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图说论文,地理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域地理图说注》一书，依据《西域地理图说》手写本整理作注，1992年由吉林省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发行后，近两年来，开始引起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
《西域地理图说》作者的族别问题
《西域地理图说》的作者及其族别问题，李文田说：“此本……惜不得撰人姓氏”（写本第一册封面丹书），又说：“此书乃乾隆初定新疆之时旗人手笔”（写本第七册封底面墨书）。虽作者姓名无考，然李氏所云“旗人”，是值得重视探寻的。满洲旗人、蒙古旗人、汉军旗人均属旗人，然系何种旗人？我以为可从下述诸点去讨论：
1.写本记事主要用汉文叙述，有一些地名、物名、人名，以满文参写其中，满文数量很少。手写本行文不用汉文书写方式，而用从左到右直行式。在汉文记述中，且有随意参写满文的情况，如茶、汤羹、糖等普通名词，也使用满文，这在汉军旗人撰写的著作中是难见到的。在《外夷情形》“交通”部分的末尾，作者记述各藩属及通好之国情形后说：“但其地名、人名、道路、山河、游牧之名，俱以汉字译记，恐其音韵稍有未（给）［恰］之处，经久音流，则是半边情事，往涂迷其真迹。今将何部落、某头目、游牧于何等地方，（忒）［特］具清字，记于篇末。”手写本所附这部分满文，显然不是采自他人译记，而是该书作者自己用满文译记而成。这在满洲旗人所撰的汉文著作中也难找到先例，即如乾隆间满洲正白旗人永贵等“编回疆志一书”①，满洲正蓝旗人七十一撰《西域闻见录》，却无一地名、人名、物名用满文参写其中，更不要说蒙古旗人或汉军旗人参用满文了。
2.在手写本内，未发现蒙古人留下的迹象。写本记述无蒙古文。作者虽识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名号钱币中之托特文篆字，但并不能说明作者即是蒙古人，正如作者识霍罕等钱币中之帕尔西字，作者并不是霍罕人一样。据《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载，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乾清门侍卫德保、钦天监监正明安图、监副三品衔西洋人傅作霖、四品衔高慎思、侍卫五林泰等绘画回部舆图还京。”这批奉敕到南疆勘察地形，绘制回部舆图的官员，因返京时间太早，手写本中又有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回部史事之记述，包括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在内的官员，不可能是《西域地理图说》的作者，而所绘“回部舆图”，是否即《西域地理图说》所云“回部山川图”，因手写本缺图，尚难判定。
3.在汉文记事中，以同音字或近音字代替者多，甚至用自造字代替。如已被阅者删去的文字中，把苍蝇写成“
蝇”（土产时贡），长短的长写成“常”，飘带写成“飘袋”（衣冠服饰）。尚未被抄者和阅者改掉的别字更多，如：“（塔）［搭］界”（城村户口）、“（变）［辨］别”、“不（拒）［拘］”、“（谈）［弹］压”、“地（避）［辟］”、“（党）［挡］牌”（以上官职制度）、“（敝）［弊］端”、“（辛）［幸］而”、“（拒）［计］数”、“（垒）［累］年”、“（值）［置］于”、“头（带）［戴］”、“（曾）［增］减”（以上征榷税赋）、“（受）［售］者”、“相（曾）［赠］”、“熟（习）［悉］”、“（径）［经］营”、“不（恳）［肯］”、“（见）［减］少”（以上市籴钱币）、“可（闭）［避］”、“（壮）［状］若”、“味（卜）［薄］”、“可（撩）［疗］”、“（急）［极］阴”（以上土产时贡）、“（土）［涂］炭”、“连（棉）［绵］”、“自（瞥）［毙］”（以上外夷情形）、“（晏）［宴］会”、“（厢）［镶］嵌”、“戒（脂）［指］”（以上衣冠服饰）、“万（努）［弩］”、“收（伏）［服］”、“（消）［霄］汉”、“（还）［环］抱”、“（曾）［层］叠”、“久（汗）［旱］”（以上垂古胜迹）等。在清代鱼鳞图册和江南商贾帐簿中，有一些是初习汉文的汉人所记，虽有以同音字或近音字代替者，然无如此之多。
4.以错读字代替者。如铸炼铜筋写成“淘炼铜筋”（官职制度），无穷写成“无琼”（市籴钱币），泡茶写成“泼茶”，尘焰飞空写成“尘陷飞空”（土产时贡），懦弱写成“儒弱”，调兵练士写成“调荆练士”（以上外夷情形），鸟枪写成“掉枪”，土脉之不调原抄写成“土脉之不涤”（以上垂古胜迹）。此类错读字亦比初习文墨的汉人为多。
5.文句表达不当者。如已被阅者改动之“（远闢）［新附］各回部相邻（近）”，“（势拒）［川流］大河”，“大兵奏凯（重新其地）以来”（以上城村户口），“以（显其异生奇产）［备采择］，（且遇选用时甚属便预）”（土产时贡）。末被阅者删去的，如“交铜数多之户，得钱（及）［反］少，交铜数少之户，得钱（转）［反］多”（征榷税赋），“如是（由暂而加），人至数百，（固诚）为一部落”（外夷情形），“该处大臣由该处人员内拣选，（酌疑正倍），列名进呈，请旨补放”（官职制度）等。其中应改字句，既不合汉文书面语言，也不合汉人口语，即使在初习文墨的汉人书写中也是罕见的。
从上述几点看，《西域地理图说》的作者应是通晓满文初习汉文的满洲旗人。
二、《西域地理图说》与《新疆回部志》之比较
《西域地理图说》撰写时间，我在《西域地理图说注》的《序言》中已作了分析，应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至于此书搜集资料的时间，不言而喻，当比撰写时间要早。吴丰培校订之《新疆回部志》，即苏尔德《序》所称之《回疆志》，撰于乾隆三十七年。这两部书，由于撰写时间比较接近，所载均为回疆及其以西以南各藩属之史地，可作一些比较，以便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就两书内容看，详略各异，有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同，而大部分内容则多不相同。如：
城村户口数，《新疆回部志》只记大城及所属城村合计之户口数，而《西域地理图说》所记则详细得多，不仅有南疆回部户口总计，各大城户口数，及其所属城村合计户口数，各小城村均分别有户口数记载。在回部中，库车、阿克苏、和阗等所属城村户口数，两书记载相同，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所属城村户口数，两书记载则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乾隆三十年乌什人民暴动后，清朝派兵镇压，“俱经剿灭”，乾隆三十一年，经参赞大臣永贵奏明，“从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各城移住回民七百八户，二千三百六十七口。”（《新疆回部志》“户口”条）。
卡伦部分，哈尔沙尔、库车各属卡伦数，两书记载均同（哈尔沙尔六处，库车四处）；乌什属卡伦，《西域地理图说》五处，《新疆回部志》四处；喀什噶尔属卡伦，《西域地理图说》（包括英阿杂尔）九处，《新疆回部志》十处；叶尔羌属卡伦，《西域地理图说》五处，《新疆回部志》三处。由于撰写著作时间有先有后，各记设置卡伦数目不同，这是合符情理的。如乾隆二十六年二月，舒赫德奏新疆台站官兵更换事，奏入，军机处议准：“军营所设台站，酌量繁简，随时增减移撤”（《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然《西域地理图说》所记卡伦较《新疆回部志》详细，有通往各处卡伦及途中小哨、方向、地名、对号石记、里程之记载。
各城伯克职衔缺数，除辟展属伯克数两书均载二十四员外，其余各异。乌什所属伯克，《西域地理图说》载三十八员缺，即《西域图志》所云乌什旧设伯克三十八员。因乾隆三十年乌什人民暴动，清朝派兵镇压，故《新疆回部志》所载乌什伯克只有八员，增订于乾隆四十七年之《西域图志》与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之《大清一统志》，所载乌什伯克数更少，均为四员。从回疆伯克总计数看，《西域地理图说》三百二十八员，《新疆回部志》总计三百一十四员，与分项实计二百三十五员不合，疑所载叶尔羌属（包括和阗）伯克数有误，按叶尔羌属（包括和阗在内）伯克，《西域地理图说》一百零一员，《西域图志》九十六员（内叶尔羌属四十七员，和阗属四十九员），乾隆《大清一统志》九十员（内叶尔羌属四十三员，和阗属四十七员），而《新疆回部志》仅四十九员，与上述三书相差悬殊，不可据以为信。
以所颁回部阿奇木伯克图记看，因时异而增损不一。《西域地理图说》总计三十一，内大阿奇木十，小阿奇木二十一；《新疆回部志》总计二十六，内大阿奇木十，小阿奇木十六。
此外，《新疆回部志》有“制禄”条之简记，专记给各城所属伯克养廉普儿、籽种地之规定，《西域地理图说》缺载，然有“器械军装”之简述。
赋税部分，两书记载有部分相同，多数则不同。如两书都记载喀什噶尔每年贸易回人均交纳普儿肆百滕格，《新疆回部志》则指明此系“各外夷伯德尔格住喀什噶尔贸易者”交纳。《西域地理图说》载：“原查出逆酋布拉尼敦案内，入官果园壹拾叁处，……酌将此项果园租给回人，令其按年交纳普儿，……散给官兵买果食用。”又“续经查出，跟随逆酋布拉尼敦逃窜回人，所遗果园叁拾玖处，……除赏给阿奇木伯克等玖处，现种官兵食用菜蔬壹处，割收苜蓿草园壹处，此外，尚余果园壹拾捌处，每年所收果品赏给各营官兵食用。”《新疆回部志·赋役》载：“布拉尼敦叛逆案内入官果园三十三处，所产果品每年散给官兵食用。”按《图说》合计，布拉尼敦及其逆从入官果园共五十二处，较《新疆回部志》多出十九处，以其所产果品散给官兵食用（包括出租果园所得普儿散给官兵买果食用）共三十一处，与《新疆回部志》微异。又叶尔羌每年额征正项普儿，《西域地理图说》与《新疆回部志》均载二万四千滕格，每年额征正项粮，《图说》二千巴特吗，《新疆回部志》二千五百六巴特满。叶尔羌每年交纳黄金，两书均载六十四两，其中所属乾竺特每年交纳黄金，两书均载一两五钱，所属沙尔胡尔每年交纳黄金，两书均载二十二两五钱。叶尔羌每年交纳无籽葡萄干，两书均载一千斤。惟《新疆回部志》记旧属叶尔羌之乾竺特“投诚”时间为乾隆三十六年，与实际不符，实则该书“外夷”部分即载乾隆二十四年富德率军穷追逆酋至乾竺特境时，其首领沙莽素尔已“率众投降”。又叶尔羌逆酋和集占案内入官果园所产果品散给官兵处数，《图说》六十六处，《新疆回部志》只载五十八处。
刑法部分，《西域地理图说》未单独列出项目记述，而于“官职制度”内略述而已。《新疆回部志》虽列入卷四专项记述，然亦简略。平叛前，回部有刑法，无律例，凭阿浑看经酌定，此点两书均有简记，惟所记情形不尽相同。《新疆回部志》载：回部“亦有杀人者死之说，若犯有能出一千或数百滕格普儿给死者家，亦可免抵斩罪”。《图说》虽无此记载，所云“概犯人若与其阿浑有亲友之情及行贿者，便不至有重责”，为诸书所无。
“外夷”部分，《西域地理图说》记述尤详，新疆通往各藩属和通好贸易之国的交通驿道，包括通往各处的站哨、里程、山川、柴草、城村、户口、部落首领、行政区划、军兵实力、田土、物产等，均有记述。而各部诸国头目，所辖之城村，所属之民户、农田、牧地等，以满文译记置于“交通”一书之末。《新疆回部志》记述“外夷”部分甚略，然亦有语言、习俗之简单记载，如记拔达克山“语言衣服大类蒿汉（霍罕）”，博洛尔“男不剪发，女皆缠头，言语书字大异回部”。这些藩属与清朝有朝贡贸易关系，与新疆地区亦有民间贸易往来，《新疆回部志》也略为记述，他们到“新疆等处贸易者常数十百人，往来络（驿）［绎］”。如拔达克山“往来贸易者络绎于道”，博罗尔“至今遣使请安，往来贸易。”这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和波罗尼都霍集占叛乱后的必然趋势，也是清朝政府平叛后，调解藩属之间冲突，整治西域台站，打击驿道路匪取得的成效。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九）载：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喀什噶尔办事都统海明奏言，将抢掠台站之哈子莫斯和卓等“全行擒获”，又将抢劫商人货物之头目玛尔喀拜“斩决枭示”。故《新疆回部志·外夷》说：“因各布鲁特遵法服教，无敢剽劫，道路宁谧”。《西域地理图说·外夷情形》亦载：霍罕等“各部合和，始得货易通衢，诸部经商往返，互得其生计周流之济，较先年彼此争劫，货路闭塞时大不相同。”这些记述表明：中国当时通往中亚的交通得以恢复并畅通无阻，是来之不易的。
钱法部分，两书所记值得留意，今各举一段如下：
《西域地理图说·市籴钱币》云：
“考其回地之钱币二款，名普儿者，即其钱也。以红铜为之，数以滕格计之。其至何数为一滕格，各部均有不一。喀什噶尔、叶尔启木、霍田、英阿萨尔等城，每五十文为一滕格。外部之安吉彦地方，每至十文为一滕格。吗尔噶郎地方，每十五文为一滕格。霍罕地方，每十六文为一滕格。喀什噶尔等处之普儿，其制小而厚，中无孔，每文重二钱，或有二钱三、四者不等，一面以回人之帕尔希乃回人之（篆字也）字，铸叶尔启木乃名（城也）字号，一面以托特乃额鲁特（之字名也）字，铸策王拉布坦及噶尔丹之策凌皆额鲁特（王名也）字号。自我国荡平西域以来，经定边将军兆等奏请，于叶尔启木设局开炉，销其普儿，改铸制钱，以十万滕格为度，每一百文为一滕格，每文各重二钱，一面铸乾隆通宝，一面铸我朝清字及回人字之叶尔启木字号于左右。后经尚书舒、永等陆续具奏，请令阿克素、乌什、库车、哈尔沙尔、赛里木、拜城、沙雅尔等七城，（淘）［铸］铜交纳，于阿克素设炉，鼓铸制钱，以足敷通用为度，满百为一滕格，每文各重二钱，一面铸乾隆通宝，一面铸我朝清字及回人字之阿克素字号于左右。”
《新疆回部志·钱法》云：
“地回旧亦用钱，名曰普儿，以红铜为之，以滕格计数，每五十文为一滕格。普儿之式，小于制钱而厚，中无孔，一面用帕尔西字，铸叶尔羌字样，一面用托（时）［特］（乃厄鲁／特字）字，铸策妄拉布坦及噶尔丹策凌（皆厄鲁特／酋目名）字样，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不等。自我朝荡平回疆后，定边将军武毅谋勇公兆惠等奏请于叶尔羌开局设炉，销（具）［其］普儿，改铸制钱一十万滕格为度，每百文为一滕格，每文重二钱，一面铸乾隆通宝，一面铸清字及回子字叶尔羌字样。续经参赞尚书舒赫德、永（桂）［贵］等具奏，令阿克苏、乌什、库车、哈尔沙尔、赛里木、拜、沙雅尔等处铜交纳，于阿克苏开局铸钱，以百文为一滕格，每文重二钱。三十五年，乌什参赞舒奏明，将所属钱文改为重一钱五分，［一面铸乾隆通宝］，一面铸［清字及回子字之］（阿克苏）［乌什］字样。”
从上举两段看，两书小异大同，记述顺序大体一致，除《西域地理图说》个别地方记得较详一点，两书文句字数多寡不一，用词略有不同外，不少文句大体相同，甚至全同。《新疆回部志》所记乾隆三十五年舒赫德奏改制钱为重一钱五分，是先撰之《西域地理图说》不可能记述的。由此推知，《新疆回部志》所采上述资料来源，可能与《西域地理图说》相同。
杂记部分，两书记述内容有异有同。这里仅就相同部分举例如下：
从上表排列可知，三书所记“火滩”条大致相同，行文顺序一致，所采资料应为同一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回部志》此段文字中，偶然留下“阿克素”之称，与《西域地理图说》通译“阿克素”相同。阿克素与阿克苏，是同名异译，除《西域地理图说》外，其他文献很难找到通译“阿克素”的。而乾隆抄本《回疆志》此段文字与《西域地理图说》相同处比吴氏校订本《新疆回部志》更多，如“火高者尺余”、“如硫磺色”、“其臭”、“方园”即是，说明《回疆志》更接近《西域地理图说》。据此分析，这段资料，《回疆志》（包括《新疆回部志》）有可能采自《西域地理图说》抄本。如此点可成立，则永贵等编撰《回疆志》时，在南疆尚可见其抄本。
再就书目看，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之《回疆志》四卷书目前面，有《新疆地理图说》六字，在乾隆间“西域”、“新疆”、“西陲”同义并用的情况下，其名实与《西域地理图说》大同小异，然两书目录则多不相同。《西域地理图说》分城村户口、官职制度、征榷税赋，市籴钱币、土产时贡、外夷情形、衣冠服饰、垂古胜迹八个部分，刑法放在“官职制度”中叙述，卡伦列入“外夷情形”，杂记见于“垂古胜迹”之中。《回疆志》则分天时、地理、山河、城池（以上卷一）、回教、面貌、性情、房室、衣冠、饭食、婚姻（以上卷二）、丧葬、耕种、织絍、交易、畋渔、五谷、瓜果、菜蔬、草木、花卉、物产、杂记（以上卷三）、回人官制、各城户口地亩（此项仅有目录。以上卷四）。吴丰培校订之《新疆回部志》目录，除与乾隆抄本《回疆志》相同者外，尚有一些目录为《回疆志》所无，而在相同项目内之文字记述也有若干不同，这可能是两种抄本来源于同一祖本，由于取舍不同，文字改动各异，故现存上述两书并不等同②。
注释：
①《新疆回部志》首载苏尔德于乾隆三十七年《序》云：“前尚书都统今大宗伯永公贵与观察使周君世衡编有回疆志一书。”吴丰培校订印本，编入边疆丛书续编之五。
②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说：“回疆志四卷（一名新疆回部志），清苏尔德撰。”中科院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亦说：“［乾隆］回疆志四卷，首一卷，清苏尔德纂（包括清乾隆抄本，台湾、清抄本，抄本，1950年吴丰培校订油印本，并注：“书名题新疆回部志。”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三）云：“回疆志，四卷，旧钞本，苏尔德撰。尔德字园韬，满洲人。乾隆己卯，大军平定回部，都统永贵、道员周世衡同修志书，复相审订，为书四卷，福森、布达福序之，成于乾隆三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