣暨外藩归降蒙古贝勒等曰：‘明国屡背盟誓，蒙古察哈尔国残虐不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诸贝勒大臣有谓距察哈尔国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者。有谓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者。上以征明之议为是，遂统大军，向明境进发。”(29)
其二，此后五天，即十月二十日，大军行至蒙古喀喇沁部青城地界。部队驻扎后，发生了满洲贵族最高统治层内的剧烈争议：“大军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于途次私议，晚诣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两大贝勒既退，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众贝勒入。至上前，见上默坐，意不怿。岳讬奏曰：‘上与两贝勒何所议，请示臣等，今诸将皆集于外，待上谕旨。’上怃然曰：‘可令诸将各归帐，我谋既隳，又何待为’。因命文臣将所发军令，勿行宣布。岳讬、济尔哈朗曰：‘臣等未识所以，请上明示。’上密谕之曰：‘我已定策，而两贝勒不从，谓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以此为辞，固执不从。伊等既见及此，初何为缄默不言，使朕远涉至此耶，众志未孚，朕是以不怿耳。’岳讬、济尔哈朗众贝勒劝上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诣两大贝勒所定议。两大贝勒云：‘我等所谋如此，今闻尔等言亦是，仰听上裁可耳。’是夜子刻议定，上遂统大军前进。”(30)
在上述两段记载中，应注意以下三点：
1.部队出发已近半月，还要重新明确出征方向，足见军心不齐。尽管伐明的决定早在六月份就已定下，但在出征的贝勒、将领中，不仅有人反对出征伐明，更有人已经带领部队不辞而别：“扎赖特部诸贝勒来，半途复引军还。”(31) 皇太极必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于十五日晚召集满、蒙将领“共议之”，以最终确定统一意志。
2.正因为军心不齐，故离明境越近，矛盾也就越突出。十月二十日晚代善、莽古尔泰发难，提出“班师”理由有三：深入敌境劳师远袭、孤军深入无以后继、倘被断后恐无归路。这三点确为兵家所忌，但此并非大军到达青城时才形成，为何两人却在二十日到达青城后突然发难？根据上述记载“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于途次私议”可以推断：在六月份皇太极做伐明决定时，以及十月十五日晚众议中，他俩可能也提出过反对意见，但因理由不充分而被否决。此后经过五天的“途次私议”，终于想出上述三点理由，故于青城发难，这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分析和推断，亦见二人与皇太极之分歧由来已久。
3.当岳讬等诸贝勒进帐后，再三询问发生何事，皇太极均不回答，直到诸贝勒明确表态坚决要求出战后，皇太极才告以实情，并令他们“诣两大贝勒所定议”。这样，原本皇太极与“两大贝勒”之间的直接冲突，转变为诸贝勒与“两大贝勒”的冲突，力量对比亦由先前“一比二”的劣势，变为“八比二”的优势。皇太极这样做是因为：一是关键时刻，他要得到八旗首领诸贝勒的明确表态，以确信自己能够完全掌控这支部队；二是转换冲突对象，变劣势为优势，迫使“两大贝勒”只能“仰听上裁”，足见皇太极的足智多谋与老到手段。
这两次争执之实质，并非代善等人或诸贝勒们怯战，而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对明朝政权，乃至明朝疆土攻而夺之的思想准备，越是深入明朝腹地，心中越是忐忑无底。尽管他们曾与明军发生过无数大小战争，但此均为旧有“战争理念”下的“抢西边”，一旦直面“大明王朝”这个心目中的“庞然大物”，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会油然而生，要从以往的“须仰视而见”，变为并驾齐驱，取而代之，这样的胆略与气魄，许多满洲贵族和将领还未具备。没有新的“战争理念”驱使，这一步是跨不出的，此乃二者矛盾与冲突之必然。
2.整肃军纪，扭转和改变以往满洲军队“抢西边”的形象
“己巳之役”与以往任何一次“抢西边”不同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皇太极在五个月中，以敕谕、上谕、书信、口谕等不同形式，连续发出了十八道整肃军纪的命令(32)。
天聪三年十月二十日深夜，皇太极在平息“两大贝勒”发难，继续出征伐明的同时，以“敕谕”的形式，向所有参战部队发布出征以来第一道严厉军令，“汗颁敕谕曰：此行既蒙天眷佑，拒战者诛之；若归降之民，虽鸡豚勿得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房舍庙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若违令杀降者、淫妇女者斩；毁房屋、庙宇，伐果木，掠衣服，离本纛及入村落私掠者，从重鞭打。”(33)
这道敕谕中“七勿三斩六鞭打”之严令，使这些以往“抢西边”时无可厚非之行为，现在轻则“从重鞭打”，重则引来杀身之祸。皇太极就是想要通过这道敕谕，严正表明本次出征与以往“抢西边”之区别。
在这十八道命令中，有十次涉及不准侵扰百姓、奸人妇女、掠夺财物，毁人屋宇；八次涉及不准滥杀降民、降官；九次颁布奖惩标准、勿违农事、行军作战和驻营扎寨后注意事项。
这些命令基本每月都有下达，尤其是开战后的十一月份，一月六发，其中十一月十一日，一天两发，并在当天，皇太极亲自处死了一名违纪士兵：“在驻营地，科尔沁蒙古兵杀一降民，劫其衣。汗闻之，命执其人，亲以鸣镝射之。”(34)
就从皇太极频繁发布十八道军令可知，这些军令的收效并不理想。这是因为，要将一支原先不讲纪律、只重战果之“虎狼之师”，改造成为将要承担改朝换代重任的国家军队，谈何容易！自宋朝以降，“金国”在汉人头脑中是何等形象，民间只要说起“金兵”，谈虎色变。皇太极深知“军纪”二字，将紧紧缠绕着满洲军队日后命运。十八道命令真正作用，是将“军纪”二字，在所有参战人员脑中刻下深深印记，尤其是皇太极亲自用“鸣镝”射杀违纪士兵后，在全军引起巨大震动，无论将官、士卒，开始明白昔日能做之事，今日则成错咎之因，每个人的行为都应该有所约束。
天聪三年十二月初二，部队打下了北京西南良乡城。十一日，皇太极率领出征的全体贝勒、大臣、将领，在郊外原金朝太祖武元、大定二帝陵前举行祭拜仪式。皇太极在祭文中强调“我乃愤而发兵至此，至降城居民，凡其诸物，秋毫无犯”(35)，以此表达此行乃承天意而动，顺民意而行。
这是新的“战争理念”促使皇太极极力摆脱过去的生动表现。整个满洲贵族，乃至军队中两种“战争理念”的差异，即为新、旧“文化”之落差。皇太极的良苦用心，亟于整肃军纪，以显满洲部队不仅是一支英勇善战、勇猛之军，更是一支承奉天意的“仁义之师”，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树立满洲军队崭新形象。
建立一支“仁义之师”，这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之一，也是任何一个具备先进文化的民族或国家，在“战争理念”和军队建设中的最高体现，而此一旦得以立行，必将产生不可估量之精神影响和物质力量，此乃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繁荣强盛之基石与保障。从率领一群杀掠成性的虎豹熊罴之众，到想建立一支于民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从只重军事战果，到关注部队精神建设，这是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新贵族在“文化”上的升华和嬗变。
由于历史局限，满洲军队做不到这些。但作为满洲民族的首领，皇太极能在那个时代认识和想到这些，付诸行动，并收到一定实效，足见皇太极的非凡之处。
3.慎择战机，新的“战争理念”催生“民本”观念
从“己巳之役”开始，到皇太极率部凯旋的五个月，正处我国北方农村冬闲季节，这绝非偶然与巧合，而是皇太极经过惨痛教训后之慎重抉择。
《满文老档》天聪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条中记载：“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36) 此因何起，史无明载，但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皇太极在当年一至六月的半年中，连续发动两次战役所致。
天聪元年正月初八，即位不久的皇太极命贝勒阿敏率军往征朝鲜(37)，二月底部队打到朝鲜国都平壤，三月初三朝鲜国王李倧臣服(38)。四月十七日部队回到沈阳(39)。
不到一个月，即同年五月初六，因“闻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地方筑城屯田。汗遂率诸贝勒大臣往征明国。”(40) 战事不利，六月十二日回师沈阳(41)。
八旗制度的核心，乃兵民合一。这就决定满洲每个壮劳力，既是庄稼地的务农者，又是出征沙场的战斗员。无论是阿敏讨伐朝鲜，还是皇太极亲征锦州，均须这些劳动力来参与。
根据东北农时节气，每年三月份应是小麦播种季节，六、七月间则为小麦收获季节(42)。按上述两次战役的出征和回师日期计算，这一年的麦子播种时节，劳动力在朝鲜作战，而从锦州回师，又耽误了小麦的收获。
一年中两个最重要的农时都被耽误，无论是伐朝之胜，还是攻锦之败，既违农时又误农事，这是造成天聪元年“国中大饥”，乃至“国中大乱”的真正原因(43)。
上述两战，从军事角度来看，似为必要：当时满洲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察哈尔部落，南有强明，朝鲜与察哈尔均竭力攀明欺金。处于这三大势力夹持中的后金国，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与朝鲜之战，解决后顾之忧，实乃战略之必行；而锦州之役，清除入关障碍，亦为战术之必须。
关键是这两仗应该怎样打，何时打。战事为扩展之需，农事为活命之本。已处农耕社会之满洲，战事与农事，孰先孰后，孰缓孰急，取舍兼顾，乃决策者必须权衡之要务。毋庸讳言，面对这次考验，刚登基的皇太极，一念之差，酿成巨祸。
两年后的“己巳之役”，选在农闲之时进行，无疑是惨痛教训换来的抉择，也是此役中，皇太极打下永平四城后，匆忙处理好战事，赶在二月份率领大部队及时回师的真正原因。正是新的“战争理念”促使他在思维、观念、行为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和变化，也是中华文化之“民本”思想，以朦胧之态，在其思维和决策中，顺势而生之实证。
无论何时，一个统治者如能将其执政理念与民族、国家相联，势必引导他对民众生存和民族利益进行思考，这是思维逻辑和行为规则所定，更是思维、行为之源的“文化”所致。即便此时没有“民本主义”之说，或他也无自觉往此思考，但由“文化”之驱使、思维逻辑之必然，行为规则之引导，令他走上此路，此乃客观规律之必然。
史料如实记载了这个必然：面对当时“国中大饥”，引起的“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诸臣入奏曰：“国中盗贼倘若不严加惩处，则不能止息矣。”皇太极却不以为然：“今岁国中粮食失收，民将饿死，是以行盗也。被缉获者，鞭而释之。未被拿获者，免之可也。而粮食失收，咎在我等，不在于民。”并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宽法律，动用库银，散赈饥民。(44)
同处庙堂，诸贝勒大臣想到的是不对盗贼“严加惩处”，势必“国中大乱”。而皇太极看到的却是“民将饿死，是以行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从“盗贼蜂起”的表象中，认识到“咎在我等，不在于民”，半年打两仗，误种又误收，百姓岂能承受！皇太极与诸臣截然不同之认识，只因观念与视角之不同：以“官本”视之，只见为盗之害，则治之以标；从“民本”出发，深究为盗之因，则治之以本。这些，充分体现新的“战争理念”在皇太极身上生发而出的“民本”观念，亦为有清一代民本思想之滥觞。
4.“战”、“和”并举，新的“战争理念”下形成的策略变换
纵观整个“己巳之役”有“两多”：发布军纪命令多，发出与明朝议和书信多。与五个月中发布十八道军纪命令一样，从天聪三年年初筹划“己巳之役”起，到来年凯旋，皇太极共向明朝皇帝、明军主帅、明廷官员，以及当地军民各色人等，发出议和书信十六封(45)。限于篇幅，不能细说，但与十八道军纪命令一样，只要细细剖析书信内容，就能看到，这又是新的“战争理念”指导下的“己巳之役”，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抢西边”之明证。
在这十六封信中，第一至第七封信写在开战之前（天聪三年正月至七月）；第八至第十一封信写在开战之中（十月至十二月）；第十二封信写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决定停止进攻北京城之日；第十三封信写于来年正月二十六日，即攻占永平城之前；第十四至十六封信写于皇太极率部凯旋之时（天聪四年三月），可见，都是战役关键之时。
十六封信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一是解释以往交战（两封信中提到）和发动“己巳之役”（两封信中提到）之原因；二是表达后金国始终愿与明廷议和、修好之愿望（九封信中提到）；三是强调无论以往掠取辽东之地，还是此役中攻占大小城镇，均为顺从天意，乃天之赏赐（三封信中提到）；四是斥责明廷君臣言而无信，无意议和，自大不义，将战争之责归于明廷，并反复强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十封信中提到）。
通观这十六封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并非书信语言优美，而质朴近俗之语，实为可信；并非论理严密有据，而蛮横执著之犟，着实可敬；并非叙事处处在理，而无奈为之之情，确为可谅。尤其是信中不惜运用大量笔墨，引经据典，并犯忌数落明朝太祖的穷困家世，既羞辱了明朝君臣，又证明了“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与谁，则谁得之”(46) 的道理。一句流传千余年之久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被其演绎得淋漓尽致。总之，这些书信让人看到一个力量强横、文化上升的新兴民族，为了本民族之生存发展、强盛繁荣，竭尽全力而为之的执著、顽强，乃至蛮横之悍劲。
十六封书信贯以战役全程，不得不使人思考，这场战役是纯军事性质为重，还是兼以其他因素？仅从军事角度出发，实无必要。但从“文化”角度视之，“战”、“和”并举，反映出全新“战争理念”下产生的策略变化，所求效果，乃为扭转“金国”在明朝汉人心中的印象，使战争更为合理，符合“天意”，并为自己争取主动。这是发生在“己巳之役”中最为突出的事例，更显示出这次战役与之前任何“抢西边”的不同之处。
三、“己巳之役”给皇太极及满洲贵族深刻的教训和感悟
通过“己巳之役”中诸多实例，可以看到皇太极及其满洲贵族摆脱旧有“文化”束缚的艰难、痛苦历程，看到“文化”中积极因素所起重要作用，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洲贵族也因此得到深刻的教训和感悟：
1.大明王朝并非不堪一击，“入关”道路漫长而又艰巨
整个“己巳之役”，满洲军队并非后人所说的“每战必胜，每攻必克”，除了阿敏的弃城引还，史料很少记载战役失利之处。此役第一阶段，从十一月初三，左、右两翼部队合围攻下遵化城，到十七日部队距北京城二十里驻营，半个月的西进过程，途经重要城镇有蓟州、三河、通州等地，但这些城镇是八旗军攻下的？受降的？还是路经未入的，史料记载均为含混不清，唯有“大军至蓟州”、“大军至三河县”、“渡通州河，驻营（通州）城北”这些简单表述(47)，看不出两军是否交战及其战况，这与攻克遵化、永平诸城绘声绘色、详尽描述，截然不同，大有“隐讳”之嫌。
实际上“己巳之役”双方力量之比，相当悬殊，骁勇善战的关东铁骑，在明朝境内坚城高墙之下，优势尽失。战役之初，满洲军队能够“所向披靡”，源于明廷判断失误和措手不及。明朝后期，境内各种动乱四起，仅于“己巳之役”之前，先后就有八起之多(48)，此役只是其中之一。战事初起，明廷君臣误认有孙承宗之辽兵驻守，“建虏”（明朝对满洲的蔑称）无法逾越山海关、松锦一线。想不到八旗军借道蒙古，由北向南，攻破长城，直捣京师，并在京畿要地歼灭明军四大总兵之数万援兵，这才使“都人大惧”(49)，予以重视。从此役第二阶段起，战况就有变化，《满文老档》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载“是日，参将英古尔岱，自遵化遣人奏云：‘汗招降之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儿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及我等后招降之滦阳十一城人俱叛。’”(50) 客观分析，“己巳之役”如果时间拖长，战局必定逆转。
此役中，皇太极究竟是否攻打过北京城，史料均未详记(51)，但综合这些简略史料可知，攻打北京城本在计划之中，攻城所需之梯楯，均已备齐。攻城战斗也曾付诸行动。《清实录》所记“进兵”，与《崇祯实录》说“攻南城”，均应为北京城外的攻守之战。而《满文老档》所说“距城关南二里”，此“城”应是“北京城”。三段记载都记于“丁未”日，即十一月二十六日，无疑这天在北京城南之地，两军发生过激烈交战。至于战况，虽未详记，但八旗军未得便宜，碰了“钉子”，应是事实。
至于皇太极为何决定停止攻城，现存两种记载：
《清实录》十一月二十九日记：“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52)
乾隆时期昭梿(53) 所著《啸亭杂录》记：“帝（皇太极）率八旗劲旅抵燕，围之匝月，诸将争请攻城，帝笑曰：‘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54)
昭梿之说，虽多被后人引用，但笔者反觉甚须商榷。按昭梿之说，皇太极将北京城“围之匝月”，只为“简兵练旅”。十万兵马，长途跋涉，浴血奋战，只为“简兵练旅”？昭梿说得也太轻松了，显然是为尊者“溢美”。此说连晚于其后成书的《清史稿》也不取，只记“攻则可克，但恐伤我良将劲卒，余不忍也。’遂止。”(55) 可见昭梿此说可信度不足。
《清实录》所记，应该符合当时皇太极之真实想法。其“子贤终立”之说，“子”即诸贝勒，用最直白的话说，意思就是：你们如真行，今天不打北京城，日后你们也能拿下，你们如不行，即便今日拿下北京城，日后也会丢掉。此说虽然质朴近俗，但却意味深长！与其攻入北京城后无法据守而退出，不如等待时机，暂不攻城，这正是皇太极之高明。
此外，停止攻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倘若继续滞留京畿，一旦明军各路“勤王”部队抵京合围，不仅会“失我一二良将劲卒”，而此前“两大贝勒”在途中发难时所说的“恐无归路”，将要成为事实，必须迅速离开京畿之地。否则八旗军即便攻入北京，按其素质，后果可以想见，充其量再现一次“抢西边”。日后李自成在北京的结局，可能就是皇太极的了。
再次，八旗军的攻城之术，确实有待提高，强而为之，代价极大，这可从此役第二阶段中，部队久攻昌黎不克看出。当时昌黎城围攻不下，皇太极特命蒙古兵一起继攻昌黎，并以“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为诱惑，促其强攻，但仍不克。皇太极再遣精兵驰往，昼夜进攻，依然未果。皇太极只得亲自出马围攻昌黎。但城上滚木、檑石、火炮、鸟枪齐发，火燎梯折，满蒙军队面对明军坚城高墙、火炮檑石，无计可施，一筹莫展。于是“上曰：‘既不能克，可退兵。’因焚其近城庐舍而还。”(56)
无论是记史者掩盖八旗军西进途中的真实战况和北京城强攻不下之事实，还是对昌黎县数攻不克之记载，均显示当时满、蒙部队较之明朝军队，无论军事装备、作战技能，还是战术运用等诸多方面，均不在一个层面和等级上。一个边城昌黎尚且如此，如果进入中原，面对无数坚城巨镇、战略要塞，仅凭八旗军跃马横刀，逞匹夫之勇，焉能取胜？身临战场第一线的皇太极，将此看得真真切切。
再有一点，就满洲大部分的贵族而言，还未具备执政的政治能力和意识。围困北京城时发生的一件事，使皇太极头脑更加清醒。
十二月“辛亥朔（初一日），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上曰：‘诸贝勒可殿后，朕同两大贝勒在前，且猎且行。’比猎至海子，殿后左翼诸贝勒因逐獐，驰至上前。上见之曰：‘朕以尔等殿后，是以行猎，今尔等皆前来，谁在后军耶？’前来诸贝勒奏曰：‘臣等前进诚有罪，乞下众议。’上曰：‘尔等皆孺子也，忘殿后而贪射獐，故直至此耳。姑免议重罪，止各罚马一匹，给右翼诸贝勒。’”(57)
可能左翼诸贝勒们直到被罚马匹，也没弄懂究竟错在哪儿。“海子而南”，有明廷专供皇家狩猎之禁区，皇太极在此狩猎，其目的很明显：借明朝猎场行狩，羞辱明廷君臣。因此，无论列队在前，还是护卫殿后，全是形式，只是做给明朝君臣看的。年轻的贝勒们根本不懂也体会不到此间用意，以为真去打猎，故而忘乎所以，越次趋前。要知“左翼诸贝勒”可不是一般将领，而是当时仅次于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下的最高军政将领，这里所指，即为大名鼎鼎的阿巴泰、阿济格等贝勒(58)。最高将领尚且如此，他人所为不难想见。行为不及，乃因观念不具，急蹙难就啊！皇太极深究无助，权以罚马促思，容其慢慢体会。
上述种种，使皇太极由衷感到：这样一支虎狼熊罴之师，即便攻入北京城，也无法取代明朝政府和驾驭其空缺出来的国家机器。“入主中原”之路，艰难且漫长。事实也正如此，直到皇太极去世，终未如愿。
2.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伐明”须有一个长期、艰难的理解过程
天聪初年的满洲贵族内部因新、旧“战争理念”的不同驱使，对皇太极“伐明”决策，始终有着不同理解和反复冲突，且并未因“己巳之役”中两次冲突，以及战役结束而终止。史料记载，天聪七年六月，满族贵族内部又展开一场“以伐明、若朝鲜、若察哈尔三者何先”的争论，皇太极特命“诸贝勒大臣各陈所见。”(59) 根据史料记载，皇太极当时规定，时任八旗固山额真、部院主事以上的人物，包括三大贝勒、诸贝勒都要进行表态。(60) 可见“己巳之役”中争论了两次的问题，此时仍未定论，可能更为激烈，不然皇太极不会下旨发动这场“表态运动”。
《清史稿》的“列传”中，费了相当笔墨，记载当时八旗诸贝勒、部院主事，以及一些重要贵族、将领之“表态”。但笔者在查阅中发现一个问题：为何不少身份、资历、职务相同的人，他们的传记中却无此“表态”记载？笔者按前面的思路设想：由于对皇太极出征伐明的决策，满洲贵族内部争论相当激烈，有赞同，有反对，有含混，有些甚至仗势不作“表态”。对此，《清史稿》之撰写者只能这样处理：对赞同者作如实记载；对反对者则不作记载；至于不愿表态者，当然无事可记。如此，既符合传统记史规则，又不违背史实，还从另一角度告诉后人，当时争论之激烈。
据此，笔者根据《清史稿》“列传”统计：天聪七年符合上述条件的共有34人。这34人中无此记载22人，有此记载12人。12个有记载之人，2人表态模棱两可；10人明确同意伐明。这样，实际赞成出征伐明的11人（《清史稿》中“岳讬”的传记，不知何故亦无此记载。但岳讬当时是伐明的坚挺者，天聪三年十月二十日，代善、莽古尔泰发难，就是岳讬带领诸贝勒向皇太极表示坚决要求出征，才使这次伐明不致夭折。故此仍将岳讬列入赞成出征伐明者之列。）模棱两可的2人，无记载的21人(6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34人中，绝大多数均为太祖遗留之老臣，而“无记载”和“模棱两可”之人，均属此类，当为旧有“战争理念”之拥护者，这些人在天聪年间，无时不在牵制着皇太极，并影响着部队的意志和行动。而11位赞成伐明者，多为年轻的贝勒们，好在他们均为八旗之首领，手握兵权。他们除了英勇善战，还深受皇太极新的“战争理念”影响，长城南面的一切，对他们有着无限的好奇和吸引力，而战争又以其特殊交流方式，向他们展示了汉族文化中先进灿烂的一面，这与他们自身文化形成巨大差距。差距产生好奇，好奇引起冲动，“变”就孕育其中。这是文化和社会发展不可抑制的规律。
事实上，满洲贵族真正扭转和克服旧有“战争理念”，要到十多年后的崇德年间，有史料为证：崇德七年二月，满洲军队俘获明朝重臣洪承畴，“上（皇太极）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62) 这段记载的最重要之处，就是诸将回答“欲得中原耳”。从这不经意的五个字中，可以看出经过皇太极十多年之精心调教，诸贝勒和将领们在思想观念深处已有显著变化：从当初根深蒂固之“抢西边”，到现在随口答之“欲得中原”，这不能不说是满洲贵族及其将领们的进步，他们在“战争理念”上摆脱了旧有观念之束缚，完成了“量变”到“质变”之飞跃，此乃满洲民族之幸！更是中华文化之幸！
3.反思“己巳之役”，皇太极思维方式、观念意识得到巨大升华
“己巳之役”给皇太极带来真正的感悟和收获，不在当时，而在两年之后，天聪五年的“大凌河战役”。这是皇太极以“大凌河战役”之经历，反思“己巳之役”失败教训，真正找到了满、汉两族之间差距——满、汉两族在生存发展，或生死攸关时的“文化”落差。
“大凌河战役”是皇太极在天聪五年又一次对明战役：大凌河城位于辽东松锦一线，是八旗军入关通道上的一个明军重要据点。这年七月二十一日，“上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等副将十四员，率山海关外八城兵并修城。夫役兴筑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63) 如果大凌河城墙修筑完毕，将成八旗军入关之重大军事障碍。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大军直扑大凌河，试图阻止其筑城之举(64)。
部队到达时，大凌河城已筑成，作战难度加大，屡攻不下。八月初七皇太极下令“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65) 事实证明，此扬长避短、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准确无误。整个战役，部队对城中明军实行严密围困，凡有出城明军，一律围攻歼灭。同时，组织精悍部队埋伏城外通道，只要援军来到，能歼则歼，不能歼灭，则将其阻击在外围之地，决不让其靠拢或进人大凌河城，以绝守城明军之望。经过四个月的围困，明军弹尽粮绝，守城将领祖大寿只得开城投降(66)。
围困期间，由于城中粮草断绝，《清实录》记载，围困后期，城内景象惨不忍睹：九月二十三日八旗军得讯，城中粮草将尽。十月初十，城中粮食最终告罄，开始“人相食”。四天后又得知“明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旦夕不能支。”到二十四日，惨相更甚：“有张翼辅者，怀人肉，自大凌河城内逃至。讯之，言：‘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守城明军）欲突围遁走。城内人先杀工役而食，今杀各营兵丁食之，军粮已尽，惟官长余米一、二升耳。’”(67) 逃难者身怀“人肉”以充饥，惨寰绝伦！
笔者并非蓄意渲染惨景，因为有人看到如此惨相，受到极大冲击，思想由此产生巨变和升华，此人就是满洲皇帝——皇太极。作为战胜者，此时他看到的已不是交战双方之胜败，而是两支军队、两个民族在文化、精神上表现出来的巨大差距，战胜者在失利者面前相形见绌，两者所具“文化”差距，骤然凸现。
这里并非有意拔高皇太极之思想境界，更非笔者代替皇太极思想，而是史料明白无误地记载了皇太极受此振聋发聩巨震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悟。“大凌河战役”刚结束，皇太极迫不及待地下达一道谕旨：“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于尔心安乎？其咸体朕意，毋忽！”(68)
“读书”与“人相食”，两者有何关联？“大凌河之役”发生惨寰绝伦的“人相食”，是由“围城打援”的决策所致，但从“人相食”中折射出来守城者坚贞不拔、忠勇不屈、视死如归、意气轩昂之民族精神，则是皇太极闻所未闻。作为一个胜利者，他不得不为战败者折服、致敬！也不得不承认，能做到这些，正是这个民族所具备“义理、忠君、亲上”之品质。而形成“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和“义理、忠君、亲上”品质的文化支撑和引导，恰恰是满洲贵族、八旗将士致命的缺失！于是，从“人相食”引出这个民族的“文化”落差，到产生需要读书明理以救之的想法，这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此谕下达，是皇太极在认识、思维、观念等方面产生巨大变化和升华之后的必然，也是他发自内心之真实感受。回顾天聪四年六月初五，“己巳之役”后皇太极责问弃城引还的阿敏等贝勒的一段话语：“……明兵两、三月间，何遂如是之强耶？彼岂有神术乎？果有神术变化，战而不胜，其来诚是。尔诸臣懦弱欤？抑兵寡欤？……我以尔等为人，用尔为全军统率，谓战必胜，谋必成，实信赖尔等。尔等不死于彼处而归，厚颜至此，可耻也！”(69)
将此与“大凌河战役”后的谕旨对比，已是截然不同了：天聪四年的痛心斥责中，仅将永平四城的丢失，归罪于阿敏等贝勒失于救援，贪恋金银财物而蔑视手足将士。时隔两年，皇太极已将永平四城失守原因，从追究个人失职和贪欲中，上升到满洲民族整体的“文化缺失”上，感悟出“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之真谛。皇太极从质朴的愤恨和痛惜，转变为理性地认识到行为背后的“文化差异”，这是正视先进与落后的两种文化撞击结果的正确态度，坦荡胸怀，使一个只认刀枪为真理的人，懂得了在强力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强大和不可剥夺之力量——文化。
“大凌河战役”中，还使皇太极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忠勇之士”应该具备之品质，这也是“抢西边”的勇士不全具备的。此役结束，大批明朝将官投降，皇太极大都“原官录用”而“厚待之”，独“张春不跪”，不肯臣服。张春者，明军援兵将领，赴大凌河救援，途次中伏被俘(70)。对张春之倔强，“上怒，援弓欲射之。”经劝阻，“遂置之”。之后，皇太极派达海劝降，张春坚辞不就，并大义凛然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岂有军已覆没，身自求生之理？……我必自尽臣子之道，有死而已，断无生理。我已为尔擒，性命肌肤不能自保，纵加万刃，亦任尔意。惟我心在腔子里，非尔所能夺，此我之志也。”(71) 并以绝食求死。张春此番话语，强烈地震动了皇太极。
张春虽为败将，但不失军人忠勇气概，激起皇太极的敬佩和爱怜。更使皇太极看到：满洲军队中，骁勇之将不缺，但具备这样“义理、忠君、亲上”品质的忠勇之士不多，唯有“文化”之引导，才能使这些只知挽弓控刀的诸贝勒、八旗将士通过读书明理，使之成为具备“义理、忠君、亲上”品质的忠勇之士，进而使这支游牧部队真正脱胎换骨成为“欲得中原”的国家军队。
在以往“抢西边”中，满洲贵族与八旗将领，习以为常的是大刀下的人头落地、马蹄下的鲜血四溅，以及杀戮、掳掠之后的痛快和满足。但在大凌河，皇太极看到了比刀箭、强力更为坚韧的精神，看到了“抢西边”永远也无法抢到的财富——先进文化抚育下的民族精神。满洲如欲将明朝江山取而代之，没有这样的民族精神，是万万不行的。
“己巳之役”是明清战争史上具有转折点性质的标志性事件，是满洲贵族、八旗将领新、旧“战争理念”转换之分水岭。皇太极通过此役看到“文化”在民族生存、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更因战争的交往，他看到培育这种民族精神的“文化”底蕴，并由此生发为艰苦卓绝之生命力，奋勇顽强之支撑力，不屈不挠之抵抗力，这是满洲民族在生存、发展、强盛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文化和精神。皇太极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以后的顺治、康熙朝，乃至雍正、乾隆朝，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也是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形成的以满、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共存互补的中华文化之基石。这就是我们从“文化”角度审视和理解“己巳之役”重要性之关键所在。
［收稿日期］2010－05－26
注释：
① 对“己巳之役”，一些专著进行过介绍和评论，举其主要：［日］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出版，上册二，第32页）；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第131页）；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七卷，乙编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13页）；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307页）；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5页）；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合著《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93页）。
② 因本文不对“己巳之役”作军事上的研究，而是侧重文化视角的审视，故对此役只做简略介绍，好在文中所附地图，能对战役作一概况了解。
③④ 据《满文老档》（下）记载：“十月初二日，即丑日巳刻，谒堂子，率兵起行。”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第940页，第945页。
⑤ 见《满文老档》（下），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第946页。
⑥ 《满文老档》（下），第957页。
⑦ 见《清史稿·卷二·本纪二·太宗本纪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页。
⑧⑨⑩(12)(13)(22)(35)(50)见《满文老档》（下），第963页，第963页，第967页，第969页，第969-970页，第963页，第966页，第970页。
(11) 见《满文老档》（下）：“阵斩明总兵官满桂、孙祖寿，副将、参将、游击三十余人等，千总、把总无数。生擒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及参将一人。”第960-961页。
(14)(15)(16) 见《清太宗实录》卷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出版，第84页下，第86页下，第86页下。
(17) 见《清太宗实录》卷六，第93页下。
(18)(19) 见《满文老档》（下），第1006页，第1008-1009页。
(20) 见《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七·列传十四·纳穆泰传》：“明经略孙承宗锐意复四城，（天聪四年）四月，遣兵攻滦州，不能克而退。五月，（明）监军道张春、监纪官邱禾嘉，总兵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恭诚、孟弢悉众来攻，（八旗军）纳穆泰与图尔格分门而守，矢石竞发，出精锐绕城搏战，驱敌出壕外。敌复突至，攻纳穆泰所守门，焚城楼，或执纛缘云梯先登，我兵阿玉什斩之，夺其纛，敌稍却，求援于阿敏。阿敏守永平，使巴笃礼以数百人往，夜突围入城。敌以炮攻，我兵不能御，守四日夜，弃城奔永平就阿敏。阿敏旋引师还，永平四城复入于明。”
(21) 此图笔者自制，底版临摹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第46页，地图出版社1982年出版。
(23) 如发生在进军北京城的途中，即天聪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一件事，《满文老档》这样记载：“在驻营地，科尔沁蒙古兵杀一降民，劫其衣。汗闻之，命执其人，亲以鸣镝射之。”这里，此箭由皇太极亲自射出，明白无误。清朝建国后成书的《清太宗实录》则这样记载：“科尔沁国蒙古兵杀一人，劫其衣。上闻之，命缚至，射以鸣镝。”这里，此箭是否由皇太极亲自射出，模棱两可。而在民国初年成书的《清史稿》中，却这样记载：“有蒙古兵杀人而褫其衣，上命射杀之。”如按此说，射箭人肯定不是皇太极。同一件事有三种不同的记载，实际就是记史者“为尊者讳”在作祟。对此三者，笔者更信《满文老档》记载，短短数语，生动形象，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皇太极一再申明军纪的急切之情，以及对下属屡屡违纪深恶痛绝，故亲自以“鸣镝射之”，以儆效尤。
(24) 努尔哈赤时期，“网”的第一层是“五大臣”。即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后先奔走，共成筚路蓝缕之烈，积三十年，辅成大业，功施烂然。太祖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载《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列传十二·论曰》）皇太极当时为“四贝勒”，继位后即剩“三大贝勒”。
(25) 见《满文老档》（下），第811页。
(26) 见熊十力著《中国历史讲话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8页。
(27) 王文奎：崇德三年以汉文中举为第一名。官至漕运总督，顺治七年任《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见《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天聪朝臣工奏议》第101页。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编印。
(28) 见《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天聪朝臣工奏议》第16页。
(29) 见《清太宗实录》卷五，第75页上。
(30) 以上均见《清实录》卷五，第75页上。
(31) 见《满文老档》（下），第943页。
(32)(45) 详见《满文老档》有关记载。
(33)(34) 见《满文老档》（下），第944页，第957页。
(36)(41)(44) 见《满文老档》（下），第857页，第855页，第858页。
(37) 见《清史稿·卷二百十五·列传二·阿敏》：“天聪元年，太宗命偕贝勒岳讬等伐朝鲜，濒行，上命并讨文龙。”
(38) 见《满文老档》（下），第835页。
(39)(40) 见《满文老档》（下），第840页，第845页。
(42) 这里均为阴历月份。
(43) 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涉及满洲社会实行的“八旗制度”，对此笔者另文专论。
(46) 第九封信，发于天聪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此时满洲部队已打到北京城下。
(47) 见《满文老档》（下），第957—958页。
(48) 从天启七年至崇祯二年“己巳之役”发生之前，明境各地发生的各种动乱就有八起之多：天启七年春正月戊子，澄城民变，杀知县张斗耀。五月丙子，大清兵围锦州。秋七月丁亥，“海贼”寇广东。崇祯元年秋七月癸未，“海寇”郑芝龙降。甲申，宁远兵变。是年，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崇祯二年三月戊寅，蓟州兵变，有司抚定之。闰四月癸亥，“流贼”犯三水，游击高从龙战殁。秋八月甲子，总兵官侯良柱、兵备副使刘可训击斩奢崇明、安邦彦于红土川，“水西贼平”。详见《明史》二十二卷《本纪二十二·熹宗本纪》和二十三卷《本纪二十三·庄烈帝本纪》。
(49) 见《崇祯实录》卷二。
(51) 《崇祯实录》记：崇祯二年十一月“丁未（二十六日），清兵攻南城。”《满文老档》记载：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进兵，距城关南二里外驻营。”天聪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记载：“先是，命备梯楯，欲攻北京城，至是停止攻战。”
(52) 见《清太宗实录》卷五，第82页上。
(53) 昭梿，系大贝勒代善的第六代孙，清朝乾隆时人。《啸亭杂录》是其重要著作。
(54) 《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第1页。
(55) 见《清史稿·卷二·本纪二·太宗本纪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页。
(56) 见《清太宗实录》卷六，第88页上。
(57) 见《清太宗实录》卷五，第82页上。
(58) 见《满文老档》（下），第944页。
(59) 见《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三·列传二十·伊尔登传》。
(60)(61) 《清史稿·列传》中相关传主的传记。
(62) 见《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列传二十四·洪承畴传》。
(63)(64)(65) 见《清太宗实录》卷九，第126页下，第126页下，第127页下。
(66)(67)(68)(71) 见《清太宗实录》卷十，第142页上，第138页下-第139页下，第146页上，第135页上。
(69) 见《满文老档》（下），第1045页。
(70) 见《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六·列传十三·图鲁什传》：“明监军道张春等集诸路军来援，渡大凌河，屯长山。图鲁什先以偏师邀击，小胜。戊戌之夕，上亲督骑兵袭敌垒，图鲁什先进，两军力战，卒破明师，获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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