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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学者中兴起的和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理论思潮和学术现象。搞清楚这一理论和学术现象(尤其是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今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资本主义理论的兴起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制度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西方企业和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出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传统的企业产权所有者不再是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管理者，而是成了远离企业躲在各种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以及各种金融组织背后的保险金和基金等等的单纯的受益人，而直接或间接管理企业的则是那些受雇于企业的受到专门训练的管理人才。有的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①。到了20世纪末，在福山等西方右翼学者因为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转型而高呼“历史的终结”的时候，另一部分西方学者则意识到，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于1945年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汉斯·G.埃尔沃林)。1992年，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F.R.詹姆逊在《论据》杂志第194期上发表题为《后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一文，试图用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分析后资本主义现象。詹姆逊把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跨国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称为后资本主义。1993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出版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认为“我们已经深深步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回过头来审视和修正资本主义时代和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历史”②。他描述了这个新社会(他称之为“知识社会”)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国家职能、经济动力和社会问题等方面出现的新的变化。德鲁克认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矛盾和冲突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在这个新社会里，“新社会真正有支配性的资源、绝对有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掌握在广大劳动者头脑中的知识。因此，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导阶级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③ 德鲁克更以美国为例来证明他的这个观点，即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雇主不是资本家，而是非营利组织”。德鲁克之后，后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和专门性的研究文章与专著大量涌现，爆发性地在网络上出现。除大量的研究性文章在网上出现以外，至少还出现了两个比较有影响的有关后资本主义的网络平台Post Capitalism.com以及Thought-Storm。前者以《后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到彼得·德鲁克》为研究主题，发表有关后资本主义方面的研究文章，后者则不断地向人们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认为，信息技术与网络发展的结果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后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比较有影响的研究专著有：英国左翼学者梅札罗斯1995年出版的《超越资本：一种转型理论》，意大利公共管理学教授费兰科·阿尔基布吉2000年在英美同时出版的《联合经济：超越福利国家/进入后资本主义》。前者以123万字的巨大规模表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结构性危机，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型。作者在其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后资本主义问题。后者则与德鲁克一样，用近400页的篇幅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即从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从工业社会到消费(服务)社会，从工业化到信息化，从资本主义到后资本主义。作者明确指出，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是联合经济。
二、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
彼得·德鲁克④ 被《商业周刊》杂志称为是“当代最不朽的管理思想大师”，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的社会学家，他这方面的才能主要地表现在他的著名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
德鲁克认为，1989年到1990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同时也代表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一种“摧毁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体制的力量，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⑤。这两种社会正在快速地被另一种社会所取代，“这种社会就是已经出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⑥。
德鲁克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要的不在于筹谋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也不在于劳动力的支出，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是运用知识于工作之中，即人们主要地是由知识和创新来创造财富。这是一个以知识为主的社会。过去是资本家运用资本和劳动力从事生产，现在是知识工作者作为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运用知识于生产活动之中，通过知识创造财富。
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后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知识工作者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生产中的受雇者。一方面他们要受雇于某一个公司或组织；另一方面，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说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是因为他们作为退休基金制度的受益人，都程度不同地是这些基金公司的所有者。说他们拥有生产工具，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工具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走到哪里就可以把他们的知识带到哪里。⑦
德鲁克以美国为例向我们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退休基金已经取代旧式的资本形式，逐渐控制资金的供给与分配。“据1992年调查结果，退休基金拥有美国大企业一半的股份”，其余部分则是各种形式的固定债务。而退休基金的受益人是美国企业的员工，他们才是这些退休基金的真正的所有者。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雇主不是资本家，而是非营利组织”，而真正的投资人是这些组织背后的退休基金受益人。⑧ 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和资本家阶级，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是他们受雇企业的所有者。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原因，在这样的企业里，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既不是企业的资本、土地所有者，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劳动力，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他们是一批数量庞大的靠薪水生存的阶级，是退休基金的投资分析师和资产经理人。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鲁克认为，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鲁克更进一步指出，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知识劳动者主导的社会，传统的以简单劳动为主要劳动方式的产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少，取代传统的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是知识劳动者与从事一般技术性服务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德鲁克指出，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造与搬运业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从事制造和搬运的劳工人数越来越少，大多数的劳动者进入知识和服务领域。在发达国家，从事知识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提高到占全部劳动人口的3/4至4/5之间，而且还在继续升高之中，而40年前这个比例甚至还不到1/4。这些所谓“从事知识和服务业的劳动者”，实际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政府、企业和各种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即所谓把知识运用于知识的人；另一部分是一般性技术服务人员，即所谓把知识运用于劳动的人。在管理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政府工作的公务员，美国的公务员占劳动人口的1/5，英国占30％，其他发达国家几乎也是如此。⑩ 德鲁克认为，知识劳动者与服务劳工之间的冲突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需要通过不断地提高服务劳工的生产力的方式加以解决。德鲁克同时又指出，这两部分人都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而且，这两者的界线也不是十分明显。不过，两者的收入有逐渐拉大的可能，如果使其发展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社会就会出现危险。解决的办法就是使服务劳工的收入与尊严都能得到改善，同时也要使他们有升迁和得到肯定的机会。(11)
德鲁克对后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命令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转变为平等的资讯关系。传统的组织都假定“官大学问大”，上司比现场的下属懂得多。理由是上司在若干年前也担任过下属的职务。可是在以资讯为基础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上司并不一定了解下属的专业工作，上司可能从来就没有与下属所从事工作相关的工作经验。组织越是以知识为主，人员就越专门化，每个人在本身的专业领域比组织中的其他任何人懂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存在谁命令谁的问题，而是像一个小型爵士乐队，成员之间互相指挥，每个人都根据别人的演奏而演奏。在这种组织中，每个成员都必须做负责任的决策者，都必须把自己看成管理者，可训练，但不可指挥。德鲁克说：“我们应该用‘责任’、‘贡献’这种讲法来取代‘职衔’、‘职权’的用语，后者是与命令控制为基础的组织相联系的术语和与此相关的行为方式和管理方式。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管理工作并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有权力的人’，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有贡献的人’。”(12)
德鲁克同时也论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也像上述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一样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他说：“在政治结构与政体方面，我们也正处于转型期，正迈向一个后的时代——后主权国家时代。”(13) 德鲁克认为，过去的400年是殖民帝国兴衰浮沉的世纪，其间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演进是由想建立超国界的超级国家的政治企图所推动的。具体而言，民族国家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这就是说，是帝国造成了民族国家的诞生，而不是民族国家导致帝国的产生。“欧洲国家的相继成立，都是由于类似西班牙这种想作为欧洲霸主的帝国企图所直接、间接造成的。”(14) 可是，进入资讯时代以来，这种因为抵御帝国企图而产生的民族国家受到了挑战。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金钱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因特网的出现使得资讯的跨国界流动更超出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环保也与金钱和资讯一样是不认国家的；“9·11”以后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则使得超越国界的行动取得空前的一致。
德鲁克使用“金钱无祖国”、“资讯无祖国”、“环保超国界”、“打击恐怖主义也需要超越国家”这类术语来表述他所说的“后主权国家”的特征。金钱超越国家限制的方法让国家经济政策对它产生不了作用。资讯超越国家限制的方法则是松懈“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连结性。而环保也同金钱与资讯一样，是不认国家的。但是，与金钱和资讯不同，环保是第一个由政府推动的跨国界行动，而第二个需要超国界行动和需要建立跨国机构的是打击恐怖主义；武力管制则是第三个跨国家行动。德鲁克认为第四个跨国行动可能是“跨国人权监督”。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反对的国家很多，所以他说这个问题“我们还在观望”。(15)
德鲁克认为，现在人们还没有决定这些超国界机构要怎么设计，而且，每一种跨国机构的发展速度也要等将来才能决定，或许要等到发生大的灾难以后，各国政府才会愿意接受这种跨国机构的领导和指挥。另外，跨国机构怎样发展，如何组织，有权做什么事，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如何界定，财政要怎么建构等等问题，可能都需要在若干时间以后才能明朗化。德鲁克坚信，这类跨国机构要怎么建立的问题一定会成为未来几十年的政治核心课题。这也就是说，国家主权的界限在未来几十年一定会成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内政的核心课题。(16)
与这种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主义相对应的是一种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新的现实，即区域主义。首先是欧洲共同体，之后是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推动的北美经济协定。另外，中亚、东亚包括中日韩在内的经济合作组织也正在建立之中。德鲁克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域合作的现象，是因为“在知识密集的经济体系中，光靠传统的保护主义或传统的自由贸易都行不通，必须靠单一经济区域才行。同时，经济区域必须够大，才会有强大的竞争力，才能建立有意义的自由贸易，受到高度保护的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得到发展。这正是高科技产业(也就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本质”(17)。德鲁克确信，亚洲一定会适应环境而结合为大型的互惠贸易区域，这种互惠同时具有开放和保护两种色彩。因此，地方主义或区域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浪潮。
三、对德鲁克的批评
德鲁克明显地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以前苏联为主要代表的共产主义实践的关系。他显然没有注意到，他所谓同时摧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指的正是马克思讲的社会的生产力。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鲁克与马克思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也正是因此之故，德鲁克对于所谓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德鲁克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无意中使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用生产力的观点解释历史，得出了传统资本主义终结的结论。就在不少西方学者宣称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而庆祝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时候，德鲁克也向人们宣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德鲁克从生产方式、所有制结构、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入手，得出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方式终结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早在写作《帝国主义论》时就已经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的表述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交往的普遍化，列宁所说的那个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年代也已经成为历史。以掠夺领土为目的的帝国主义与战争时代随着中国香港的回归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的失败而最终成为历史。这就是说，不仅资本主义早就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作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也早就已经成为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J.K.吉布森-格雷汉姆在其《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者犯了“目标缺失”的错误，换句话说，西方左翼学者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早就已经不存在了。(18)
我们现在知道，学者们普遍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在马克思那里也能看得出来。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著名的表述，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27年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由此而带来的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像魔术一样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力量主要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市场经济。包括中国明清时期在内的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当时封建制度阻碍了它的发展。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所创造的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是市场经济的魔力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魔力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一度创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一方面产生了专门依靠资本生存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这两部分人在马克思的时代发展为两个对抗的阶级。
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进一步改变了社会分工的状况。首先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其次是风险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分离，然后是技术要素和一般劳动要素参与分割企业的利润。德鲁克上面所说的退休基金公司成为主要投资人的情况，则更加模糊了传统的劳资关系。法国学者所称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制度中，个人已经不再是资本家，每一个个人都是企业或组织的雇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依然存在，但是，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劳动者同时又一定程度地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不仅如此，劳动者参与分割企业的利润的情况也随着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或德鲁克所说的知识的重要性而普遍发生。这就是说，不仅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资本主义时代所说的“土地得到地租、资本得到利润、劳动得到工资”的传统分配方式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冲破并且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关系，催生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
德鲁克称这种新生的社会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他不能称这种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因为100年来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列宁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经随着苏东剧变而成为历史。他也不能称这种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社会。这种社会也同样已经成为历史。由于这种社会采用的依然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德鲁克依然称这种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区分这种社会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别，他称其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不难看出，德鲁克这里依然犯有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同的错误。
当我们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开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离我们很远。人们可以拒绝把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例如像德鲁克一样，但是，这些国家肯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德鲁克的观点。
注释：
①阿道夫·贝利：《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②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③同上书，第12—13页。
④彼得·德鲁克，1905年生于维也纳，先后在奥地利和英国完成学业。从20岁起担任一家报社的海外通讯记者，也为伦敦一家国际银行作经济评论工作。1937年，他到美国担任英国一家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经济分析员，不久就成为美国几家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管理顾问。德鲁克在纽约大学管理研究所工作20余年，兼开政治哲学课程。(参见《后资本主义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⑤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第13页。
⑥同上书，第14页。
⑦同上。
⑧同上书，第12页。
⑨同上。
⑩同上书，第92页。
(11)同上书，第104页。
(12)同上书，第114—116页。
(13)同上书，第120页。
(14)同上书，第122页。
(15)同上书，第151—154页。
(16)同上书，第155页。
(17)同上书，第157页。
(18)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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