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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历史发展，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也有互不相同的各自的特点。拿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来说，就是如此。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西欧和东欧各国走过了显然不同的道路。在西欧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封建农奴制走向解体；农奴逐步获得人身解放和自由。然而在易北河以东的东欧各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农奴制非但未解体，反而更加强固了。在英国，当封建制度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高峰；这年5月19日，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规定：英国将建成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它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①]然而就在这一年，俄国的农奴制在法律上正式形成，广大的农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后，俄国的农奴状况不断恶化，到了18世纪末，已经和奴隶无多大差别。
英国的历史发展，不但和东欧的俄国等国有显著差别，而且和欧洲大陆的西欧诸国也不完全相同。自从17世纪革命以后，英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它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迅速走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前面。
本来在古代时期，英国这个大西洋中的蕞尔小岛，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古代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英国被置于地球边缘的天涯海角。当时，欧洲大陆的人，隔着英吉利海峡，只隐隐约约见到不列颠岛岸边雾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称之为“阿尔比昂”。[②]直到中世纪时，欧洲大陆的一些人还以鄙夷的眼光来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边康斯坦察召开的一次天主教国际会议上，法、德、西班牙等国的代表认为，英国不过是像丹麦、葡萄牙一样的小国家，它的代表不能与其他大国代表平起平坐；不应享有表决权。[③]
但是到了近代，英国一跃而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靠了日益富强的国力和强大的海军，它先后在16、17、18世纪击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所向无敌的海上霸主。以后，它又将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步建立起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凡阳光一天24小时照耀之处，都可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旗帜在飘扬。这时，英国近代历史成了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别的国家、民族一样，英国历史也具有其独特的特征。特征之一是它的长期而持久的议会传统。早在中世纪，英国议会就已存在。到了19世纪，议会作为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发动了推翻君主专制的斗争；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没有国王、上议院的共和国。这次革命是在欧洲封建制度发生危机的坏境下产生的，它又反过来，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又复辟了，但王党分子企图将历史车轮扭转到革命前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斗争，斯图亚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建立并逐渐巩固了起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体制；比起欧洲大陆和东方各国的君主专制来，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在君主专制的国度里，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在专制君主的枷锁下，忍受熬煎。法国的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把国家和他个人等同起来。那些匍伏于他足下的臣僚，阿谀地称他为“太阳王”；“太阳王”在他的凡尔赛宫，“把每个人都压制到卑屈服从的地位；他鄙视每个到他宫廷的人。那些公务人员，都不敢以他稍有异议。他还使用心计，使每个贵族都唯唯诺诺，不敢表露个性，而只厮混于奴颜卑膝的众人之中。”[④]在豪华奢糜的凡尔赛宫的阴影之下，有多少人在专制暴政的重轭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那个著名的巴士底狱“铁面人”的事迹，只是由于伏尔泰的揭露才为世人所知，实际上远比这一事件更为凄惨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专制农奴制“黑暗王国”的历代沙皇统治下，俄国千千万万农奴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叶卡特琳娜二世曾先后把约80万农民赏赐给她的宠臣作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对这些农奴加以虐待、买卖。在当时俄国的两家报纸《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新闻》上经常登载着把农奴和跑马、猎犬一起出售的广告。[⑤]在这些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人们在公开场合，只能听到对“太阳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颂德，但实际上，受迫害的千万人民，却对残害人民的独夫、民贼怀着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书中揭露，在俄国，农民过的是“带枷的罪犯的命运，被囚于地牢的囚徒的命运；是轭下牛马的命运。”他认为沙皇是“一切凶手中最凶残的凶手；一切罪犯中最严重的罪犯。”一死还不足以偿其辜，他应该“死一百次”。[⑥]
和上述这些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在近代时期，具有较大的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和宽松的社会坏境。19世纪革命时，摆脱了专制桎梏的人民，意气风发，发挥出巨大的创造性。弥尔顿形容当时人民热情蓬勃的精神说：“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强大的民族，像是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枷锁，奋然站立了起来！”[⑦]在言论自由的坏境下，人们的创造性充分发挥了出来；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各种见解。各种出版物和小册子像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仅1645年一年，英国就出版了722种出版物。[⑧]后来，在复辟王朝被推翻之后，1695年，英国正式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得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学家、哲学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像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现在知识领域，光耀夺目。
英国在政治上的相对民主、自由，不但为本国人民发挥其创造性，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在专制暴政迫害下的进步人士提供了避难所。当法国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时，数万名胡格诺教徒逃亡到英国。后来，在流亡到英国的大批人中，包括马克思、赫尔岑、奥加辽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国出版的，赫尔岑在英国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极星”、“钟声”杂志，发表革命民主主义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国的专制、农奴制。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也是在伦敦成立的。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成了封建专制国家先进人士向往的榜样，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等人，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备加称道；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维新派人士把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作为效法的榜样。
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中世纪以来，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就比较薄弱。19世纪初，英国全国领薪金的专职官员不过二、三个人；其中还有许多是国王的家仆。也没有专职的警察；只有临时的民警；他们由普通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任期一年；地方长官则由士绅轮流担任。内战前，英国没有常备军，甚至国王本人都没有固定的卫队；遇到紧急状况时，国王临时能够召集起来的武装人员，不过几十人；反对外国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任务，主要由民兵担任；他们由本地的士绅召集和领导。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仍是世界上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最薄弱的国家之一。马克思曾根据这一点，认为英国有可能通过实行普选权，以和平的方式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不严格，阶级之间没有严格固定的界限，阶级之间的流动性较大，这也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点。近代早期，人们在讲到英国社会分为哪些阶级时，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异词；说法不同。16世纪末，威廉·哈里逊把英国社会的人分为四等，但上等人之间的界限却不清楚。例如关于“绅士”，他说“绅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统，或至少因其美德而变得高贵知名的人。”[⑨]这样，就使人觉得，绅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获得。另外，托马斯·威尔逊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将英国的社会等级划分为五等。但五等之间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说：“许多骑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样富有，而且并不比许多伯爵差多少，”[⑩]这样的划分标准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英国社会现实中，阶级本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由于阶级界限不严，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就较大；从一个阶级改变为另一个阶级并不困难。一个人只要经过一定努力，就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上述这些特点，使英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相对的弹性、灵活性；在英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往往通过小的变动即可调整，不致蓄积起来，爆发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除了17世纪革命时期的内战之外，在近代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暴力斗争事件。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思想界和政党政治中，主张和平渐进，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和政治纲领、政治势力，也特别强大。
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稳定的政治局势；阶级关系的流动性、灵活性较大；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科学技术发明的鼓励，加上其他自然条件等因素，使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当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进行的时候，在欧洲大陆上，法国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人们的注意力都被法国大革命血与火的暴力场面所吸引，没有太注意在英国发生的不大喧嚣的经济技术变革进程。但一个世纪以后，工业革命的深远后果却日益显现了出来。它不但在经济上和生产技术上引起巨大变革，而且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在生产技术上，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增长。生产率也一日千里。1812年，一个使用机器的纺纱工所生产的棉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200个纺纱工在同一时间里生产的棉纱，[①①]工业革命也大大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工业革命前的千万年时间里，由于生产力低下，在无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人只能以依赖和屈从的态度去取得与自然的协调。虽然终生辛劳，竭尽全力，仍然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经常陷入饥寒交迫之中。直到中世纪，在欧洲的农村中，仍有40—60%的人，经常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使在城市里，劳动者也常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改善。英国在19世纪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3倍，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收入仍增加了4倍。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因为它的结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时，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在增长。”[①②]工业革命在交通运输方面所造成的技术发展，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前，各地区之间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快的帆船英国的“短衫号”（Cutty Sark），从中国航行到英国需时4个多月。[①③]各地区、各国人民之间分离隔绝，互不来往，是造成彼此隔阂、猜忌以致互相争战的客观因素。工业革命后，交通工具，日新月异，全世界各地区都由统一的经济链条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交往便利而频繁，各国、各地区人民互相了解和对利害一致性的认识也日益增强。
不过，我们说，近代英国的政治比较民主、自由，只是与欧洲大陆及东方各君主专制国家相对而言。实际上，在英国，主权在民的民主进程始终未能贯彻到底。英国的书报检查制度虽然在19世纪末即已废除，并且在以后也未再恢复，但是揭露和批判现实政治的作家，仍不断遭到迫害。18世纪末，英国国内激进民主主义兴起时，英国政府颁布法令，暂停“人身保护法”生效，同时还制订了“判逆行为法”和“叛乱集会法”，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自由。违者将严惩，直至判处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满和叛乱种籽”的罪名，将激进民主人士托玛斯·缪尔和帕尔玛流放到澳大利亚。[①④]
当英国作为国外先进人士避难所的同时，它的统治者却在对外关系上执行着镇压革命和殖民侵略政策。法国革命开始后，英国统治者成了反对法国革命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英国殖民主义者也在世界各地进行疯狂殖民掠夺。早在17世纪英军征讨爱尔兰时，在特罗伊达等城市，大肆烧杀，连老弱妇孺都不能幸免。结果，爱尔兰的1／3人口在战争中死亡；瘟疫和饥饿遍及整个爱尔兰，有些地方，“人们走过二、三英里方圆的地方，都看不到一个活的生物；无论是人、牲畜和禽鸟。”一个英国军官在说到英国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的血腥掠夺时也说：“我们将使我们的形象变成一群残忍、血腥和丧失人性的民族。”[①⑤]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挟其坚船利炮，用血与火的手段，通过鸦片战争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的。
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它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影响。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财富飞速增长，但劳动群众反而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对工人阶级来说，新建立起来的工厂，不过是“昏暗、肮脏的牢房”[①⑥]。它们并不是“文明的庇护所，而不过是工业的兵营”。[①⑦]工业革命后迅速兴建起来的大城市中，秩序混乱，环境污秽，工人们麇集在嘈声震耳的厂房中，无日无夜地辛苦劳动。这些大城市成了“荒凉不毛之地，没有色彩、歌曲和笑声，只有男、女、老、幼在里面劳动、吃饭、和睡觉……新式的纺织厂或炼铁厂就好像金字塔一样，把它长长的阴影投射在这个以它们为自豪的社会之上”[①⑧]。在社会上，“迈达斯的祸害”到处弥漫；就好像古希腊寓言中的国王迈达斯一样，人们贪婪地企图把一切都变成黄金；在闪闪发光的金钱面前，花朵、诗歌、友谊、爱情，一切都黯然失色了。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证明了，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创造幸福。”[①⑨]
我国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中、英两国相隔万水千山，互不相知。苏伊士运河开辟前，中、英交往，须绕道非洲好望角，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鸦片战争时，英国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了中国锁国闭关的大门。中国的先进人士，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的环境下，深感知己知彼才能有备无患。于是着手研究英国等西方列强及其历史。他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但是由于武器装备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后了。曾经到过英国的王韬就指出，英国之所以富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的“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所向无敌”，而是在于它的政治上的“君民共治”的立宪君主制和“巴力门”即议会制；国家大事都要经过议会两院讨论，“必众论佥同，然后实行。”[②⑩]从19世纪末维新运动，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介绍英国及西方各国的书籍越来越多。1919年到1949年间，出版了以英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约有五、六十种。[②①]
1949年后，英国史的研究也像其它学术部门一样，取得巨大成绩，有很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很严重；在历史著作中，一味歌颂暴力和斗争，对英国和其他国家历史上一切和平渐进的历史现象和主张和平、改良的人物、政党和理论，盲目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时，个人崇拜之风甚炽，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而是只能凭摘引经典作家或个别政治领导人的片言只语作为标准。对外学术交流，几乎完全断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极左的恐怖路线得到纠正。科学文化从备受摧残中渐渐复苏，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对英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也开始走上健康道路。
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国人民在社会实践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遭遇过惨痛的教训，我们以这样的实践为基础，再去观察英国近代历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层的认识；特别是深切感到，过去极左路线时的许多错误观念必须纠正。英国在近代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和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加以研究、总结，以供我们建设我国美好未来之用。＊
注释：
①S.R.Gardiner(ed):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ritan Revolutun.1625—1660.(1927).P.388.
②阿尔比昂（Albion），源于拉丁文Album，意为“白色”。
③E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Vll.(1929)PP.300—301.
④Sde Gtamont (de):The Age Of Magnificence,Memoirs Of Court Of Louis XIv by the Duke de Saint—Siman.（1964).P.141.
⑤如1797年《莫斯科新闻》上登的这样一则广告——：“出售家内艺人，品行端方，计裁缝两人，皮鞋匠一人，厨师一人，马车夫一人，雕刻师一人，镀金匠一人，和马车夫工人，欲了解其价格者，请至……本地主处。另售三只幼齿跑马，一匹种马，两匹阉马，还有一群猎犬，计50……。”载斯·斯·德米特里也夫、穆·弗·涅奇金娜编：《苏联历史文献》第二卷，1953年，俄文版，第222页。
⑥阿·恩·拉季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载《拉季舍夫选集》.1949.俄文版.第282页。
⑦R.Garnett:Life Of John Milton(1890)P.80.
⑧F.S.Siebert: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1476—1776.(1952).P.191.
⑨F.J.Furnivall:Harrison's Description Of England.(1877).P105.
⑩F.J.Fisher:The state Of England Arro Dom 1600.by Thomas Wilson.(1936)P.17.
①①P.Deane and W.A.cole:The British Economic Growoth.1688—1959.(1967).P.183.
①②W.A.Lewis: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1955).P.9.
①③这艘船现仍陈列在伦敦近郊的格林威治，作为海运史文物，供人参观。
①④A.Goodwin:The Friend of Liberty,(1979),P.287.
①⑤C.H.Firth:Oliver Cromwell and the rule of the Puritans in England (1953).PP.259.400.
①⑥T.Carlyle:Chartism.(1838).P.35.
①⑦J.L.and R.Hammond:The Town Labourer.(1978)P.27.
①⑧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1925），第216—217页。
①⑨A.Toynbee: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utun in England.(1884).P.93.
②⑩王韬：《记英国政治》、《韬园文录外编》，第四卷，第107—108页。
②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