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互动关系的基本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互动关系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欧洲历史上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大重要事件，这两大事件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课题。前些年，随着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有关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也曾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是，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内容却缺乏应有的探究。本文试图依据马恩的相关论述，对他们在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关系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逻辑梳理，以期展示他们在此问题上所作出的独特思想贡献。
一、宗教改革的社会历史原由
众所周知，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由德国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和法国的让·加尔文（1509—1564年）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所先后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波及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形成了路德宗、加尔文宗等一批脱离罗马教会的基督教新宗派，即基督新教。针对这场宗教改革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论述。其中，他们不仅剖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社会历史原因，评价了路德神学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还论及了宗教改革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
关于宗教改革的社会历史原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过分析。他在该著述中充分地肯定了路德等“巨人”在这场历史巨变中所起的思想先导作用，指出正是路德等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①
在恩格斯看来，路德等巨人的出现，首先是时势使然，是时势造就了这批英雄。他说，就路德所处的16世纪这个时代而言，“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② 同时，路德等人之所以能够在时代急流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巨人，在于他们“几乎都处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 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而“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③ 也就是说，直接面向生活事实，坚毅勇敢地从事思想创造，是路德之所以成为宗教改革领袖的主观原因之所在。
那么，究竟怎样判断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呢？当时的德国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五百年代”；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称呼都没有一个能够把这个时代的特征充分地表达出来。他认为，促成这个时代发生历史巨变、进行宗教改革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王权依靠市民打败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的”。同时，在君主国崛起的背后是社会生产方式正迎来一场巨变，这就是地球被真正发现了，旧的世界被打破了，这一切从根本上“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④ 也就是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以及政治国家的独立，从根本上引发了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此前的中世纪，西欧社会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王国、诸侯之间分分合合，战乱不息，而天主教会则凌驾于这些王国、诸侯之上。恩格斯说，当时，在这个“由一群在经常变化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民族组织起来的西欧世界，是经过天主教联合起来的。这种神学上的联系不只是观念上的。它不仅实际体现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现在按封建和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教会中。”⑤ 虽然在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争斗从未停止过，但是，形形色色的王权都不是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与教权争斗，而只是同在封建生产方式的背景下相互争权夺利。同时，相比于教权，王权过于弱小，王国名下的诸侯往往又各自为阵、明争暗斗，结果，王权总是敌不过教权。所以，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在尽管发生各种内部战争的条件下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中心的组织”。⑥
在恩格斯看来，15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君主国的崛起，这场宗教改革也就在所难免。因为近代君主国的崛起，既不是信仰的产物，也不仅仅是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是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必需，也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历史过渡。这是一场不同于基督教信仰原则的国家构成方式，是由新的生产方式所推动的一场社会重构。君主国的崛起使西欧的政教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王权有能力与教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相抗衡，从而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正如林赛在《宗教改革史》中所指出的，“在西欧和在直接或间接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宗教改革前不久的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趋向统一和联合。封建制度，连同该制度的种种特权和不法行为，渐渐消失，在走向专制独裁的君主统治下陆续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⑦ 当时，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已形成了三个统一王国，德意志、意大利也显露出了统一的外部特征，而德意志和意大利之所以还没能真正建立起统一的王朝，主要在于他们与罗马教会之间有着太多、太深的瓜葛。可见，虽然宗教改革首先由路德所发动确实存在着一些偶然因素，但是，路德一发动就一呼百应，并在西欧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及政治国家的独立。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才是宗教改革得以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宗教改革则只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兴起的原因。
二、路德神学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局限
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所提出的神学思想主要是以“因信称义”为核心而展开的，这一神学思想后来成为新教的基本教义。它的基本意思是：信徒是凭着上帝在人心中所激起的信念而获得新生、成为义人的。路德认为，“信”有两种：一是出自人自身，由于有了它，人才能相信某种教义；二是由上帝所恩赐。他主张，使人“称义”的“信”，是上帝所恩赐的信，是上帝的恩典在内心中所激起的叫人新生的信念。上帝恩典的信，使信徒看到历史上上帝之子基督化成肉身即耶稣的实际意义，这就是上帝赐予人的慈爱，以及人只有在（人对神、人对人的）挚爱中才能获得新生。人的爱相形于上帝恩典的慈爱，总是不完善的、有罪性（欠缺）的，因此，怀有上帝恩典之信的人，他的悔罪是终身的，而不是凭借一次性的善行。这样，路德就把基督徒的信仰直接归结为上帝与个人之间的恩典与悔罪的关系，把挚爱看作为基督徒终身的生活过程。这也意味着，路德从根本上否定了教会及教士在信仰生活中的必要性。围绕“因信称义”这一核心思想，路德还提出了一些关联的神学思想，如“众信徒皆教士”，这既是对人神内在关系的具体强调，也是对教会教士等外在权威的直接否定。又如，他在肯定“一切善功中最高尚者乃信仰基督”的同时，谴责了天主教会把善功狭隘地限制为在教堂中祈祷、守斋和施舍；主张生活中一切正当的手艺和职业在本质上都是善功。⑧ 路德的这一主张，为资本主义的世俗职业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伦理。总之，在路德看来，人生意味着既是在正当职业中劳作，同时相形于上帝的恩典，一切职业劳作都是不完美的、有罪（欠缺）的，因此，悔罪是终生的，劳作也是终生的；人的最终得救唯有依赖上帝的恩典，因而，人最终是否获救是由上帝所预定的。
针对路德的这些神学思想，马克思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说：
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 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⑨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通过对比的手法，既凝练地概括了路德的神学思想及特征，也表达了对路德神学的批判。其中，第一句话，即“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代替了它”，是针对路德的“因信称义”而言的。第二句话，“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这是针对路德的“众信徒皆教士”而说的。后两句：“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则指路德肯定了体力性的职业劳动都是善功，而不再把善功局限于教堂中祈祷、守斋和施舍等精神性的信仰生活。可见，在这段评论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这就是：路德战胜了人们对天主教的虔信所造成的奴役制；破除了对天主教会权威的信仰；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消除了教士的特权；既把人从外在的宗教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也把肉体从信仰锁链中解放了出来，使祈祷等精神信仰生活仅仅成为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恢复了职业劳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正当地位。同时，这段评论也指出了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仅仅是“换汤”，而没真正地“换药”；他只是革除了天主教的弊端，打破了由天主教会给人所造成的外在锁链，但没有革除宗教本身的弊端，而依然以自己的新教给人们的精神信仰重新套上了锁链。因此，路德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正确解决问题，没能给人的现实解放提供有效的出路。不过，马克思指出，“新教即使没有正确解决问题，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⑩ 这就是必须推翻奴役人的制度，打破束缚人的精神锁链。马克思认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通过革命实践实际地变革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在宗教中改变宗教关系。
三、宗教改革的社会历史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对宗教改革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神学思想进行分析批判之外，还论述了宗教改革及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日常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首先，从政治上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改革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恩格斯指出，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三次大决战中，有两次与宗教改革及新教密切相关，或者说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决战的。
第一次大决战是由路德所发动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唤起了两次政治性起义，也就是，1522—1523年弗兰茨·冯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的起义，和1524—1525年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第二次大决战是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及其之前的革命起义， 其中均把加尔文教当作“现成的战斗理论”。第三次大决战也就是法国大革命，才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期间，加尔文教还直接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党组织。恩格斯写道：“加尔文教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已经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11)
其次，在经济上，新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相宜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相宜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劳动抽象化，而新教则把人抽象化。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相互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12) 第二，加尔文教的“预定论”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在经济上进行冒险的勇气。“预定论”是路德和加尔文在宗教改革中所提出的基本神学主张之一。路德认为一个人是否最终获救是由上帝所预定的，加尔文进而主张上帝不仅预定了一个人是否最终获救，而且还预定了一个人是否最终下地狱。恩格斯这样揭示了加尔文的“预定论”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基本影响，他说：“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他的宿命论的学说，从宗教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能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经营活动，而是全凭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13)
再次，基督新教还为资本主义社会构筑“契约”中的“自由”和“平等”提供了“外衣”和原则。
从基督教神学上说，基督教关于人神关系有两个层面的界定，第一个层面主张上帝与人之间是创造与被创造、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第二层面，人最终是否为神所救则是一种契约关系。按照基督教圣经，上帝最初是通过摩西十诫与人建约，后来又以耶稣的鲜血与人建立“爱”的盟约；一方面，人在上帝面前固然是自由而平等的，另一方面，人要获救则必须信守盟约；人唯有信守盟约才能获救，唯有获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天主教在中世纪曾经在人神契约关系之间加入了教会的环节，新教通过“因信称义”说恢复了人神之间的直接契约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是以“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契约观汲取了基督教的文化资源，起初也往往依傍基督教信仰来表述和论证其社会契约论及自由平等观。所以，恩格斯指出：“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产阶级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14)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之间的互动性论述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的，他们在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宗教改革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的同时，也充分地肯定了宗教改革运动及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262、262、261、7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页。
⑥(11)(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706—710、707页。
⑦ 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页。
⑧ 关于路德的这些主张，参见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
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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