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社会主义民主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民主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理性不仅有哲学意义，而且还有政治学民主学意义。探讨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关系，是政治学、民主学新的重要课题。
一
非理性概念已经泛化，人们更多的是从贬意来理解非理性。比如，哲学家认为非理性就是逻辑混乱、荒诞无稽；法学家认为非理性就是越轨行为或犯法行为；伦理学家认为非理性就是违背人伦之举；宗教学家认为非理性就是背离神祇的异端。非理性在政治领域也是否定多于肯定，缺乏理智的、盲目的政治手段是非理性，政治纲领、政策法规、政务措施、外交关系不冷静的言行也是非理性。非理性甚至是落后、保守、反动的代名词。有人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只有在传统社会或独裁统治中，方存在非理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只有用强制和高压手段来对付暴力和激情这些破坏性力量，并且靠超自然的力量，靠对统治者个人的敬畏，潜移默化地培养服从权威的习惯，才能保持社会的完整性、稳定性。对非理性进行这样的评判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全面的，鉴于非理性的如此泛化和片面理解，揭开非理性的迷雾，恢复非理性的本来面目，对非理性进行公正全面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对非理性做一般的分析和限定，分析和限定的目的不在于非理性本身，而是在分析和限定之后，探讨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联系。
对于非理性的分析和限定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是理性的类存在物，唯有人才有理性，人又是非理性的类存在物，唯有人才有情感、直觉、本能、激情、欲望、意志等。人的非理性并不单独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某一阶段，而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不同的社会、国家、民族、群体、区域对非理性的要求不同，非理性也能够大体上反映该社会、国家、民族、群体、区域对非理性的要求不同，非理性也能够大体上反映该社会、国家、民族、群体、区域的性质。上面提及的传统社会的非理性，实际是专制政治所要求的，非理性与专制政治的关系是：非理性强化了专制政治，而非理性的过度强化和膨胀，以成为专制政治灭亡的重要原因。英国思想家伯兰特·罗素说过：“诸如自愿赞成君主独断之权的东西，对于接受君主的一群人是不可或缺的，而大多数臣民平时对他的服从，起初是出于恐惧，以后却是习惯和传统的结果。”（注：（英）罗素：《权力论》，东方出版社，第148页。）他认为， 中国封建专制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的习惯性专制。
基于对非理性的上述认识，对非理性的限定如下：
相关性：由于非理性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些与社会主义民主直接相关，有些与社会主义民主间接相关，有些与社会主义民主有关联，但影响甚微，在这里，我们只分析那些与社会主义民主相关并有重大影响的非理性因素。
两重性：非理性从作用来讲是双重的，即非理性既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面，也有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面，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这其中有时是非理性整体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时是非理性个别因素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顺应性：顺应又可分为静态的顺应和动态的顺应，静态的顺应是指形式上的顺应，动态的顺应是指内容上的顺应，这种动态顺应在于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东西。比如，同样是恐惧，对专制的恐惧转化为对民主的恐惧，即为静态顺应，而对专制的恐惧转化为对民主的尊崇、依恋和拥护，即为动态的顺应。
伸缩性：这涉及到非理性的强度问题，很难用数量来衡量，但可以进行大致的划分，非理性的萎缩，非理性的膨胀，非理性的适中，是仲缩性的三种形式。非理性的仲缩性，取决于社会主义民主环境，但它并不与社会主义民主构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主环境越好，并不一定使非理性膨胀，民主环境越差，也并不一定使非理性萎缩。实际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恶劣的民主环境，可能使非理性弱化，也可能使非理性膨胀，但不会使非理性处于适中状态，只有良好的民主环境，才能使非理性处于适中状态。
自发性：自发性表明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没有任何理性的驱使，不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它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这种情况在专制的重压下较为普遍：“新兴的民主政治总是产生于对前执政者的不满。”（注：（英）罗素：《权力论》，东方出版社，第162页。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在巴黎公社中得到充分印证。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中，自发性往往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能拥护和捍卫。
从众性：从众性在很大程度表现为盲目性，应该承认，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多，民主法制传统少的国家，部分人并不知道社会主义民主为何物，但是看见别人投票他也投票，看见别人选举某人他也选举某人，如果不这样做，感觉就处于不好的状态，这是从众性的实出表现。
情绪性：憎恶、仇恨、狂热、热爱、依恋都是情绪性的体现。这种情绪性的表现，也可能针对社会主义民主中的某个领导人，也可能针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可能针对社会主义民主环境。有时也有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憎恶、疏离导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热爱、忠诚的情况。
不稳定性：指非理性往往随着民主的环境的不断改变而变更。
当然，非理性还有其它特征，但与社会主义民主相关并且突出的特征，其本上就这些，上述这些特征缺一不可，具体体现在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中。
二
马克思主义者从两重意义上分析了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一是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间接相关意义，二是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相关意义。在这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非理性列入间接相关意义，这样做是因为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对非理性肯定与否，都有助于分析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
马克思是肯定非理性的存在的“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人类历史从非理性开始：“历史不是从有意识的目的开始的。（注：转引自《非理性世界》，复军著，第362页。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交织中进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恩格斯甚至认为，非理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在分析私有制产生时说：“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文明完成了在民族社会所丝毫不能做到的事情。不过，它是在推动了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在发展了它们以损害人们的其它一切才能以后，才完成这件事情的。卑贱的贪婪乃是文明以它第一日起以至今日的动力。”（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70页。）由此可见，非理性的作用不可低估，推而广之， 无论是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要充分注意到非理性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从间接相关的意议阐述了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列宁说：“我们绝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注：《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第344页。 ）因为这种本能的“感情社会主义”不仅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产生社会主义民主的土壤、经济基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的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的人民性观点，也从引申的意义上涉及到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赞成、拥护、满意、高兴，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成功的，如果使人民不赞成、不拥护、不满意、不高兴，社会主义民主或者是需要改革的，或者是失败的。同样，如果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是赞成、拥护、满意、高兴的，社会主义民主必然能正常运行，如果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是不赞成、不拥护、不满意、不高兴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会运行不畅、停滞、萎缩、甚至灭亡。
马克思主义者从直接意义阐述了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初级形式，分析非理性与巴黎公社民主制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关于巴黎公社的产生，列宁写道：“公社是自发地产生的，谁也没有有意识和有计划地准备它。对德战争的失利，被围困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和完全无能的长官的愤慨，不满现状和渴望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工人阶级的模糊的激愤情绪；国民议会的令人为共和国命运担忧的反动成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342页。）正是这种非理性因素成为3月18日起义的直接的重要原因。
非理性是巴黎公社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巴黎公社的维持，靠工人阶级的忠诚：“只有工人自始至终是忠于公社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343 页。）靠工人阶级不断充满激情的行动。靠对敌人实施的威慑：“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453页。）
非理性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列宁指出公社的弱点是：“无自觉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319页。）迷恋虚伪的民族感情。 ”（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336页。 ）“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337页。）“企图从精神上去感化敌人。 ”（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361—362页。）马克思也说：“如果将来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最令人费解的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5页。）
马克思主义者对巴黎公社所呈现出来的非理性，既有群体性分析，又有个体性分析，关于非理性的群体性分析，恩格斯指出：“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布朗基主义者，……不过是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6页。）正是由于这种“本能”， 布朗基主义者所采取的措施才是“令人惊异的和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508页。 ）也正是由于这种“本能，”缺乏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性认识，也就必然是有缺欠的。所以，“对于公社方面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列宁也说：“那些创造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没有一个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集团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271页。 ）关于非理性的个体性分析，思格斯指出：“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53页。）这实际上是从个体的角度再次说明，只靠非理性来维持民主，没有理性的指导，这种民主制是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的。事实正是如此，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并不知道无产阶级民主是什么。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5页。 ）“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第5页。）由此可见，巴黎公社民主制的产生、发展、灭亡， 自始至终都有着本能、情感、恐惧等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非理性是巴黎公社民主制不可忽视的因素。当然，马克思主义者阐述这个问题对并不是很系统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阐述只是散见于各种文章和著述中，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主义者把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清晰、明朗，因为处在那个时代，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从人类历史发展，从巴黎公社民主制的发展过程来讲，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而不是别的，非理性只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把非理性单独引出来进行分析，只是把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研究推向深入的一种尝试。
为了进一步分析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毛泽东。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是“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积极行动的大众民主；是一种轰轰烈烈、生动活泼的政治状态；是热气腾腾的革命联欢，是激动人心的集体交流。（注：李建华、程龙：《群众的行动——毛泽东的民主观》，第29页。）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也就等于认为毛泽东的民主观是渗透着更多的非理性因素。有例为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在描述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兴起时，毛泽东称农民是“乡村的民主势力”，将农民们扬眉吐气的政治状态称为“民主新秩序。关于“大民主”；也有一般论述，也许更能反映他的民主观的轮廊，也更能凸现他的非理性历素。“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20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3年， 取得了土地。那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注：李建华、程龙：《群众的行动——毛泽东的民主观》，第31—32页。）但是，这种大民主，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讲，显然是非理性大于理性，本身就包含着民主的危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大民主导致了非理性的膨胀，最终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彻底的破坏。与大民主并行的，是个人崇拜，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有大民主，必然要求个人崇拜，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个人崇拜新论，是大民主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的这种崇拜论，又被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有人提出“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理性的位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非理性是社会主义民主产生、发展的主观因素，也是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这与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分析有一致的地方，只是他把非理性与民主的关系说得更加具体。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花了大量篇幅阐述了情感、本能、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与民主社会的相互作用，他认为，非理性对民主具有双重作用：非理性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如人民的本能、信仰、情感、意志在民主社会中适度发展，从而巩固了民主制度。“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4页。）而民情就是“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称。 ”（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8 页。）“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7页。 ）非理性对民主具有消极影响，如排斥卓越人物当权：“把上司从领导公务的职位上拉下来的隐秘本能……是一种民主的本能。”“一方面是这种天然本能在使人民排斥卓越人物当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力量也不亚于这种本能地使这些人远离政界。”（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5页。 ）“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导致他们走向中央集权。 ”（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44页。 ）英国思想家罗索也看到了非理性的消极影响并指出了避免强化非理性消极影响的途径：“就权力心理而言，我们看到恐具、愤怒和各种普遍的激情会使人们盲目地追随一个领袖，而这位领袖往往会利用他们的信任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因此，若要保护民主，那么重要的是避免产生普遍激情的环境，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不易产生这种心境。”（注：（英）罗素：《权力论》，第236页。 ）
不仅如此，托克维尔还看到了民主对非理性的双重作用。民主对非理性起着积极作用：“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这种对平等的热爱。 ”（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21页。）民主对非理性起着纠偏的作用， 在他看来：“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地纠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226页。）“美国的各种各样地方性法律，就是把公民的永久无法满足的野心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使同样的一些可能破坏国家的民主激情转化为对地方造福的激情。”（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1页。）民主对非理性具有消极影响， “民主制度映醒和怂恿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44页。 ）他认为选举接踵而来，会使社会动荡不安，便政务不断变化，这样国家会面临两种困境，或者是国家小病缠身，或者是爆发革命，前者损害政府形象，后者威胁政府生存，美国人宁愿使国家爆发革命而不愿使国家小病缠身。“在这里，指导他们行动的，主要是本能，而很少是理性，因为民主将他们对变化的爱好发展成为激情。”（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9—230页。）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讲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相去甚远，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阐述的非理性与民主的互动关系，仍然具有可供借鉴之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相互冲突的，也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冲突与协调的关系又可以划分为常态关系和非常态关系。
在常态关系中，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仍然存在着冲突，但和谐占主流。从非理性方面来说，人民已经有了民主的情感、意志、习惯、信仰、本能，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层支柱。虽然“人们的感情、偏好和激情，自有史以来，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5页。）， 虽然恐惧、欲望、狂热以及由此导致的歇斯底里状态依然存在，但由于多渠道、多环节的民主实践，使这种状态得以消解和缓冲。激情仍然存在，但有了渲泄和转换的渠道。崇拜仍然存在，但崇拜不是单一的，不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更不会由于崇拜偶象的消失而出现情感的巨大失落、危机，更不会由此会找一个新的专制型人物来弥补。在常态关系中，崇拜是多样的，可变更的，骚乱可以得到及时的控制，谣言的积极作用得到巩固，非理性的消极作用可以限制在最小范围，不会对民主造成威胁，更不会影响民主的运行和稳定。从社会主义民主方面来说，民主培养了人民的民主情感、民主信仰、民主习惯，对非理性因素可以转换、疏导、和缓、限制、克服、确立和强化。所谓转换，就是根据非理性的顺应性特点，转换非理性的对象和功能。如把对专制的盲目服从转化为对民主、法制、纪律的自觉服从，把对专制的恐惧转化为对大自然的恐惧和敬畏，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疏导、和缓、限制，是把诸如恐惧、欲望、激情维持在一定范围内。所谓克服就是把不能转换、疏导、和缓、限制的非理性因素克服掉，这些非理性因素往往是封建专制社会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不允许存在的。如封建社会对人民的要求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强其筋骨，弱其心智，从而造成人民对政治的愚昧无知、政治冷淡、草民心理、固步自封的心态，盲目自大的情感，对变革的本能拒斥。所谓确立和强化就是巩固和加强非理性的积极因素。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民主即使在常态关系中也对非理性具有消极作用，民主的范围越大，作为民主中的个人作用就越小，造成个人的渺小感、无足轻重感、无归属感，这种消极作用可以通过完善的基层自治得到部分克服，在自治的过程中，可以便人产生自豪感和依恋感。
在非常态关系中，非理性与社会主义民主仍然存在着和谐，但冲突和动荡占主流。从非理性方面来说有利于民主的非理性处在萌动之中，不利于民主的非理性却极度膨胀，激情得不到控制，“恐惧使人们渴望领袖。”（注：《权力论》[英]罗素著，第236页。 ）个人崇拜流行、谣言四起。从民主方向说，民主激起了人民的参与热望，却又不能充分运用这些热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我国是常态关系与非常态关系并存，从发展趋势上讲，从非常态关系向常态关系转变是必然趋势，但转变的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怎样促使和完成这个转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有待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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