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细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持续增长论文,刘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阐述：
2001年，应该说是中国经济机会收成的年头。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在经过漫长的努力之后， 终于有了大势所趋的结果和人心所向的开端。
秋收来自春播。
是中国经济10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社会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为这一沟通架桥铺路 ，使这一结果水到渠成。
最近有一个时尚的词汇——“零距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零距离”在今年诞生，应该 说与中国经济持续10年突破东亚模式常规，在世界经济整体走低中“一枝独秀”的平稳发展 有绝对关系。今日中国，是因开放和发展才有了更令世界信服的能力、更令世界想往的机会 。中国以它内在力量的不可低估和无法忽视，与世界各向前一步地走到了一起。
10年来，在世界经济的座标系中，除中国经济发展平稳攀升的直线外，还有发达国家如美 国10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有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列国已成为模式和现象的高速增长。但不幸 的是，他们分别又以无法扼制的下滑和带有规律的危机形成了各自的发展曲线。中国经济在 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呈“一枝独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与我们同属亚洲文化的东亚经济， 其 溃败的内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哪些昭示？中国经济在其表象的背后潜伏着哪些隐性危 机？中国经济在21世纪仍可保持持续增长的依据是什么？
中国经济界著名学者刘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数据举证：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表明：其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的排序中名列前茅。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从1992—1997年，其GDP增长超过10%；从1 9 98年—2000年，GDP增长速度从未低于7%；就在采访刘伟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01 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预计2001年GDP将增长7.5%。
若横向比较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从90年代开始，其GDP的平均增长在3%左右，近两年更困难 一些，在2—3%之间。其中发展最快最有代表性的美国，在进入90年代后曾持续了100多个月 的经济繁荣，也曾一度成全了克林顿的政绩。但细算这100多个月的增长率，也就平均在4— 5%之间。当然，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还是高出了一倍。
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呈现衰退迹象，到2001年势态越来越明朗。美联储及政府有 关部门虽然采取了刺激经济扩张的一系列政策，但并未明显见效。9.11事件更是让美国经济 雪上加霜。保守的说，美国经济在三年之内都未必能消除这一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的同期增长大约在4—5%左右。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发展最快的是东 亚新兴工业国，其中韩国和新加坡是最具典型的代表。但就其经济增长率来说，在进入90年 代后，韩国没有超过7%，新加坡没有超过8%。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包括日本的经济普遍 受挫，至今也未看到复苏的明显势头。
所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表明：其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的排序中名列前 茅确定无疑。
改革以一种特殊的力量把中国推出贫穷的陷阱
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仍然有可能保证一个相对较高的、令人满意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增长 速度。
财富可以积累，贫穷同样也可以积累。当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什么贫穷落后时，可以找 出很多因素，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贫穷。因为穷，所以穷，贫穷可以再造贫穷。
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从这个恶性循环的陷阱中跳出来？仅靠自身的力量是非常困难的，往往 需要借助殖民、国际特别援助等外在力量的帮助。 中国的跳跃是依靠改革这个特殊的力量。
中国社会20年的改革开放，保证了中国经济有一个积极的、可行的和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 ，使中国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收入（人均800多美元）的阶段性跨 越。如果其它因素没有特别变化——普遍而重大的自然灾害、重大的国际军事冲突的波及和 卷入、严重的政治混乱等，如果继续保持7%的增长速度，再有10年，中国可达到中等收入（ 人均1600美元）的发展水平；再有30年，在前提仍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那时的国民生产总 值将是2000年的10倍（约90万亿）。若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人均将超过8000美元，那时的中 国 社会，将进入高收入的发展水平。
从下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标志着一个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加速的时期，达到人均8000美元 高收入的社会将意味着其工业化内容的完成并进入后工业化即现代化时代，人均13500美元 以上的国家就已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很显然，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加速的时期。如果从中国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产 业 结构以及区域结构等经济的技术层面分析，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仍然有可能保证一个相对较 高的、令人满意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增长速度。
以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进行到底
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市场化，是使资源从行政体制、计划体制之内最大限度地纳入市场 约束范畴。
西方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对东亚快速增长模式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快速增长现象在一 个国家不会超过20年。
而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膨胀确实不到20年就出现了持续的衰退。
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却背离了这一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度因素。应该说，中 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结果。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形态进程一般是以市场化为背景完成的工业化，即先确立市场经 济体制的方向，在私有制进行了资本革命后再进行商业革命。在由此而形成的市场框架中， 在资本私有制和市场化的体制条件和制度安排下进行其产业革命，完成工业化。其特点是先 市场化后工业化。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历史轨迹——先商业革命后产业革命。
前苏联及欧洲国家完成其工业化是另一个轨道，即在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才开始资本 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先工业化后市场化。
唯独中国不一样。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时工业化并没有完成，可以说工业化和市场化于同一 时间空间聚焦在中国社会，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极大特殊性。
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函数中，除了一般的要素外，还有制度因素在起作用。我们的制度是在 变化的，当制度本身成为一个变量，它肯定要影响经济增长的目标函数。中国改革的总体目 标是市场化，是使资源从行政体制、计划体制之内最大限度地纳入市场约束范畴。
世界银行曾在1996年对全球转轨国家的整个市场化进程做了一个测算：所有转轨国家市场 化程度提高的平均速度为4.4%。在对国别的测算中，中国是5.5%，高于所有转轨国家平均速 度1.1个百分点。
这组数字意味着我国在所有轨转国家中的转轨速度是相当快的。中国是大国，能够高于其 它中小国家的平均转轨速度就更标明了我们的社会转型进程。据我个人保守估计：中国市场 化总体的程度不会低于75%。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在75%的水平上直接受市场约束，而不受 行政驾驭和约束。
中国的商品市场化程度很高。消费品大概在95%左右。劳动力90%以上实现市场化，包括农 村 和城镇。除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严格地讲，产业工人已没有多少受计划经济的约束了。 倒是中国的资本要素市场化程度相对滞后，资本市场的利息、存款、利率、汇率还受国家行 政管制，对银行贷款还有规模控制。但就整体来说，中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程度不会低 于75%，这也就意味着过去80—90%的资源是计划配置，而现在有75%甚至更多的资源是市场 配置。
当社会的财产基础已经绝大部分市场化，那么其所有制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东亚模式是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其经济增长被系统干预
东方企业以其深刻的文化传统拒绝对自己财产所有权任何形式的开放，这就无法避免地构 成了东方企业在发展中对金融机构的悲剧性依赖。
东亚模式的生命周期为什么被西方经济学家不幸而言中？同属亚洲文化的中国经济的增长与 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在制度因素中有哪些不同？孰优孰劣只有经过分析对比才能得出结论。
东亚诸国的社会基本因素是私有化性质，它在已有的市场化体系基础上从70年代开始了其 工业化的加速。应该说东亚的经济属性很单纯，没有体制上的根本性变化，不存在财产制度 的变异，也不涉及推动市场化的转型，它只有发展和增长这个单一的任务。
分析东亚国家的增长模式，发现它只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这也是东亚的比较优势，不管 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东亚的资源都很廉价。东亚从发达国家将一些资源成本高的产业转移过 来，把已有的相对便宜的要素增大投入，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工业化的逻辑完成其产业结构 高度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升级会提高结构效益。
东亚国家原来的人力、物力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及相关联的加工制造业 。在传统产业的领域，这些资源的增长潜力非常有限，要素投入过密，因而效率极低，而且 形成了整个产业结构性的单一和落后，所以其市场竞争力不言而喻。但通过改变和调整产业 结构，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意味着开辟了新的投资领域，产生了新的产业，如果再把低 廉的要素投入新的产业领域中，其结果会比继续在传统领域投入有更高的效率和产出。同时 ，传统产业的市场毕竟有限，新的产业领域必然产生新的市场。面对新的市场，新产业的优 势 不在于它的要素效益（产业结构升级只产生结构效益，并不改变要素效益），不在于它的技术 进步率，只在于它的资源廉价。正是这部分被削减的成本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和加大了其市 场的利润空间。
发达国家并不具备东亚国家这一优势。
在发达国家需要转移的产业尽管在本国已相对落后，但在发展中国家仍属于高新技术。发 达国家因其要素成本高而导致这些产业不经济，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必然逊色于发展中国家。 东亚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利用了这一天时地利，用低廉的要素，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新领域获 得 了市场竞争力，以此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东亚国家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在经过廉价使用一、二十年之后，原来的成本将上升。因 为经过发展的劳动力薪酬要上涨，土地及各种资源的代价费用肯定要提升。这样，东亚模式 中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日渐殆尽，以此为支撑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明显难以为继。
对于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一点是资本要素的稀缺。由于制度因素，资本要素在东亚国家的 长期发展中并没有明显上升。东亚国家企业的产权制度隶属一个封闭性较强的产权体系，其 产权的社会化程度并不高。由于是家族企业，对紧缺的资本又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主要依赖 银行贷款。为保住个人或家族的产权，大多以债权形式形成企业的资本积累。而不是靠直接 融资的方式，在资金紧缺时以出卖股权，增加投资者，使产权社会化来构成资本积累从而把 企业做大。
西方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至少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东方企业 以其深刻的文化传统拒绝对自己财产所有权任何形式的开放，这就无法避免地构成了东方企 业在发展中对金融机构的悲剧性依赖。
从宏观上讲，东方国家的金融体制具有金融机构听命于政府的特点，尽管银行是商业的和 私有的。其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尽量避开难度较大的立体 赶超方式，而是在一定时期内选择某些产业给予扶持，把银行有限的资本投给被扶持产业中 某些企业集团，使其迅速做大，成为国际性的有竞争力的基本力量。
每一个国家都有与本国发展战略相配套的产业政策。是政策就是政府行为。国家的金融、 财税、宏观调控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服从政府的产业政策。在金融领域称之为“政策金融 ”，其核心内容就是资本往哪里用，不是由商业银行决定，而是服从政府的产业政策。商业 银行是在政府的产业政策规范和指导下行使自己的业务功能。政策金融具体的做法是“窗口 指导”，其约束方式是“劝说制”——政府劝说商业银行把资本贷给某个企业。
于是我们看到了东亚模式中的致命问题。
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不是土地和劳动力，而是资本。但商业银行把资本贷给谁又受政 府的产业政策和政策金融的指导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乏深刻。
企业、银行、政府三角关系的怪圈因此形成。
企业能不能获得急需的资本，不取决于企业的运行效率，不取决于其市场份额的大小，不 取决于该企业是否赢得银行的信任，而是取决于是否被政府的产业政策所接纳。
因此，企业要想获得资本先要勾结政府官员，先要千方百计地劝说政府以得到扶持。企业 劝说政府最有效的办法原始而简单——向官员行贿。政府官员再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去说服银 行 ，令资本从金融渠道流向指定企业。
这样形成的资本流动，肯定不是以加速社会效率的提高为终极目标。不是凭效率指数，而 是凭行贿强度发生的资本流动，其运行空间与政府官员由此形成的腐败完全是正比关系。
由于有了资本不是按效率分配的前提条件，一些以不正当方式注入资本的企业尽管做得很 大，但资本效率并不高。正常情况下还能维持以贷还贷，因为它具有可以源源不断获得贷款 的方式。可一旦国家有金融动荡，政府要抽紧银根，这类企业便立即有大量的到期债务无法 偿还。当依企业破产法令其进入破产程序，势必又连带一批金融机构，因为破产企业已造成 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随着企业的破产，相关的金融机构因债权受到伤害也只得 倒闭关门。金融机构被连带破产必然揭开政府官员腐败的盖子。谁的劝说？谁的金融指导和 规范？政府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指令银行长期支持如此效率不堪的企业，当然无法解释清楚 的原因是某些官员拿了企业的巨额贿赂。
破产一批企业，连带倒闭一批银行，而倒闭一家银行，就会抓出一批贪官。东亚模式因其 制度因素的客观缺陷，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道多米诺骨牌式的独特风景。
我们也有腐败。改革就是效率和腐败的赛跑。
但我们的制度在变化。一是所有制在变，另一是市场化的程度在日益加深。这两者的结果 就导致我们的资源在过去的基础上越来越从行政控制被纳入市场控制，包括资本、劳动、土 地等等。这种变化带来的市场竞争性越来越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要素效率（针对我们自身 来说）是不断提高的，这和东亚国家有着完全的不同。
同时，我们也有产业结构的转轨和升级。中国经济的增长既有来自产业结构发展中的因素 ，又有要素效率的提升，特别是稀缺要素——资本的提升。而劳动与土地的价格低廉同样也 是我们的优势。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比东亚国家维持更长。其中重要一点，是制度 创新所至。而这种制度创新，绝非一般意义上解放生产力的概念，它是由资源市场化和基本 要素提高效率这两个硬性指标做根据的。
我曾把1978—1998年各省的非国有化数据和产业结构比重变化放在中国生产函数中测算， 得出的结果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只影响总产出，不影响要素效率。这点中国与东亚国家相同 ；但是，中国因所有制的变化，既影响总产出，也影响要素效率，尤其是影响提高资本的效 率，这点中国与东亚国家不同。
这就是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力量。
作为制度因素不变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获得来自制度变化方面的诱导。它是在要 素效率普遍不提升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总产出，扩大新的投资领域实现其经济增长，这样持 续增长的时间当然是有限的。
经济增长主要靠新增需求的拉动经济的增量来自于需求的增量
工业化加速期因产业结构变化的活跃性而产生的结构效益是中国经济增长除总量因素之外 的另一因素。
我国的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投资的领域太多了。而发达国家，各项建设早已就绪和规 范，寻找再发展的空间只能把原有的推倒重来。发展中国家到处都有预留空间，北京到处都 是塔吊都是工地。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充满了投资的领域、需要和机会。但发展中 国 家包括我国存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形成有效的机制吸引投资，投资者能否按着市场规则进入我 们的需求。
中国的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我国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下，每年新增人口1600多万(13‰)，加上计划之外的“黑人” ，应该有1700万，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在没有战争、没有严重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 、同时人均收入每年都在提高的前提下，我们每年1700万的新增人口就是每年新增的市场需 求。
消费需求的特点是在短时间内，原有人口的消费不会有明显的增加。人们有个消费习惯问 题 ，尤其是成年人，今年的衣食住行不会比去年有显著的改变，有增加也是极微弱的。但新增 人口的消费不同，是纯粹增加量。经济增长主要靠新增需求推动，经济的增量来自于需求的 增量。中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至少其人口增量大。以90年代末的数据作估算：仅新增人 口的需求就拉动了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
在出口需求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再加上入世，市场前景总体上肯定比过去 好，出口壁垒的降低对出口需求总是有利的。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 的出口比原来将增加2.9个百分点。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性原因中，除了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一总量因素外，另一 个不可忽略的是结构性因素。
中国正处于一个工业化加速的社会，在工业化未完成就进入加速这一历史时段内，突出表 现的特点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异常迅速。前面提到的总量其变化是短期的，一个月与一个月之 间就有增加量，比如人口增量，应该是天天有增加。但结构变化却是中长期的，靠长期积累 ， 这是指常规状态。比如就业结构，劳动力一年能下降多少个百分点？可能一个百分点也没下 降。然而，在工业化加速时期，本来居于中长期的结构在短期内反应十分活跃，迅速升级、 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起到了供给作用。所以说，工业化加速期因产业结构变化的活跃性而 产生的结构效益是中国经济增长除总量因素之外的另一因素。
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契机
加入WTO的实质意义，是每个法律条款的背后都隐含着让你的制度非国有化和市场化，是把 市场化从一个国家的区域扩展到全球。这对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加入世贸，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应该是如虎添翼。
一、使进出口壁垒降低，包括关税和非关税。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提升。 这会享受到许多好处，当然也包含着挑战。
二、中国的国际化加深，特别是以入世为标志的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空前提升，会 在更大程度上加速我们的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经济要素 效率化的根本。
改革可以有真有假，但开放无法造假。由于封闭，改革在强政府的条件下可以是行政性的 、不稳定的、非程序化，而且带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有可能还退回去。比如许多试点，不 行就收，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这里不起作用。
开放就意味着要按国际惯例办事。国际惯例是世界各国多方博奕的结果，任何一个单方力 量是无法轻易改变其规则的。你只能了解、适应和运用它，很难主观的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 它。加入WTO的实质意义，是每个法律条款的背后都隐含着让你的制度非国有化和市场化， 是把市场化从一个国家的区域扩展到全球。这对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三、人才流动的国际化。随着中国经济结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才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的增长中，后者的地位越来越不可或缺。
世界性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这种激烈竞争的压力，使人才的国际性流动得到提升，并 且在体制上、指导思想上以及利益分配上将提升我们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力度。一个社会 对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中的融入程度、受到尊 重和承认的程度，显然都对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起推动的作用。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的隐性危机
让社会上大多数劳动者在身为劳动者的同时，迅速成为资本所有者。让人们的收入来源多 元化，使劳动者本身的社会功能多样化。
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两极分化，将可能打断我国经济整个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
中国的非国有化进程是要素效率提高的过程。其中包括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而前者与后 者的被提高比例是900倍之差。900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按照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原则，谁贡献大，就多付给谁钱，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效率的提升。那么，资本持有者的收 入就应该是纯粹劳动者收入的900倍。
而以900倍的扩张速度推动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局面将快速形成。既不能以牺牲效率去追 求公平，重新搞大锅饭，也不能通过高额税收转移支付，甚至以剥夺资本持有者的财产去搞 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这种“杀富济贫”的做法肯定伤害效率，但社会公平又是客观存 在的目标。怎样平衡这个经济高速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两难问题？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在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保障性援助。从经济 上完善我们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都是市场化进程中势在必行的重大补充。除此之外，迅 速推进泛资本化，即广泛的资本化。让社会上大多数劳动者在身为劳动者的同时，迅速成为 资本所有者。让人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使劳动者本身的社会功能多样化。特别是体力劳动 收入者，尽量帮助他们使其收入来源从劳动、经营、风险等多方面多样化。这应该是保证效 率、缩小差别的一个根本出路。
当然，妥善解决这个难题还需要长期有效的研究，从体制及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去考虑。
企业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
任何国际竞争，微观上都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国企的困难有所缓和，但就企业 制度如何与市场对接，还是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讲的效率提高，也是相对于过去 而言。
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从企业的产权制度到管理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带有洪荒时代的 原始痕迹。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但这类企业至今走不出历史的羁绊。其家族化管理、产权的 封闭性、宗法性等等，这些与现代企业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如果说 它现在还有一些活力，那也是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相关联。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 ，这类企业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在很多方面已经表现出来了。
所以，无论是国有的或是非国有的企业，都要解决其企业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 怎样真正去适应市场经济，其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都需要有一个稳定提升的问题。如果企 业效率的问题解决得不成功，仅靠宏观调整刺激需求，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投资，以及靠体制 的变化来宽松环境激发活力，这些都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质量是有限的。
过剩经济的非均衡表现就是失业队伍的空前扩大
中国是人口大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超过国际标准7%的警戒线。在经济增长的波动中，由 过剩经济的周期性带来的非均衡会越来越明显。从1998年开始，我们国家首次出现了过剩经 济，过剩经济的非均衡表现就是失业队伍的空前扩大。
我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大概在14%左右，包括公开失业和隐性失业。农民的真实失业率不低 于20%，再加上每年新增人口1700万。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企业的效率，制约着产业结构的 调 整。而且，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包括了更多的社会内容。
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
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的质量总体上说不容乐观。中国国有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低于150 00亿。目前，居民对国有银行的信任无可置疑，但享受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已去日不多。随 着商业化和国际化的加深，居民的选择在增多。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欠债将怎样处置？再 加上诱发国际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风险不是不存在，而这种灾难性的 后果将不堪设想。
财政的困难
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有相当大的赤字。和西方不同的是，我们的国债还不列入赤字。
财政支出的刚性能有多少改变？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在整个GDP中占的比重很低 。地方财政的困难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地方的基层政权，全国目前有1/2的县、2/3的乡都是缺 口财政，入不敷出。财政是政府的经济基础，由此诱发的问题会相当严重。
记者目击：
采访刘伟，是一个愉快的享受过程。
刘伟思路缜密而清晰，谈锋锐利、逻辑严谨。一串串数字顺口流淌，把本来很专业很枯燥 的经济话题演绎得深入浅出、文采四溢。
只是在他的时间里事情的密度太大。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还穿插着处理经济学院许多事务性 的工作，有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需要他核定的嘉宾名单；有拿着成叠的票据等着他签字的 下属；因要不停地接电话而屡屡道歉；敲门声和门外的等候一拨又一拨。在我刚刚关掉采访 机起身告辞之际，已经有下一位找他的先生坐在了我的座位上。
我在走廊里问他：这么忙，影响你的教学和研究吗？
刘伟有些无奈的笑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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