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虎[1]1995年在《微电子技术的社会建构》文中研究说明BOSHIXU EWEILUNWEN分类号_UE(注1学位论文微电子技术的社会建构一一技术作为社会过
郭荣茂[2]2011年在《传统手工技艺在现代的重构》文中认为扎根于社会基层的民间手工技艺构筑了基础雄厚的大众文化底蕴,并对其他的文化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是当地民众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补充。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的发展面临着挑战,如何使传统手工艺品在现代中存活和其经济销路得以维持,进而使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继承和发展是摆在面前的一大问题。通过对具有500年历史的闽南地区永春漆篮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考察,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永春漆篮传统手工技艺共建网络的变迁过程。即通过具体的人物行动和事件的考察,将民间手工技艺也作为一个参与平等协商的行动者来对待,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动态视角来分析漆篮产业发展到市场经济时期民间手工技艺的建构过程,由此解释一个新的网络或联合体(社会)形成的原因,反映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的变迁,即显现共建网络实体的形成、解体和重构,进而揭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在现代中传承与发展的趋势。本文尝试将永春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变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传统社会时期的漆篮手工业的起源、发展和衰落,以及计划经济时期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的恢复、发展和稳固形成;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漆篮生产组织重建即漆篮公司成立以前漆篮手工业所面临的变化、困境和机遇,反映了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在这一阶段的解体;第三个阶段是市场经济时期围绕漆篮公司的成立以及漆篮手工技艺的保护与发展所展开的一系列相关成员的参与活动,反映了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的重构或新共建网络的形成。尤其考察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即漆篮共建网络变迁的后两个阶段,漆篮手工技艺受现代化影响所发生的变化情况及其具体原因,以及为适应环境需要,使传统技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当地的村民和相关人员是如何行动起来,从而联结在一起共同传承和发展这项民间手工技艺,即在现代中重构传统。在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变迁过程的第一阶段即共建网络的形成阶段,行动者是理性的,他们的参与从最初的由于经济理性扩展到了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在这一阶段中,网络中的权力关系由社会与社会演变为国家与社会,其中社会与社会体现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体现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变迁过程的第二阶段即共建网络的的解体阶段,行动者相继退出集体参与,网络中的原有权力关系逐渐减弱,漆篮手工技艺的发展面临困境,但也存在机遇;而在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变迁过程的第三阶段即共建网络的重构或新共建网络的形成阶段,行动者的参与缘由扩展到了政治理性、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在这一阶段中,政府部门与社会成员都参与到了这一行动中,各参与者的行动是理性的,行动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平等协商的形式最终达成各自目标和统一目标,促使龙水村的漆篮公司成为一个行动者要达到各自目标必须通过的“必经之点”,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及其规则,即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权力一部分脱离社会,使社会成员具有了一定的自由性,能够形成与国家进行合作共谋的关系。最终形成一个新的传统手工技艺共建的包含异质行动者的网络或联合体,即一种社会(实体),也反映了社会的重构。通过对闽南永春漆篮手工技艺共建网络变迁的考察,我们认识到传统手工技艺的变迁是多方协作的参与,是一个集体共建的过程,必须纳入到网络联合体中加以考虑,它不仅是手工艺人的,而且也是社会的,是在社会中建构的。当地民众在保护与发展漆篮传统手工技艺的过程中,不得不使用合理的策略促进各方参与者能够得到各自利益,以拉住他们的心,最终形成一个稳固的权力关系网络,使各参与者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约束,共同建构传统手工技艺共建网络。目前我国有不少地区仍处在农业文明时代,而丰富的传统手工技艺遗产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对于这些地区来说,他们首要的任务是摆脱贫困,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因此我们现在开展传统手工技艺保护工作决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已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家的经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创新,使自己走上一条特色的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与发展需要做大做强共建网络,需要在合理利用和更多的成员和单位的参与的基础上,将其融入市场运行的体系当中,在给传统手工技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同时,真正依靠传统手工艺人们的自力更生,实现产品的市场价值,提高传统手工艺人的收入,满足所有参与成员的利益需求,增强共建网络的凝聚力和约束力。
牟方静[3]2009年在《纳米技术的社会建构分析》文中提出技术建构论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潮。它主张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社会团体的解释框架,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选择作用,技术的发展在整体上是处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的,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与技术紧密相关的社会群体赋予了技术实际的意义。本文选取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纳米羊绒制品生产中的纳米技术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了纳米羊绒制品的生产背景及过程。虽然专业人士对该项技术从理论研究到大规模投产冠以“纳米”的头衔都存有疑虑,但通过政府、媒介、生产方、消费者等等利益相关群体对该技术的诠释,“纳米技术”还是以高新科技的姿态落户于羊绒制品的生产之中。本文基于技术建构论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生产中纳米技术的形成过程。认为:是与纳米技术相关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生产方、政府、媒介、消费者、同行等利益群体对该技术不同的认识和解释赋予了纳米技术不同的特征和意义;纳米技术是科学、经济、文化等因素建构的产物。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纳米羊绒制品生产中纳米技术的科学、经济、文化建构特性。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以期对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提供一个现实的案例。
孙红[4]2005年在《论高技术产业化的知识整合》文中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支柱的高技术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高技术成果的数量与水平,一是高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效果。从中国目前状况来看,高技术产业化率低一直是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文从分析高技术产业化的本质和特征入手,以知识整合作为解析高技术产业化过程的逻辑起点,论证了知识整合是实现高技术产业化系统协同的关键,知识整合是克服高技术产业化系统管理界面障碍的重要机制;从认识论的视角将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知识进行了划分;总结了高技术产业化知识整合的类型,即知识的形式整合、分类整合、矩阵整合、效用整合;阐释了高技术产业化知识整合具有实践趋向、经济趋向、规则趋向、社会趋向的特征,提出了高技术产业化知识整合是一种社会整合,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建构性;探讨了高技术产业化知识整合社会建构的制度安排,提出制度优先的理论主张;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与“经济”的连接作用,科技企业孵化器对高技术企业的孵化作用,高新技术开发区对知识整合的空间聚集作用;提出了产、学、研合作是高技术产业化知识整合的组织协同机制、风险投资是产业化过程中的融资机制,学习型组织是知识整合的实现机制。 通过以上的论证和分析,加上对美国硅谷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的案例剖析,指出建立知识联盟是中国当今及未来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赵雅静[5]2017年在《信息化的社会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转型革命,这个转型过程即为信息化,人类由此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化作为信息技术发展创新的直接产物,在社会层面上,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即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社会其他要素“合力”塑造的结果。社会建构主义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自建构主义发展而来,后经过多学科的丰富与扩展,成为一种哲学范式,成为用来探究从自然实在到社会实在、从认识对象到知识成果的一种普遍性方法。与决定论相比,社会建构主义以建构性、人为性和选择性为核心概念,强调日常生活世界在自然逻辑之外也是由人及其他社会参与者共同建构的,且所有的建构因素同处于整个建构系统中,通过人的选择发挥建构作用。本文正是借助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思维方法,将其与信息化研究相结合,通过对信息化基本内容的探究及发展模式的考察,展现出信息化是社会建构的这一基本事实。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为例,着重探讨了它的社会建构问题,并从农业化、工业化及信息化三次浪潮并存、核心技术缺失、“互联网+”的工具效应及人文环境的“软”建构四大方面重点剖析这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且由此认为,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的确立和发展同样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建构的,信息化模式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它深深地植根于本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之中。
赵阵[6]2004年在《印度核技术的社会建构》文中提出本文以社会建构论的方法对印度核武器技术的研发做了重新解读,分别从时间序列、实体构成、文本表达和博弈互动四个方面揭示了印度核武器技术社会建构的特点和过程。“时序分析”主要说明了印度核技术在时间上的表现序列,介绍了该国曲折的核历程并着重论述了影响印度核技术发展的甘地和尼赫鲁的思想,然后综合其他多种因素描述了印度核技术的时序建构性及进程。“实体分析”从“三位一体”的实物层面上阐释了印度核技术的本质。通过具体求证,得出其核弹头技术较为先进而运载系统相对落后的结论。具有较强顽固性的印度核弹头技术,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文本分析”考察了印度核技术的应用建构。核军备的疯狂发展、核裁军的缺失促使印度政府采用潜战略发展形式。印度在核武器试验后,以理性威慑为基础,以间接路线为途径,利用战略表达的形式,成功地形塑了自己的核技术。“博弈分析”主要是研究印度核技术发展的动力和影响问题。印巴两国走上核竞赛的道路,陷入了囚徒困境。中印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纳什均衡,印度将中国视为对手获得了发展核武器技术的动力,并借以建构起强大的核力量。文章最后分析了社会建构论与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关系,进而论证了将建构论引入国防科技领域的重大意义。
郝凤霞[7]2003年在《技术的社会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技术一方面被认作创造财富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金钥匙，同时又产生无数的风险，这迫使我们常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激励技术创新的同时确定和控制其非预期结果?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就有必要一般性地考察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我们认为，某项新技术的形成和社会采纳过程并非单纯的技术体系各内在联系的逻辑展丌，而必然嵌入了社会因素，那么这种嵌入是如何实现的?对技术的本质和内容应该采取何种认识视角会更有利于社会对技术的管理?对不同主体而言，应如何介入对技术的选择?这些问题急需我们思考和回答。 通过对当前技术论研究中的两种主要路向即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建构论的批判性考察，论文指证传统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谈论技术的本质与意义，而忽视了技术及其功能的实现。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的一个主要命题是：技术是受社会选择的，技术的实现过程是新技术被编码入社会机制中。打丌技术的“黑箱”，将技术一社会的特性理解为技术选择受社会．经济影响，这山技术的认知维度、经济维度和组织制度维度三方面的参与者共同决定，因为技术的内容和结构不仅源于科学知识，而且源于技术体系自身逻辑和社会网络的选择。这样，技术在受社会塑造的同时受到物质基础的限制并与它所存在的背景相整合。 技术的实现就其本质方面而言是技术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共建。这一视角首先蕴涵的观点为，人的社会实践是技术生产的内在根据，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互相整合的，因此某项新技术所体现出来的性质取决于各种社会参与者。我们应该超越“支持技术”、“反对技术”的僵化态度，采纳一种新的文化多元决定论，以避免简单的决定论和相对主义的偏差。 其次，既然技术发展不是单纯因其理性而是因其理性或逻辑与各种其它社会要素的整合，技术设计过程就表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过程，它要求在满足社会群体的多重价值需求的同Ⅱ寸‘兼顾其效益，兼顾其各种体系性因素。这样，技术选择应该像其他社会行为那样被民主化。走向技术的公共选择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路径，技术选择确立了日常生活的准则--这种选择在通过技术制造世界中也制造了我们自己。 最后，技术的社会选择所蕴含的新的技术本质观和技术结构观也为科技政策带来了挑战，技术决策中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性解释了传统线性技术政策之所以失效的原因，因而技术政策的关键内容应该强调A)创新过程的复杂性；<WP=7>B)政策目的的复杂性；以及C)新的作用空间。单独关注对R&D的投资已很难见效，驭而代之的应该是鼓励选择和社会学习。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引入公众对技术的选择：第一，在时间上，随着创新之旅从三个不同位点切入进行选择，即早期丌发阶段、技术刚进入社会阶段和经过反馈出现积累效应时；第二，在空间上，同时建构激励网络和风险控制网络，使得技术体系与社会网络相互融合。公众从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上对技术决策的参与有助于技术与人的更协调地互相塑造。
孔伟[8]2004年在《信息技术视域中的社会生产方式》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当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引发的信息革命为宏观背景，在国内外关于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转向生产方式，旨在从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两个层面上对传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所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阐述，从而将生产方式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所遭遇的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发展趋向以及应采取的措施，给予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以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利的理论论证。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主要是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论文的逻辑框架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围绕该课题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相关成果。第二部分即第一章：该章是全文的基础，通过对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全文铺设了一个总的背景。首先是对信息的内涵与外延、特点与功能进行了理论阐述和哲学透视，提出了信息的概念实际上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含义：一是日常经验中的信息；二是自然科学中的信息；三是哲学视野中的信息，指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现。论文还从哲学层面对信息与物质、信息与知识、信息与精神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论述，并对信息的自在性、自为性、再生性、依附性及共享性等内在特性进行了挖掘与总结；正是由于具备这些特性，所以信息才具有解惑、暗示、传播、整合、同化和经济等功能。接着对信息技术的发展机制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总结和论证，指出人类社会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其动因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遍应用。信息技术以其巨大的渗透能力、惊人的发展速度、高额的资本投入、激烈的竞争性、高度的风险性和重要的战略地位等特有的禀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虚拟与现实、对称与失衡、共享与垄断、进化与退化的双重趋势。该部分还对信息技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影响，进行了简明的概括，为后面的三章打下基础。第三部分即第二章：该部分主要论述了信息与信息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首先，分析和论证了信息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信息技术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整合和优化，提出信息技术不仅已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导要素，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接着，从信息与信息技术视域对马克思视野中的生产与生产力范畴进行了剖析，指出马克思视野中的生产与生产力范畴在信息时代亟待加强信息内涵的丰富。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所蕴涵的信息越来越丰富，而且使劳动者、<WP=3>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管理等生产要素越来越信息化，进而提出“信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信息与信息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以及对生产力内涵的丰富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它有助于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唯物史观的其他问题，特别是重新评价知识性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从体制上看，它有助于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体制问题，对于加强体制创新、创造有利于跨越式发展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从发展上看，它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问题，指导我们自觉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步伐，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第四部分即第三章：该部分主要论述了信息与信息技术对生产关系的影响。首先回顾和总结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的历史演进的间接推动作用，接着通过对信息产业的崛起、信息经济的蓬勃发展之现象的描述和深层剖析，指出信息与信息技术渗透在信息经济中对以往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生产智能化、交换虚拟化、分配知识化以及消费信息化等生产关系四个环节上。不仅如此，信息、信息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还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业格局的重组以及管理方式的改进对以往的生产关系产生影响，导致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信息与信息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提升了实践的层次，而且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使人类的交往行为全球化，而且使人际关系双重化；不仅拓延了人类发展的时空，而且展示了个体的潜能，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第五部分即第四章：该部分主要论述了信息与信息技术对生产方式的影响。首先归纳和总结了科学技术对生产方式的历史变革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作用，指出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形成的信息生产力也正在推动着生产方式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刚性到柔性、集中型到分散型、分割型到系统整体型的转变。信息和信息技术不仅以潜在的方式物化在生产力诸要素中，通过多种途径对生产关系发生着深刻影响，而且又渗透在生产关系中，通过科技政策的导向作用、利益分配的驱动效能、建构合理的组织机构等手段，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构成一幅有着新内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图景，使社会生产规律呈现出作用范围全球化、作用手段多样化等特点。文章最后提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正面临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挑战，为了实现我国的跨?
张裔雯[9]2013年在《女性主义技术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女性主义进入技术研究领域并形成一定影响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起因源于学界对技术工程领域女性缺席这一经验事实的反思。这一经验事实在技术史领域表现为技术史上少有对女性贡献的记录与研究,在社会事实上呈现为工程技术领域少有女性技术专家与工程师,女性主义技术研究都严肃地提出了这些困惑与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追溯与回答则构成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主旨。女性主义的觉醒运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了,期间经历了三次高潮,所带来的是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政治权利的相继得到,并且发展了一系列的女性主义理论,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带来了女性主义对技术的关注,技术哲学研究的三次转向以及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也为女性主义技术观研究及其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自由女性主义看来,平等是争取和男人一样的权力,为此,他们主张女性一定要进入男性的领域,并达到男性的标准。她们认为技术是“性别无涉”的,对技术的关注点是技术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走向技术领域的两性平等是自由女性主义技术批判的目标与未来指向。在文化女性主义看来,技术是承载着性别文化符号的一类实体,以性别文化为根据,芒福德区分了容器技术与支配技术,理安·艾斯勒区分了“圣杯”的技术与“剑”的技术,摩尔根区分了远古文明时期的采集技术与挖掘技术。技术史上确实存在着“男性化特质”与“女性化特质”的技术。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她们呼吁建立男性与女性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她们批判了技术的“非生态化”与“男性化”特征,以悲观主义的方式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联,主张发展出渲染着女性特质的、“民主导向”、“生活导向”和“生态导向”的技术。在赛伯女性主义看来,“赛伯”成为信息技术时代的一个关键词。赛伯技术发展引发的赛伯空间、赛伯文化、虚拟社区等愈来愈引起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领域的关注。Cyborg是“技术形象”的代表,它打破了人类与动物(human and animal)、人类与机器(human and machine)、自然的与非自然的(physical and non-physical)的界限。生物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将完全改变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在这个“新技术”世界里,劳动、生育、种族、性别、政治、国家,甚至人类自身都被完全“颠覆”。这些新的技术将会加强和提高的女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自由女性主义、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赛伯女性主义从不同视角对于技术进行了探讨,应当看到每个流派的理论都有自己的合理部分,但也同样存在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批判了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并强调“女性经验”在技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知识的“情境化”出发,女性主义者站在“女性立场”对技术制品与技术过程进行了研究。从知识的“完备性”出发,大多数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都选择了“跨学科研究方法”。女性主义技术观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作为以与传统技术哲学研究不同方式出现的、对技术以“他者”方式进行的理论反思,亦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及其传播可以消除技术领域内的性别歧视,通过重构技术-性别-社会关系(TGS),不仅有利于更多的女性进入技术与工程领域,在技术与工程实践上做出独特的贡献,而且对于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具有深远的意义。
温晓春[10]2010年在《资本、生态与自由：安德烈·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线索进行深入挖掘,始终围绕资本、生态与自由的总的逻辑轴心展开文本解读,试图从总体上把握高兹思想发展和转折的逻辑脉络,初步探寻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境域中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共有六个部分,包括导论、四个章节和结语,各部分的内容简介如下：导论解决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以高兹作为论题?第二,高兹思想的几个主要特征；第三,本文研究高兹的主要方法和思路。为什么以高兹作为论题的答案应当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现象当中去寻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高兹的研究都是比较零碎的和浅尝辄止的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后现代环境可能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显得“正统”的高兹及其思想显然无法引起“学术消费”的充分关注。而高兹的正统的“乌托邦精神”却正是在后学时代要努力保留的。当然,高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的乌托邦精神,更重要的在于他用政治生态学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更新,提供了一种在后工业社会如何实践我们的生活,如何实现真正属于社会的政治的方法；他用经济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重建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人及其工作；从而他在对资本的经济理性批判和对生活和社会的政治生态学建构的基础之上,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乃至左派运动都提供了一个“具体乌托邦”的实践路径和理论蓝图。第一章：存在主义焦虑：一个叛逆者的思想履历。本章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一个总体的和全景的视角下把握高兹及其思想履历,为后面四个部分的具体论述做好前提准备。由于本文没有企图把高兹的全部思想作一个巨细无遗的一一梳理工作,而这是一个思想地图的制作者的工作。按照高兹思想当中最具学术价值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脉络——即通过对资本的批判,对政治生态学方法的建构达到对社会和工作的重建——来安排对高兹思想履历的有侧重的回顾。本章在理论方面着重论述对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主义底色和基调的渊源,在历史方面着重论述高兹在1968年五月风暴后的政治转身,在这个转身当中,高兹所受到的来自萨特、列斐伏尔和卡斯托利亚蒂斯的综合影响。马克思主义在60-70年代的危机同时也是高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转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一方面坚持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判,另一方面寻求新的方法论路径为历史唯物主义寻找新的生长点。而这个动机也是高兹自称自己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所在,而危机之后,高兹走向政治生态学,走向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了。第二章：政治生态学：一种生态和谐的生存方式。本章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兹为什么将生态与政治相结合?他又是如何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高兹的政治生态学究竟是一种政治实践方式和政治策略,还是一种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劳工战略》中,高兹运用存在主义现象学,并延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需要。他揭示,需要的历史形式遮蔽了真正的历史需要,正是因资本逻辑的运作产生出来的需要的历史形式造成了生态资源的日益破坏,人自身也受资本逻辑的操控。此时,高兹已对资本展开了准生态地批判。在1968年五月风暴为标志的政治革命终结之后,生态运动风起云涌,这些使得高兹在实践方面更加牢固地建立了对资本主义全面地生态学批判路径。对于自由与异化的问题,高兹极力提倡以自我管理来克服在工厂中,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异化问题,而这一点的实现需要非中心化和工人的自治。但是当代的国际分工所具有的极高程度的专业化特征造成了必须具有一个高于工厂层面或者至少在工厂层面的决策权力的存在,这种决策权力的集中化却与非中心化和自治的策略根本相抵触。在生产的技术分工和工人的自治之间的矛盾方面,无限制发展的资本主义技术对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的实现产生了本质的和具有必然性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不仅支配着自然,而且支配着工人。资本逻辑由压抑人的自由升级到否定人的自由。在高兹思想的这个逻辑节点上,资本与自由之间的死结,应当而且必须由生态学方法来打开。高兹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与方法从生态学内部挖掘出一种具有政治意蕴的生态学的方法,即政治生态学的方法,它是一种生态和谐的存在方式。具体而言,这种方法必然拒绝建立在对个体和自然的支配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一种建立在“个体之间的合作以及与自然的合作”基础之上的“后工业”技术。这恰恰是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式异于北美的奥康纳和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式之处。第三章：重建工作与社会：经济理性帝国主义的批判。本章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兹究竟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达到自由和解放的实现?这个路径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高兹仅仅是如一些评论者所谓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者吗?其实,高兹没有像后来的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实上高兹虽然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仍然孜孜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的当代更新,而他的成果就是以经济理性批判为基础的对新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规划,即重建工作与社会。之所以肯定高兹不是一个耽于浪漫的乌托邦想象的抽象哲学家,原因就在于他以极细致和具体的经济理性批判证明了一个结论,即社会和政治是可以通过对经济理性的限制来恢复人的工作的本质,恢复作为社会人的自由道德选择,从而恢复真正的社会。第四章：时间解放的社会：自由的乌托邦。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落脚在对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人的双重设想上。这种设想是乌托邦的浪漫主义想象吗?高兹真的能够将乌托邦精神与具体的自由和具体的解放真正的实现结合起来吗?高兹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概念是对自由与时间关系的考量。在高兹看来,时间不是中性的,时间存在着客观的时间和存在的时间。自由的概念在高兹的思想中有一个由抽象的自由到可经验的个体自由的转变过程。他认为自由的可支配时间是个体自由实现的根本条件,要通过微电子技术的革命替代传统的技术革命以不断增加自由时间,这种技术替代方式在根本上是“生态”的。自由的可支配的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界限的消除,一个时间解放的社会得以建立。通达这样的社会的实践主体就是高兹所指称的“非工人的非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冲突的改变,即由原先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转变为资本逻辑渗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实行的革命战略由单一的“生产革命”发展到了全方位的“文化革命”。于是“资本、生态与自由”被合理地沟通起来,而对三者关系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思考就形成了独特的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式。结语：与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批判性对话。无论是奥康纳,还是福斯特与高兹,三位学者都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观作为自己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问题批判范式的基础,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阶级立场和实践路径的选择则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微电子技术的社会建构[D]. 李三虎. 中国人民大学. 1995
[2]. 传统手工技艺在现代的重构[D]. 郭荣茂. 上海大学. 2011
[3]. 纳米技术的社会建构分析[D]. 牟方静. 内蒙古大学. 2009
[4]. 论高技术产业化的知识整合[D]. 孙红. 东北大学. 2005
[5]. 信息化的社会建构研究[D]. 赵雅静.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6]. 印度核技术的社会建构[D]. 赵阵.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4
[7]. 技术的社会选择[D]. 郝凤霞. 复旦大学. 2003
[8]. 信息技术视域中的社会生产方式[D]. 孔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9]. 女性主义技术观研究[D]. 张裔雯. 长沙理工大学. 2013
[10]. 资本、生态与自由：安德烈·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 温晓春. 复旦大学. 2010
标签：无线电电子学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信息化时代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