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要消灭哲学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39(2009)03-0001-07
马克思在一些论著中确实用过一些诸如“否定哲学”、“哲学的丧失”、“消灭哲学”的字眼，但能否从中得出马克思就是要否定哲学、消灭哲学的结论呢？我试着就几个马克思重要的相关文本(也是肯定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的学者们主要引证的一些文本)谈谈我的一些思考已久的见解。
一、《博士论文》：马克思说的哲学的“丧失”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我看到的资料看，这方面最早最重要的文献可能来自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就事实而言，马克思自己后来也回复说过，他在大学开始学的是法学，后来“转向”历史学和哲学，而这篇博士论文正是哲学的博士论文。很难想象，马克思会“转向”一个他自认为要消灭的学科，并希望在那个要消灭的学科拿一个后来可能被消灭从而可能不存在的学科的博士文凭。
但是，在那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马克思讲到了哲学的“丧失”，他是在讲到哲学的“实现”时讲这个思想的。为了避免断章取义，除非必要，我将尽力保持文本的完整性(因为这段文字亦被作为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的证据之一反复引用，但完整者极少)。马克思说：“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变成实践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但在哲学方面重要的是，应该更突出地勾画出这些方面的特点，因为从这种转变的一定方式就可回溯到一种哲学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性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这种哲学的生活道路的最集中的表现及其主观尖锐性。)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
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凡是反对它的东西，凡是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
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如果我们把事情纯粹客观地看成哲学的直接的实现的话。但是，这种实现还有主观的一面，不过这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被实现的哲学体系同体现着它的进展的它的精神承担者、同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与世界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因为在对象里作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东西，在这些自我意识里就表现为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1]258-259
列宁说，读黑格尔的东西是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马克思的这些文字正是用典型的黑格尔风格写出的，因此其晦涩难懂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该部分又是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最为艰深的。我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马克思《博士论文》这门课多年，深有同感。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正是黑格尔哲学本身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这种理解提供了正确的基础。
所谓“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即“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正是后来马克思自己批判青年黑格尔时特别强调的：“思辨的思维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像，它就不得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果实”、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2]72所谓“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所谓“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说的就是这个。马克思后来认为，这是青年黑格尔从黑格尔身上学会的“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2]105
当时的马克思正是应用这样的“技艺”，谈到了哲学的两种实现：
一种是“纯粹客观地”：哲学看到外部世界有缺陷，因此想把世界哲学化，但这个缺陷不是别的，实际上正是哲学自身内在的缺陷，哲学缺乏的正是实体，对哲学来说，这是其内在缺陷，而这正是外部世界的特点。反之，外部世界看到哲学有缺陷，因此想把哲学世界化，但这个缺陷不是别的，实际上正是外部世界自身内在的缺陷，外部世界缺乏的正是精神，对外部世界来说，这是其内在缺陷，而这正是哲学的特点。这种缺陷是一种对立关系：哲学的缺陷是被外部世界规定的，因此外部世界的这种缺陷正是它自身内在的缺陷，它必须向外部世界诉求而使自身完整。反之，外部世界的缺陷是被哲学规定的，因此哲学的这种缺陷正是外部世界自身内在的缺陷，它必须向哲学诉求以使自身完整。于是，哲学反对外部世界缺陷的斗争实际上亦是反对自身内在缺陷的斗争，就是哲学世界化，就是把自己实体化，也就是哲学的丧失。同时，外部世界反对哲学缺陷的斗争实际上亦是反对自身内在缺陷的斗争，就是世界哲学化，也就精神化，也就是实体的丧失。
另外一种是“主观的”：主要涉及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与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的实现中”，这种关系与世界相对立。如此，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就有一个“双刃的要求”：既要克服哲学的片面性，又要克服世界的片面性。这里，“哲学”也好“世界”也罢，应该是“世界化的哲学”和“哲学化的世界”。然实际情形却并不如此，在这里发生了“颠倒”，它们都是“作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世界化的哲学被颠倒成了世界化的宗教，反之，哲学化的世界被颠倒成了宗教化的世界。于是，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就不得不“表现为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在宗教的世界里看到了这样的宗教的缺陷，并与这种宗教缺陷作斗争，从而把宗教的世界哲学化，自我意识化、人化。同时，宗教世界的缺陷不是别的，正是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中的非哲学、宗教的内在缺陷，从而在宗教世界被哲学化、自我意识化、人化的同时，非哲学、宗教也被哲学化、自我意识化、人化了。从而，自我意识把这个世界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它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说：“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即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1]259
马克思说，自我意识“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导致的这样一种“颠倒关系”被不断放大：“起初是哲学与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后来就成为个别哲学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人的或人的自我意识的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1]259-260第一个流派，“一般地称为自由派”，认为宗教的世界有缺陷，应该哲学化，而“第二个流派就是实证哲学”，认为哲学有缺陷，应该世界化。自由派想让世界哲学化，因此它必须同宗教世界的缺陷作斗争而实现人的哲学，而这正是实证哲学想作而它自己不想作的事。反之，实证哲学想让哲学世界化，就必须同哲学自身内在的宗教缺陷作斗争并实现人的世界，而这又是自由派想作而它自己不想作的事。结果，“两派中的每一派所作的正是对方所要做的事和它自己所不愿作的事。”[1]259
在这种“主观的”哲学实现中，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的解放，从而人或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主体，从而哲学成为人或人的哲学，世界成为人或人的世界。
这种意义可以是心理学上的：作为人的“意志”的、“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变成实践力量”去面向“世俗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黑格尔在批评康德的物自体时机智地嘲讽道，不用说人，连动物都知道并扑向事物[3]13。物自体使得康德先验哲学不彻底，也使得主体性被窒息。
这种意义可以是哲学上的，全部哲学史，就是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如何成为主体被产生出来的历史。“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就是如此，从巴门尼德的“它是”，到苏格拉底和笛卡尔的“我”，再到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特别是费希特的“自我”)，最终在黑格尔这里，“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哲学的生活道路的最集中的表现及主观尖锐性”及“世界历史的性质”终于被“展示”出来，黑格尔在语言描述上终于克服了以往哲学的局限(语言主宾加系词的结构，使得主词永远不可能是主词，因为它总是被宾词所规定)，通过实体即主体和主体即实体的方式，黑格尔成了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把主体“说出来”的哲学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绝不能把这种表达视为文字游戏，因为它“反映了人的产生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4]97。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详谈。
但是，马克思也意识到，尽管哲学已经达到了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水平，哲学成了人的哲学，人或自我意识成了主体，但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仍然没有真正摆脱哲学体系。所以马克思说，在这里，自我意识同哲学体系的关系是某种“自我等同的矛盾”。关于这种关系，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但理解可能需要费点心)：“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就是说，哲学体系就是整个世界，或者说它将实现为整个世界，但自我意识或意志显然不是整体，因为它们外在于“现象世界”。
所以，当自我意识、意志“转而反对这个体系时，它们只是实现了这个体系的个别环节”。以后马克思也多次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运动只是达到了产生人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人创造历史的水平。他曾一度以为费尔巴哈达到了这种理解的基础，然而很快就发现是他自己弄错了。当然，这个问题还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
问题是十分清楚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具有“理念”、“原则”、“批判”的意义，而且是其“直接的实现”的实践力量。哲学的丧失正是在哲学的实现意义上说的，与哲学学科的丧失毫不相干，而且重要的是，哲学的这种丧失，正是哲学的实现，即哲学的世界化。
这里，马克思已经同黑格尔及所有的思辨哲学家根本不同。对于黑格尔或思辨哲学家来说，绝对精神、理念、批判等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因此，精神外化为世界是一个完全积极的过程。一方面，精神是原因，外部世界只是结果，是外化、是异化，所谓的外化不过是精神要通过外部世界来证实自己，展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精神是一、是全，是自我满足和自我完善，而外部物质世界则是片面的和有限的、有局限的、有缺陷的。但对马克思来说，上述两者都是不能也不可能被接受的。一方面，尽管哲学体系是原因，但是，这种哲学的世界化，不是哲学单纯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现实力量的对外部世界的优越性的行动，而是一种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哲学体系并不完满且其外化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完满，恰恰相反，哲学在外部对象世界的缺陷中发现了哲学自身的缺陷，并意识到只有对象化才能克服哲学体系自身的缺陷(与青年黑格尔主张“批判”的优越性根本相反)。所以马克思才说，“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关系”。这个思想伴随马克思一生，他认为，全部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为了克服自身缺陷而不断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为了证明世界充满了某种绝对的、神秘的、完满的规律并展示这种规律的历史，这与思辨哲学家根本区别开来。这一思想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详细论述。
作为附证，这里需要说明的，马克思博士论文完成于1841年3月底，而在此后的1842年7月间，马克思在《莱茵报》陆续发表了《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对哲学予以很高、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过高的赞誉。由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熟知且主要不是讲消灭哲学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引了。这篇社论关于哲学的见解，实际上是对我们上述引文思想的进一步明确和发挥。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并大大拓展哲学世界化的涵意，正如我们前面反复讲到的，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世界主要是一个“对象性存在”的概念，还主要不是一个“广义空间”(尽管它们有部分交集)的概念。当然，如我们在前面反复论及的，马克思这时对“对象性存在”的理解已经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或“纯粹自然”了。因为马克思已经谈到了“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了。而在这里，哲学的世界化有了一层新的涵意：哲学的普遍化(空间)。这种普遍化有二：一是，“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就如只有一个自然科学一样。二是，哲学作为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哲学不再只是一地一域的哲学，而是真正世界性的：到处都有哲学(空间)，且哲学的涵盖是最普遍的(内容)。[5]121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哲学的否定或消灭哲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我们看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在这里明确用到了“消灭哲学”的字眼，因此他的一段话几乎被作为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的“铁证”。可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还是看马克思怎么说。相比之下，马克思这段话比其在博士论文中的那段话要好懂得多。马克思写道：
因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
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留待以后作更详细的叙述。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6]7
先看实践的政治派。在这里，问题被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他们“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关键词是“低于”，马克思自己用粗体特别予以强调。而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且正是德国哲学一点也不低：“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oeuvres incomplètes]，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oeuvres posthumes]——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6]7
因此，在德国，哲学不但“不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恰恰相反，哲学且只有哲学才算得上是真正“当代”的。而这种哲学不是别的，就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马克思说得很明确：“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 pari]上的德国历史。”[6]7
为什么这种哲学要被批判？
因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6]2所谓“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就是宗教，所谓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就是国家和法。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6]2
为什么所谓的“先进国家”、“现代国家制度”也要被批判？
因为这些所谓的“先进国家”、“现代国家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现实存在。尽管它高于德国的历史水平，却低于“真正的人”的水平。因此：“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人的问题，批判就走出了德国现状。”[6]72，6
这里，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所谓哲学就是德国哲学，就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同样清楚的是：所谓消灭哲学，就是消灭这种哲学。
但是为什么又说：“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原因很简单，因为德国的“历史”还没有达到德国“哲学”的水平，德国的“历史”还没有达到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水平。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同“先进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是同步的，“先进国家”、“现代国家制度”的现实，对应的正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因此对德国来说，问题首先不是如何消灭其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而是如何先实现它。
接下来看理论政治派。马克思说，理论政治派的错误是“相反的”。这里问题不是消灭哲学，而是反过来变成了“使哲学成为现实”，即实现哲学。
他们实现的是什么哲学？
他们要实现的仍然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中，最典型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理论政治派想实现的正是“先进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正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现实形态。这种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6]8
理论政治派对德国的“历史”不满，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态度，但是，他们用的工具仍然是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用的仍然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将其直接作为“前提”，希望实现这种哲学。也就是：“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马克思说，就算“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也“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一下：
首先，这些“假定是正确”的“要求和结论”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说的“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马克思说：“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1
其次，为什么这些“假定是正确”的“要求和结论”，“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
因为这个“迄今为止的哲学”和“作为哲学的哲学”仍然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仍然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或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中，“结论和要求”仍然是：“宗教创造了人，而不是人创造了宗教。”因此，不对这种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或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是根本不行的。故马克思说：“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这里的问题也是清楚的，马克思认为理论政治派应该消灭的哲学，也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或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不过，相比之下，这一派也是最复杂难解的，以至于马克思说，“关于这一派，我们留待以后作更详细的叙述”。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后来的许多论著比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乎都是针对这一派的。
尽管复杂难解，我们还是必须简要谈一下，否则后面有许多问题我们很难理解。
“这一派”就是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如马克思所言，就是宗教批判，这种宗教批判的积极成果就是确立了人、自我、唯一者、类、自我意识等相较宗教的上帝而言的主体地位。而这一努力方向基本就是哲学史的方向。在哲学史上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就是主体如何表述。从语言上说，我们最常见的话语结构就是主宾加系词(Linking Verb)“是”，维特根斯坦说得对：这种结构本身就是排除主体的方法。主词是被宾词严格规定的。就算主词是上帝也不行，因为毕竟有一个上帝是什么的归属。而且重要的是，连宾词指称的东西也不可能成为主体。这也同样适用于本质与现象的一般关系。所谓的主客二元对立，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回到客体上。
许多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都竭力想解决这个问题，竭力想使主词具有主体性。巴门尼德差不多算是最早的，他提出的主词为“是”(存在)。有学者说：“存在”，希腊原文是
(或
可以省略以下用音译estin)，系
(是，be，音译eime)的现在陈述式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在英文本中，一般都译作it is，有的译作being。希腊文estin一个简单句，表示“它是”或“它存在”，那么这个“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存在的主语问题”，也就是存在、非存在的含义与实质问题。[7]191-192
它当然不算严格的主语。苏格拉底想到了“我”。在《费多》篇中他谈道：我在年青的时候，曾很热情地追求过人们称作“自然科学”
的知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在读一本书，他说是阿那克萨哥拉写的，书上说，心灵
整规万物，是万物的原因。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我读到他事实上并未用心灵来解释事物秩序，而仍把它归因于气、以太、水这类东西时，我的热望终于破灭。[7]460-463
但是，无论是苏格拉底的自我还是笛卡尔的自我，不可克服的一个困难就是心灵和物体的二元论。这在语言描述上是不能绕过的。一直到费希特，才终于弃掉了康德的物自身而单从自我构建了彻底一元论的主体哲学。谢林的主客一致的学说(虽然也是自我意识哲学)在这个工作上说无疑是一种倒退，马克思看得很清楚，黑格尔借用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斯宾诺莎的“实体”以及二者的统一“人”一定程度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就是辩证法，规定就是否定，对象性对立存在，否定之否定。实体由于运动而成为主体，而实体也由此而成为主体。
黑格尔在语言描述上终于克服了以往哲学的局限，通过实体即主体和主体即实体的方式，黑格尔成了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把主体“说出来”的哲学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4]460-463。
我们说过，过去，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芝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运动如何描述？结果难倒了所有人。第欧根尼只好用“走来走去”的现实运动来做以答复，但这却根本不是所期待的答案。
但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还不是真正的主体，它只是其哲学体系的环节。马克思说，既不是始终是主体，也不是现实地是主体。因此，尽管他说明了人自身产生的历史，却没有说明人创造历史的历史。也就是说，这还不是真正人的哲学。这种哲学对应于当时“先进国家”、“现代国家制度”的现实，如果德国仅仅想实现为那些国家，那么，这一哲学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在德国，革命是双重的，既要实现为那些国家(因此，对想消灭这种哲学的实践政治派来说，问题当然是必须首先实现它)，又要实现为真正人的国家(因此，对想现成利用这种哲学的理论政治派来说，问题当然是必须消灭它)。如此才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
青年黑格尔“这一派”“非批判”地作为“前提”的，就是这样一种黑格尔的人或人的自我意识。所以马克思说：“同样，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也是提升为自我意识的实体，或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于是，自我意识就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是一幅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因此，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理念，因为理念的现实存在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化了的理念，因而它是无限的。”[5]176
而不以其为前提并批判地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正是费尔巴哈，马克思所谓的“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也主要是就费尔巴哈的批判说的。马克思以为他提出了真正人的哲学但在这个问题上却高估了费尔巴哈。当然这是后话，而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德国宗教批判对于确立人的主体性的意义：“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10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甚至全部哲学，主要关注的就是自我意识与世界的关系。由于自我意识对世界的干预是必然的，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提供意识哲学，为干预世界提供理论。黑格尔哲学不能提供关于人的世界的理论，因此当然要消灭它(当然，这种消灭也与日常理解不同，马克思后来反复申明，当别人把黑格尔当死狗时，他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形成新的意识哲学。这种新意识哲学就是新主体的意识哲学，而这种新主体，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什么现实的个人(最近持如此主张的人渐多)，是且只能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且只有无产阶级才“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于是，哲学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6]16
这里，主体的人是无产阶级，而哲学不但没被消灭，相反，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对此相当乐观，他认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5]45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共产党宣言》：这里的“取代”说明了什么？
最后谈谈《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里有一段谈到了哲学被取代，也是认为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的人经常引用的。这段话是：“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6]74
这段文字较为通俗，理解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这里讲到了几种应该被“取代”的对象：
一种是关于意识的空话，马克思主张用真正的知识“取代”。关于意识的空话，当然可能是哲学，也可能不是哲学。这种取代丝毫不能说明什么。凡以意识为对象的学科，都有可能产生意识的空话，不能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把这个学科消灭掉。不过，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的关于意识的空话，主要还是针对哲学，主要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因为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意识已经根本不单单是意识了，不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意识反而成了真正空想的神话，可以取代一切，甚至可以取代人。所以马克思说：“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说，没有比思辨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2]7
一种是独立的哲学，马克思主张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来取代。这里讲到了哲学，仍然是思辨哲学。这种哲学的一个特别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概括，然后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自主的原则，由此再来产生出不相互独立、也不可能相互独立的纷繁复杂的多样化世界。因此，这种哲学自认为可以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说，从具体东西概括出一般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从一般的东西得出各种具体的东西“就很困难了”。他说：“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一位矿物生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2]72
这里取代独立哲学的，仍然是哲学，不过是非独立的哲学。也就是说，有一点是没有被取代也不可能被取代的，那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哲学对整理历史资料无疑是有利的，但在实际做时困难仍然很大，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不过，这里确实出现了这样一句：“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这些抽象当然就是指“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哲学仍然是指思辨哲学。从中得不出也不可能得出马克思要消灭哲学的结论。
当然在学术上确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也是确实的)，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那么，当思辨哲学家说他是在搞哲学时，马克思自己宁愿说，我不搞哲学。同理，当那些人自诩是哲学家时，马克思自己宁愿说，我不是哲学家。不仅如此，甚至连这些哲学家们用的概念或范畴都可能不愿意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是以这样的口吻说话的：“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6]86
这里出现了“哲学家”，这就是指思辨哲学。这里出现了“异化”，也是思辨哲学用滥了的概念。这里并没有否定哲学、哲学家、哲学概念或范畴的存在。
也许，再没有比《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更能直接说明这一问题的了。马克思这样说道：“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对此，马克思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6]292
也就是说，“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当然应该“始终保存着”，只是它们会“具有不同的形式”。如此，哲学的丧失也好，否定也好，消灭也好，消亡也罢，与日常的理解相差甚远，在马克思看来，它们只不过是在不断地改变着哲学的“形式”。至于有学者以马克思晚年再没有写什么哲学论著作为马克思否定哲学的证据，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晚年没怎么写哲学论著实际的理由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抽不出时间。事实上，马克思一直想写一部关于黑格尔法的论著，但一直未能如愿。当拉萨尔将其写的《晦涩哲人赫拉克里特》送给马克思后，马克思想写黑格尔辩证法的念头更为强烈，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一直没有给马克思这个机会。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确实比哲学更迫切。这一点恩格斯确实反复强调过。
马克思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定程度犯了马克思所批评的这个错误。首先是关于政治的消亡上，不是将这种政治的消亡理解为一种政治形式的消亡，而是理解为不要政治。这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伤害几乎是难以挽回的。连考茨基也觉得这一责难很难辩护。结果，考茨基不得不说，未来的社会，就算是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要有政治，因为一定也还会有管理、监督等等。实际上，马克思根本没有这样的主张，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谈到，政治的消亡是要消亡那种只有成为政治的人，即成为官人(公人)，不再是“私人”，才能从事政治的情况。这个思想后来被意大利的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所进一步发挥，葛兰西所理解的政治，正是就一般民意而言的，就普遍的非官方意义上而言的。同理，对法也是如此。很长一段时间，认为马克思是专讲法的消亡的，因此，似乎马克思是反对以法治国的。实际上，法也罢，道德也罢，它们的消亡，是且只能是其形式的改变。说到这儿，有一个尖锐的问题不能不提出来，这就是，长期以来，说马克思是主张宗教消亡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似乎根本不存在对宗教的宽容，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岂不成了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阻力了吗？事实上，对马克思来说，宗教的消亡，一如所有意识形态的消亡一样，只有当这种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土壤丧失以后才是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对宗教来说，最关键的是其崇拜和信仰的“形式”，比如，上帝的崇拜会随着上帝存在的土壤丧失而消亡，但别的形式的崇拜和信仰还会“始终保存着”。马克思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有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主要是“颠倒”了曾经被“颠倒”了的神与人的关系。但是，就算费尔巴哈将神的崇拜颠倒为对人的崇拜，也并不就意味着宗教的消亡，因为个人崇拜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宗教问题。宗教的消亡如此，哲学的消亡亦如此。
当然，有些观点是针对恩格斯的，说恩格斯晚年也谈到了哲学的消亡问题，证据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实际上，恩格斯谈的问题是“自然哲学”的消灭或消亡，因为当自然可以科学说明时，关于自然的空话、臆想当然要退出了。至于其它，恩格斯只是说，哲学的阵地在缩小，不得不让位于其它一些实证科学，但仍然承认哲学有其自身的领域。
相比之下，过去苏联哲学界的某些提法少有可取之处，有些学者主张，宗教是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哲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科学且只有科学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今天，对这些观点的错误方面，已经无需再多说什么。
总的说来，这一问题与多年来关于意识形态消亡的论争紧密相关，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讨论了。但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的消灭也好，消亡也罢，只是在改变其形式，这一点还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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