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增长、贸易利益与贸易方式转变”理论研讨会综述_加工贸易论文

“贸易增长、贸易利益与贸易方式转变”理论研讨会综述_加工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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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但在成绩的背后,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贸易增长与贸易利益不协调,粗放型的贸易发展方式等等,这些问题亟待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理论研讨。为此,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与《经济研究》编辑部于2007年11月10日—11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贸易增长、贸易利益和贸易模式转变”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来自政府、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

一、我国贸易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与会专家学者首先讨论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收支平衡、国际贸易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研究员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和贸易持续、快速地增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针对企业的反倾销,针对政府的反补贴等贸易争端以及内外双重压力下的人民币升值。面对这种日益恶化的贸易环境,我国政府对贸易制度改革和贸易战略的调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我们应该关注和思考以下问题:我国的大量出口是否会导致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失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否会引起母国的产业空心化;我国的汇率是否真的被低估,是否真的需要强制人民币升值;我国对粮食、能源等重要商品的需求是否会影响和抬高国际市场价格。这些问题是关系我国未来贸易体制改革和贸易战略调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需要理论界进行深入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幼文教授从国际收支角度研究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双顺差是:第一,中国工业化初期的阶段性特征,是通过对外贸易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资本积累的结果;第二,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资本为载体的各类生产要素的净流入和以廉价劳动力的物化净流出的结果;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向亚洲转移,尤其是在中国聚集,形成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第四,低汇率水平是中国深度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激励资本向中国流入和生产向中国聚集,推动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必要选择。这种由要素流动形成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政策的结果,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政策调整来改变。所以,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实现国际贸易平衡不是调节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有效工具,贸易发展战略的推进才是最终走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有效道路。第一,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水平。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提高工资水平,实现发展利益为民众所享。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第三,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减少外贸出口上的恶性竞争。影响中国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汇率,而是国内企业在外贸出口上的恶性竞争。第四,运用高外汇储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中西部投资解决地区经济结构问题,收购海外资源和能源解决中国能源和资源不足问题,提高技术研发投入促进由生产制造国向技术创新国转变。第五,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中国的责任,也不是仅仅通过人民币升值就可以解决的,而需要国际协调,尤其是中美间的国际协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诚研究员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应该考虑的一些重大问题。尽管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生产规模和经济总量巨大,对世界经济有相当的影响。再加上,我国在很多方面具有足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的软实力,比如国家动员资源的力量;重大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以及集体主义的精神;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化等等。随着我国对国际经济以及政治方面影响力的逐步提升,需要在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对宏观政策做出重大调整:首先,需要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次,需要改变“价格魔术”,改变“低价竞争—持续低价—买涨卖跌—无通胀的世界经济”的循环;第三,需要改变利用外资政策,做到真正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获得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和最新技术,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第四,需要改变宏观政策焦点,逐步弱化以需求为主的管理,重视供给管理,加强总供给方面的调整。

二、我国贸易模式的转变

贸易模式转变涉及到我国贸易制度改革、我国贸易模式的独特性、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具体的加工贸易模式转变、国际贸易分工模式等问题。

商务部王子先博士认为,我国外贸模式的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我国出口产业及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第二,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高度关联,对外贸的贡献率最大;第三,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且高度依赖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第四,出口结构既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又有发达国家的特点;第五,贸易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是改革开放。这种外贸模式体现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的特点,是开放式工业化道路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体现了明显的粗放性特点,具体体现为:出口产业、产品结构雷同化,引发过度竞争;出口企业市场营销能力薄弱,主要依赖中间商;出口生产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生产性服务也不发达,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其症结在于产业分工过细和出口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不足。因而,我国外贸发展模式转变要以提高各类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综合考虑不同产业的特点,大力推动我国产业分工模式的调整,实现外贸外资政策的转型,配合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改善公共服务和促进体系,推动外贸发展模式向集约化和质量效益型加快转变。

加工贸易是我国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加工贸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沈玉良教授对“分治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我国目前的加工贸易模式是二元制造业结构下的两种加工贸易: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制造为主的贸易增长模式;二是以跨国公司和契约企业为主导以中高附加值产品(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计算机产业)为主的贸易增长模式。第一种贸易模式决定的贸易利益不是所有权和采购权问题,而是销售权问题。在这种产业中,跨国渠道商、品牌制造商和跨国经销商决定了这一产业链上的利润分配权,因而贸易利益并非体现在加工环节,而是体现在服务环节。第二种模式是跨国公司或契约企业依据资源配置成本最小化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形成的生产网络体系。这种加工贸易模式基本上以独资性质的企业形式出现,主要以计算机组装加工为主,所有权为跨国公司或契约公司所控制,不存在“分治”问题,其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重点制造环节,例如芯片等。

复旦大学李亚敏等从模块化的新视角出发,考察了国际分工、模块经济和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发达国家通过模块化价值链,进行组织功能的再造,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成本,利用产品标准和商业规则控制世界资源和贸易产品的流向和利益,获取高额利润。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等四个国家,只能够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原材料供应、制造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被动或主动地纳入这种仍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模块化经济体系。虽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就,但带来了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增值低、国民财富流失、技术进步慢、管理能力难以提高等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因而,这种贸易和国际分工模式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调整。一方面企业要加紧总结参与跨国公司模块化价值链的合理经验,逐步形成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对跨国公司在华运作模式加以适当的监控和管理,制定保护性的政策措施,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三、FDI与贸易发展

与会者就FDI对加工贸易、服务贸易增长的关系做了具体的分析和热烈的讨论,还就FDI的区位分布和风险管理、FDI对我国工资水平和环境安全的影响等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孙楚仁等对FDI和加工贸易之间关系做了详细的论证。首先从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出发分析了加工贸易的FDI导向,指出FDI和加工贸易在地理区域和产业分布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说明中国的加工贸易发展是由外资的加工贸易倾向造成,是受到FDI的推动而快速发展起来的。他们利用我国1993-2003年间28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检验证实了不仅加工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的发展明显地受到FDI的推动,反过来,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对FDI起着显著的引致作用。他们还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环境建设)的提高可以显著地推动加工贸易和FDI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在短期中对加工贸易和FDI的发展并没有特别显著阻碍作用。为了说明计量分析的结果,还建立了一个加工贸易和直接投资一体化的数理模型,对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还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注意提高本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重视交通基础设施、技术发展水平、法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建设,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不应该人为压低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不应该对外资给予过度优惠政策。

上海大学殷凤对我国服务业FDI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我国服务业的FDI,与制造业相比,不仅规模小、比重低,与全球资本流动和FDI的发展趋势不符;而且服务业的FDI在投资行业结构和区位结构方面的结构也不尽合理,外资多进入了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贸易和基础服务部门的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对中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与我国服务业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等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FDI对我国服务业的增长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带动作用不够显著。所以,我国服务业的FDI的规模和质量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四、服务贸易

我国贸易模式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低下,远远落后于产品贸易。会议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竞争力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

上海大学陈宪等利用14个经济体1990-200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常斜率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经济规模、收入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货物贸易规模、服务业开放度等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还从开放度、市场占有率、服务出口占贸易总出口的比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和显示比较优势等方面,对我国和世界主要服务贸易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并揭示了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低下的现实。服务业开放度低、服务业垄断问题导致我国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制造业。需要打破服务业垄断、强化服务的竞争,促进服务业竞争力水平提高;积极开放服务业,通过大量吸引外资流入服务业,扩大服务贸易。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朱钟棣等对跨国外包与技术进步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做了实证分析。他们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基础上,检验了我国跨国外包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跨国外包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也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短期中,中国存在明显的跨国外包技术溢出效应,但长期中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就是说,短期中我国的跨国外包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原因,但技术进步不是促进跨国外包的原因。在长期中跨国外包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技术进步是促进跨国外包的原因。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推动跨国外包,形成跨国外包和技术进步的双向促进。企业要在跨国外包中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纳能力,发挥长期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作用,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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