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铁辉[1]2007年在《福建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文中提出自古以来,福建的民间信仰特别发达,海神信仰是福建民间信仰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从福建古代海神信仰的发展演变入手,分别剖析西汉之前、西汉至唐代、五代至宋代、元明清这四个历史时期福建古代海神信仰的发展演变;并对福建海神的祭祀仪式展开叙述,着重分析渔民、海商、官员、渡海移民这些群体的不同祭祀仪式。最后,对福建海神信仰与福建地域社会的关系及福建海神信仰的特点做出分析。
张敏[2]2011年在《古代山东的海神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山东是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在海洋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区。自古以来,山东文化带有明显的海洋色彩,与之相关的海神信仰十分发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人文因素,山东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神信仰与崇拜,表达了山东地区人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本文以山东为地域研究对象,对古代山东的海神信仰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和论述,以时间为轴分为先秦时期、秦汉魏晋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五个历史时期,对每个时期的海神信仰与祭祀尤其是东海海神信仰与祭祀进行了史料搜求与整理分析,以期勾勒出较为完整、清晰的山东海神信仰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山东地区古代的海神信仰系统中,除了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四海海神尤其是东海海神和民间普遍信仰的四海龙王信仰体系之外,还有内涵十分庞大、复杂的地方性特色凸显的海神体系,如秦始皇、关帝、大王、晏公、萧神、鱼神、仙姑、狐仙等,有帝王将相,有历史名人,有乐于助人水性好的民女、船老大,有为民造福的地方官员,还有本岛本地为民献身的渔夫舟子等。山东古代丰富的海神信仰内涵,是山东古代丰富的海洋文化生活的形象反映。山东海神信仰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各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如自然环境、经济生产活动、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国家政权的重视程度等。山东海神信仰具有的功能符合人们的社会需要。随着山东地区海洋历史的发展,海神信仰的职能不断延伸,其兼容性、多元性、功利性等特点,反映出古代山东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的特性。
王荣国[3]2001年在《明清时代的海神信仰与经济社会》文中指出本文以海神信仰为研究对象切入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域。文化是自然的“人化”，所谓海洋文化，实际上就是海洋性文化；所谓海神信仰，从根本上说就是海洋性信仰。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一个我国的海洋神灵结构体系，它是山海洋水体本位神与水族神，海上航行的保护神与海洋渔业、商业的行业神，镇海神与引航神叁个系统的神灵构成的。海神体系的确立成了本文赖以展开的基石。海洋蕴含丰饶的宝藏，但在古人眼中则充满了神怪、传奇与诱惑，诱惑着古代人们走向海洋。赋予海船以“神灵性”，是试图营造一个能够抗衡外部“精怪世界”的“小天地”。庞大的海上航行保护神、镇海神乃至渔业商业神神系的确立，是古代的海客舟子在心中构筑一个生命安全与获取海洋经济利益的保障系统。无论是海洋渔民、海洋商人还是海洋移民，当其出海起航前都要举行祭海，以祈求海上航行的平安与发财。一艘海船上的人群就构成一个“特殊的海上社会”，在海船中设置神龛以供奉神灵偶像，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在海上向神灵祈祷与祭祀，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神灵及时的保佑。在陆域与海岛各类海洋社会(如渔村、商帮、移民群体)中的神灵祭祀活动都极大地增强了海洋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强化海上活动的群体精神。海洋社会的神灵信仰中和海船神龛供奉的神灵中的诸神合祀现象有着区域与海洋社会类型的差异，既反映了海神信仰不同区域的特点，也反映了各信仰群体的不同祈盼。我囚的海洋神灵体系是伴随古代人们走向海洋，追求海洋经济利益而出现并不断充实、壮大的，而它的充实、壮大又增强了古代人们去追求海洋经济利益的信心与勇气，间接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这种神灵信仰出发点与归缩点在功利方面的一致性，从“虚幻世界” 折射出中国海洋传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之光。
魏亭[4]2011年在《明清浙江海洋社会研究》文中认为文章从界定海洋社会概念入手，进一步探究明清浙江海洋社会形成诸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明清浙江沿海民众的海洋生活、海神信仰和海洋意识等方面。认为在这一时期，浙江沿海民众对海洋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海洋已经是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之一。随着沿海民众对海洋开发和驾驭能力不断增强，在浙江沿海民众心理和生活中已形成内容庞杂、名目众多的海神信仰体系，海神信仰体系的形成表明明清时期浙江沿海民众已经具有非常浓厚的海洋意识。浙江海洋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趋于成熟。本文第一章首先对海洋社会概念进行界定，这也是是文章首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浙江海洋社会形成的标准进行探讨，认为在明清时期浙江海洋社会已经形成。浙江得天独厚的海洋生产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浙江民众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随着浙江沿海民众对海洋的不断认知和开发，在明清时期，浙江沿海民众“以海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形成，这为本文第二章的内容。第叁章则是对浙江民众海神信仰的研究。认为在明清以前，浙江沿海民众虽已有多海神信仰，但这些海神的职责和神格尚未固定下来。到明清时期，浙江沿海民众信奉的海神已经有了固定的职责和神格，有着各自的管辖范围和管理区域，表明浙江海神信仰体系已经形成。第四章是对浙江民众海洋意识的研究。早在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时期，浙江沿海民众的心理上已经出现海洋意识的萌芽，人们把海洋作为猎取生活必需品的基础之一。宋元时期，一些文人的诗作中流露出浓郁的海洋文化意识。明清之际，海洋意识根深蒂固于浙江沿海民众的头脑中。同时，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也进一步繁荣，涉海民众与海外诸国的接触渠道和方式进一步拓宽，中国也因此被更多的海外国家所熟知。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路线的成熟使更多的浙江民众走进大海，明清浙江海洋社会已经形成并成熟，即为本文第五章内容。
张凤娇[5]2014年在《北海外沙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北海外沙龙母庙的系列祭祀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海神信仰特色，祭祀过程展现了丰富的民俗元素，凸显了当地的文化特点。本文是笔者在进行7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力图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对这一民俗现象进行整体分析，从而把握社会各方与民俗事象的联系，并对其发展演变提出对策。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北海外沙的自然人文环境，了解外沙祀奉海神的历史背景，为分析海神信仰的生成原因做铺垫；第二章为北海外沙民间信仰中的海神分类，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外沙海神祭祀的仪式过程进行详细深入的描写；第叁章概括了仪式当中展现的民俗元素，主要是饮食、服饰、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游艺和道公祭祀礼仪等；第四章分析外沙海神信仰形成的原因和当下的功能；第五章总结当地群众、政府、文化工作者和媒体等对北海外沙海神信仰与祭祀活动的不同认识，对此提出一些传承对策。总之，本文通过对外沙龙母庙系列祭祀活动的考察，指出：依托于龙母庙的海神祭祀活动是民俗文化的集大成展演，在现代仍发挥着精神慰藉功能、娱乐功能、群体凝聚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民众永恒的心理需求决定了它的持久生命力，但其传承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
段芳[6]2016年在《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洋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渔业、运输、动力能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由海洋孕育出的壮阔、悠久的海洋文明,为人类社会增添了无尽的神秘与想象,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就中国而言,海洋文明萌生于新石器时代,起源于古人对海洋的向往与憧憬。他们对神秘莫测的海洋不断地揣测与琢磨,想象着海洋里存在着另一个与人类社会极为相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亦如人类社会一样,存在等级与家族。海神家族中不仅管辖海洋世界,而且对人类社会亦有监管责任,他们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等级分配不同的职责,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海神体系。封建社会早期,对海神的崇拜仅限于抽象的、模糊的信仰。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完善与巩固,具体的海神形象被创造出来,于是出现了偶像崇拜,古代海神祭祀仪式便应运而生。海神祭祀仪式在唐朝之前,仅是望祭。自唐朝建立以来,逐渐确立了岳镇海渎祭祀体系,海神祭祀有了定制。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民间海神形象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最为典型代表为天后妈祖。中国古代海神祭祀大致经历了由盲目、零散向系统、完善的转变,到元明清时趋于稳定。但进入近代,海洋崇拜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与挑战。首先,是来自西方现代化海洋文明的挑战。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先进性,海权、海防思想不断萌生。自上而下的宣传与鼓动,国民的海洋意识也不断觉醒。尤其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开办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兴办的事业等都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崇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沉重打击。其次,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反抗力量。在西方先进海洋文明的冲击上,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变革中国传统的海洋崇拜才会实现中国海洋文明的现代化。于是,不同阶层的人士均对中国传统海洋文件提出了诸多反抗意见,如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政府预备立宪;民国时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等。面对来自内外全方位、多角度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传统海洋崇拜做出了适时的调整与回应。妈祖由于兴起于民间,有牢固的民众基础,来自国内外的冲击并没有对妈祖信仰产生多大影响,信仰妈祖的民众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躲过了近代政府的一次次打压,暗地里向国内外不断传播。近代的青海湖祭祀非常隆重,不仅没有受到政策的镇压,而且到了民国时期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民政府安抚民心,维护民族团结的强有力的纽带与手段。但青海湖祭祀相比较古代,虽然得以保留和提倡,但其形式与实质都发生了质变。东海神由于其战略地位和功能不能满足近代的需求,总体上趋于没落。南海神由于位于广州沿海,是中国与外国交流贸易的重要场所,因此在近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中国传统海神文化崇拜除了海神祭祀之外,还存在其他诸多形式。最为典型的有海洋文学、海洋音乐、海洋建筑,这是古代民众对海洋崇拜在外在形式上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近代的变迁与转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海洋文明的近代化。纵观中国近代传统海洋文化崇拜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几个共同特质。第一,海洋文化崇拜的多样性,这主要从民众信仰海神的数量及海神的职能两方面进行的概括。第二,海洋文化崇拜的简约化。中国传统海洋祭祀仪式十分繁杂,程序之多、参加人员之众、耗时之久、耗资之巨都是近代中国海洋祭祀无法企及的。第叁,海洋文化崇拜的科技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中国海洋文化崇拜提供了转变契机,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发展与壮大,使民众对海神信仰有了多视角、实时了解。第四,海洋文化崇拜的实用化。古代海洋崇拜多是停留在信仰层面,到了近代海洋崇拜日趋经济化、利益化。以上四点,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近代化转变的最重要四个方面,也是质的变化。梳理了中国海洋文化崇拜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我们对中国海洋文化崇拜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这对当今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要十分重视海防、海权、海军的建设与维护,维护我国海疆的稳定与安全,同时要注重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再次,我们要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与净化,不能竭泽而渔、污染破坏。针对我国现在海洋文化的现状,我们要合理地展望,要积极恢复传统的海神祭祀典礼及海神庙,主要从保存优秀传统祭海文化、发展海洋经济、开展海洋学术活动等方面入手,紧抓实干。总之,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即保留了传统海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海洋文明的有意因素。在这种“变”与“不变”的交织中,不断前行,为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建设指明了方向。
赵晓雯[7]2014年在《清代台湾海上遭风事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上交通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航海技术相对落后的清代,船只遭风遇难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以清代台湾海上遭风事件为研究对象,探析遭风事件频发的原因,其中包括自然原因和社会背景；分析遭风船只的类型,按船只的归属分为官船、民船及外国船只；并且着重讨论了清政府对遭风难船所制定的救助及抚恤政策及其演变；最后本文探讨了海神信仰与遭风事件的关系,海神信仰对遭风遇难人员的心理起到一定的慰藉作用。
毕旭玲[8]2016年在《吴越地区海神信仰域外传播概述》文中指出东海龙王、南海观音与妈祖是吴越地区叁大主要海神,其信仰辐射范围均覆盖吴越全境,并向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吴越海神信仰对外传播的主要通道是起于吴越的东海丝绸之路。唐代以前,东海丝绸之路走北线居多。唐代以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航程短而不受朝鲜半岛政治气候变动影响的南线逐渐受到重视。以明州为代表的吴越港口随即兴起。吴越地区海神信仰向东亚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叁个时期。先秦至魏晋时期是吴越海神信仰的早期传播阶段,其结果是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都产生了与吴越海神形体相似的龙蛇形海神;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吴越地区海神信仰传播的成熟阶段,以东海龙王和南海观音为代表的吴越海神信仰传入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并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崇信,由此正式构建起中国吴越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神信仰文化圈;宋元明清时期是吴越海神信仰传播的高潮期,叁大海神均有了数量不少的海外祠庙,且拥有了稳定的信众群体,东亚海神信仰文化圈由此得到了巩固。
张莉[9]2014年在《浙东海岛渔区海神信仰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有着广袤的海洋，由海而生的民众海神信仰也由来已久。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各沿海地区民众对海洋神灵的崇拜也呈现出各自的区域特征。生活在浙东海岛渔区（本文主要指舟山、宁波和台州叁地）的群众依海为生，千百年来不断的从海洋中索取生活资料，他们从事渔业、养殖、捕捞、制盐等生产，更有部分渔民远洋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海洋一望无垠，变幻万千，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骤起，常常令人猝不及防。以海为生的渔民们，世世代代处于风尖浪口中，只为求得衣食无忧。然而，大海在为他们带来丰盛的海洋资源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性命之忧，时常发生“客死海口，尸骨无存”的不幸。海客舟子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面对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浩瀚海洋，渴望超自然的力量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因此，海洋神灵信仰随之而产生，并不断的发展、变迁，最终各成体系.浙东海岛渔区千百年来便是渔业、港口的发源地，曾经有些岛屿孤悬海外，渔民生活艰难，并且在历史上还经历了两次海禁，使这一地区的渔民们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一步步走向海洋的过程中，海神信仰也随之发生，并为出海捕鱼、贸易的渔民们带来了信心和勇气，为海洋探索和海洋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主要考察浙东沿海台州、宁波和舟山海岛渔区民众海神信仰的主要神灵以及地域特色，探索浙东海岛渔区海神信仰的特点，并加以归纳和分析，在新的发展时期，思考其在海洋文化发展中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为政府管理和文化传承提供些许对策建议。
高黎[10]2011年在《宋元时期泉州地区海神信仰的变迁》文中指出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泉州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港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加深了人们与海洋的联系,海神通远王信仰与妈祖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通远王作为泉州第一代男性海神,在南宋时妇孺皆知,而到元朝初期却少有问津者,与此同时,另一位海神妈祖却迅速崛起,以母性的光芒普照大地,其影响甚至随着华人足迹遍及全球。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本篇论文意在探讨宋元泉州地区海神信仰的变迁,梳理通远王与妈祖在该地区信仰的发展轨迹,以期通过对“妈祖显,通远王销”这一历史现象原因的全面分析,达到揭示历史真相,探寻海神信仰与地方社会结构和文化构建之间的关系之目的。海神信仰是海洋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泉州正是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地区。探寻这两位至今仍受香火奉祀的神祇信仰变迁的真实情况,对正确看待海神信仰、民间信仰以及官方的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章节内容是:第一章论述宋元时期泉州地区的海外贸易以及宗教信仰概况;第二章论述宋元两代通远王信仰和妈祖信仰在泉州地区的发展与传播;第叁章重点分析妈祖取代通远王的海神信仰变迁的原因;第四章分析信仰变迁带给妈祖和通远王在后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福建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D]. 邱铁辉.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2]. 古代山东的海神信仰研究[D]. 张敏.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3]. 明清时代的海神信仰与经济社会[D]. 王荣国. 厦门大学. 2001
[4]. 明清浙江海洋社会研究[D]. 魏亭. 宁波大学. 2011
[5]. 北海外沙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研究[D]. 张凤娇. 广西民族大学. 2014
[6]. 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研究[D]. 段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7]. 清代台湾海上遭风事件研究[D]. 赵晓雯.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8]. 吴越地区海神信仰域外传播概述[J]. 毕旭玲. 中原文化研究. 2016
[9]. 浙东海岛渔区海神信仰研究[D]. 张莉. 浙江海洋学院. 2014
[10]. 宋元时期泉州地区海神信仰的变迁[D]. 高黎. 华侨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