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3；K28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020-07
商文明高度发达而且开放性十分强烈。有商一代，商王朝在政治上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个方国发生并保持着程度不等的广泛联系，文化上则在吸收各地优秀文化的同时，向各地作强劲辐射，因而不但大大扩展了商王朝的版图范围，还极大地拓宽了商文明的分布空间，使它盛极一时，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最辉煌、最有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在商王朝政治扩张和文明辐射的强烈冲击下，深居西南腹地的古蜀王国不能不与它发生深刻的联系，不能不对它作出强烈的回应。
然而，要深入研究商王朝与古蜀王国的关系，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由于文献不足征，商蜀关系的研究从来就是先秦史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难点。虽然早在殷卜辞里，就有商王朝与古蜀关系某些方面的记载，但由于卜辞过于简略，加上历史文献的阙载，所以学者们对殷卜辞中关于商蜀关系内涵的解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说法。而其解读也主要集中在对古蜀地理方位的考释方面，对商蜀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具体内容则颇少论及。20世纪，学者们曾根据四川新繁水观音和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资料，论说商末周初蜀文化所受商文化的影响[1]，不过亦仅限于对青铜器形制花纹等方面的认识。近年由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才使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从前对古蜀所谓蛮荒无礼乐的陈旧看法。学术界充分认识到，商代的古蜀王国，原来是一个拥有大型城市、灿烂青铜文化和文字（符号）的高度发展的文明古国。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根据三星堆文化的考古新材料重新认识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在青铜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成果，多认为三星堆青铜礼器与商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两者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仍然是多付阙如，至多亦仅具体而微发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本文拟从甲骨文、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角度，试对古蜀与商文明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以此就教于海内外博学君子。
一 殷墟甲骨文中的蜀
殷商时代，在秦岭以南、横断山纵谷以东的长江上游地区，以今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为中心，分布范围北达陕南汉中，东至长江三峡，南临古代南中，西及横断山东麓的古蜀王国，是一个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实行神权政治的古代王国[2]。古蜀王国虽然僻处西南腹地，在地理上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相距遥远，自身具有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明模式和文化类型，但并非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相互隔绝，恰恰相反，古蜀文明不论同夏文明还是商文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文献表明，在从史前向文明演进的时期，黄帝、颛顼、大禹等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都同古蜀有着深刻的关系①。在夏代，古文献记载“后桀伐岷山”②，考古资料也显示出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具有某些关系，应与蜀、夏均为帝颛顼后世的历史渊源关系有关[3]。在殷商时代，古蜀与商王朝的关系虽然罕见于历史文献，但却多见于殷墟甲骨文，考古资料也有不少根据可资佐证。
关于殷卜辞中蜀的地理位置，向有争议。唐兰考释甲骨文中的“巴方”和“蜀”，认为均在四川境（引者注：即今四川和重庆境）[4]。董作宾认为“约当今之陕南或四川境”[5]，岛邦男认为约在陕西东南商县、洛南附近[6](p378～383)。郭沫若认为“乃殷西北之敌”[7](p119)。胡厚宣认为在山东泰安南至汶上[8]。陈梦家先是认为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后又释蜀为旬，以旬在山西新绛西[9](p295)。童书业则认为巴、蜀原本都是汉水上游之国，春秋战国时才南迁入川[10]。徐中舒在其享有盛誉的论文《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认为巴、蜀均南土之国，殷末周文王经营南国，巴蜀从此归附[11]。
确定殷卜辞中蜀的地望，关键在于确定卜辞中与蜀相关的一系列方国的地望。与蜀同在一辞的，有羌、缶等方国，羌为西羌，古今无异词。缶，卜辞中屡与“我方”发生关系。我方，据卜辞“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
”（《掇》2.62），地在舆、曾之西，均为南国。曾在汉水中上游，见于周成王时铜器《中甗》铭文。位于曾国之西的“我方”，其地当在汉水上游附近，因此缶地亦当在汉水上游。缶，应即文献中的褒。古无轻唇音，读褒为缶。褒即夏代褒姒之国，地在汉中盆地故褒城。殷卜辞记“伐缶与蜀”（《粹》1175），又记“缶眔蜀受年”（《乙》6423），显然两国地相毗邻。缶既在陕南，则蜀亦当在此，殆无疑义。
但陕南之蜀并非独立方国，它是成都平原蜀国的北疆重镇，是蜀地的一部分，故亦称蜀。蜀在早商时期就已日渐强大，三星堆巨大的古城即建筑于早商，足见当时蜀国实力之强。到商代中叶，古蜀王国已形成强盛国家，其时蜀国疆域甚广，北及汉中。汉中盆地近年所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群中[12]，蜀式三角形援无胡直内戈占全部兵器的84％以上，另有青铜人面具、兽面具、陶尖底罐等也是古蜀文化的产物，都是古蜀文化向北连续分布的结果，说明汉中曾是蜀境。当地出土的蜀戈之多，说明是蜀的北方军事重镇。可见，殷卜辞中的商蜀关系，实际上记载的就是双方在各自边境接壤地带所发生的一系列和战事件。
殷卜辞中所见商、蜀关系，有如下数条：
（1）□寅卜，
贞，王廾人 正蜀
（《后》上9.7）
（2）丁卯卜，贞，王敦缶于（与）蜀（《粹》1175）
（3）贞，
弗其
羌、蜀（《铁》105.3）
（4）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有）事 （《纂》547）
（5）癸酉卜，我贞，至蜀无祸（《乙》811）
（6）癸巳卜，贞，旬在蜀
（《库》1110）
（7）贞，蜀不其受年
王占曰，蜀其受年 （《乙》6422）
（8）缶眔蜀受年
（《乙》6423）
（9）……
蜀……（《乙》7194）
（10）□蜀御□
（《铁》1.30.6）
（11）……蜀射三百
（《铁》2.3.8）
（12）庚申卜，母庚示蜀不用
（《南明》613）
以上十二辞可分五类。（1）至（3）辞是商王征蜀。（4）至（6）辞是商王（？）至蜀、在蜀。（7）至（10）辞是殷王卜蜀年，卜蜀祸。（11）辞是蜀向商王朝提供服役（？）。（12）辞是商人用蜀人为祭祀牺牲。
从卜辞看，蜀与商王朝和战不定，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第一类战争卜辞意义明确，无须深述。后四类则需要分析。
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凡卜辞中所见“才（在）某”、“至某”之例者，即作为殷商方国，对商王室有五种义务：卜其年则当有入贡其谷物的义务；参加商王室征伐多方的战役；入龟于王室；来其牛马等；载王事[13](p316)。通观上列卜辞，很难认为古蜀对商王朝有这些义务。
卜辞中虽有商王卜蜀年，但绝无蜀入谷于商的记载，应为商觊觎蜀年之辞。虽蜀有龟，且多良龟③，却绝无蜀入龟于商的记载。第（4）辞“至蜀”，应为“我方”至蜀，不是商王至蜀，故第（5）辞“我贞（“我方”提供的贞人）”，卜问是否至蜀无祸。第（9）辞告蜀，是诅咒蜀人之辞。第（10）辞蜀御，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蜀向商提供御手。御者祀也，为攘灾除祸之祭[14](p30,31)。此辞残，全辞不明。第（11）辞亦残，无法确定是否为蜀向殷王室提供射手。第（12）辞是卜问是否用蜀人作为祭祀母庚的牺牲，证明了商王室捕捉蜀人为人牲的事实。除这些而外，卜辞中完全没有蜀入卫、来牛马、参加征伐多方的战役以及载王事等记载。
据《尚书·酒诰》，商王朝将其征服的方国均纳入“外服”体制：“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邦伯即方伯，方国之长。“侯，为王斥侯也。”“甸，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卫，为王捍卫也。”[15] 按生产区域和地理方位④，如果蜀国被商王朝征服，纳入商王朝的外服体制，那么蜀的班次和职贡应当为男服，治田入谷，贡献于商王朝。但卜辞的记载却不能支持这种推测。并且，卜辞对蜀绝不称方。而卜辞所见之蜀，均在蜀之北疆重镇陕南地区，不是蜀的中央王朝所在地。可见蜀王不是殷代外服方伯，蜀国并没有成为商王朝的外服方国。
从对考古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三星堆早期蜀国都城，总面积3.5—3.6平方公里，大于作为早商都城的偃师商城（总面积1.9平方公里）[16]，而与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的面积相比亦稍大（郑州商城总面积2平方公里以上）[17]。按照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18]，王都必定大于方国之都，故卜辞屡称商都为“大邑商”。夏商西周时代方国都城遗址的面积，均远远小于夏商周王都。湖北黄陂盘龙城是方国都城，总面积仅7万平方米[19]。山西夏县东下冯方国城址，南垣约长400米，余三垣不清[20]，总面积甚小。可见，方国都城无不小于王都，这是三代定制，不能逾越[21](隐公元年)。但蜀都却不仅大于早商都城，也大于中商都城。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这种情形清楚地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体系，二者在政治上平行发展，相互之间不存在权力大小的区别。由此不难看出，蜀国没有成为商王朝的外服方国，这与殷卜辞中绝不称蜀为方是恰相吻合的。
虽然如此，古蜀文明还是明显地受到了商文明的深刻影响。古蜀文化青铜礼器中的尊、罍等形制，玉石器的圭、戈等形制，大都来源于商文化，反映了其间经济文化的交往。
二 商、蜀和战与资源贸易
商代中叶，古蜀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与商文明平行发展，比肩而立。这种形势，从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各大地域文化与商文明的力量对比来看，都是十分特殊的，在整个商代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商王朝经过数代苦心经营，到武丁在位时，“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22](《公孙丑上》)，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统治，近乎取得绝对权力，但对长江流域则不然。在长江中游今湖北黄陂盘龙城，有商王朝的城邑，在遗址中出土159件殷商青铜器（二里岗期），器形分作29种，其中有大量钺、戈、矛等兵器[23]。在湖南宁乡曾出土数以百计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其中一些青铜器铸造极为精美，较之中原同时代器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有学者认为是湖南就地铸造的，其青铜铸造技术已超过中原地区[24](p203)。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四百多件青铜器[25]，虽然其中一些器物颇受商文明影响，但主要是地方风格，不能说是商文明的亚型，表明那里存在一支较强的地域文明。这种形势说明，商王朝在长江中游的政治扩张并不十分顺利，颇有阻力。至于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情况则更为复杂。
长江上游、西南地区以蜀为泱泱大国，殷卜辞中已见有蜀的记载，其是一个有实力、有影响的地域性政治实体和文明。陕南汉中地区的考古发现还证实，古蜀又是一支富于实战能力的强大军事力量。尤其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发现，更显示出古蜀王国具有鲜明个性的青铜文明特点，而它的青铜文明，在主体方面并不是商文明所能涵盖的。由三星堆极宏富、极辉煌的青铜文明，可知当时的蜀必然是一个拥有相当广阔地域的大国，也是一个握有相当丰富资源的大国。商中叶时，蜀的北境在汉中，这已由汉中城固出土的铜器群[12] 所证实[26]。蜀的东境在长江三峡之东，这也由大量考古材料所证实[27]。而蜀的南方是广袤的南中之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数十尊西南夷青铜人头像，已表明南中是蜀的附庸[28]。因此，如果从地域广运的视角看，蜀拥有长江上游和上中游之交，北至陕南、南至南中的广阔地域。虽然它的腹心之地只有成都平原一块，但由于根基深厚，基础广博宏阔，触角伸出很长，支撑点密集、深广而牢固，所以能够强大到极致，以致敢于起而与商王朝相抗衡。
就资源的几方面而论：
在农业资源方面，黄河中、下游主要是旱作农业区，商代是温暖气候，农产量应当不错。但商都殷墟积聚了巨量人口，需要消费巨量粮食。并且，商王室上下和朝内外大小官员又大量饮酒，“作长夜之饮”，“腥闻在上”[29]，也需消耗大量粮食作为原料。而商王朝都城殷墟所在地区是有名的沁阳田猎区，不可能提供巨量粮食满足其需要。所以商王经常为农业收成担忧，卜辞中常见“卜年”之辞，这就意味着商王朝时感面临人口压力与粮食短缺矛盾所造成的严重威胁。
古蜀王国的中心成都平原是一个不算很大的冲积平原，现在面积充其量不超过9500平方公里，古代开发有限，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假如仅凭成都平原的农业资源，是决不可能造就出也不可能支撑起一个敢于同商王朝相抗衡的强大政治实体的。但是，蜀自三星堆二期即夏代以来，长期奉行沿江东进的政策，大力向东方扩张，占有川中、四川盆地东部之地，又东出三峡，据有夔、巫之地，其扩张冲击波一直推进到西陵峡以东的江陵荆南寺，前锋几乎快触及到江汉平原。这些地区不是商王朝的统治区，甚至不是商王朝的争夺区，加之文明程度较低，不能抗衡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强劲扩张之势，因而成为蜀国北疆汉中盆地和汉沔嘉陵江经济区的战略大后方。古蜀王国西南的南中广大地区也是蜀的战略大后方，那里稻作农业相当发达，资源极其丰富，是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不能触及之地，但却长期为蜀所控临。上述三个农业发展区域——成都平原经济区、汉沔嘉陵江经济区、南中经济区，共同支撑起了古蜀文明的基础。三星堆古蜀王国都城之所以有巨大的城圈、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政治宗教机构和辉煌的文明，就在于它植根于它所统治的广阔地域的富足农业资源之上。商代长江流域气候较之现代更为温暖，是稻作农业较理想的经营地区，收成相当丰厚，到汉代寒冷期这里尚且能够“无冻饿之人”，“无凶年忧”[30](《地理志》)，商代更应如此，所以才会引起商王朝的觊觎。由此可见，长江上游、西南地区农业资源的富足，使蜀能够供养大量非食物生产者，培育一个复杂的政治组织及其庞大的分级制体系，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战略资源方面，尤其青铜原料方面，中原无锡，可开采的铜矿也少。商王朝的青铜原料究竟来自何方，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翦伯赞认为来自长江上游西南地区[31](p207)，石璋如认为就在河南商王朝本土[32]，但均苦于没有确据而不能论定。近年来安徽、江西发现了古铜矿，有证据表明商代已在那里进行开采。如此看来，商王朝的青铜原料，可能大多来源于长江流域。作为商王朝南土据点的湖北黄陂盘龙城[33]曾出土孔雀石[34](p5)，或许可以表明盘龙城的功能之一，就是扮演维护长江流域“金锡之道”的兵站的角色。殷墟5号墓的部分青铜原料，已经科学测试证实来源于云南[35]。这表明，除长江中游而外，商王朝青铜原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地是长江上游。
商王朝要获取长江上游云南地区的铜、锡、铅矿料，就非得首先跨越蜀国不可，或者通过蜀国，让蜀起中介作用。不管采取哪种形式，总之在商王朝从云南获取青铜原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蜀发生各种关系。
古蜀国青铜原料的来源，同样并不在成都平原蜀的腹心地区。川西高原汉之严道（今四川荥经）地区，那里古有铜山，汉文帝“赐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36](《佞幸列传》)，铜矿资源相当丰富，《管子·山权数》所称“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庄、严同义，庄山之铜即指严道铜山。这意味着严道铜山是蜀国青铜原料的产地之一。除此而外，川西高原的灵关（今四川芦山）、徙（今四川天全）、青衣（今四川雅安），以及南中北部川西南山地的邛都（今四川西昌）、朱提（今四川宜宾、云南昭通）等地，也是蜀国铜矿资源的来源地[37](《郡国志》)。但是，以上产铜地区却并无产锡的记载，因此，蜀的大部分青铜原料必然来于其他地区。据科学测试，蜀国青铜器的铅料来自云南[38]，而蜀国青铜器同云南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又十分接近。由此看来，云南是蜀国青铜原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商王朝和蜀国都要在云南取得青铜原料，必然就会因此而发生关系。但对于这些关系，历史文献完全没有记载，只有上引《管子·山权数》记有“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一语，透露出商王朝在蜀地取铜的一丝信息。这条材料并非完全不可靠。商代有铜贝是考古学上的事实，不但中原发现过，山西发现过，而且三星堆祭祀坑也曾出土3枚。虽然说早商成汤时期商在蜀取铜不大可能，但如果说商中叶商王朝在蜀取铜却并非不可能。既然商中叶武丁时可以在蜀国以南的云南取铜，那又为什么不可能在蜀地取铜呢？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在商王朝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在蜀、滇取铜。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回答商、蜀关系的问题。
显然，蜀国因控制了南中而拥有富足的铜、锡、铅资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西南夷形象的青铜人头像已充分证实南中广大地区为蜀所服，而三星堆青铜原料多来于云南，这是不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历年的云南考古中，都几乎没有发现商文化的影响之迹，这就表明商王朝对云南的关系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商王朝要获取云南的青铜原料，只能通过蜀国。从殷墟卜辞和汉中考古可以知道，商王朝并没有征服蜀国，蜀也不是商的臣属方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蜀国以南云南地区的青铜原料，商王朝必须而且只能采用贸易方式，通过蜀为贸易中介的途径来取得青铜原料；甚至有可能直接与蜀进行贸易，从蜀人手中获取青铜原料。这应当就是《管子》所说“汤以庄山之铜铸币”的本来面目。可见，商、蜀之间的铜矿资源贸易，是形势使然。
从可能性上看，不论商还是蜀都有比较发达的贸易系统，而共同的贸易中介物是海贝即贝币。这种贝币在商、蜀地域内都有大量发现，其背部磨平穿孔，以便串系，进行交易。贝币为商、蜀之间的铜矿资源贸易提供了双方通用的等价商品，使双边贸易成为可能。殷卜辞中有“至蜀”、“在蜀”的卜辞，也许就和铜矿贸易有关。
从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来看，它主要体现在礼器上而不是兵器上。这意味着商王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深入蜀地，而是它的礼制深入到了蜀地，这是和平的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联系到商、蜀双方的青铜原料贸易来看，商王朝礼制对蜀文化的影响应是随着贸易而来的，这正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以上分析表明，有商一代，商王朝始终未能征服蜀国，也没有能够控制蜀国以南南中地区的铜矿资源。由于商王朝缺乏青铜原料资源，而对于富产青铜原料资源的南中地区又鞭长莫及，所以只能仰给于控制了南中资源的蜀。因而，为了保证青铜原料来源渠道的畅通，商王朝必须容忍一个强大的蜀国在它南边恣意发展——既然不能摧毁它，那就只能利用它。这也是三星堆文明得以雄踞西南的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之一。
三 蜀与商的文化交流
固然，古蜀文明的诸要素，从总体上说来是独立产生的，是组成中国文明的若干个区域文明之一，并非中原文明的分支和亚型。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各种因素，也由于未曾间断的和战关系，古蜀文明同中原文明之间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文化渗透，直至出现文化趋同以至文化交融，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
就青铜器而论，虽然古蜀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其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有许多礼器本身就直接仿制于中原青铜器。比如，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双耳所饰云纹，青铜神人大面像鼻、额之间上伸的夔龙纹饰，青铜神树上的夔龙等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而为古蜀所采借。又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和玉戈等青铜礼（容）器和玉锋刃器，也完全仿制于中原文化。再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高柄豆、陶盉，其形制同样渊源于中原文化。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是以古蜀文化采借中原文化龙的形象制作而成的。这尊青铜龙，与华夏龙似是而非。它头顶有一对长而弯的犄角，又有一对小犄角，下颌长有胡须。其特征，除具龙的造型特征外，又明显地像一只张口怒目的神羊，与红山龙、华夏龙迥然异趣。这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表明三星堆是以山羊为原型之一，综合采纳了华夏龙的形态特征，整体结合而成的龙，可谓之“蜀龙”。它反映了飞龙入蜀的初始情况，同时也说明古蜀也是“龙的传人”之一，并对文化交流、融合和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交流一般是在互动的状态下进行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流总是表现为交互感应的关系。中原文化与周边各种文化的关系，就是这种交互感应、交互作用的关系，因此才逐渐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和传统。中原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能例外。
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青铜无胡式三角形援蜀式戈和柳叶形剑，便是蜀文化赠与中原文化的礼品。蜀戈首先发源于蜀，年代在商代前期[39](p164～173)。到了商代中后期，作为古蜀文化连续性分布空间和蜀国北方屏障与商文化西南政治势力范围交接地带的陕南汉中，出现了这种无胡蜀戈。其后，到商代晚期，这种戈型又继续向北流布，以至今天在中原和殷墟续见出土。柳叶形剑的发源和流传也是这样。最早的柳叶形青铜剑，出土于成都十二桥（2件）、广汉三星堆（1件）。到殷末周初，陕南、甘肃等地才有这种剑型出现。它们反映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互动的、交互感应的关系。
在古文字方面，固然古蜀地区与中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40](《叙》)，“蜀左言”[41]，古文字自有源流，自成体系，字体、结构、音读均与汉语古文字不同[42]。但是从广义上看，古蜀文字不论是方块表意字还是表形字，都确定无疑地属于象形文字系统，都肯定是从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这尽管和世界古文明初期任何一个古文字系统相同，然而由于古蜀文字从其起源孳乳时代直到战国秦汉时代，虽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其基本结构却依然未变，保持着象形文字系统的鲜明特征——这又明显区别于苏美尔、埃及等文字系统，而与汉语古文字具有相当的共性。中原文字尽管也有分合重组的发展演变史，但是，“即便是形声字，也还是要借用字形来表达其音，而不必另制音符，所以汉字完全属于象形文字系统”[43](《序》)。古蜀方块表意字脱胎于象形字而存其风骨；古蜀符号中的声符也是从意符演变而来的，未另制音符。这正是古蜀文字与中原文字的共同基础所在。
李学勤先生指出，我国先秦古文字中，除汉字外惟一可以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44]。徐中舒先生很早就曾指出，巴蜀文字与汉字在构成条例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而它们的分支，则当在殷商以前[45](p47)。李复华、王家祐先生认为，巴蜀方块字可能就是夏代文字[46]。这些分析判断，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正因为巴蜀文字同中原文字有一定的共同基础，而古蜀人与中原炎黄文化有着某种历史上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文化交流能够畅达，文化融合能够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蜀中才有可能仅在统一于中原后不久，便很快涌现出一大批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君平、犍为舍人等饮誉中华的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和大语言文字学家。
在早期城市方面，成都平原城市的起源模式、网络特点以至结构功能等方面，与中原城市区别甚大。尽管如此，古蜀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步伐却与中原城市是大体一致的[47]。这显然是受到某种共同因素的制约，但其中最主要的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形势的连锁演变，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若干趋同的促动因素，从而成为中国城市演变的共同基础。
除此而外，人群往来、民族迁徙、战争和平、信息交往等，都对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传播以至趋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才最终合流，成为积淀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若干基本成分之一。
收稿日期 2007—06—16
注释：
① 参见《史记·五帝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等史籍，并见“东汉熹平二年朐忍令景云碑”有关“术禹石纽、汶川之会”的记载。东汉熹平二年朐忍令景云碑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参考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附录《大禹传说的西部底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46～463页。
②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屈原《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蒙、岷一声之转。《韩非子·难四》：“是以桀索崏山之女”，崏与岷通。《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缗、岷音通。顾颉剐先生认为，夏桀所伐岷山当为有缗氏，地在汉山阳郡东缗（今山东金乡县），与蜀无关。但年湮代远，事属渺茫，以此盖棺定论，似嫌仓促。《管子·山权数》：“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庄山即汉严道（今四川荥经）铜山。《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汉文帝“赐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即指此。夏末商初成汤在严道采铜铸币固不足信，但与夏桀伐岷山之说一样，总是事出有因，有文献为据，且均将年代上推至夏末，也不能毫无根据而成向壁虚构之言。参见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③ 参见《山海经·中次九经》。成都平原考古亦可充分证实。
④ 关于商代外服制的生产区域和地理方位等问题，请参阅徐中舒《论西周是封建社会》一文，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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