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外官本地回避制与东西部技术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东西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5）02-0099-06
技术转移是实施西部开发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人才流动又是有效地促进技术转移的重要举措。因此，如何通过实施人才流动，促进技术转移进而推动西部开发的实施与实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对我国古代所制定和实施的“外官本地回避制度”及其与东西部技术转移的关系进行如下的考察与分析，为此提供可参考的借鉴。
一 何为“外官本地回避制”？
外官本地回避制是我国古代统治者们在任用官员所制定和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萌芽于东汉，成形于北宋，完善于明清。其核心内容是除京官以外的官员不得由本地人充职[1]，即各省、府、州、县的官员一律不许由本省人士担任，甚至连佐贰副职也不得由本省人士就职。受这种任职制度的影响，大批官员在广泛的东西部地区之间进行了相互流动。
仅以清代官员输出地的四川省和官员任职地的陕西省靖边县为例。我们通过以官别进士出任省、府、州、县大员为标准进行统计。清代，四川省共有进士774名[2]，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35，通过对其进行技术处理得到实际出仕省、府、州、县官的进士为431名（注：768名进士再按照以下指标体系进行分类剔除：（1）以布政使、知州、知府、知县为正选对象，京官、翰林院庶吉士、散官、儒学、监察使、按察使、道员、通判、同知等均不列入；（2）以官员第一次任职地为准计入，如文廷杰，汉州（今德阳市广汉县）人，嘉庆丁丑（1817）年进士，分发广东，任遂溪县知县，因奔父丧服阕，补安徽当涂县知县。因此计入时仅以出仕广东计如，余皆类同；（3）不可考者不计入，如文景藩，涪州人（今涪陵），康熙葵丑年进士，授知县，但县域不可考，不计入；（4）不入仕途者不计入，如文朝辅，腱为县人，同治辛末（1871）年进士，及第后不愿出仕，亦不计入；（5）外转官以第一次外转地为统计标准，如王公辅，富顺县人，光绪庚寅（1890）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外转湖北京山县任知县，以从仕湖北计入。），占全省进士总数的55.7％。这些进士为官地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近在邻省的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甘肃，也有远至辽宁、台湾等地（具体分布见表1）。我们对任职陕西靖边知县的官员的数字也进行了相似的技术处理，结果表明，当时外地官员任该县知县者为38人（注：时间起于清雍正九年（1731），止于宣统二年（1910），对籍贯为黄旗、镶白旗、镶兰旗者不计入，另有六人籍贯不可考，亦不计入。），占靖边知县总数（47人）的80.9％，其籍贯分布遍及11省区（具体分布见表2）。
表1 清代四川进士出仕人数分布表
地区 陕甘山山河辽河湖湖福云贵安江广江浙广台 总计
西肃西东北宁南南北建南州徽西东苏江西湾
数量 3314323030 2142736142142182529222021 1 431
百分比7.66 3.25 7.43 6.96 6.96 0.46 3.25 6.27 8.35 3.25 4.87 9.75 4.18 5.80 6.73 5.10 4.64 4.87
0.23 100
表2 清代陕西靖边县知县籍贯分布表
地区 河北 山西 甘肃 河南 山东 湖南 四川 浙江 江西 湖北 广西 总计
数量3 5 4 2 4 81 1 5 41 38
从以上两张统计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无论是四川籍官员主政南方还是南方籍官员任职北方，他们在人数方面都超过了当地同类型官员人数的2/3，基本上实现了“外官本地回避制”所要求的目的。另外，古代官员流动规模大，变动频繁，且地域跨度较大，有的官员在一生中先后到过十余州县任职（注：如王朝杰，四川璧山县人，道光壬辰年进士，任湖北汉川、当阳、运安、麻城等县知县，后复授山西太原县、太平县知县；再如毛徵，四川仁寿县人，光绪庚辰进士，任山东定陶县、菏泽县、历城县、济南府等十余县府。）。这些异地为官的官员或直接将技术带入到任职地区（详见表3（注：该表仅依据嘉庆《四川通志》115、116和有关地方志制成。需要说明的是，（1）对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仅列其一，余不列入。如乾隆年间任职于彭山的知县张凤翥与任职于绵州的知县费元龙均为浙江人，乾隆年间任职于双流的知县黄锷与康熙年间任职于大邑的知县黄黎同为福建人，故在二者中只录其一。（2）上表中的王士魁是北方人，习惯意义上他于南方有何作为？王士魁为陕西三原人，三原自秦汉以来即属著名的引泾灌区的一部分，水利事业历来较为发达，受此环境影响，王士魁自然能于南方任职地有所作为。）），或撰著技术书籍积极地在其任职地区进行技术推广（详见表4），从而实现了技术的跨区转移，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表3 官员转移技术举例表
官员 籍贯任职地任职时间转移技术（事迹）
费元龙浙江归安绵州 乾隆年间开翦鹤堰
黄锷 福建将乐双流 乾隆年间开浚塘沟、潴水待耕
关圣基广西临桂双流 乾隆年间作笕引水
王宗佑广东东会温江 康熙年间筑江安堰
胡漪 江西庐陵雷波卫雍正年间疏凿水道、引泉灌田
尤秉元江苏元和乐至 乾隆年间开沟筑堰
赵惠茅湖南涞水眉州 康熙年间创修黄连、董家、白家三堰
王士魁陕西三原夹江 康熙年间修筑昆卢堰
阚昌言湖北安陆德阳、罗江乾隆年间开发冬水用
表4 官员推广技术举例表
官员 籍贯
推广技术方式技术推广地
资料来源
罗文思四川合江 《堰塘说》
陕西商南县、贵州石阡县
乾隆《商南县志》卷4，光绪《石阡府志》卷2
陈宏谋广西桂林 《劝种甘薯檄》
陕西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20《文檄》
严如煜湖南 《汉中渠利说》
陕西汉中 《清经世文编》卷114
阚昌言湖北安陆 《蓄水说》
四川德阳县、罗江县
嘉庆《直隶绵州志》卷9
黄锷 福建将乐 《论民种法》 四川双流县
乾隆《双流县志》卷6
安洪德山东聊城 《改修冬堰说》
四川绵阳县
道光《绵阳县志》卷3
王崇礼湖南安化 《示谕》 陕西延长县
乾隆《延长县志》卷10
翁若梅福建 《金薯传习录》
四川黔江县
光绪《黔江县志》卷3
黄乐 福建 《蚕桑宝要》 贵州平越府
民国《余庆县志》卷11《经业》
王荣绪山东青州
《蚕说》四川丰都县
咸丰《青州府志》
二 异地为官者如何转移技术？
为了使外来技术能够在本地扎下根，异地为官者们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1.改造自然环境，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条件
正如植物生长需要适宜的自然环境一样，外来技术的转移也需要适宜的气候风土。为此，古代的异地为官者在引入某种农业技术之前，大都先对本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了改造。
例如，清代中叶云南人赵秀峰在出任位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的宜川县知县时，看到这里由于受气候干燥、多旱少雨和水资源紧缺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不适宜水稻种植，仅适宜种植小麦。他为了把自己所在地的种植水稻的稻耕技术转移到此地来，让当地人也能够吃上稻米，达到粮食丰足，就组织当地人“开渠，纳水利”，改旱田为水田，并亲自向当地人传授种稻技术并获得了成功，使得当地“粒食始足”[3]。再如，曹琨（浙江嘉善人）在出任四川新都知县时，发现该县数千亩地因长期缺水干旱而搁置成为闲田或废田，不能种植农作物，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于是，他组织当地人挖沟造渠，引水灌田，并亲自向当地人教授自己所掌握的垦田技术和种植技术。这样连续耕作，不到几年，这些原来的被长久搁置的闲田、废田变成了膏腴之地，肥沃良田，最后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4]。同样的事例是，云南人沈熹在乾隆八年（1743年）出任甘肃漳县知县时，看见当地的土壤硗瘠，农民虽然在这些土地上大面积地种植农作物，但因土壤贫瘠，肥力不足而所收甚薄。于是，沈熹便令人以灰油拌种之，遂易瘠土为沃壤，所产倍于前[5]，提高了农业产量。
类似上述事例还有很多。例如，张瑛南在出任四川金堂县知县时，究心水利，堰有壅塞，皆为疏浚，又开普利、龙尾、笕槽诸堰，开良田数千亩，从而改写了金堂县地区种植菽麦的历史；宋载在出任大邑县知县时，“指度形势，劝民开沟导引（菱角堰渠）……凡旱地可改为水田者，不下三千亩”[6]，等等。正是官员通过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为技术转移创造了条件。
2.传教种植方法，推广先进技术
异地为官者们除了改造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外，还以试验示范等方式，向当地人传授先进的技术方法，以便有效地推广他们的技术。
例如，在四川，早在唐代宣宗年间，出任泸州刺史的洗宗礼就开始在当地少数民族中间推广小麦种植技术，“给嘉种，喻以深耕，使蛮伯之邦，粗识荷仓之积，[7]。元至元年间，曾先后任云南大理等处劝农官和巡行劝农使的张立道，看到主要居今昆明大理等地的彝、白族人民“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于是，他便亲自向他们传授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的饲养技术，从而使得“收利十倍于旧”[8]，大大提高了蚕桑的产量。再如，乾隆年间，姜炳璋在出任四川石泉县知县时，以“民业山，惟种荞麦充粮，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后署江油又谕民修筑，开田数千亩[9]，为推广稻耕技术创造了条件。还有，清末联豫出任西藏帮办大臣，他看到“藏河两岸，膏腴之地亦甚多，而不知耕种，更为可惜”。即“派人速购秧苗，并办农器，使之试种”[10]。福建闽侯县进士翁若梅任四川黔江县知县，时值凶年，史书记载说，“邑向无甘薯……乃进里老于庭，问之曰：有甘薯乎，能种乎？答曰：无不能。于是购种教以种植之法，今黔民赖此以补粟麦之不足，皆公之赐也。”[11]甘薯的引进不但解决了当时的粮荒，而且成为日后黔江县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
异地为官者积极地在其所任职地区推广“冬水田”技术，这更能说明他们推广技术的效果。“冬水田”技术，是一种将耕作与灌溉结合起来的水利技术，它以提高夏季在丘陵山地梯田种植作物的水分保证率为目的，非常适用于四川丘陵山地秋雨多，春雨少易发春旱的地区。但是，四川在清代以前，农民完全依靠天然降水来浇灌农田，即所谓的“雷鸣田”。在秋冬以后，农民不知道往田地里蓄水，所以至来年春耕时，田涸土斫不敷浸灌，往往弃而不治，从而造成地力浪费。清康、雍之际，湖北人阙昌言出任德阳知县，他仿照家乡的“冬水田”法，令民于收获后以秋水满浸滔田，及来年栽插时挹彼注滋，无不沾足，从此一县皆守其法[12]。阚昌言以后又到罗江（注：罗江位于川北山区南部，其地今分属于德阳和安县。）任知县，在罗江县，他仍反复于民间劝导推广“冬水田”。据他自己说，“署任后，恐小民始勤终怠，农务稍懈，又刊俚语谕民曰：劝民预蓄冬水，明春栽插更易，高培田埂，停潴一亩，旁灌三亩，早禾多收无虫，此言千金不易。若任水梢大河，堰长惰民究治”。浙江秀水人沈潜在从乾隆7年至10年出任罗江县知县时亦认为，山田无源水者，蓄冬水最要。为此，他在民间广为劝导“冬水田”法，后人赞称曰：“前任知县沈君劝民筑堰开塘，预蓄冬水，又刻农书以教民，罗民颇知遵奉，收获倍多”[13]。以后，安洪德在出任绵竹知县时，即将“泡冬田，作冬堰”补入修筑灌溉诸法。从此，“冬水田”法迅速在四川各地普及开来。更为可贵的是，一些官员在“冬水田”技术的基础上，还发明了“山田逆灌法”。据记载，乾隆元年，乐山令江吴鉴发现乐山竹公溪数十里田中，水头（高地）田寒，禾苗稍迟，水尾（低地）田暖，禾苗较早。旧例引水灌溉，先水头，次水尾，水尾得水不时，少有收获。于是，他便改为先水尾，后水头，彼此无碍而秋成加倍，吴鉴因此被晋升为茂州知州[14]。道光年间，乐至县知县裴显中撰《水利说》一书，在书中，他谈到了塘堰与梯田的密切关系：“随地高下气所贯皆有水，其涌为泉注为溪为涧，潴为塘堰虽梯田架壑，足乎浸灌一也。”[15]
这样，自清乾隆以来，沈潜、阚昌言、安洪德等地方官员在四川地区积极推广“冬水田”法浇灌田地技术，使得川东地区农民“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谓之关冬水，阡佰注满，望若平湖”[16]，川南地区农民亦是“农家者流，其耕耘收获重属大率相同……其田不种小春者，即储冬水以待春耕”，也使得建设冬水田成为当时四川地区农民的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不仅如此，由于西南地区农业自然环境相似，“冬水田”技术在西南地区便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在清代中叶以后，“冬水田”技术很快被推广到四川盆地以外的西南地区，如贵州就是“山田多，平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17]秦巴山区的一些地方则是“山田土较瘠，冬仍蓄水以养地力，兼防次年乏水，俗称冬水田”[18]。可见，异地为官者们在四川转移并推广“冬水田”技术的确为当地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富足做出了很大贡献。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消除当地人对外来技术的疑虑，尽快得到他们的认同，达到迅速推广和普及外来技术的目的，他们还亲自进行示范和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例如，四川永川、璧山县一带的县官，以“永、璧无荞麦，捐俸买种，令民播殖。无池塘，示以开凿，灌田养鱼；不务蚕缫，教树桑拓；不重茶茗，训以种植；民利悉兴”[19]。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陈宏谋在陕西推广红薯种植技术时，他不但发布《劝种甘薯檄》，将种植红薯的方法刊刻分发广行劝种，而且，还要求“各官先行觅地试种，或租民地试种，听小民观看”，此外，他们还雇用善种红薯或曾经种植过红薯的人来陕西，“与之讲解明白下种、移栽、灌壅等法”[20]。这种行为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推动了外来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此外，异地为官者们还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写成著作，在其所任职的地区广为传播，以此传播和推广技术。例如，乾隆年间，四川黔江县令翁若梅收到故旧陈世元（福建人）的《金薯传习录》，于是“爰进里老于庭，出是书示之，告以种植之法与种植之利”，动员种植红薯[21]。贵州平越知府黄乐为了推广蚕桑技术更在全府刊印《蚕桑宝要》一书，以让府民悉知“栽桑节候及饲蚕抽丝一切事宜”[22]。再如，清代乾嘉时期，四川一些地方官员还将农业技术实践及理论加以总结撰著成书，如新都、成都知县张文枫（浙江人）撰著《农书》，德阳知县阚昌言（湖北人）撰著《农事说》，罗江知县沈潜（浙江人）撰著《蚕桑说》等（这些官员写的技术书籍在上表4中都列举出来了），从而大大推动了农业技术的传播，提高了技术转移的成功率。
3.实施技术改良，提高技术转移率
外来技术只有与当地的气候风土相适应，才能具有可通约性，才能被纳入到当地的技术文化体系之中，也才能提高技术转移的效率。为此，就需要根据当地的气候风土，对外来技术进行改良。在这方面，异地外官者克服了很多困难，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成功。
例如，新疆天山南路地区的气候风土宜于蚕桑，历史上也早有栽桑和养蚕织绸的记载，但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发展缓慢，“蚕织之利未广”。清光绪4年（1878年），时任西征主帅的湖南湘阴人左宗棠即谋兴蚕桑之利惠于民，曾招募浙江湖州的蚕工、织工60余人来新疆传授技术，但由于他求成心切，不问外来技术是否与当地风土相适应就大力推广之。其结果，“行之期年，上下交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光绪33年（1907年），新疆布政使王树又派戊员赵贵华前往南疆考察蚕桑之利。赵贵华是浙江人，他通晓养蚕缫丝之法，在经过深入考察之后，即积极摸索适合新疆水土条件的养蚕织丝之法。他一方面把当年从江南来新疆而未返回原籍的工匠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把试制的缫丝器拿到民间教授当地人使用，又剔选蚕种，按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对引入的饲养技术方法进行改良，最后终于大获成功。为此清政府于宣统元年下令南疆官吏皆采用赵贵华的饲养技术方法，从而促进了新疆桑蚕业的迅速发展。
再如，西藏的造纸技术直到清代还一直停留在以狼毒草（藏语对一种瑞香属草的称呼）的根为原料的原始手工制造阶段，其工艺水平基本上与东汉时蔡伦发明的造纸技术没有多大差别。而在其周边邻近省份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的造纸技术却与内地相仿。为了开发西藏东南部的林业资源以造纸，改变西藏地区造纸业的落后状况，促进该地区造纸业的发展，清宣统二年，时任川边大臣的赵尔丰就命人考察西藏造纸技术情况。其结果是，“鸡贡（今察隅县吉公乡）地方多构树，夷民取皮造纸，虽不甚莹洁，亦差可用”，“徜得良工改造，其纸适足为用”。于是，他们一方面积极鼓励住藏官兵利用自身已有的造纸技术改良当地的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又令人到内地采购西藏造纸所需的铁锅、竹帘。这样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改变了西藏仅能够生产粗纸的历史，生产出了与内地相似的白纸。为此，赵尔丰感慨地说：“工业一道，非悉心考究，不能得其精要，该管带（程风翔——作者注）于产竹之区能督工造成纸张，足见事在人为，甚堪嘉慰。”[23]
还有，四川合江人罗文思通晓固堤技术，他于乾隆11年在陕西商南县任知县期间，就对当地传统的固堤技术进行了改良。他以植柳法固堤技术代替当地的以布桩法固堤技术，以水塘种草固堤技术代替以水塘种荷固堤技术，其利弊是：“堤上植柳，以枝叶可荫塘，根能固堤脚……塘水肥菱草，乃生鱼，易长；种荷成藕，坏堤。”[24]。罗文思此前在贵州石阡为官时，根据当地的水利实际情况，对当地传统的建造水车的技术进行改良，将塘坝技术与水车技术相结合建造水车。其建造的过程就是：“水分则势缓，聚则势急。安车之处必急，水方能冲转，非筑坝不可。其法用劲木，长六尺为椿，将一头削尖，交叉打入水中，如鹿角状，于近岸安车，用沙石壅堆，使无摇动。其布椿上广下狭，逼水急流至车所，车自转动。若河平水缓，则离下坝十余丈以上更筑一坝，仍于坝头接作曲坝，直连下坝，则众水由一港奔窜 ，逼成急势，可安水车两座于一处。”[25]这样就能够做到外来技术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因地制宜地调整技术与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条件和发挥技术的能动作用，从而提高了技术转移的效率。
4.通过政府行为增加技术与经济投入，降低技术转移的成本和风险
由于古代农民个体对新技术的经济投资能力很低，他们基本上无力承担技术转移的成本与风险，这就使得古代农民很少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转移，也很难积极使用新技术。例如，乾隆年间，曾经先后在云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为官的甘肃皋兰县人段续深谙水车之利，卸官回乡后于当地建造水车，引黄河水灌田亩，以造福乡梓。但是，要建造水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26]。即是说，建造水车造价昂贵、岁修浩繁，这对于农民家庭的投资能力要求更高，而当时这一地区的农民又无力承担如此昂贵的费用。因此，水车没有在当地被广泛推广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异地为官者大都通过政府行为增加技术与经济投入，降低技术转移的成本和风险。
例如，清乾隆年间，贵州安平县人刘祖宪发现当地人不懂得养蚕技术，于是，他便一边捐廉俸购买橡种并分发农民栽种，一边雇用知晓养蚕技术者教农民养蚕。此外，他还设立机房，招募织匠，前后费银两千金[27]。不仅如此，为了在当地广泛普及养蚕技术，他还作《橡茧图说》凡41条，其内容“明白显易，俾知所遵循而乐于从事，蚕利大兴，民赖之”[28]，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合乎当地自然资源又有利于民生的技术在一开始却不被人们所接受，刘祖宪经过一番调查方知事情原委，“是无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29]即由于当地农民个人的经济力量薄弱，使他们很难承担使用这种新技术的成本和风险。也就是说，落后的生产力阻碍了技术转移。以后，经过刘祖宪把捐廉俸作为初期的资金投入，逐渐刺激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最后使得这种技术逐渐被转移进来，安平地区的蚕桑业也随之逐渐发展起来了。
再如，柞蚕放养缫丝技术从山东转移到贵州遵义就是显著的例证。清乾隆3年山东历城人陈玉璧出任贵州遵义府知府，他巡视民间，发现“郡故多槲树，以不中屋材，薪炭而外，无所于取”[30]。槲树是放养柞蚕的天然资源，于是他派人前往山东老家历城购买蚕种并聘请蚕师，但此次所买蚕种未至贵州即在沅湘间因气候和季节原因而致羽化，致使这项技术引进工作中途失败。但是，陈玉璧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乾隆6年冬，他又遣人回山东购买蚕种，且以织师来传授技术。次年即在郡治西侧小山丘上放养，结果春茧大成。由此，“遂谕村里，教以放养缫丝之法，令相教告，授以种，给之工作之资，经纬之具，民争趋若取异宝”。但好景不长，次年冬，由于蚕民操作不当，又使蚕种断绝。于是，陈玉璧再一次派人前往山东购买蚕种。对此，郑珍在他的《护蚕谱》一书中详细地进行了叙述：“尝闻乡老言，陈公之遣人归售山蚕种者，凡三往返。其再也，既于治侧西小邱获春茧，分之附郭之民为秋种，秋阳烈，民不知避，成茧十无一二。次年烘种，乡人又不谙薪蒸之宜，火候之微烈，蚕未茧皆病发，竟断种。复遣人之历城，候茧成多致之，事事亲酌之，白其利病，蚕则大熟。乃遣蚕师四人，分教四乡。收茧既多，又于城东三里许白田坝，诛茅筑庐，命织师二人，教民缫煮络导牵织之事。公余亲往视之，有不解，口讲指画，虽风雨不倦。”这一曲折艰难的技术转移过程再次说明，单靠小农经济是无法完成这样的技术转移的，只有通过政府行为才能承担起其中所出现的技术转移失败的风险，完成技术转移的任务。
综上所述，外官本地回避制通过官员的异地流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徇私舞弊、贪污腐化等官场恶疾，而且还能使这些官员作为技术转移的载体，通过跨区域的流动，克服了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空间障碍，消除了地域阻力，使得技术能够通过政治渠道迅速得到转移，而官吏考核制度又促使官员必须于地方有所作为，这又给技术转移助加了内在动力。
另外，通过外官本地回避制的实施，使得技术随官员个体的异地流动而呈现出与技术梯度式转移截然不同的跳跃式（非连续性的）转移和以异地为官者所在地为中心的聚点式转移（即转移技术与官员任职地的高度一致性），这种技术转移因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撑而得到大跨度、大规模和高效率的实施。例如，甜橙、甘薯、蚕丝分别由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被引入西部内陆省份四川。即使地域邻近的技术转移如“冬水田”技术由湖北转移到四川，其空间跨度也往往在数百里之遥。实践证明，实施过这种技术转移的地区，其经济大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否则就显得相对落后。例如，贵州遵义的蚕桑业，自乾隆时遵义知府陈玉璧从山东把蚕种引种到遵义以后，获得了很大发展，使得遵义蚕丝“盛行楚闽滇诸省，……广东程乡亦遵义丝也。”[31]不仅如此，遵义蚕业还带动了黔北的正安、湄潭、绥阳、桐梓等县，形成了具有一定专门化程度的蚕丝业集中分布区。遵义蚕丝业如此发达，而遵义以外的贵州其它地区则只“种植青冈树，惟取以烧炭，并不养蚕”[32]，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显示出技术转移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三 启示与借鉴
中国自从先秦及秦代特别是周朝开始直至现代，一直断断续续地实施着西部大开发。其中，无论是周穆王曾亲率庞大的队伍翻越昆仑山，促进沿途各地区民族与外界进行技术与文化的交流，还是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推动中外技术与文化交往、隋炀帝亲往张掖主持互市（相当于现在的国际性贸易会），促进中外经济贸易发展。历代统治者大都通过移民屯垦和茶马互市等形式，促进我国东西部区域技术与文化的交流，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受到地理环境等各种条件的影响，自发的有需求和有目的的技术转移在古代很少或很难得到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外官本地回避制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虽然不是直接以技术转移为目的，却推动了技术转移的有效实施与实现。现在，这种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延续。目前，我国政府为有效地实施西部开发，促进东西部技术转移，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许多人才流动制度，如，鼓励东部地区的干部挂职到西部地区锻炼，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为人才向西部地区流动提供保障，支持东部地区的人才以兼职、短期服务、承担委托项目、合作研究、技术入股、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参加西部开发，实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对口支援等等。其中，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当于古代实行的外官本地回避制度。试想，如果我们采用这种制度，让东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技术性官员进行流动任职，那么，势必对于促进东西部技术转移和西部开发有很大作用。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值得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