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思潮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20世纪以前的文艺理论，20世纪的西方文论有了根本的不同，其表现为以下几大趋势：
一、文学理论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而是具有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它与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文化学理论关系紧密，并吸收其学术文化资源，使其达到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同步发展的前沿学术境地。
二、实现了理论和批评的话语转型。20世纪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同，文学现象不同，使得文艺理论更加复杂尖锐，更加泛化了。无论是现代性问题，还是后现代性问题，都深入到文艺思维和批评话语中，问题意识使得文艺理论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去多维多向地反观这个时代，因而出现了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当代局面。
三、以国际性的眼光来看世界文论的发展。也就是说，不管是西方文论还是东方文论，都不可能再局限于某一地区和国家，而是人类共同地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问题的一种话语。不妨说，文艺理论已然成为当代思潮中具有国际性特性的先锋话语，并使其成为解读文化性格、民族文学精神和现代性发展进度的一个理论尺度。
四、由大理论到小理论，即从“大写哲学家”到“小写哲学家”（理查·罗蒂），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福科），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戴维·洛奇），从“大历史”到“小历史”（格林布拉特），从“大写英语”到“小写英语”（阿什克罗夫特等）。这种由“大”到“小”的学术路数，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领域获得十分清楚的理论呈现。
五、出现了从理性思维到语言学转向的文化策略，同时使得话语的呈现方式和言述方式上升到文艺理论的重要地位。这样，20世纪文艺理论就具有非体系性、消解性、形式性、非主体性、非理性化和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等重要特征。
六、强调文艺基本问题的审理。这类基本问题往往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写作、文本、阅读、批评和文化策略紧密相关，这构成了20世纪文艺理论的理论泛化品格和向文化领域渗透的宽广视域。
无论如何，20世纪对于文艺理论来说不仅是理论批评的时代，也是理论建构的时代。因此，我们有可能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
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仅关注当代文化问题还不行，还要找到现代文艺理论的思想“地基”，寻绎到审理文论问题的哲学本体论立足点，进而把握剖析当代文艺问题的方法论新角度。实际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仅是当代西方思想学术发展新问题的表征，也是人类20世纪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的话语处境。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的关系，并非仅仅是东西之间的话语紧张关系，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的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境遇。
因此，我们必得关注以下问题：这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世纪末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论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具有何种结构性转型？心理分析文论在文艺批评中具有怎样的深度和误区？现象学解释学文论具有怎样的意向性和意义解释维度？存在主义文论和接受反应文论是如何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女权主义文论，怎样从政治诗学的角度展开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后现代主义使中国文化在思维论和价值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撕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前景等问题，其学术应答的可能性何在？新历史主义文论中的“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大史”，还是“小史”、“野史”、“稗史”？文艺理论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自身相对独立的体系？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意义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文化研究”时代的审美文化、大众传媒问题和盲点何在？它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怎样的张力或双方的内在损伤？以及时代在世俗化思潮中，怎样使文学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审理。
作为西学接受者和反思者的当代中国学人，需要自省的是，90年代传统乃至现代的价值遭遇到后现代主义的强劲消解，而东方文化精神也再次遭遇到西方“文化资本”的“凝视”，一时，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研究成为东西方文化资源和习性（布迪厄）再估价的重要话语。正是在这一极为复杂的当代语境中，应力求透过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话语动作的“权力场”，去透视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的疑难，继而弄清楚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定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策略、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大众传媒与欲望生产的扩张、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等一系列纠缠不清的问题。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但理论方法毕竟只是研究西方和中国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文化艺术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只是我们探索20世纪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没有凝定不变的文学理论研究模式，也没有终极真理的文论体系，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是随着实践和思维的不断前进而发展的。因此，研究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必得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在文化理论层面上总体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意向性。在文化开放和寻求对话的时代，文艺研究要向当代话语吸收精神资源，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眼光。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及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研究，对门类繁多的“新理论”加以具体分析和学术批判，在推动文艺研究的不断更新和向前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种理论的长处，进行多种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可以使文艺研究获得一种宏观的视野。因为在后现代化话语运作中，任何狭窄单一的方法都难以碰触到当代艺术本文中的“意义链”，任何拒斥新理论的狭窄视野，都难以穿透历史的迷雾而重新解释作品的当代意义。
其次，分析现代文艺理论需注意其哲学语境和诗学特征。研究文学批评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话语模式和或将其“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传统的思维格局，对当代文学以新的启示。尤其是当理论批评家运用诸种理论方法，必须注意“文学性”问题。也就是说，须将文学作为审美对象进行研究，把握其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的界限。
再次，注重各流派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和有效性。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文学的意义，面对这一整体，我们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从具体理论模式出发对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各种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方法要想揭示整个文学过程之谜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运用多种方法对文学进行总体研究，才有可能窥到文学的价值特征之所在。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不仅要揭示文学对象各个侧面和各个层次的特殊规律，更重要是要揭示各层次的相互关系，揭示文学这个总系统的普遍规律，从而使我们对文学获得本真的认识。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充当读者与批评对象之间的中介，通过全新角度的探索，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能言。优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是将已经批判和消化了的新理论批评方法变成自己的精神内核，去尽可能准确传达出对文学现象的灵思和解悟，达到对当代文学作品、现象和思潮的多元多层意义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