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形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了一系列适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P83、91)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要更早一些，它开始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中国社会正处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这一讲话，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探索的首创之作，所阐释的基本理论问题，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乃至对当今写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2]的新篇章，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论十大关系》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3](P190)这一评价，突出了《论十大关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中“初步总结”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的意义。 在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这一评价，不仅一再得到验证而且还多有提升。1993年12月，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4](P342)再次肯定“在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论十大关系》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两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5](P608)2003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6](P641)再度肯定《论十大关系》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重要的理论成果”的意义。 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7](P7)习近平从“第二次结合”的新的高度，对《论十大关系》在“创造新的理论”和“写出新的著作”上的贡献作出评价。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2]对以《论十大关系》为起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精粹及其“创新性发展”作出了高度评价。所有这些评价都说明，《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之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探索中，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十大关系》一开始，毛泽东就指出：提出“十大关系”或者说“十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基本方针”，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力量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毛泽东随即强调的：“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P24)这一“基本方针”实际上是理解和处理好“十大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的重要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谈到“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问题时，明确地把“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其中一个方面的“重大原则”。[9]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开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中得到了适合于时代发展的新的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最初成果 “第二次结合”思想是毛泽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过程中形成的，也是贯穿于《论十大关系》全部论述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毛泽东接连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实际用了43天时间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探讨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调研一开始就提到，对于学习苏联的问题，“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的。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10](P531)在对苏联的经验和道路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断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2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打破迷信”的问题，相信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而“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10](P537)几乎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突变，他很快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10](P545)毛泽东这一透彻分析，既揭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根本错误，也明确了破除对苏联模式迷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坚定了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突变，使毛泽东在这之后几天的调研中，在深刻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同时，也在深刻思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毛泽东认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0](P550)毛泽东阐释了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不要“硬搬”苏联模式那一套的思想，特别强调了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根本原则和重要思想。 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谈到从苏共二十大应该得到“什么教益”的问题时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继续提到：“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毛泽东的结论就是：“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0](P557)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思想的提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转折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总结经验，破除迷信，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密切结合中，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8](P23)以此为切入，毛泽东依次讲了“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后，毛泽东强调的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8](P42)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8](P116)《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后，运用这一“思想原则”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探索的最初重要成果，也是对中国特色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重要探索，写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原则。习近平在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就时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2]这里概括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断，同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原则一脉相承。把《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融会贯通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和根本原则。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关系的初步研究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8](P44)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局的高度，对“十大关系”作出的阐述，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关系的探索。这一初步探索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十大关系”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十大关系”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一体，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面探索，也体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整体思考。在理论上，“十大关系”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多方面的展开，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展开。 二是“十大关系”在根本上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核心问题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重要的是“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10](P537)探索“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0](P627)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整体探索的中心思想。 “十大关系”特别是其中五大经济关系问题，都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展开的。在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8](P25)在工业化过程的区域经济布局协调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8](P26)在对工业化过程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8](P30)这些关系和问题，不仅在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中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根本性问题。 三是“十大关系”的全局性和重点性问题。毛泽东立足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凸显主要关系和问题，“十大关系”或“十大问题”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有紧要的关系、有重要的问题。在全局关系基础上把握重点关系，在解决重点关系中引导全局关系发展，在辩证地理解和解决“十大关系”或“十大问题”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 在“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认为，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三大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在“十大关系”中，这三大关系涉及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既涉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生产领域和过程的关系，也关乎最基本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三大关系是“十大关系”全局中的重点关系，是处理好“十大关系”中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基础和根本。 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还谈到：“除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10](P563)从三大关系到五大关系，增加了地方和中央关系、经济与国防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居于前列的这五大关系，都是事关经济建设的重大关系。毛泽东后来提到：“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8](P370)这说明，在“十大关系”中，经济关系是主要的、重点的关系，是解决和处理好其他方面的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8](P28)是《论十大关系》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已经深刻地理解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的基础作用，也已经科学地把握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重要地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的开拓性探索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发展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作了多方面的开拓性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展问题的一些根本性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些基础性命题。 一是关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问题。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要紧的是要“打破迷信”，破除旧有思想的束缚。毛泽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反复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8](P17)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是这样，经济实际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总有“一个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总会“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8](P17) 二是关于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问题。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在谈到“城市要全面规划”问题时认为，城市的工业发展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等问题，要“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社会发展规律”。[8](P535)把握规律，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就是要以事物发展自身的条件为基础。在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但是“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8](P39、540) 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发展的“全面规划”、“发展速度”或“合理的发展”等问题，在根本上是要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三是关于坚持全局地、长远地、辩证地对待各种经济关系发展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从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分析入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上，牢牢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问题。他强调：“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8](P24) 基于对当时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在沿海和内地的工业经济布局上，还处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之中。因此，一方面“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整体布局上，“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在这一“逐渐平衡”的过程中，依然要坚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8](P25-26) 四是关于注意探索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长处的问题。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8](P41) 毛泽东特别提到：“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好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手段和路径。毛泽东告诫：“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8](P43) 五是关于用“兼顾”原则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倡导用“兼顾”的原则来解决和处理。毛泽东认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8](P28)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8](P30)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8](P30-31) 六是关于发展的系统性和制度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就提到：“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10](P529)毛泽东以发展为中心线索，对生产、积累、就业、消费和市场等关系作了阐释，突出了发展的系统性以及发展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还强调，对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10](P529)在事关发展的根本问题上，不能“还是按老章程办事”。[8](P28)把发展问题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生产关系的变革、同制度建设结合在一起作出系统性探索，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理解的洞察力。 总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问题，《论十大关系》确立了“从发展的观点看”[8](P44)的思想方法。“关系”就是“问题”、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就在于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就在于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我们今天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更要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确立新的发展理念。习近平认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1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集中体现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2]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始终的重大战略问题的新探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理论的新概括，从多方面体现了《论十大关系》中就开始注重的“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的赓续和拓展。标签：论十大关系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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