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分析_毛泽东选集论文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分析_毛泽东选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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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此后这个理论以法律的形式通过《共同纲领》而肯定下来。新中国就是以这个理论描绘的蓝图而构建的。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只经过了三年的实践就被放弃了。本文试对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作些肤浅的分析。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不成熟以及毛泽东思想观念中对资产阶级的排斥,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根本原因。

1940年,毛泽东为了解决许多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困惑而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人们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9页。 )这个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5页。 )毛泽东还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5页。),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2 页。),“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5页。)

上述的论述,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最经典的论述,他勾画了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发展的趋势。但也可以看出,这个理论是伟大的,却又是不成熟的。

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完结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强调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但两个革命阶段如何衔接,是第一阶段一结束就马上开始第二阶段,还是在两个阶段之间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待条件成熟再转到第二阶段。这实际是发展战略的问题,毛泽东没有明确。恐怕当时毛泽东也没有想过要明确。因为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如何实现第一阶段的目标,而对于第二阶段或如何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相对遥远的目标,他只能作个粗略的设计。

即使到了民主革命胜利前夕,这个理论问题仍然没有明确。这反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确定上。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8页。)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里他把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并重。至于哪一个是最主要的矛盾仍然不明确,这就很容易因时而变。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改造而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之所以如此,除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不成熟之外,毛泽东思想观念中对资产阶级的排斥亦是与此相关的重要原因。

民主革命胜利前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具有两重性,即策略上的利用和思想上的排斥。两种态度相互交织,某种程度上策略利用本身就有排斥之意。

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说:在过去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党的政策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的角度去解释。正因如此,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把战争年代保护、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做法完全看作一种斗争策略,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便自发地提出马上向民族资产阶级发动进攻。

此外,毛泽东从策略上利用资产阶级时就包含有排斥。如毛泽东在说明利用民族资本主义时,十分强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9页。)使它们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9页。),同时要加以限制。即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里显然包含一个重要内容,即当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危及到国计民生时,当它的发展有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就必须坚决加以限制甚至于改造。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毛泽东不是强调利用和发展,更主要的是强调利用和限制、改造——即排斥、消灭。

其实在1947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就已作出打击和逐步抛弃的方针。10月他在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稿中说:“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但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1页。)有了这种排斥情绪为基础,到建国初期,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猖狂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等活动,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竭力摆脱国家限制的欲望暴露无遗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排斥就更加剧了。他采取急风骤雨式、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势之猛前所未有,结果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为“臭阶级”,无法立足。“三反五反”运动实际上已是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步骤了。因此,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直接与列宁1921年以前的过渡时期理论相联系,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又一重要原因。

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我们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49页。 )这里讲的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其实是列宁1921年以前的过渡思想。因为列宁的过渡思想有个变化过程。1921年以前,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严重威胁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所以这个时期列宁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得相当的严重。他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张消灭市场、消灭自由贸易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结果1921年春俄国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此,列宁根据小农经济占极大优势的俄国的具体条件,改变了他原来对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作用的认识,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强调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允许国家调节下的私人贸易的存在,扩大商品流通和城乡的经济交流,同时强调要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只可惜列宁去世太早,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即中断了。后来斯大林实行的即是列宁1921年以前的过渡思想。可以说毛泽东也是以列宁1921年前的过渡时期思想作为其提出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与列宁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特征基本相似,矛盾性质也基本相似。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指出俄国过渡时期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征是:政治上,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俄国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代。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并存:(1)宗法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 在这些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第345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也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列宁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相类似的特征: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并存:(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4)个体经济;(5 )私人和国家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所有这些经济成分当中,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有极大的比重。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列宁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具有相似的特征,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与此相适应,存在着三个基本阶级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资产阶级。其矛盾的性质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泽东的认识如此,因而他看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列宁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的区别。这是他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个社会有何区别?一是起点不同。一个的起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脱胎于经济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比封建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经济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另一个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十月革命胜利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视这个区别,就会将中国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等同于列宁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事实上,毛泽东确实有意无意地往列宁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靠近。反映在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认识上。1944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认为:“现在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下册,第541 页。)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称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建国后不久,他对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是右的错误。总的说来,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后来将之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了。1953年党的文献中还是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但仅隔两年,在党的文献中提法就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变化不仅仅是提法上的变化,它暗含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不是太大。

二是两个社会斗争的内容不同。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不同时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和非社会主义的成分”,“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但这个斗争不是“衰亡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的共产主义”的斗争。这个社会允许并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当时的阶级斗争要服从经济独立发展。而列宁的过渡时期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第166页。), 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衰亡乃至消灭。无视这个区别,就会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际上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开始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土地改革完成后对农民互助合作的引导,在城市对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等方式进行合理调整,即是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一体两翼”,即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但同时强调总路线的实质是所有制的改革。这说明建国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是前后一致的,目的是要快速地使小生产绝种,使资本主义灭绝,于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不可避免了。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苏联、东欧因素的影响,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又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巩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东欧、东南欧及亚洲的一些国家相继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战后的美国依恃其在战争中和战后急剧膨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为旗号,积极推行独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在中国推行“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为此,毛泽东主张通过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以遏制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即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从而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

建立以苏联为首包括各个国家内部革命力量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毛泽东的这个国际战略和策略,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必须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去。换一句话说,新的政治格局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倒向美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要么倒向苏联,纳入社会主义体系。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就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否符合形势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注:《列宁选集》第四卷上册,第85页。)即是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属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国家形式,这显然不符合“一边倒”的外交形势了。因此毛泽东提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5页。)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图有虚名而已。

而当时苏联、东欧的态度和行为更促使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对坚持民主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存在若干偏见,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的人物。苏联派来的专家也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进行了批评,指责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调情政策”,“流行着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城乡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这个批评出自“老大哥”苏联之口,在当时是有相当的份量的。加之苏联方面在1952年接待刘少奇、周恩来等访问时都表示,希望中国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避走南斯拉夫之路的嫌疑,不得不急于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

此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建国后,就依据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消灭剥削的国家机构,创立新式的工人阶级专政——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制度方面,在城市对大、中工业实行国有化、建立起国营经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采取了限制和逐渐排除资本主义份子和富农的政策”,而“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且他们坚持反对“中间道路”。他们反复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各不相同的国情;造成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若干不同的形式。但是,企图夸大个别国家的特殊的不同点,则是机会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本质上势必否定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内容的马列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否定人民民主国家无产阶级的性质,把它视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中间道路,视作跟社会主义国家对立的特别型的国家,这是和马列主义敌对的观点。”(注:《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25页。)显然,东欧国家这种坚决反对中间道路的立场,无疑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正是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形态的社会吗?中国是仅次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岂能落后于东欧,又岂能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因此1952年前后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纷纷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后,中国也不甘落后,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总之,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不成熟,加上其它综合的因素,使毛泽东放弃了这个伟大的理论。从此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走入了误区,即以社会主义改造或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发展生产力。这个经验教训对我们坚持党的十五大强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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