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中国论文,李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平心（1907-196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其治学，足迹遍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书目文献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各方面。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尤足开一代风气，迄今仍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故特为表出而论之。
一、开拓者的足迹
李平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注，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为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在党内公布了由立夫起草的《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要求各级组织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当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党活动的平心随即写下了《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一文，详细阐述了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策略，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具体方案的意见。认为，“近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虽然还保持着它主要的历史的特点”，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原有经济结构渐遭破坏，“农村的经济组织和土地关系成为畸形的状态，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的压迫只有一天一天的加紧，农民所受的经济痛苦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农业资本的集中、利贷资本的发达，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故“摆在我们面前的土地问题已经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它，当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改变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去领导农人、工人实行民众式的暴动”，以“破坏地主豪绅的暴力机关，歼灭一切的反动势力”[1]。这表明，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风雨之后，他已开始把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与近代社会变迁及其特点的思索结合了起来。也正是这种对于现实的强烈关切，促使他自1930年起，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搜集与研究。[2]
当时，出版界虽已有一些新体中国近代史的论著或教材问世，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百年史》（商务1924年版）、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天津泰华印书馆1925年版）、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魏野畴的《中国近世史》（申江书局1930年版）、高博彦的《中国近百年史纲要》（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版）等，对清道光朝至民国间的重大史事作了初步梳理，并表现出反专制、反腐败和反侵略的进步倾向，但其认识历史的主导观念，大多仍停留在晚清以来的进化论层次；至于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更有不少地方未脱传统旧说的束缚。对此，平心颇感不满，他认为：“中国现代史应当以争求进步的人民大众为主角，这是不可争辩的真理。然而许多囿于传统偏见的历史学者却违背了这一真理。他们把那些企图阻住历史车头的发昏家伙描绘成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命运的主宰者；虽然他们间或也赞扬中国现代的革命英雄，可是这些英雄在他们的心目中，又不过是脱离群众的神秘光杆儿。他们蜷伏在旧中国的遗蜕中，永远也看不见新中国的生长。”[1]（自序）为改变这一现状，他决心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中国近代史作一番重新梳理和解释。
1933年以后，平心陆续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初编》、《论新中国》等几部通论性史著和一部现代人物专论《论鲁迅思想》（心声阁1941年版，再版时改名《人民文豪鲁迅》）。这些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注意吸收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形态学理论）的理论成果。还在1930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中，他就认定，社会学与历史学同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立足点，前者旨在解释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普通形态、作用、关系、变迁，并探明其彼此依存的一般定律；后者则要通过各种具体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排比，说明一定时间与空间段的社会生活历程，故“就供给社会全部生活的演进的材料而言，历史学的研究是必需的；就确立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而言，社会学又是必要的”[2]（P7）两者间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使他的历史研究实践，自始就表现出某种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形态学理论）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特征。二是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平心之所以在当时倾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战斗时代里，其中有苦痛的教训，有血渍的经验，有波涛万状的社会斗争，有头绪纷繁的历史矛盾。它们都在环绕着我们，要求我们找出它们的规律，而这无数的规律正是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所不可少的”。作为一个文化战士，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把真理从黑暗的重围中夺取过来，转变为大众的武装力量”的历史使命，通过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之研究，为现实社会的改造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并表示：“在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痛苦的交替过程中，我是愿意献出棉薄的力量，来传播历史的语言与真理的声音的。我不会唱歌，但只知道运用一点学来的历史解剖知识，来剖析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问题。”[3]（初版自序）
上述特点，从其撰写的各部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中，都可得到十分清晰的印证。
二、《中国近代史》的编著
《中国近代史》由光明书局初版于1933年9月，署名李鼎声，全书分十八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迄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它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
书中开卷即称：“本书重视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4]（编辑凡例）并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则应“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工具”。[4]（P2-3）
本此目标，平心从方法论上为近代史研究规定了四条原则：（1）须将历史看作对立物相互转变的过程，亦即矛盾不断发生与解决的过程，注意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的角度去理解各种重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事件。（2）须以变化的观点去追踪观察历史现象。近代社会发生的变化，开始往往不易被人察觉，但后来却发展成为一种重大的历史变动。“倘使我们能追究此等变化的全过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莫大的帮助的”。（3）应注意从各类事件或因素横向联系上，如中外关系、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关系等方面去把握事变的趋势，以透过现象看本质。（4）坚持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问题，考察每一种历史事件或事变的特质与其特殊原因，分析它与其他历史事件在内容、意义和发生条件上的不同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4]（P9-12）
这些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使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与当时其他类型的近代史著完全不同的崭新风格。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历史的认识，特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宏观趋势。书中直截了当地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划定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调：“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将近代史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应当指出，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始于平心，在他之前，日本学者稻叶岩吉的《近代支那史》及前述李泰棻、孟世杰、魏野畴等撰写的相关著述中，都曾主张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不过其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此期西力东渐引起的时局变化考察入手来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并未把中国直接引向一般的资本主义形态，而“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4]（P4-5）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就应揭示这一历史过程。这样的分析，显然要较前者深入得多。
其次，整个史实的叙述，紧扣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一主线，努力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4]（P5）按照这一思路，本书既未采取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考察的框架，也不像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那种按变政、共和等政治体制变动划分时段，而是始终把整个中国近代视为由传统农业社会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连贯过程，从中列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依其相互递嬗的演变态势展开论述。其叙事，尤注重帝国主义列强的历次侵华战争和其相互间矛盾勾结之状，以及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等“富于历史意义之事件”，并将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融入其间分析，给人以主线明晰流畅而毫不枝蔓之感。
第三，强调史论结合，这也是本书最为见长之处。其《编辑凡例》称：“本书叙事与分析并重，簿记式的编年体与纪事体既易流于机械枯涩，而社评式的史论体与评议体亦易蹈于浮泛肤浅；本书力矫此弊，以便于教学与自修之用。对于每一史事，既叙述其原委，同时予以扼要之剖析。”书中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因而不仅在当时显得观点新颖，有的还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肯定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地位，还对它的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之所以不同于以前的单纯的农民暴动，乃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已开始冲毁了农村的藩篱，破坏了国内农民手工业者的自足经济。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内战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榨取错综交织之下必然爆发的革命战斗”。[4]（P62-62）至其失败，除了敌对势力相对强大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方面看，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没有先进阶级（市民阶级或“现代城市生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仅仅以贫农及破产手工业贫民为中坚，他们缺乏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保持着浓厚的封建私有观念，更没有为创造新社会而战斗之明确的目标，因此容易涣散革命的团结力量，不能忍受反革命的强有力的打击”。二是战略上没有主动汇合全国的反清势力，如北方的捻军、南方的三合会、小刀会等，组成统一战线而壮大自己。三是在形势一度有利的情况下，军事战略上未能及时组织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清廷的统治中心，使他们“得以从容布置，调兵遣将来反攻革命”。四是未能使群众的斗争力量和整个革命战争适当地配合起来，“结果造成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在军事力量离开的地方，有战斗力的群众亦随军而去，使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得以盘踞于农村与城市结集武装力量袭击革命”。五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高层领导的腐化和内讧，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4]（P96-98）
不仅如此，在论述同属下层农民反抗的捻军暴动和义和团运动时，书中还注意通过与太平天国的比较，去更深入地把握其特点。指出，捻军与太平天国虽都是农民反封建统治和剥削的革命，但其参与的成份（贫农及流氓无产者为主干）、作战的方式（流动作战）、遭遇的对手（纯由地主、贵族和商人组成的封建统治势力）、打击封建势力的程度（仅仅是一种军事打击），都与后者有着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当时南北不同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至于义和团，其活动“固然是带有浓厚的反动性的，但本质地说来，它却是破落的农民与贫民反对奴役与扶植封建统治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是因为它一开始就给统治阶级所利用，便陷于自杀的矛盾中而不可自拔了”。[4]（P115-116、287）这些分析，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仍不乏其启示的意义。
其余如对晚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过程中纵横捭阖的外交关系之揭露，以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剖析，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特别难能的是，本书的公开出版，正值蒋介石加紧“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时，但平心本着一个曾经受党教育的进步史家之良知，对一些现代史上的敏感话题，仍能抱定宗旨，决不迎合国民党当局，作违心和违背史实之论。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又直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血腥“清党运动”为“苦推打”，“共产党员、左翼分子及工人被捕杀者甚众”。对于南昌起义，也能实事求是地述其原委，并分析其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指出其除“军事方面的战略错误而外，在政治方面主要是缺少广大工农群众为基础，更没有发动土地斗争，造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4]（P389-392）虽然因条件的限制，书中还不可能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但这样做，在当时已十分不易，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了解共产党以及国共关系的真相，尤具实际的意义。
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都为当时的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全新模式，给人以莫大的启示。该书出版后，曾在八年内连印十余版，受到多方的推赞，便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三、直笔书当代，正气贯长虹
在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平心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两本现代史著作。
《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1940年由香港国泰公司出版。全书分两编，序编四章，专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编八章，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论述自太平天国运动至抗战时期（1940年初）民主宪政运动的起伏进程。
《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1941年8月初版于上海，署名青之。是一部讨论抗日及民主建国前途的时论与史论。书中《新中国的道路》一章，系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展开的理论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的论述，不仅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行为，驳斥了他们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说，还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包括国民党方面为“剪除异己”制定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当时海内外有关民主区和国统区的报道和评论等。该书出版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租界”沦陷，在日伪查禁反日书籍的重压下被迫毁版。
和前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相比，平心的现代史研究虽然在时间范围上并无大的逸出，内容重心却发生了明显转变。前者突出的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后者则略于一般熟知的政治史与内战史，强调“以人民自觉运动为中心，对于一般史书所忽视的人民政治生活史与民族觉醒史，叙述不厌求详”，[1]（卷头例言）凡各时期民主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文化运动、民众运动、民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以及制宪史与宪法条款等，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清末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的讨论，不仅篇幅大增，认识的层次也较前大为深入。在他看来，“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1]（自序）故其史风在保持前期注重理论分析的同时，对具体史实的评价也更趋于从实际出发。
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国近代史》原将其定性为“划期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4]（P61）《中国现代史初编》则在对此作了详尽分析后，指出它实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1]（P14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成为正式的民主革命”，其政策“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力量。（同上P.155）对于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原来只有不到10页的描述，论证也很不充分。《中国现代史初编》则以60余页的篇幅作了详尽分析，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纪元，使中国革命的巨潮从此“不再在旧的狭小的河床中奔流，而已经扩大了水道，日益与世界各国新人群与被压迫民主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并且作为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产业劳动集团的世界革命）的一个支流而奔腾入海。”它不但保留和扩张了急进市民与小市民的革命力量，还吸收并培养了劳工大众来强化和更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阵容。（同上P.269-270）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史识。
平心的现代史研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书中，他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同上“卷头例言”）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3]（初版自序）为此，他不但总是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周围的当代历史事变，如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以及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及时报道；4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乃至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作了论述，并十分注意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如在分析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特点时，他指出，这场革命之所以一度爆发出所向无敌的力量，乃因它是在一个新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上展开的，该统一战线订立了当时“最进步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了最广大的人口加入战斗。它是以生产大众的战斗力量为中心支柱，而革命的率领者是最进步的产业劳动大众与革命的市民及其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同盟”，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大规模加入，以及他们之间的密切结合和所发挥的突出作用，都是在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的。也正因为工、农“这两种运动作了革命战线的中心内容，同时市民层与劳动界的二重领导在革命进程中尽了决定的推进机作用，当此二重领导趋于分裂之时，也就是大革命退潮之时”。[1]（P.429-430）作为一名亲身参加过国民大革命而又差点被淹没在革命失败血泊中的战士，平心对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的行为深感痛心疾首。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中，迫于当时的形势，他还只能用简略而貌似“中立”的隐晦语言叙述这段历史的话，那末，在上海“孤岛”抗战时期撰写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他却利用特殊的环境，对这一历史真相作了相当的披露。书中，他公开指责蒋、汪合流发动血腥政变，造成“工农组织被封闭，群众运动被禁压，许多左翼分子被逮捕枪杀，无党无派的无辜民众死于恐怖时期者盈千累万，‘宁可枉杀千人，不可放走一人’成了武汉政变后杀戮无辜的流行口号。整个大革命的轮轴逆转过来了，民众运动的齿轮几乎全部停滞了”。（同上P.470）并深入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帝国主义的进攻革命，封建残余势力的侵蚀革命，民族市民层的背弃革命，小市民层的动摇变节，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军队的雇佣制度，以及革命率领的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大革命失败的重大原因”。要求“深刻地记取和学习大革命的教训，克服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利条件，发展大革命传统下来的各种有利因素，继续完成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任务，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之建立，这些乃是中国人民不可顷刻怠忽的革命勤务”。（同上P.447-478）
平心的这番话，既是论史，也包含着对时局的深切忧虑。事实上，由于抗战以来国民党当局中的顽固派和亲日派不断发出“反共”叫嚣，加紧对内摩擦，试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更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遭遇空前的危机。对此，平心怀着极为愤慨的心情，接连发表了《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等文（这些文字，后来都收入当年出版的《论新中国》中），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无可争辩的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分子背信弃义、破坏大局、坚持独裁和反对民主的卑劣行径。指出：此次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内亲日反共派蓄谋已久的，这些人本来就缺乏抗日到底的信心，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战中力量日益壮大和威信的不断提高会危及其独裁统治，于是“不能不布置和施展毒辣卑鄙的反共阴谋，不能不用尽力气分裂国共合作。然而，倘只有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事情还不十分严重。问题是在于亲英美派中的顽固分子也参加了反共的预谋与合唱。尽管他们在利害上和亲日派还有矛盾，但在反共一点上刚好被亲日派觑中了弱点，加以利用。他们钻进了亲日派安排好的恶毒圈套，客观上当然也就是中了日本以华制华的狡计”。[3]（P.187-188）而日本军国主义则正欲利用这一机会，“来捣毁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安定性，破坏中国的总反共准备，确保和经营其占领地”。（同上P.217）然而，他们的阴谋一旦败露，立即就会遭到“愚民”的反对。历史已经证明，“凡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党派和军队，其向前迈进，是‘防’不了，也‘止’不住的”。（同上P.160-161）现在，尽管“亲日派与反动派是要把中国拖回黑暗的明季，但中国人民与中共却是要使中国进入灿烂的明天”，形势何去何从，相信“历史不久就会给予爽利的回答”。（同上P.159）针对当时的局势，他还提出，对付顽固派和亲日派的反共阴谋，“必须站在民众的立场，坚决反对右倾和过左的不正确主张”，即既要保持民众和革命党派的独立立场和主动地位，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的亲日派与反共派展开坚决斗争，又应注意团结一切抗日的阶层、党派与友军，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同上P.223-225）
这些论述表明，平心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思索，当时就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程度。
关注时代思想的脉搏与走向，是平心现代史研究的又一显著特征。其《中国现代史初编》称：“本书注重批判研究，对于各家政治社会思想、各种民众运动与文化运动，以及各种宪法、约法、宪草的价值与影响，均尽可能依据时代条件予以客观的评估。”[1]（卷头例言）书中不但对现代以来各时期的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均列专节叙述，还对思想界的各类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作了相当评述。特别是在“五四时代的民主思潮”的一节中，对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派群像一一展开剖析，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当时是以急进的小布尔乔亚代表的姿态出现”的，他曾向传统孔教思想发出过最勇猛的挑战，但其思想也表现出种种内在的矛盾冲突。胡适则是“彷徨于革命保守之间的自由市民的典型代言人”，其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化为和平的改良主义，目的在“将和平统一、宪政法治的精神注射现成的政治机构里”。而首先注意到把“民主主义和公社主义结合起来”的当推李大钊，“他的思想之勇猛、坚定与深刻，在当时的文化运动史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风格”。至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虽非正面出马、冲锋陷阵的主将，却承担了“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他的思想冷静而不激越，建设性多于破坏性，但是却在不少地方显露了光辉的民主主义锋芒”。正是个人思想上的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五四以后革新阵营内部的分化。（同上P.286-315）
又如，其对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评价，也颇为中肯。在他看来，这场论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其正确的理论答案为革命大众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但“不可否认，在历次论战中，马列学派也不是没有弱点的：缺乏充足的实际材料之具体分析，缺乏全面的历史唯物论（主要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法的理论）之生动把握，缺乏丰富的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历史）之深刻探讨，这些就令到左翼的论战还不十分深澈、灵活与周密”。（同上P.523-524）这些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
至于书中对宪法和宪法史的讨论，更具特色。为了推进国内的民主宪政运动，平心曾对法律学专门进行了一番钻研，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与民主宪政》、《论民主宪政运动》、《由宪政运动回忆孙中山先生》、《宪政正反辨》、《民主宪政的基本问题》、《〈五五宪法草案〉评议》等文，认真考察了中外宪政运动的历史，比较了各国宪法的有关条例，对实施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乃至保证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法条款，一一提出了详细意见和论证，并在《中国现代史初编》中作了具有法律专业水准的充分阐述。这些，对于帮助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而引导他们走向追求光明的进步道路，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诚然，因受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平心的近现代史研究也不免存在一些自身的弱点，如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史事方面，不少地方尚显得比较原则化而削弱了个性；同时，战乱年代资料搜集的困难，也使其论述往往囿于政治、军事、思想范围，而未能对一般社会经济生活情况作出更为具体深入的描述。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这些史学活动，已使他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李平心小传
李平心，原名循钺，又名圣悦，笔名李鼎声、邵翰齐等。1907年3月4日生于江西南昌。早年在南昌市千家后巷私塾、模范小学和心远中学求学。1925年8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学习社会科学。1927年1月，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教，并与曹亮一起编辑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同年2月，在当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于6月潜归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半年后，经保释回南昌乡下。1930年5月重回上海，先后在中共地下党上海市法兰区区委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时设于上海）任职。次年1月，“苏准会”遭到反动当局严重破坏。此后，平心虽失去了与党的组织联系，但仍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片挚情与坚强毅力，刻苦自励，长期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和各项社会进步事业。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上海“孤岛”的抗日救亡宣传。1942年12月，不幸被日寇捕入狱中，受尽折磨，后经地下党等各方人士营救，始得出狱。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撰文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为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喊。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一度出任《文汇报》特约主笔。不久辞去，于1952年8月应聘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专事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1955年起，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文革”动乱开始后，因公开反对“四人帮”一伙的极“左”路线，惨遭迫害，于1966年6月15日含冤而死。一生著述丰富，有《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1930）、《中国近代史》（1933）、《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社会科学研究法》（1936）、《国际问题研究法》（1937）、《各国革命史讲义》（1939）、《社会哲学研究》（1939）、《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论鲁迅思想》（1941）等著译二十多种，其余散篇文章，多见于罗竹风主编的《平心文集》（三卷本，1985-1992）。
注释：
①该文原载1928年1-3月《布尔什维克》第15、16、18、19期，署名星月。此引自《平心文集》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100-101页。
②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自序》中，平心自称“我从事整理历史材料和研究近代史的工作，断断续续将近十年了。”可见其正式涉足此领域当在1930年。
③该书自1933年9月出版后，至1939年3月已发行第10版。1940年，平心在《中国现代史初编》序中亦自谦地称其所著《中国近代史》“竟被读者不顾酸涩，大嚼了一阵。直到现在，那本拙劣的东西仍然被摆出去应市。这八年来，每逢看见这部书受人推荐，我内心的惭愧常是超过了私衷的欣慰。”
④此书另有1950年7月重刊本，副题改为《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书中删去了原有的少许篇目，另增入《论中国现代革命》一文作为新版代序，文字也有些技术上的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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