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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一番，父母在我的成长阶段，好像没提过诸如职业规划之类的要求，这多少有点想不通。要知道，我的父母可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学医，一个学建筑。他们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告诫我：“你以后最好别选择这两个行业！”可见，从事过的行业，才知其中的艰辛。
我的文学爱好，其实是父母培养起来的。母亲与单位图书馆的孙阿姨是密友，所以从小我就能自由地出入图书馆。稍大一点，父母每年的书报费，都由我来代替他们决定买什么书。书在那个年代是件奢侈品，成人都很少买，我却从小学起就有了自己的藏书。到了初中，父母就不大管我的功课了。当时，我已经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散文诗，在学校内外有了点儿名气。高中头两年，我当上了校文学社社长，大多数课余时间都花在办校报、校刊上。我还和外校文友交往，与外地诗友通信，提前过起了职业文人的生活，这在当时的学生里可算是稀罕事。
然而，自由读书的好时光在高三文理科分班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父母很开明，但理工科的出身让他们认为文学最多只能是爱好，绝不能当饭吃，所以最终还是逼我选择了理科。按照规定，校团委停止了高三学生的办刊活动，我也失去了这块最后的文学阵地。
我迎来了自己的青春叛逆期，很快就与班里一个最顽皮的学生打得火热，他的外号叫大宝，是全校头号坏学生，打架、逃课、撒谎无所不为。我们俩每天称兄道弟，同进同出，从这种叛逆中得到一种从未品尝过的快乐，老师对我失望至极，父母却仍然被蒙在鼓里。
大宝和我有同样的青春烦恼，我常常陪他回家，这才知道他的母亲对他管得有多么严格，几乎可以用凶悍来形容。他母亲当着我的面，动不动就让他跪下，又踢又打。我每天陪他回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的种种谎话作证人。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放学在外边混到夜里11点多，大宝还不敢回家，我只好继续陪他在街头溜达。恰好有一位开夜车的货车司机，在路边停车问我们从合肥到南京的路怎么走，大宝壮着胆子说：“我们也准备去南京，顺道带你去吧。”也许是那位司机一个人开夜车很孤独，竟然就这么让我们上了车。黎明时分，车终于到了南京，司机就把我们放在了郊外。
我从没有离家出走的经历，异常惊慌，大宝只好来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一路上，我们饿得要命，在公路上走了很远，终于发现一个农家小店。大宝脱下手上仅有的手表，谎称我们丢了钱回不了合肥，希望卖给店主。店主看我们单纯，经不住大宝的软磨硬缠，便以二十块钱的价格买了下来。凭着这二十多块钱，我们在南京城里玩了整整三天，晚上困了就睡在澡堂里，我们还奢侈地买了两瓶葡萄酒，在玄武湖畔喝了个大醉。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所以丝毫没担心过家里。终于弹尽粮绝了，我们才想起了回家。大宝凭着他老道的江湖经验，带我混上了火车。就这样，我们分文未花又回到了合肥。可让我们根本预料不到的是，两个孩子突然失踪，早已惊动了学校和家人。刚回合肥没多久，突然上来一群彪形大汉，把我们分别押上汽车，原来我父亲动用了单位保卫科的所有力量。回到家里，父母竟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都装着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甚至没让我交待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头一次被请进了校长办公室。坐在那张洒满阳光的办公桌前，我写了生平头一份检查。检查的内容毫无认错的态度，完全沉溺在吹嘘自己的语文成绩和炫耀自己的文笔中不能自拔。校长看完检查，直夸我写得好，竟然对我旷课的事没说一句批评的话，也未做任何处罚。最后，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把我改编进文科班。在剩下的半年里，我如鱼得水，再也没有浪费过自己的时间，全心投入到学习中，并且顺利考上了大学。
我从未和父母谈过那次离家出走的事，多年后我才明白：让一个学生在高三的最后半年从理科转到文科，不可能是校长的一时兴起，因为学校不会冒这么大的险。其实早在我走进校长办公室之前，父母就已经跟校方商量好了。在最关键的时刻，真正把我拉回正轨的，仍然是爱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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