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与发展共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理念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30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日益显现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影响。进入21世纪，中国模式到了反思总结的关键阶段。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①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视野来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国内学者在批判借鉴“北京共识”的同时，大多采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来指称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多学科研究：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胡鞍钢等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的研究，郑必坚、俞可平、王绍光、潘维等从政治学视角对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费孝通、李培林、黄平、孙立平等从社会学视角对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的研究，罗荣渠、章开沅、时殷泓、钱乘旦等从历史学视角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高清海、甘阳、邴正、丰子义等从哲学视角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理念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当前中国模式研究还没有进入哲学研究的主流，特别缺少发展哲学层面的深度研究。因此，迫切需要从发展哲学视角来推动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全球发展模式比较的视野来考察，可以简要地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福利制度市场经济的瑞典模式、合作型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等构成了当代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需要中国反思的问题是：中国模式中究竟蕴涵着何种发展理念？推动中国模式走向完善的发展共识是什么？在30年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一直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发展共识。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反思，中国模式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性自觉、改革的循序性安排、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发展的人民性立场、发展的和谐性追求，形成了自主发展、渐进改革、开放兼容、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人本和谐发展观正在成为推动中国模式走向完善的主导性发展理念。
一、中国模式的自主发展理念
自主发展是中国模式的主导战略理念，体现了中国发展的主体性自觉。中国坚持自主发展理念，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主宰自己的命运，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②邓小平告诫国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自身国情与战略需要出发，在改革开放中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发展道路，既保持了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步性，又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化陷阱”与“傍大款误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平稳转型，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创造了空前的发展奇迹。
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贯穿着命运自主的根本理念。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照搬别国革命的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进行人民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终结了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独立自主，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任务在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开始只能学习借鉴苏联模式，后来开始逐步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时代，形成于邓小平时代，发展于后邓小平时代。这种探索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0年来的改革发展经验表明，中国模式的自主发展道路意义深远：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再迷信教条和盲目照搬，尊重独立思考与主体精神，空前深刻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的实现必须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自主发展实践，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民的真实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主体性的增强。中国在充分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的同时，决不放弃中国的自主发展道路；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并没有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中国并不追随“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也不接受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了自主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改革开放战略，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旨在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从不教条地规定中国特色的先验本质，而是遵循人民发展的需要，引导人民进行实践探索，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指出：“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后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案，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北京决意找到自己的道路。”“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世界强国。虽然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⑤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发展道路，表明中国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保持自身的主体性，而且还在文化与民族精神上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因此，体现中国主体性的自主发展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形成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发展理念。
二、中国模式的渐进改革理念
渐进改革是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式选择，体现了中国改革的循序性安排。在国内外取得普遍共识的中国经验就是渐进式改革，更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循序渐进的改革。中国坚持统筹协调的渐进改革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走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中国循序渐进的改革，既不同于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开展的极“左”路线，又不同于以激进方式转向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而是谋求在社会稳定中有序地推进改革发展：首先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中推进改革，使得改革有序进行，避免大起大落，保证了改革的方向和秩序；其次采取先易后难、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方式，通过增量改革逐步转向和谐发展；再次采取试点方式，先搞实验，在实践中摸索，然后总结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形成一种改革政策的扩散效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⑥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就是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改革发展的时机与次序，协调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注重社会的承受能力，减少改革发展的风险，制定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战略，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稳步推进改革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的经济社会转型是失败的，而中国通过渐进改革却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与俄罗斯有着不同的命运，表明选择何种改革方式至关重要：不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活力、没有前途的，必须突破传统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创建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必然引发经济秩序的动荡和社会公平的缺失，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在维护社会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以循序渐进的改革加以推进。正是由于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来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走上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道路。俄罗斯市场化转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盲目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激进的私有化方案，采取了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一些俄罗斯理论家如此反思：“俄罗斯在建立市场经济时，不应该盲目地抄袭现有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德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而是应当依据市场关系的一般原理，探索自己的、考虑到俄罗斯特点和历史传统的道路。”⑦这就启示我们：社会主义不是先验的理念，市场经济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是最适宜的发展战略选择。
坚持统筹协调、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实质是要把握好社会实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度”，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人民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体现着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观：改革是和谐发展要求下的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实质是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显性线索，以社会结构调整为隐性线索，社会结构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市场机制、政府调控一起正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中国把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升到和谐社会构建的高度来把握，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保持了社会的平稳转型，这种循序渐进改革的中国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三、中国模式的开放兼容理念
开放兼容是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选择，体现了中国开放的全球性视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开放兼容地博采众长与学习创新是实现中国快速发展的根本路径。开放兼容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文化优势。中华文明是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开放兼容、厚德载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也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中国文化特别具有“化”的能力，即兼容同化外来文化使之实现中国化。无论是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吸收兼容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对当代世界文明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学术思想的吸收消化，都充分表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立足自身实现开放兼容的文明体系，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明模式。中国文明模式的特征在于以自身为主体，广泛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明为我所用，成就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文明体系。汉唐时代，中国营造了开放兼容的文化气象，成就了举世闻名的汉唐文明。清朝开始走向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思革新，拒绝向外国学习，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败。当代改革的成功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开放兼容特性，就是以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反对教条主义，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实现自我发展，将当代世界先进文明兼容进中华文明体系之中进行学习创新。改革30年，正是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兼容与学习创新的30年。
开放兼容的实质就是学习创新。学习的目的在于推进创新，创新的前提在于解放思想。学习创新既是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发展奥秘，又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时，毛泽东在学习继承的同时勇于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照搬别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敢于放开手脚进行创新，要勇于学习市场经济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⑧提倡理论创新、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等全面创新体系，在全社会弘扬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鼓励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切充分表明，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学习创新事业，不学习就没有动力，不创新就没有目标。阿玛蒂亚·森认为：“我们现在认为印度确实要多向中国学习”，“中国选择市场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政策，在印度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而那些比印度小得多而且与印度相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韩国，早已运用过这些政策。从革命启发到改革者的热情，中国一次又一次赢得印度的注意。”⑨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创新社会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气氛”，“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具影响的实力”。⑩当代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正是坚持开放兼容理念，中国走出了一条在面向全球的学习中实现创新的发展道路。
四、中国模式的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是中国模式的主导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发展的人民性立场。以人为本既体现为促进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又体现为尊重人民主体的发展，二者在发展价值层面上实质是统一的。中国模式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从佩鲁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视角来看，就是强调发展依靠人自身的力量，注重内生的发展，即“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11)从而破除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的“有增长无发展”、“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实现了从偏重GDP的经济增长观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民发展道路，是推动中国模式发展创新的根本价值立场。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民为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传统政治智慧。中国的民本思想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不同，是中国式的人民本位原则。当代中国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赋予其人民民主和以人为本的时代新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是国家一切战略、方针、政策合法性的最终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人民性是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成功的根本保证，人民的参与、人民的创造、人民的受益正是中国改革得以发动并最终走向成功的深层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目的在于促进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和谐世界，造福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切实尊重人民的一切合法权利和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充分依靠人民力量，挖掘内部潜力，开发人力资源，尊重劳动创造，在此基础上主动加强与全球的交流合作，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体现人民主体性的发展道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改革方向，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模式的创新与完善，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满足人民的发展意愿，总结人民的创造智慧，把人民的发展要求与实践创造作为党和国家获取执政智慧的动力与源泉。
五、中国模式的和谐发展理念
和谐发展是中国模式的目标导向理念，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和谐性追求。进入21世纪，中国明确地提出了和谐发展理念：对内确立了和谐社会战略，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对外确立了和谐世界战略，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和谐发展理念既是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存之道，又是中国改革创新与中国模式不断完善的发展之道。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13)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确立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为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与统筹兼顾方法，确立了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和谐发展理念。从和平崛起理念到和谐发展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转变，是中华和谐文化精神的时代体现。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14)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驳斥，是对中国和平文化与和谐精神的当代弘扬，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和谐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和谐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于目前中国的特定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15)中国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背景不同，早期实现现代化的一些西方国家主要靠掠夺资源和殖民侵略来推动其迅速兴起，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进行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维护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在对内的和谐社会与对外的和谐世界战略中，创建了一种“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观，确立了“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建构了一种走向未来的和谐世界观的中国话语。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越来越显示出中国话语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力量。从中国改革发展的走向来看，能否深入贯彻和谐发展之道，决定着中国模式的未来命运。
六、中国模式的发展共识
改革30年中国发展观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转移；邓小平关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南方谈话，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探索；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创新，正在引领着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从改革开放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转变到改革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再逐步转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最后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与注重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改革30年中国发展观的演进逻辑。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注重统筹兼顾，实质在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即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标志着中国发展理念的探索进入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自觉。坚持以人为本与注重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共识，成为引领中国模式走向完善的发展理念。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中国发展共识中，自主发展理念、渐进改革理念、开放兼容理念、以人为本理念、和谐发展理念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统一的有机整体：自主发展是中国模式的主导战略理念，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性自觉，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开创中国道路的立足点；渐进改革是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式选择，体现了改革的循序性安排，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引导中国走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协调发展道路；开放兼容是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选择，体现了开放的全球性视野，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博采众长，吸收兼容一切世界先进文明进行学习创新；以人为本是中国模式的主导价值理念，体现了发展的人民性立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中国人民创造改革时代的伟大事业；和谐发展是中国模式的目标导向理念，体现了发展的和谐性追求，引领中国坚定不移地探索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和谐发展道路。这五大理念相互依存，共同体现出了当代中国模式蕴涵的“中国共识”。(16)改革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成为“中国共识”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7)与当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福利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合作型市场经济模式等各种竞相争胜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共识”的核心在于探索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创建中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模式：“中华”主要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和谐文化精神，“社会主义”主要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价值，“市场经济”主要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理念，三者的结合就是要将和谐文化精神、公平正义价值与自由发展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当代中国和谐发展模式。
作为中国发展共识核心的人本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综合创新，是引领中国模式走向未来的主导性理念。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指出，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状态”，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8)只有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增进人的主体独立性，不断增强每一个人的主体发展能力，才能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中国发展共识的深远意义在于：坚持以人为本与注重社会和谐的人本和谐发展观，正是从人的独立性阶段通向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重要理念和必由之路。推动中国模式走向未来的人本和谐发展观，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以创建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
反思改革30年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模式在探索出许多成功经验的同时，其中也潜藏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如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协调、发展的脆弱性、发展的风险性，以及创新的不足与制度建设的滞后等。社会理论界应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引导中国模式健康发展，使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探索和谐发展道路的成功尝试。改革30年来形成的自主发展理念、渐进改革理念、开放兼容理念、以人为本理念、和谐发展理念，是引领中国模式发展创新的主要理念，科学发展观的人本和谐发展理念成为中国模式的发展共识，必将引领中国模式走向创新与完善。提升改革30年来基于中国经验的发展理念与发展共识，并非是要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反思与前瞻，从而以从容和健全的理性态度创建当代中国和谐发展模式，探索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可能性。
注释：
①“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5月11日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发展；包含一个自主理论，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北京共识”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启示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情况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④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⑤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0-314页。
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⑦维佳平、茹拉夫列娃主编：《理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⑧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⑨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⑩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94-311页。
(11)佩鲁：《新发展观》，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13)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
(14)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15)俞可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16)漆思：《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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