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胚胎和诞生地。以此为起点，20世纪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条路线从属于政治，在革命的风暴中曲折发展；另一条路线则脱离政治实践，转向文艺学、美学自身的研究。前者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后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面对时代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我们必须汲取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使其在发展中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人类世界正处在历史的交接点。新世纪的门槛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在这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它的命运如何？这是每一个人从事文艺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可迴避的课题。由于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和美学观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个半世纪以来，始终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信仰和诋毁的两种见解和态度。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这种对立局面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复杂。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这种世界文艺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复杂现象，回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命运问题，这需要立志于文艺科学的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诞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其真正的发祥地。
第一，《手稿》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开端，从而为美学、文艺学找到了真正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明确指出，历史的全部活动，都可以在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中找到其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活运动的感性表现，是人的实现和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规律的支配。”〔1〕人类的社会意识、思想观点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抽象和概括。
第二，《手稿》初步表述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解答了长期围绕着人们头脑的“历史之谜”。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他具体分析了劳动异化和扬弃的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被扬弃而走向共产主义的结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2〕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 才能使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获得彻底解放，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三，《手稿》在解答“历史之谜”的同时，又为解答“美学之谜”，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和全新的思路。马克思全面发挥、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中已提出了的实践观点，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中心，深刻地论述了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揭示了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命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大厦铸造了宏伟、坚固、绚丽多姿的“拱顶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手稿》在世界文艺学史、美学史上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写下了新的篇章。
第四，《手稿》通过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论述，通过对异化劳动和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论述，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初步探讨了艺术哲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人的类特征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劳动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中，社会生产人，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就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异化劳动的结果，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如此等等，这一切有关的论述，都给文艺科学的研究以重大的启示。
《手稿》虽然还不是马克思的成熟的著作，仍留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痕迹，但它以其丰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成了后来出现的众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学派的理论源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深化、系统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体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理论，论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特点和规律，论述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分工、私有制、市场经济与文艺的发展，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形成，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与诗歌的敌对性等问题。1859年在同拉萨尔关于剧本《济金根》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拉萨尔所师承的黑格尔的悲剧观念，科学地阐明了悲剧冲突问题；总结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的艺术实践经验，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三融合”艺术理想，并对阅读、欣赏和批评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人物创造等文学创作与鉴赏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湛的见解。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在19世纪走出了它的诞生地，不断丰富着、发展着，以其科学理论的基础和内容，揭开了世界文艺学和美学发展史上的崭新的一页。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并取得伟大胜利的世纪。结合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一条是文艺与革命斗争、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理论研究服务于变革现实的斗争；一条是文艺与革命斗争、政治实践相脱离，理论研究转向美学、文艺学自身。前者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后者以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代表。
马克思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繁荣和发展首先是由俄国革命继而是亚洲的觉醒为开端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实践运动的发展，具有鲜明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活动得到蓬勃发展。高尔基于1901年高举《海燕》的旗帜进入了世界文坛，继而又发表了展现无产阶级社会理想和审美价值观的代表作品《母亲》。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俄国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成功地指导了俄国革命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列宁于1905年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该文成了20世纪无产阶级领导的文艺运动的纲领和宣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突出地强调了“艺术属于人民”的思想，初步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认为人民群众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他们是文化的土壤。只有在人民生活的沃土中，才能成长起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6〕在政治上如此，在文艺领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原因，俄国人在文艺学、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我国文艺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年代，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与文艺实际相结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以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和完备的形态发挥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原则，并从文学发展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论等方面，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范畴概念，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
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并在十几亿人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力地指导着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令全世界人民瞩目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这种文艺学、美学史上出现的变理论为实践并在实践中取得辉煌成就的现象，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其他的文艺学、美学理论所不可企及的。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理论，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了辉煌的高潮，当然不可否认在它走向辉煌的过程中也孕育着危机的根苗。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取得广泛传播与重大胜利，并非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德、法、英、意、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表现。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是显明的事实。英国著名新左派理论家佩·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后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7〕后来萨特也宣称，从1924年到1968 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顿”，“它是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的曲折道路前进的。这两者之间的脱节，是由这整个历史时代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命运，其最深的根源在于1920年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大革命高潮（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腊等欧洲文化的外围地区除外）”。〔8 〕佩·安德森和萨特的分析，基本上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是产生于这些著作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中。由于他们本身脱离了政治斗争实践，因而也就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但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又都具有斩不断的“马克思情结”。于是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将研究的中心转向了哲学、美学和文化艺术，同时又把本来应面向革命实践的理论研究拉回到大学和研究所，变成了十足的“学院派”。比如卢卡契、勒斐伏尔、戈德曼、科尔施、马尔库塞、阿多尔诺、阿尔都塞等，全都获得过大学教授级的职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程度不同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去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厦，但他们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他们依据和发挥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联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异化现象，比较深入地展开了社会文化批判，直接影响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有助于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2.他们重视对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本性的研究，对于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此相关的是对艺术生产理论的重视，对西方形成的所谓“文化工业”的分析，对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及其对大众文化本身的批判。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不乏真知灼见。3.对艺术形式的研究和重视。马尔库塞明确宣布，艺术就是形式，艺术就是异化，艺术就是反抗。他认为：“艺术的批判功能，它对解放斗争的贡献，寓于美学形式之中。一件艺术品的真实与否，不看它的内容（即社会条件的‘正确’表现），也不看它的‘纯’形式，而要看内容是否已经变成了形式。”〔9〕 4.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从30年代发生的布莱希特、布洛赫与卢卡契关于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争以来，西马文论家一直关注和重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诸流派的研究，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20世纪世界文艺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5.重视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接受关系的研究。萨特指出：“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10〕萨特关于读者和阅读的理论，可以说是接受美学的滥觞。
仅就上面谈的几点，就可看出西马文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研究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关注和研究的这些文艺学、美学问题，恰恰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所忽视或研究比较薄弱的方面。当然西马文论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每个人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斥之为“西马非马”。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结合新时代艺术发展的实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思想的反思，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的新的探索，这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甚至迂回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新的挑战。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过去自身潜伏的危机逐渐显露出来。这首先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1956年苏共20大批判个人迷信，揭露了斯大林在执政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在文艺领域则出现了“解冻”现象，开始打破了长期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局面。在中国，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并没有集中全力转向经济建设而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文艺思潮滋生蔓衍。1966年4月， 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发表。它是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经林彪、江青之手炮制出来的。文中大批“真实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提倡“根本任务论”，把塑造不塑造工农兵英雄典型，完全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看作是一个坚持还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分水岭，是一个直接关系到谁战胜谁、谁专谁的政的大问题。《纪要》所代表的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路线，它承继和发展了本世纪20～30年代在苏联曾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所宣扬的观点，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左”边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推向了绝路。《纪要》所宣扬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在1966～1976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肆意地践踏和亵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致使不少虔诚的信仰者都产生了信仰危机。80年代末期，随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星的降落，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马列主义及其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遭到了历史的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理论思维模式，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危机产生了，怀疑出现了，进而也促使人们思想的解放。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这世纪之交，它将走向何方？是否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些萦绕心头的问题，迫切需要给以明确的回答。
二
不可否认，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确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大悲剧，但能否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过时”的结论呢？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已经“过时”，不是靠理论家本人的宣言和声明，也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愿来衡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真理是通过过程展开的，它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当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1〕毛泽东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类认识史的实际，也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发展的科学，它同样是来自实践而又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那些已被文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迟早总会被社会所抛弃。有的理论虽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随着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它也会随之失去真理性。20世纪以来，出现过多种号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不是都在实践的检验台上而被辨明是错误的，而又被人们普遍地抛弃了吗！大家所熟知的，如：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建设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派”拒绝接受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理论；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所代表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拉普”派提出的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林彪、江青所炮制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所代表极左的文艺理论；等等。这些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从它提出的那一天起，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在文艺批评上则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种理论主张，在当时是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并在文艺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继续坚持这种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基础上的“从属论”、“工具论”就显得片面了。从这种理论观点出发而对文艺工作采取行政手段的领导方式，更暴露出了它的弊端。文艺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艺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文艺的特点和规律。文艺不等于政治，不从属于政治，但它并不能脱离政治。今天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向前发展了。
在实践的审判台上，一些在一个时期内被人们视为正确的、神圣的东西，反而遭到历史的嘲弄；而另一些真正属于科学的东西，经过反复的鉴别和比较，却终于发出了真理的光辉。20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文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真理性日益显示出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一切着眼于建设的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理论，关于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理论，关于异化劳动、人性复归和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论，关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理论，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理论，关于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理论，关于建设真正的自由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关于人类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论，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等等，越来越多地被各国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所重视和接受，并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表现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
每一种理论、学说都有自己的时代。凡是称之为科学的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出该时代理论思维所达到的程度。因此，只要这种理论、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根本改变，它就会有自己的读者群众，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弗里德列希·杰姆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后工业社会的生命力问题，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我们跨入一个以‘第三次浪潮’的科技、跨国公司和信息资料源充足等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时，那些适用于分析古典资本主义的种种观点，仍然能够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吗？但不容否认的是，只要权力和控制权依旧是社会的最为主要的问题时，尤其是私人占有制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肯定答案，亦即重新确认马克思主义对研究正统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分析模式是无比优越的。”〔12〕身居最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杰姆逊熟知当今世界的各种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但他分析比较的结果，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佳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能够继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杰姆逊的这一分析同法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所阐述的观点是相通的。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衰竭，它还非常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的发展几乎尚未开始。因此，它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我们不能超越它，因为我们不曾超越产生它的历史条件。”〔13〕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的确“还非常年轻”。它的“鲜活的生命力”，在于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并在与新的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路线提出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来。”〔14〕“精神的光明”是从亚细亚升起，所以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亚洲是起点，欧洲是终点；感性的物质的太阳升起在东方，而沉没在西方，它将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散播到全世界。但是黑格尔并不真正了解东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所知甚少。在他的著作中谈到的中国知识，多是些皮毛现象。他说历史的终点在欧洲，旨在宣扬“欧洲中心论”，而欧洲的心脏则是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黑格尔的这种傲慢、自负的“欧洲中心论”，长期支配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理论家的头脑，成为他们鄙视亚洲人、鄙视中国人的重要依据。近两个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出现，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腾飞，西方人看不起亚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许多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了中国。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德里达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来”的历史观，不满于理性主义对“感性的太阳”的抑制，真心实意地又从西方转向东方，力图从东方文化中吸取新的灵感。一些亚洲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也自觉地意识到“时代的大潮又回到了亚洲”，现在是亚洲人重新发现亚洲，信任亚洲，为自己是亚洲人而自豪。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明确宣布：“当21世纪宣告黎明时，东亚不仅在经济层面，甚至深入至精神领域，定会为世人瞩目，成为导引人类历史的动力，被寄于极大的期待。”〔15〕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对亚洲各国发生了重大影响，并在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西方学者转向东方文化的研究，首先就是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们不仅要研究中国前天、昨天的文化，更重视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研究。20世纪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曲折复杂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后将近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不断实践，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光辉的一页。它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并没有因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而终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旦与各民族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它就会获得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重新焕发出革命的青春。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世纪之交，仍然是中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正在接受新的检验，迎接新的挑战，并在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继续向前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过程中，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我认为是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方法论问题。本世纪50年代以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提出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使自然科学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进展；在社会科学方面，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和学派，他们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提出了新的方法和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体系，而是一种发展的、开放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同样需要发展，需要吸取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优秀成果，从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文学是人学。文艺学是研究文学如何成为人学的科学。文艺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结合，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这将是文艺学在未来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将使文艺学研究在资料保存、信息反馈、传播媒体、国际交流等方面，加速实现现代化。
第二，学风问题。这是一个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能否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能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20世纪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为文艺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这其中包括：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实践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的经验教训；西方20世纪现代派艺术实践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西方不同学派的文论家、美学家的研究成果及其局限，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调查研究，批判审视，综合比较，进而才有可能得出新的理论认识。
第三，民族传统问题。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真正在不同国家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同该民族的优秀文艺传统相结合，使之具有民族的特色。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不仅在东方而且在世界美学、文艺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毛泽东指出：“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行吗？”〔17〕我们今天要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要充分地吸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没有认真地批判继承，就不可能有真正地革新与创造。
第四，对话与交流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在各个领域广泛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时代。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要发展，艺术要繁荣，绝不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坐井观天。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现代化传播媒体的出现，为各民族之间的科学、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对话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世界走向中国，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为了追求真理，发展文艺学、美学，我们应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与国外的不同学派的理论家、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对话，彼此学习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我们不仅对外要实行对话、交流，对内也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更为广泛的对话与交流。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打破一切僵化的理论模式，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在深入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自己理论特色的不同学派，迎接科学和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注释：
〔1〕〔2〕〔3〕〔4〕〔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第121、120、121—122、169、127、129页。
〔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7〕〔8〕〔9〕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 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37、259页。
〔10〕《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12〕《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与美学》，北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13〕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页。
〔14〕《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8页。
〔15〕见《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20页。
〔17〕《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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