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中第三人称单数“是”(is)的本体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文论文,本体论论文,单数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开年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在不同的杂志和学报上竟然刊登了四篇有关西文“Being ”（是）的哲学研究的文章。首先是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刊登的汪之嵩和王太 庆两先生的《关于‘存在和是’》的文章，（注：汪之嵩和王太庆著《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以后简称“汪文”。）然后是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刊 登的萧诗美先生的《西方哲学的Being中文只能从‘是’去理解》，（注：萧诗美著《西方哲学的Being中文只能从‘是’去理解》，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以后简称“萧文”。）接着是苗力田先生刊 登在《哲学译丛》2000年第1期上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浅注》一文，（注：苗力田著《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浅注》，《哲学译丛》2000年第1期，以后简称“苗文”。）最后是王路 先生刊登在《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上的《‘是’，‘所是’，‘是其所是’，‘所是者 ’》一文 ，（注：王路著《‘是’，‘所是’，‘是其所是’，‘所是者’》，《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以后简称“王文”。）这些文章从多种角度不同方面探讨了西文中“Being”的含义和意义，都认为“西文中 的‘Being’字（希腊文on/ousa；德文sein）是西方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最基本的概念。”[1] 在中译时，应该译成“是”字而不是传统的“存在”一词，从而引发了对于西方哲学存在论 的深入讨论。
（一）
这四篇文章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大陆对于西文Being主要译为“是”、“存在” 、“有”三种。而且，这些文章都认为，“笼统地说一词多译并不是坏事，有时甚至是完全 必要的。问题是这里的一词多译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翻译学的解释范围，因为从这些不同的译 名出发，人们可以对西方哲学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有些译名因为适合汉语 表达和思维习惯而被广为传习，已为国人普遍接受，构成我们理解西方哲学、观察西方问题 的一些主导词汇和观点，而恰恰是这些占了主导地位的译法容易引起误会，甚至远离西方思 想的原意”[2]。因为这些作者都认为：“存在”和“是”是不同的，存在只是“是”的一 种状态。“Being”的主要意思相当于中文的“是”字。在中文中，“存在”一词都是指具 体事物的存在，而“是”字则指广泛的存在状态。因而中文“存在”一词不足以表达西文中 “Being”的含义。
他们认为，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Being”这个西文字均来源于希腊文的“eimi”（是）。 这些文章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希腊文eimi（是）这一动词的现在分词第一格ousa(being)和第 四格的on(being)这样的词形结构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一书的影响。因为在该书中，亚公明确将哲学界定为to on hei on(being as being)。[3] 是，亚公一再明说ousa有许多含义，它们是：ousia，量，质，联系，地点，时间，姿势， 状态，主动，被动，一共十个。其特点是所有九个含义都是用来说明ousia的。亚公称之为 范畴。范畴的希腊文是kategorein，原意是指控。经亚公的运用，范畴便成为了述说某物于 某物(asert sth of sth)，即成为了所谓的谓词。[4]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有关eimi研究的 思维框架是主谓式的。就是说，规定了对于ousa(being)的述说只能是什么的述说。这样， 亚公便将eimi（是）的阴性分词ousa改变成了ousia，用来“表示更深层的存在，是存在的最 初因，最初的prooton，也就是第一的”[5]。在译成拉丁文之后，ousia便成为了一个绝对 的，抽象的主词，即substance，译成中文为本体。这是有关希腊文eimi（是）发展的一个方 向，即本体论；同时，中性分词第四格的on(bein)演化出来的to on，又别有一番天地。因 为在希腊文中，分词，形容词，不定式等带上冠词to后即可变成名词形式。因此，“存在to on是系辞einai（是）的中性现在分词，即存在着的，作为名词用，所以注释中往往称之为存 在的东西，其实未必是东西”[6]。那么，to on(the bein)既表示着存在着的意义又表示 出存在者的意思，这大致同海德格尔所谓的being的本体论差异相当。这便是eimi（是）发展 的另一个方向，即存在论。也就是说，从分词上说，being(on/ousa)既有本体的含义又有存 在的含义，既指存在本身又指存在者。存在者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存在本身，因而存在便是 一切存在者的第一本体；再从不定式einai(to be)的词义上看，einai(to be)在古希腊文中 “主要有两用法，或者是表实，或者是表真”[7]。这才是eimi的系词用法。一方面，作为 表实的to de ti，是个别，这个人，这匹马；另一方面，作为ti estin是表真，即是什么。 所以，就古希腊文的eimi及其相关的词形，它们本身都具有两种属性，并且这两种属性常常 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作为存在最初因的ousia也就一身二任，相应于‘是’的双重意 义，身肩两个第一。它在范畴表上是第一，是性质，数量等范畴所依存的主体(hupokeimeno n)，和属性(pathee)相对的实体”[8]。作为系词用法，它在tiestin（表真）方面，则既可当 作谓词，又可当作所以是的恒是，当作形式和本质。[9]也就是说，存在是什么可当作恒是 。例如，苏格拉底是什么？在表真方面，是指苏格拉底是人，即普遍的人，因而具有人的恒 是，具有人的本质。在表实方面，是指苏格拉底是一位哲学家等等，即具体的、个别的人。 因为只有首先认识本质，才能认识种种偶性。就此而言，ousia是在原理、认识和时间方面 第一的。[10]由于ousia这样的三重第一。因此，苗先生认为，ousia是不能认识的。同理， 中性分词on的存在论差异则是不易认识的。而只有不定式einai(to be)的表真和表实才具有 认识的判断属性。它是分词ousia/on的表现，是对ousia/on的述说和判定。也就是说，从词 义上说，分词ousia/on构成了判断的基础，它使不定式einai(to be)具有了系词的意义。
可是，大陆学者多数却偏爱系词这一用法，他们认为，“系词用法又是最普遍，最主要的 用法。是的多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系统地与一种根本用法相联系。这种根本用法就是系词 用法”[11]。确实，西文中的“being”作为系词在西方语言中使用是极为普遍的，往往用 来断真，表示判断。形成了主谓句。当西方人说“being”的时候，一方面，是在断真，构 成 了主谓语句；另一方面，表示存在，构成了存在语句。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理解的。“Bein g ”的断真和存在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西方人在追问“是什么”时候，也就说出了不 是什么。例如，当他们说，这是一棵树的同时，就意指了这不是人，不是马等等。不过 ，他们都知道无论是“是”还是“不是”，又首先是存在的，都是要以“being”的存在为 前提和依据。因此，对于西方人而言，真正感到困惑而难以索解的并不是认识真假的问题而 是存在和非存在(being)问题。所以，海德格尔曾经称，“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 在”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12]然而，在中文中，“是”的解释是：直也，从日 正。这是中文“是”字的实义。它的基本语义为“正确；表达判断；此，这；凡，所有”[1 3]。概括之，中文“是”表判断，具有系词，指代和助词之意。其实，根据王力先生等人的 考证，在先秦之前，“是”字只不过是作为助词和指代词使用的，而不是作为系词使用的。 换言之，古代国人的判断并不是从系词“是”开始的。同时，在西文“Being”中，其基本 含义之一有“是什么”的意思，“是”和“什么”是联在一起的。然而，在汉语中，“什么 ”并不是中文“是”本身所蕴涵的，而是另有出处。王力先生认为，“什么”不是从“何” 字演变而来的，也不是从“底”字演变而来什么。“什么”在唐代就产生了。[14]就是说， 中文的“是”和“什么”是分离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文“是”和西文“Being”的可 同义性。因此，如果我们将西文的“Being”全部都译为中文的“是”，这便规定了我们只 能从系词的意义去理解西文的“Being”。显然，这又同这些文章关注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初 衷相悖。
（二）
当然，西文中的“Being”字确实又是西方哲学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概念，是任何研究 西方哲学的人无法回避并且必须研究的概念。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西方一些重要 的哲学家，例如，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康德、维特根斯坦等人，他们在对“Being”的 研 究中，都特别关注第三人称单数而不是“Being”本身的研究。这使我们想到，也许“Bei ng”的第三人称单数(istin/ist/is)的问题有可能是比“Being”更为基本，更为源始的问 题 。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采用了许多“Being”的第三人称单数isteen/is 的用法。他说到：“一事物被称为‘是’含义甚多，但所有‘正是’都关涉到一个中心点， 一个确定的事物，这所谓‘是’全不模糊。”[15]这里，亚里士多德都是使用的第三人称单 数。在同一页的脚注上，译者吴寿彭先生解释到：“凡物各为其‘是’，各有其所‘是’， 故‘是’为物之本体。或问‘这是何物’？答曰‘这是某物’。又问‘这怎么是某物？’答‘ 这因这么而是某物。’故‘怎是’为某物之所以成其本体者，包括某物全部的要素。”[16] 从这里可以看出，吴先生对于“Being”也是从第三人称单数去理解的，对此应该说是同亚 里士多德的思想是相同的。亚里士多德说到：“在‘是’的诸义中，‘什么’明显地应为‘ 是’的基本命义，‘什么’指示着事物的本体。”[17]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在第三人称单 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对于“是什么”的回答，就是对于本体的回答，从而与“是”的其 他含义区别开来。因为“什么”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因为所有其他的“是”没有一个能脱离 “是什么”这一本体之“是”而独立存在。他说到：“明显地，这是由于范畴之为‘是’， 而后其他范畴也得以为‘是’。”[18]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是”本身和“ 是什么”都不是本体，“什么”才是本体。但是，本体又是要以“是”为基础和条件的。这 样以来，亚里士多德就使得“本体”从第三人称单数“是”中分离出来了，成为了单独的实 体。从此以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不再同“是”相关，而仅仅同纯粹的抽象的“什么” 相联系。
众所周知，巴门尼德是第一位将“是”字作为最根本的哲学范畴来研究的哲学家。在他的 有关“是”的研究中大量使用的“是”字也是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从他下述著名的命题中， the one,that(it)is and that is impossible for(it)not to be,is the path of Persua sion(for she attends upon truth);the other,that(it)is not and that it is not needful that(it)not be,that I declare to you is an altogether indiscernible trac k:for you could not know what is not……that cannot be done……nor indicate it。 [19] 我们发现，在巴门尼德那里，“Being”字原初的含义还是第三人称单数estin/is。这就意 味着，巴门尼德主要研究的是“Being”的第三人称单数estin/is本身，而同亚里士多德关 心“是什么”和“什么”完全不同。据王太庆，汪之嵩两先生考证，在上述的希腊原文中， 在第三人称isten/is之前，原本均无主辞，上述引文中加括号的it是英译者们自己加上去的 。殊不之，这样一来，文字是易懂了，但是，意思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对“isten/is” （ 是）本身的追问转化成了对“it is”（是者）是什么的追问。但是，对于巴门尼德来说，最为 重要的问题是to be or not to be，而不是是者的问题。因为他认为，任何是者的追问都必 须以思的存在为前提。因而思与存在的问题才是根本的。我们注意到，在巴门尼德的“思 在同一”的著名命题中，连接to think和to be的也是第三人称单数is，因而可以认为，is 是 比思和在更为源始。其意思可以这样来理解，思与在之所以能同一，是因为它们是存在(i s)的而不是非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巴门尼德看来，is才是真正的本体，我们只能从is 这 一原始的存在出发才能有哲学，这就是巴门尼德的结论。
其实，作为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康德同样也注意到了“being”字第三人称单 数之用法。他说到：“但我若更精密更审查判断中所授与知识之关系，以之为属于悟性，以 与 依据再生的想象之法则而仅有主观效力之关系相区别，则我发见判断不过所授与知识由之到 达‘统觉之客观的统一’之方法。此即系辞‘为’意向之所在。系辞‘为’乃用以使所授与 表象之客观的统一与主观的统一相区别者。盖系辞‘为’指示表象与本源的统觉之关系，及 表象之必然的统一。”[20]康德认为，判断就是使对象符合先验统觉之客观统一的一种方法 。这就意味着，作为判断中心环节的ist/is不是同对象相关，而是同“纯思”相连。就是说 ，ist/is带来了客观性或者说ist/is对于知性做了客观性的规定，从而同主观的统一相区别 ，这便说明了知性原理同表象的必然性联系。但是，ist/is为什么会带来客观性呢？康德进 一步分析到：“存在(sein)显然非一实在的实辞；即此非能加于事物概念上是某某事物之概 念。此仅设定一事物或某种规定，一若其自身存在者。在逻辑上，此仅一判断之系辞而已。 ”[21]例如，当我们说：“神是全能的”时，“全能的”一词是对主辞的说明，表示出“神 ”的一种属性。但是，其中的“是”本身并没有对主辞有所说明。不过，人们可能会说， ist/is也说明了主辞“神”，即说明了神的存在，因而我们才能“神是全能的”有意义。对 此，康德认为，“谓‘神在’或有神（按以上‘为’、‘有’、‘在’三词德文为Sein，英 文为Being），吾人并未以新宾辞加之于神之观念，仅设定此主辞自身与其所有之一切宾辞， 且实设定为‘与我之概念有关之一种对象’。”[22]也就是说，康德认为，即便是考虑存在 ，也未对主词有所说明。例如，想象一百元钱与实在的一百元钱，就主辞一百元钱而言其内 容是相同的。其差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概念，另一个是对象或设定的对象。换句话说，存在同 主辞是无关的。因此，康德得到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结论：存在并不是真正的谓词，而是对思 维的规定。后来的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当ist/is作为不及物时，即不是追问“是什么”，is t/is就具有了存在之意。[23]这样以来，认识论的客观性便转化成为了存在论的本体性。对 此，海德格尔指出：“设若‘存在’这个语词有一种可以指表的意义，那么康德在这里望而 止步的东西，就必须作为专题从原则上得到洞察。”[24]海德格尔认为，之所以如此，还在 于康德对于“ist/is”或“sein”的理解基本上是沿着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哲学传统的对于 “Being”理解，即从“存在者”或“是者”的维度来理解的。这就不可能透彻地领悟出“B eing”的本体论意义。因为，除了“此在”(dasein)之外，任何“存在者”或“是者”都不 可能使“Being”的问题得到彻底的通达，从而将其意义展现出来。所以，海德格尔又说道 ：“康德耽误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耽误了此在的存在论，而这一耽误又是由于康德继承了 笛卡尔的存在论立场一并造成的。”[25]在海德格尔看来，从词义上讲，Being作为动名词 有两层含义：一则是动词，意指存在者的存在；另一层是名词，指存的存在者，他称之为本 体论差异。因此，当人们追问存在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对存在者的追问，从而又遮 蔽了对于存在本身的追问。因而人们必须要找到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一方面，它本身是存在 着；另一方面，它又能意识到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称为此在(dasein)。他认为，我们只有通 过此在，才有可能通达并领会存在，使存在的意义朗现出来。
这样，我们发现，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上看，如果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Being，几乎所 有的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是(ist/is)，即便是海德格尔的此在(d
asein)，从根本上讲，也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因为只有从第三人称出发，我们才能消解 一切存在者的对象性存在，才能消除主客的对立，从而为哲学的本体论奠定最原始的基础。
（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至少在亚里士多之前，西方哲学中对于“being”字的研究，主要是 集中在第三人称单数is上。在最为源始的意义上说，这时的“是”字并不是对“是什么”的 追问以及判断的研究，而是对于呈现或显现状态的直接的体验和把握。然而，从亚里士多得 以后，由于他将“是”和“什么”分离，由于他更关心判断和范畴，自此，西方哲学就一直 处于二元对立之中。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研究“Being”的 方向发展的，所追求的都是绝对的、普遍的确定的实体或本质。经过康德的哲学批判，人们 才重新认识到本体论问题不是认识论问题。康德认为本体是不能认识的。不过康德耽误了对 存在的意义问题关注。因此，存在的问题即便是在康德时代仍然还处于晦暗不明之中。正是 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从此在开始，重新提出了对于存在的意义问题，彻底纠正了哲学 史上在本体论研究上根本性的历史性失误。
海德格尔用dasein（此在）从根本上将西方的本体论重新返回到了第三人称单数“是”字的 最为原始的维度上，重新将第三人称单数“是”同“being”及相关的“是”的形式联结起 来，重新找到了哲学本体论的真正基点。这样，先验的世界、纯粹意识等思辨理性同实践世 界、生命世界、感性世界重新获得了沟通的可能性。因为第三人称单数“是”同“是”的其 他形式的重新联结，蕴含着它们既是相联的，又是对立的，这种本体论上的辩证方法从根本 上解决了哲学中思辨和实践、感性和理性、理念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对立问题，从这样的视野 去看西方本体论及西方哲学的发展，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感受和认识，从而再来思 考西文“Being”的中文译法这一问题，或许就会有了一些新的依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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