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何思源对山东教育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东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何思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思源1928年出任山东教育厅长，直到1942年，任教育厅长长达十四年，在任职期间，一方面努力发展山东教育，一方面注重教育规律的探索和理论研究，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其中的一些思想理论和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从事教育的指导思想
何思源任山东教育厅长后一面对山东社会现实和教育界状况进行考察和研究，一面采取措施整顿和发教育教育，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几种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既是他对社会现实认识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为发展山东教育而积极奋斗的指导思想。
其一，教育救国思想。何思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就树立爱国、救国的志向，他曾叙述自己当时思想状况说：“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 年版， 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欧美留学时期逐步确立了科学教育救国的思想。留学归国后，直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被聘为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图书馆馆长，法科主任和政训处副主任等职。1928年，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北伐，何思源以政治部代主任身份随北伐军到达济南，正遇上日军出兵山东，亲眼目睹了“五·三”惨案。他任山东教育厅长后，对此进行了认真总结，得出六条教训：1.国内的军阀不铲除，外侮的发生便不能杜绝；2.应将教育权完全收回，励行义务教育，使中国人人具有爱国的热忱，雪耻的决心；3.认清帝国主义者“和亲”的假面具，只有自己努力的民族才有在世界上存在的权力；4.将一切中外的不平等条约根本取消，租界收回；5.对日厉行经济绝交，力防文化侵略，对国内应努力唤起民众，共同奋斗；6.“五·三”惨案虽发生在济南，受辱的却是整个中华民族，凡我国有都应记此国耻（注：何思源：《‘五三’惨案给我们的教训》，《山东行政周报》第90期。）。由此可见，何思源已把发展教育做为救国的主要途径，并把二者结合视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战争一旦爆发，山东省则首当其冲，民众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有所准备，而社会现实却不容乐观。何思源曾对此分析说：“九·一八以降，外而帝国主义者加重其侵略，内而天灾人祸加重其压迫，国家地位，愈形动摇，国民意识，益复鄙陋，全国农村无不宣告破产，中华民族整个向下沉沧，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注：何思源：《如何实现新生活》，《民众周刊》第六卷第21期。）严峻的国内形势加重了何思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教育提高山东人民的基本素质和爱国意识，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准备，成为他这个时期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在《告山东全体学生书》中强调：“救国要图，首推教育。……时至今日，非学术不足以救国，研求学术之责者，即为在校求学之诸生，诸生之责任既若是重大，即诸生欲自暴自弃，亦为本厅及学校所不许。”（注：何思源：《告山东全体学生书》，《山东教育月刊》，1928年创刊号。）他后来总结推广爱国教育时说：“我的爱国教育宗旨始终不变，没有人能撤掉我这个厅长，也没有人能改变我的决心。我把反日爱国教育看成山东人民的生命，必须坚持下去。我向学生、教员，向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广泛宣传，我在各县办各种训练班，后来又办义务教育，也是以此为目标。各种场合，我无处不到，见人就讲，尽力灌输爱国思想，十年如一日，不松不懈。”（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由此可见，科学教育救国思想是何思源任职山东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意识。
其二，教育求生观念。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借鉴西方对教育进行了改革，教育内容、体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意识仍存在着传统的封建意识，读书做官仍是多数人追求的目标，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次关于教育的大讨认，许多教育家如蔡元培、鲁讯、陶行知、胡适、傅斯年、何思源等都曾积极参加这场讨论，就教育现状，改革途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何思源就任教育厅长后，曾到山东各地考察社会现实和教育状况，对当时教育状况有了深刻地了解，发表了《中国教育危机的分析》、《士大夫教育恶果及教育改造途径》等论文，就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状况和改革途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具体阐述了自己改革教育的设想，提出了“求生教育”的观念。
何思源认为：当时教育的主要特点是教育与社会现实相脱节，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于国家社会无益，反而有害。“学校为社会造人才，而社会不能用，国民有智识者日多，而国家反日呈杌陧抢攘之象”（注：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 页。）。教育脱离社会现实，不仅造成了自身危机，而且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这种灾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农村经济破产；社会秩序紊乱；政治组织崩溃。何思源总结说：“以上所说的三种危险现象，总括起来都是由于过去教育错误所造成。”（注：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因此， 何思源认为：“想救中国的危亡，使农村经济复兴，政治走上轨道，社会秩序安宁，非从教育改革起不可，改革的根本原则，就是把士大夫式的统治教育改为一般的求生教育……。”（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何思源强调：“教育不是为的读书识字，乃是为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换言之，教育是工具，是方法，求生是目的。极而言之，读书识字之本身没有用处，读书识字能影响于受教育者本身之生活才有用处，真正教育之作用有二：一曰发展生活能力，一曰扩大生活范围。……教育之本意，就是发展各个人的这种生活范围与能力。教育完全为的生活。须要切实从根本上发展这种教育观念，才可挽回过去教育之错误，才可使教育救国，不致使教育亡国。”（注：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很显然，何思源的思想观念就是通过教育提高人“求生”能力，即生产、生活能力，改变教育为做官的传统意识，他后来对这种思想解释说：“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即是‘学以求生’，自创一词曰‘求生教育’。我认为人们在任何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求生’，从认识几个字，学一点技能，以至进行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都是为了生存。”（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 年版， 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求生教育思想既是何思源教育实践的总结，也是他在山东从事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其三，教育独立思想。教育独立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教育领域的一种思潮，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何思源等许多知名教育家都曾在理论上进行阐述，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所谓教育独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行政独立，二是教育经费独立。他们认为：教育行政机构虽然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教育做为一种事业却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政府过多地行政干预会影响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反复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有鉴于此，何思源在山东积极推行教育独立的主张，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曾向韩复榘力争教育独立的权力。他不干涉省政府其他方面的政务，也明确要求韩复榘不要过多干预教育事务，韩复榘基本答应了何思源的要求，他曾回忆说：“我与韩复榘同事几年，他从没有欠教育经费，没有向教育厅介绍过一个人，即使有主张，也是建议的口吻。”（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在教育经费方面，何思源为保持教育经费独立不惜以去就力争。韩复榘初任山东省主席时，其属下想以削减教育经费来逼迫何思源辞职，何思源针锋相对，强烈要求，教育经费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要逐年增加，否则自己则辞职不干。最后韩复榘答应了何思源的要求，为了保证教育经费独立，何思源以专门税收做为教育经费来源，并设立专门机构保证教育经费完全用于教育事业。教育独立是何思源的思想主张，也是他在山东办教育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条件。
二、发展山东教育的主要措施
何思源任山东教育厅长期间，针对山东的现实状况，积极努力，采取许多措施发展教育，大大改变了山东教育面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概括起来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一，积极罗致人才，组织精干有为的领导班子。何思源由于自幼在外地读书工作，从没有在山东做过事，受任时只是一个光杆厅长，再加上山东局势混乱，省长更换频繁，因此，何思源要在山东站住脚，发展教育，首先要建立一个水平高而又能合作共事的领导班子，何思源受任山东教育厅长后，多方面罗致，迅速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又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组成了教育厅教育班子，其核心成员共九人，除何思源外，其余八人为王近信、刘次箫、王邺、王维钧、彭百川、王书林、张含英、杨亮功。九人中八人是留学生，一人在国外获博士学位，六人获硕士学位，只有王邺一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再出国留学。九人中年龄最大者40岁，最年轻者27岁，平均年龄33岁（注：马亮宽：《何思源·宦海沉浮一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页。）。可以说教育厅的成员都是既学有专长，又年轻有为，共同组成为朝气蓬勃的团体。
何思源组成教育厅领导班子后，又到各地进行巡视和考察，对各县教育局、中学、师范学校的领导人进行了调整，任用一批有丰富教育经验，热心教育又年富力强的人士。并且聘请一些有丰富教育经验的专家学者为督学，对各地学校巡视督导，保证教育厅令行禁止，上下联系通达。
其二，注重立法，设立条教，努力使教育规范化。何思源深知发展教育的要务，除了选拔人才外，便是制定符合教育规律的法规条教。他自己曾总结说，发展山东教育的要务是“汲汲于立法选才”（注：何思源：《山东省教育厅第一次工作报告·序》，原件藏山东省图书馆。），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就职不久，开始制定教育规划、制度，设立条教，为使教育走向规范化而采取了许多措施。
何思源于1928年公布了《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共分17部分，对教育的宗旨、目标、教育经费的使用进行规划，其中许多条款显示出了时代性，如第四条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力谋小学教育普及，并求男女机会均等。”（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山东教育行政周报》，1928年第1期。）第十条规定：“补助贫寒子弟升学，以鼓励有志上进青年。”（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山东教育行政周报》，1928年第1期。）1928年6月，又制定了《教育行政纲要实施细则》，对纲要进行了解释性规定，细则对行政纲要的条款制定了具体措施和实施办法，如对第四条的具体规定是：“一、组织义务教育委员会；二、切实举行学龄儿童调查；三、调查及宽筹各县教育经费；四、订定强迫教育法令；五、订定举办义务教育程度；六、采用南通制；七、划分义务教育师资；八、扩充小学校数；九、小学男女同校。”（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 《山东教育行政周报》，1928年第1期。）由此可以看出，细则规定的详细而切实可行。 何思源在任职期间，制定了大批条例制度，对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对各级教师的职、权、责，各级各类学校的经费使用、设施、奖罚标准制定了规范性法规，使各级教育机关、学校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三，狠抓基础教育和民众教育，提高民众的基本素质。何思源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以前，山东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十分落后，据统计，1923年全省小学生总数约79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2.55%，小学学生入学率仅8%左右（注：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何思源任教育厅长后， 积极推行普及小学教育，并且把普及教育与提高民众素质，培养民众爱国意识结合在一起，他在《山民教育月刊发刊词》中强调说：“现在的教育，是为一般民众谋利益，是一种力量的授与或养成。要养成一般民众的力量，能过问政治，能参加政治运动，能增加生产的效力。晓得了这些办教育才有所适从，才能满足一般民众的要求，才能保障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何思源充分认识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十分重视基础教育，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废除私塾，改革教育内容，实施教育机会均等，扩大初等教育规模。30年代初期，虽然实行新式教育已经20多年，但由于农村落后，还保留相当多的私塾，许多乡绅称新式学校为“洋学堂”。不把子女送新式学校而送进私塾，何思源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广造舆论，大力宣传私塾教育内容的落后和贻误青少年的危害，转变人们的观念，一方面动用行政力量严加取缔，动员少年儿童进入新式学校学习。对少数坚持不让子女接受新式教育的乡绅则软硬兼施，先晓之以理，进行教育，对顽固坚持者不仅进行经济处罚，并强制将其子女送入新式学校。对私塾教师也进行妥善安排，其中大部分年龄较轻而又愿意从事新式教育的教师让其到师范学校学习，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考试合格者分配使用，对年老体弱者进行了妥当安置。
其次，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基础教育的发展关键是师资队伍，没有稳定而且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要办好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何思源对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在普及教育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小学教师由于生活在基层，一方面可以传授给少儿童文化知识，一方面可以影响民众，在基层承担教育、政治、经济三者合一的工作。他曾强调：“小学教员的教育政治经济合一的工作，把学校造成社会文化的中心，不只能发展农村经济，不只能增长民众的知识，也不只能练达农民的政治组织，并且可以根本改革农民对于教育的观念。”（注：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正因为何思源对小学教师抱有发展基础教育， 教化民众的企望，所以他在小学师次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对现有教师进行考核和培训，提高现有教师的水平。何思源到任不久，便开始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分批检定，检定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继续任教，不合格者不许任教，或者安排进修，或者淘汰。为了提高现有教师水平，每年利用寒暑假举办补习班，培训现任教师，提高其业务水平。二是优先发展师范教育，保证基础教育的师资来源，在《山东省教育厅行政纲要》中特别强调：“扩充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及民众师范教育，以培养普及教育所急需的师资”。为培养师资，何思源在全省6 所师范学校（包括两所女子师范）的基础上增设了惠民、临沂两所师范学校，又先后设立了8所乡村师范和39所乡立师范讲习所，既保证了师资来源， 又使中小学师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三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小学教师待遇，实行小学教师保险制度，稳定教师队伍。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小学教师待遇低下，往往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正如有人所说：“每日怀温饱之忧，终年为生计所迫，啼饥号寒，情同嗷嗷待哺之难民。”（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何思源初任教育厅长时，小学教师最高薪金15元， 最低者不足5元，还经常拖欠。生活十分清苦。 何思源对小学教师工资进行了较大幅度地调整，规定公立小学教师工资每月18—25元，高小教师每月20—30元，按月发给，不得拖欠。何思源在任职期间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改善和提高了小学教师的待遇和地位。
再次，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提高民众的生产、生活能力，职业教育主要对青年的专业技术培训，何思源曾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注意培养生活实用技能，以增加社会生产效率。”并且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列，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中规定：“中学教育，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重，以求适应学生之个性，与其生活之环境。”在教育实践中，何思源也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在全省各地设立了39所职业中学，可容纳2600我人。社会教育主要指民众教育，何思源在社会教育方面，除在小学教师培训方面要求他们利用农闲和晚上办夜校等方式加强对民众进行教育外，还专门设立了民众教育馆负责社会教育，并设立了民众教育学校，识字处等业余教育场所，最有成效的是与梁漱溟等人所推行的乡村建设相结合，在山东广大地区进行实践，取得较大成效。
其四，调整教育结构，扩大教育规模。何思源任教育厅长以前，山东教育不仅落后，而且布局、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何思源经过多方努力，对山东教育结构和布局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首先，对学校设置不合理的布局进行了调整。辛亥革命后，山东陆续设立了公立法政专科学校等六所学校，可是1919年张宗昌将其合并于山东大学，中学至1919年全省共有15所，其中官立8所， 所处地点或过于集中，或过于偏僻。何思源对此逐步进行了调整。将全省划为六个学区，以济南、济宁、聊城、益都、临沂、烟台为中心。省立中学分布于各学区，在学校过于稀少的地区如德州、诸城等地增设了5所中学。 同时，根据各地区经济特点设立了一些专业学校，如济南设医学专科学校，高级职业学校，在阳谷设立了初级染织学校，烟台设立水产学校等。
其次，优化教育结构，创办山东大学。何思源在调整和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开始为发展高等教育而积极努力。在二十年代，山东曾有三所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和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原名山东大学堂，1928年停办。齐鲁大学是教会学校，青岛大学是私立，也于1928年停办。何思源任山东教育厅长时，山东除齐鲁大学外没有大学。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机构，何思源为完善山东教育结构，上任不久就为创立大学而奔走筹划，1929年，何思源提议并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国立山东大学，何思源自任筹务委员会主任，聘请当时知名学者蔡元培、傅斯年、杨振声等人为筹备委员，后遵照教育部命将国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经过一年的努力，1930年正式建立，下设文理两个学院，由何思源北大和留学时的同学杨振声为首任校长。青岛大学名义上是国立，实际上经费多数由山东省负担，为保证山东大学的生源和培养本省高级人才，何思源于1931年在济南增设一处高中，并先后在聊城、菏泽等七所中学增设了高中班。这样，全省自上而下，教育结构和布局逐步趋于合理。何思源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推动了山东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三、对山东教育的贡献及评价
何思源主持山东教育十几年中，以“爱国爱乡”的情怀，坚持教育救国的宗旨，以立法选才、求生教育为基本目标，积极努力，艰苦奋斗，促进了山东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其教育思想和对山东教育的贡献至今仍有影响，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何思源长期坚持求生与爱国相结合的教育实践提高了民众的基本素质，激励了广大基层民众的爱国、救国意识，为山东民众艰苦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了人才。何思源在山东主持教育的十几年中，采取许多方式进行爱国教育，将爱国教育融合于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进行反日爱国教育，并把军事教育和训练列为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必修课程，在《教育厅行政纲要》中明确规定：“严格实行军事训练，以做效忠国家、抵御外侮，涤雪国耻之准备。”中日矛盾激化后，何思源更是到各地讲演，督察各种学校学生和青壮年教师进行军事训练，既提高师生和民众的民族意识，又增长军事知识。同时利用乡村建设运动对全体民众进行了一些训练，他们所进行的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抗战做了准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复榘不战而退，山东迅速沦陷，但是山东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全省各地运用各种方式与日寇进行了顽强地斗争，整整八年，山东各地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沉重打击了日寇侵略者，牵制了大量日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与抗战前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何思源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事武装抗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抗战开始后投笔从戎，以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主任、游击总指挥，组织和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坚持敌后抗战，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他叙述其坚持抗战的过程时说：“我开始只带教育厅青年干部十八人，沿途收容尚未南迁的教育局长、校长等人，即以他们为领导骨干组织游击队。”许多曾受训的师生参加了他领导的抗日队伍，他曾感叹说：“这也是十年爱国教育工夫显出的结果。”（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在鲁北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与抗战前的爱国教育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何思源对山东抗战和社会进步的贡献。
其二，何思源对教育改革的理论探索，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寻找教育发展途径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在30年代开展的教育讨论中，人们讨论的热点主要是教育目的，即把传统读书做官的士大夫教育改变为素质能力教育。在教育讨论中，何思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教育的目的、功能、改造途径进行了阐述，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求生教育”的观念。难得可贵的是，何思源是将进步的理论运用于实践，积极在山东省推行并取得显著成绩。以基础教育为例，据统计资料综合分析：1928年以前，全省适龄儿童入学率一般在8%左右，而到1931 年，何思源任教育厅长仅三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30%（注：马亮宽：《何思源·宦海沉浮一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到1934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又有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济南、威海、青岛等地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都在50%左右（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 可以说，何思源之所以称得上现代教育家，就在于他不仅在教育理论上有创见，更重要的是他将总结的思想理论运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因此，他在山东从事教育的过程中在理论上有建树，又在实践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三，何思源求生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思想理论的生命在于它自身的价值，从现代教育思想发展史认识，何思源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清末废除科举制，学习西方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但教育思想领域士大夫思想仍占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在五四时期以后引起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批判，从而形成许多探讨教育的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科学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教育独立思潮。这些思潮不断发展和融合，使教育理论不断进步和升华，何思源在系统吸收当时各种进步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在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求生教育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士大夫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为社会改革和进步服务，与生产生活相结合，通过教育提高人的基本素质。这种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创了素质教育先河。
何思源初任山东教育厅长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破坏和掠夺，山东经济、教育十分落后，正如何思源所述：“山东历年以来，受奉、鲁军阀爪牙鹰犬之剥削摧残，以致财源枯渴，民生凋敝，百政俱废，几无教育可言。”（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山东教育行政周报》，1928年第1期。）他在这种情况下，克服困难， 排除干扰，全力以赴地发展山东教育，在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和研究教育进步的理论，将其贯穿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强行力持，积极进取，为山东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做出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