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二华[1]2004年在《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轨迹》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着以史论结合的方法，从党史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进行剖析，以希能对新时期党发展私营经济起一些借鉴作用。本文首先在导言部分简要介绍一下：私营经济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意义。正文分五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私营经济的定义进行科学界定，并对和私营经济相关的几个概念进行区别。第二部分，对十一届叁中全会前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进行简单回顾。第叁部分，对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分四个时期进行回顾：①1978年12月——1986年底，鼓励和支持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则采取“看一看”的方针；②1987年——1997年十五大，把私营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③1997年十五大以来——2002年十六大，把私营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④2002年十六大以来——至今，提出“毫不动摇”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并进一步强调“允许私营企业主优秀分子入党”。第四部分，在回顾的基础上，分析新时期党形成对私营经济正确认识的原因：①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②新时期党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都有了深化和发展；③新时期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第五部分，对长期影响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进行剖析：①私营经济的存在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②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③怎样看待私营经济中存在的“剥削”；④私营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提出几点思考，以希能对新时期党发展私营经济起一些借鉴作用。
吴二华[2]2006年在《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轨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顾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历程和政策变化,特别是回顾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轨变,对于我们深刘理解十六大以来,党所提出的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新思想、新政策,消除对发展私营经济的种种疑惑,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周丽群[3]2005年在《中国共产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与政策的演进分析（1949—2005年）》文中提出建国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也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界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内涵,点明本文的写作动机;考察了建国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追索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轨迹和政策演变,总结其曲折历史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描述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现状、特点并揭示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据今年3月刚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创新取向。
王世勇[4]2004年在《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1978—2003）》文中提出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在我国几近灭绝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1978年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并针对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叁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状况以及论文的基本构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并系统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章 几十年难解的历史课题----改革开放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本章回顾了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前，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的曲折历程。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理论上的初步探索。另一方面，对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本章着重分析和探讨了这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不断出现曲折反复的深层动因及其经验教训。第二章 “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本章主要论述1978至1988年间我国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个体经济逐步得以恢复，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首先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在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私营经济开始萌生。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党和政府决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对新生的私营经济予以默认和保护。1987年，中央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并确定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外资经济也开始悄然起步。在对外开放初期，我国政府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并通过兴办沿海经济特区，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引进外资的局面初步打开。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叁大初步确认了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即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至此，新时期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已经初步形成。第叁章 徘徊与调整----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摇摆。1989－1991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大幅度滑坡。本章阐述了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此后一度有所抬头的“左”倾思潮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这一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介入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党和政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受到质疑。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
李海涛[5]2009年在《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探析》文中认为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私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私有制理论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后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支持下孕育产生,并伴随其突破和创新不断向前发展。在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私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为主线,以深入分析政策演进的时代背景为着力点,坚持史论结合,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包括选题意义、私营经济概念的界定、学术史回顾、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即第一章,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这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私有制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化的过程进行了回顾和考察。第叁部分,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这一部分包括了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是本论文分析阐述的重点。在这一部分罩,本文将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划分为4个阶段:“默许”阶段(1978—1986)、“补充论”阶段(1987—1991)、“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平等论”阶段(2003年至今)。然后分别对每一阶段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演进历程进行论述并加以评析。第四部分,即第六章,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思考。在上一部分对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论述的基础上,这一部分将从动因和启示两方面对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进行深层思考,力图总结出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内在规律。
来志鹏[6]2011年在《建国以来党的私营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私营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再生”的,它一经产生,就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及对待私营经济,历史上却曾经长期困扰过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限制、改造到排斥、取缔,再到接纳、发展的曲折历程。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详细地考察和分析了建国之后党的私营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变化,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对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新世纪新阶段新特点的私营经济政策以促进其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主体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写了选题的意义背景、国内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建国初期党的私营经济理论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写了叁个部分。第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肯定基础上的利用和限制政策,并对其进行了两次调整,使得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二,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1956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第叁,对党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客观评析。第叁部分重点概述了党从1978年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到现今对“重生”的私营经济采取的理论政策,即对其采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最终实现了从游离于制度之外到镶嵌于制度之内的深刻变迁,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在私营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历史性突破使私营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第四部分为了促进私营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着重分析了现阶段促进私营经济发展仍面临的一些挑战及应对的政策措施,同时还分析介绍了私营企业的“自我组织”民间商会的发展情况。
刘洋[7]2010年在《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私营经济得到长足地发展。目前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它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加上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变得曲折困难,甚至一度出现灭绝的危机。因此,研究新时期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刻了解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认识深化的轨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对私营经济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创新,而且也便于研究私营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与对策,这对今后党和政府有关决策的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指出了在私营经济逐步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党对私营经济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私营经济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此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甚至几近灭绝。第二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转变,指出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重获新生,党在此阶段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是由“看一看”到允许存在并进行引导、监督和规范化管理的转变。私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第叁部分是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突破和进一步发展,指出由于党的政策的调整,私营经济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地位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法律上得到了保护,这样就把私营经济由“制度”外纳入到“制度”内,给私营经济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定位。同时在政治参与上,指出党和政府由一开始限制私营企业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到允许合适的私营企业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转变,这种政治待遇的提升极大地拓宽了私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因此私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第四部分历史启示,在综合前叁章基础上而得出的一些启示,同时针对党在制定私营经济政策时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缪昌武[8]2010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私营经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在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和基本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对1949—1952年南通地区的实证研究,梳理和分析党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处理公私关系的政策、措施,考察政策的微观执行效果,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对于党和政府现阶段私营经济政策的借鉴意义。论文分成绪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和结语六个部分。绪言部分主要是介绍课题的选题情况、文献综述、相关概念的表述以及课题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研究限度。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私营经济概况。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梳理了近代南通地区私营工商业的兴起、发展情况,并经此为逻辑起点,从解放初经济、社会结构和国民经济现状,论述恢复、发展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宏观描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私营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公有制经济的形成与壮大的概貌,从总体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与私营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关系。第二章：扶持和利用——对私营经济作用的认识及政策。本章从认识与政策层面,分析中国共产党采取扶持和利用措施所体现出的对私营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论述南通地区对私营工商业扶持和利用政策及实施情况,从微观层面评述扶持和利用政策对于南通社会秩序重建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意义,并进而探讨了党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政策的借鉴意义。本章基本观点：党对私营经济的理论、方针、政策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逐步形成的。基于对私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党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政策在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新生人民政权的首要任务,党和政府通过鼓励、扶持私营工商业复工、复业,恢复生产经营,充分发挥私营经济在经济恢复中的积极作用。南通作为苏北行署下辖的地级城市,地方党委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主要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具体贯彻、执行华东局、苏北行署的相关政策、措施；同时根据地区的特点和叁个不同的历史时段,南通在具体策略上有所不同。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切合了南通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促进了私营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南通国民经济的恢复、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叁章：限制和引导——对私营经济性质的认识及政策。本章从对私营经济性质的认识及相关政策入手,探讨限制和引导之间的关系,并以南通的实践为例,论述党和政府在政策的实践层面上,如何把握限制和引导关系问题,从具体、微观层面分析南通地区对私营经济限制和引导政策的措施、策略,探讨其借鉴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本章的基本观点：私营经济本身的性质,使中国共产党在扶持和利用私营经济的同时,又确立限制和引导的方针。在对私营经济的性质问题上,党的认识基本是一致和连贯的,在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和引导方面,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针对地制定和贯彻不同的方针、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扶持私营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时,通过价格、税收、劳动、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控制其剥削程度,借助于控制原料、货源、市场的优势和严厉规范的工商管理制度,限制其消极作用。南通市在华东局和苏北行署的领导下,通过制定、落实价格、税收、劳动、利润分配等方面的相关措施,以及借助于政府在原料、货源、市场等方面的优势,限制和引导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运行。在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制定落实上,南通市根据城市私营经济状况,确立了“既团结、又斗争”,既“执行限制他而又不限制得过死”的方针,其相关政策、措施既符合中央政府、华东局和苏北行署的基本精神,又体现地方特色。限制和引导政策与扶持和利用政策相互配套、相互补充,为南通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提供了保障,为南通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在南通私营经济的发展格局、行业分布、经营模式和私营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合作和分工——对公私关系的认识及政策。本章首先从中国共产党对公私关系的认识入手,探讨党在处理公私关系基本原则,从南通地区的实践入手,分析基层社会在处理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在此基础上,以南通为实例,从“合作和分工”的角度,探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下,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关系的处理原则。本章基本观点：党对公有、私营经济关系的处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并最终形成“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限制和引导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公私关系的调整来实现的。党处理公有、私营经济关系的基本政策和实践经验,是党在过渡时期确立对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的前提和基础,党处理公私关系中所运用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既是当时利用、限制私营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私营经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在处理公有、私营经济的关系上,南通市在执行苏北行政公署的相关政策基础上,根据本地区公、私关系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措施。从总体情况而言,这些策略、措施基本切合南通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符合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方针。尽管在微观层面上,南通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仅就通过公私关系的处理来贯彻、落实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而言,南通的策略、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即利用公私关系的调整,实现了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结语主要总结上述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恢复、发展私营经济实践,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在具体微观层面上,对现阶段私营经济的规范、管理以及公私关系处理,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的政策,是由私营经济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必须坚持对私营经济进行必要的扶持和利用；对私营经济限制和引导的政策,是私营经济的雇佣劳动、唯利是图的性质与新中国社会性质、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的同时,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引导；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公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并决定党的私营经济政策能否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对私营经济进行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的基本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当前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重要的理论先导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复杂性,对当前党和政府处理私营经济问题,具有政策上的启示意义。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一是材料运用的创新,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政策文件和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型城市的史料作为依据,本文使用南通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结合党的政策文件,许多档案材料在学界都属首次使用,在材料的运用上做到了创新；二是研究角度的创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宏观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富,但是在微观研究领域,尤其是针对南通这样的中、小城市,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微观执行效果的研究却很少,本文以南通地区作为实证,从微观角度来探讨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提炼其借鉴意义,在研究视角上实现了创新；叁是观点的创新,本文将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分成地位和性质两个部分,并由此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两个层面分开论述、重新梳理,将公、私关系的处理,作为政策贯彻、实施的手段、方式来考察,这种研究角度所形成的结论,可以为现阶段私营经济政策提供更为具体的借鉴。
崔利萍[9]2007年在《建国以来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启示》文中认为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是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过程，回顾这一艰辛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地教训。建国以后的历史表明，我党凡是正确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时候，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经济建设就遭受破坏和损失，社会稳定就会遭受影响，以至出现动乱。因此，认真梳理建国以来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深入剖析发生失误的原因，以史为鉴，总结我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制定符合新世纪新阶段新特点的私营经济政策，依此来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缘起和目的所在。本文分叁部分：作为分析的起点，第一部分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建国以来党对私营经济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大体经历了叁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采取了肯定基础上的利用和限制政策。私营经济的发展经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1976年，采取的是否定基础上的逐步消灭政策，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和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从1958年开始，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朝着错误的方向越陷越深，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到十六大，采取了重新肯定基础上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政策，非公有制经济最终实现了从游离于制度之外到镶嵌于制度之内的深刻变迁，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在私营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历史性突破使私营经济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第二部分，重点剖析了建国以来私营经济政策复杂多变的深层次原因：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上的偏差，特别是对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的错误理解和运用，改变了党在建国前后对私营经济采取的正确政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失误；忽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力量的不均衡性，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到不恰当的地位，使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陷入误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文章最后深刻揭示了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这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利用资本主义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现实启示：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深入研究、科学运用和不断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国情，认清国情是认清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一切从我国国情出发是制定正确的私营经济政策的首要前提；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私营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生产力基础之上；必须充分认识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联系。同时，私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着互补、互利和互动的关系；必须加强对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充分利用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来创造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苗加清[10]2010年在《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与当代中国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等传统阶级、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阶层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需求,相应地,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新现象,也一直备受社会关注。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重要的统战对象,尽管摆脱不了私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人格化”代表的本质属性,但他们从来都是中国的社会公民,目前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前提、政策依据、主观需求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党和政府要在政治上容纳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而不能将其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经历了政治冷漠与政治体制之外徘徊、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与无序有限参与、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与有序扩大参与叁个发展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参与目的多重性、政治参与方式多样性、政治参与效果差别性等总体特征。同时,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也存在着立意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并且还存在着务虚性政治参与、非常态政治参与、非法性政治参与等现象,因而,党和政府又必须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加以引导,把它控制在现有政治制度许可和容纳的范围之内。政治参与是把双刃剑,有效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抑弊兴利,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合法化、有序化、制度化,一方面,要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必须主动加强自我认知,自觉规范财富运行方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努力创造出良好的政治参与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自律规范,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有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面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变化及其政治参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在塑造良好的社会舆情条件和合理协调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参与格局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实现党和政府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合法、有序开展政治参与活动,及时将私营企业主阶层这股社会力量导入现有政治体系,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轨迹[D]. 吴二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轨迹[J]. 吴二华.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 2006
[3]. 中国共产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与政策的演进分析（1949—2005年）[D]. 周丽群.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4]. 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1978—2003）[D]. 王世勇.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5]. 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探析[D]. 李海涛. 南开大学. 2009
[6]. 建国以来党的私营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D]. 来志鹏. 兰州理工大学. 2011
[7]. 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D]. 刘洋. 新疆师范大学. 2010
[8].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研究[D]. 缪昌武. 扬州大学. 2010
[9]. 建国以来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启示[D]. 崔利萍.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10].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D]. 苗加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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