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政治关联与政府创新支持:机制与路径_回归系数论文

技术创新、政治关联与政府创新支持:机制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路径论文,机制论文,政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2995(2016)07-010-0017

      1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技术创新活动成为了影响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之间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在实践中,为了确保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若干重要的政策措施,包括:①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②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③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④促进创新创业的金融政策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政府所制定并实施的上述创新支持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确实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与创新能力的提升[1,2]。但是另外很多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甚至抑制了技术创新的进行[3,4]。解决这一矛盾可以从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如何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的角度入手,分析实践中企业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与路径来获得政府创新支持。

      一方面,从政府制定和实施创新支持政策的本意来说,是希望促进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加强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可能是其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建立政治关联也可能构成了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另一重要路径。事实上,资源有限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在能力建设和政治关联之间进行权衡[5]。那么在管理实践中,企业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的根本路径究竟是什么?是构建政治关联?还是强化技术创新?抑或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来构建政治关联?

      基于此,本文研究以广东省企业为调查对象,探索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需要加以仔细权衡取舍的两种重要战略行动——构建政治关联与加强技术创新对于其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影响,同时考察企业性质与制度环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其研究结论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机制与路径,为企业成长理论补充新的洞见,而且可为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并非总是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从而消除政府相关创新支持政策制定实施以及企业创新管理实践中的迷茫,推动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理论与假设

      2.1 企业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影响

      中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所以制定并实施大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专项资金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相关金融政策等,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激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以及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就这个意义而言,积极主动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并具有更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显然更容易获得政府创新支持。这是因为,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资源转化效率,它们不仅可以更为有效地将其所获得的政府创新资源转化为最终的创新成果,提高政府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还可以发挥带动与示范效应,促进其所在组织场域的诸多企业积极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组织场域内创新网络的形成进而提升整个组织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

      而从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经习惯于运用激励性的政策工具,甄选出某些符合要求的特定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政府采购等政策激励,以实现自己的政策意图——如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而在政府甄选企业所使用的评价体系之中,关键的指标往往包括:对研发的重视程度、研发投入程度、专利和新技术的数量、新产品开发的频率与数量、新产品占销售的份额等。例如,国家2008年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及2013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条件都包括了类似指标。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在上述指标上经常表现出强大的优势,这非常有利于它们在争取政府创新支持的竞争中获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技术创新对于其获取政府创新支持具有积极的影响。

      2.2 企业政治关联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影响

      随着中国渐进式、实验式以及放权式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日益强大,他们直接或间接通过行政审批、土地征用、贷款担保以及各项优惠政策等方式掌握了大量稀缺的重要资源[6-8]。在这种情况下,培育政治关联就成为了企业成长中的一项特别重要的战略行动[9]。通过构建政治关联,企业可以更多地获得融资优惠、财政补贴和救助以及其他政府支持[10,11],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各种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事实上良好的政治关联,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直接获得更多的政府创新资金、如政府补贴与财政资金的支持,而且能够帮助企业优先获得政府采购的订单。

      企业所构建的政治关联,除了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创新支持的稀缺资源之外,还可以帮助企业更早更准确地获知政府创新产业政策变化与创新战略举措等方面的相关信息。而对于这些信息及时有效与全面的了解,可以帮助企业把握先机、提前做好各项基础准备并发挥先动优势,从而在随后对政府创新资源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从政府创新信息获取的角度来说,政治关联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创新支持。

      此外,政治关联也能够带来企业融资方面的资源效应。通过政治关联,企业可以更多地得到地方政府对本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与进入资本市场的支持。在中国大陆,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银行的放贷行为往往受到政治目标的左右[12,13]。虽然之后的股份制改革与上市在一定程度上让它们有了更多的贷款选择权,但在当前各级地方政府试图依靠银行力量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以获得GDP锦标赛胜利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14]。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良好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可以获得银行的优待。不仅如此,有政府支持的政治关联企业还能够优先获取上市资格,上市后也更容易获得股权再融资资格[15]。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政治关联对于其获取政府创新支持具有积极的影响。

      2.3 政治关联的中介作用

      既然政治关联的构建能够为企业获取各种政府创新支持提供重要的帮助,那么接下来企业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构建政治关联,而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政治关联的构建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即地方官员的提升与当地经济增长状况紧密挂钩[7]。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虽然这种政治锦标赛围绕的核心是地方经济增长,但也会呈现不同的外在目标导向,如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区域建设、双转移、退二进三、腾笼换鸟等等。与其他企业相比,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显然能够在上述诸多方面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提供更多的“政绩”,有助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政治锦标赛中取胜。尤其是举国上下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情境下,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对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重要性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强的企业能够获得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官员更多的关注,从而为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与强化带来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技术创新可以促进企业政治关联的构建,而企业政治关联的构建又可以为企业有效获取各种政府创新支持提供帮助。因此,政治关联可能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政府创新支持的获取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政治关联为中介促进政府创新支持获取。

      2.4 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

      企业性质的不同可能导致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获取以及政治关联构建影响的差异。首先,根据政治庇护理论,政府及其官员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从当地国有企业的发展之中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比如促进当地就业、发展地方经济、实施政绩工程、进行在职消费、获得政治晋升等。因此,政府及其官员天然就有动机为当地国企提供很多额外的关照,例如土地划拨或地租优惠、贷款利息优惠、政策性采购、亏损财政补贴、免于向政府上缴利润等[11],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各种政府创新支持。并且,当国企发展遇到严重财务危机的时候,政府还会及时通过增加资本、提供补贴、减税或其他各种方式,帮助国企渡过难关[16]。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没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外在压力,它们并不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建立政治关联与获得政府创新支持。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它们并不需要过多依赖政治关联来获取政府创新支持。

      其次,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代理问题更显突出[17]。国企高管似乎更像是政府官员而非是纯粹的企业家。对于国企领导者来说,技术创新活动与财务绩效仅仅是决定他们职位晋升的一个方面,能否完成政治性目标以及符合政府政策意图才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在当期投入大量资源,而收益则需要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逐步体现出来,且创新结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于当期国企高管“政绩”的考核是不利的。因此,国有企业也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在这种既无压力又无动力的情况下,由于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政治关联,国有企业既不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取政府创新支持,也不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构建政治关联。因此,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与政治关联均没有影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政治关联度对于国有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帮助要小。

      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在产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既需要努力顺应制度要求与寻找制度机会来获得合法性,也需要全力以赴地争取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其他关键资源[18]。顺应政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了民营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与建立政治关联的重要途径。与民营企业类似,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同样也面临建立合法性的压力,它们同样需要通过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来响应中央与地方政府建设创新中国、促进转型升级等政策意图,从而建立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以建立合法性并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对于非国有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帮助可能更大。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a: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取政府创新支持。

      H4b: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来构建政治关联。

      H4c: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强化了政治关联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正面影响。

      2.5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企业所处区域的制度环境不同,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与政治关联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政治关联对于创新支持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即制度环境不仅调节了技术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调节了政治关联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影响。具体来说,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通常意味着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且通常与健全的市场制度、较高的法制水平、较充分的信息交流、较为正常的政企关系联系在一起[19]。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强化技术创新活动,不仅是一种公开的与透明的营造政治关联的方式,而且是其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的重要途径。当然,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较小,具体表现为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弱化了政治关联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积极影响。

      而不佳的制度环境则意味着较低的市场化水平,其往往与不够健全的市场制度、较低的发展水平、不够充分的信息交流与不正常的政企关系联系在一起。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与信息的不透明,企业政治关联构建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与政府官员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而不是依赖于加强技术创新活动来获得政府的关注与支持。同样,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与信息的不透明,加上官员寻租空间的存在,政府创新支持不一定指向的是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政治关联构建与政府创新支持获取。然而,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会显得更为重要,其对于政府创新支持获取的作用也将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a:与不佳的区域制度环境相比,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正面影响。

      H5b:与不佳的区域制度环境相比,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于政治关联的正面影响。

      H5c:与不佳的区域制度环境相比,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弱化了政治关联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正面影响。

      

      图1 理论模型

      Figure 1 A theoretical model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面向广东省企业,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采集企业样本。本研究通过校友会和广州EMBA与MBA联盟在广州高校选择符合要求的在读或毕业EMBA、MBA学员进行调研。选择标准为:接受调查的学员必须为广东省企业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其所在成立时期超过1年,员工人数不少于20。前后一共随机发放调查问卷318份,经过两轮的Email与电话催收,最终收回调查问卷201份,其中有效问卷173份,有效回收率约为54.40%。

      样本企业中,成立时间在5年及5年以下的企业19家(10.98%),成立时间6-10年的企业29家(16.76%),成立时间10年以上的企业120家(69.36%);员工人数50以下的22家(12.72%),员工人数为50-500的企业51家(29.48%),员工人数在500人以上的有100家(57.80%);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16家(9.25%),销售收入在500万-5000万元之间的企业30家(17.34%),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27家(73.41%)。

      3.2 研究变量的测量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政府创新支持(GOS)。政府创新支持的测量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政府创新支持方式。因此,本文主要参考了王丛虎[20]、郑绪涛等[21]的研究,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面来衡量政府创新支持,具体包括5个题项: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资金的直接支持(如政府补贴、财政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时会更多地选择本公司作为供应商;本公司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财政与税收优惠;本公司申请到了更多的政府科技项目;政府在本公司贷款获取方面提供了更多帮助。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包括技术创新(TEI)与政治关联(POC)。其中,技术创新的量表主要借鉴了魏江等[22]、Damanpour[23]的研究,修订后共5个题项:本公司经常为新的市场研发突破性的新产品;本公司经常为现有的市场研发突破性的新产品;本公司在前沿产品研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本公司经常成为行业内第一家推出新产品/服务的企业;本公司在技术商业化运用方面走在行业前列。

      对于企业政治关联的测量,本文在参考Xin & Pearce[24]、张祥建与郭岚[25]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政治关联量表,修订后包括7个题项: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与地方政府的正式联系更多;本公司与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联系更多;本公司能够更为快速与准确地获知地方政府重大的政策以及战略举措信息;本公司接待政府官员视察与调研的机会更多;本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本公司会更为主动和积极地响应并参与政府号召的各种活动(如本地公益活动、向灾区捐赠等);本公司能更好地领会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意图。

      本文研究的调节变量包括企业性质与制度环境。其中,企业性质采用虚拟变量SOE来表示。其中,SOE=1,表示样本企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SOE=0,表示样本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度环境的测量则借鉴了樊纲等[26]的研究方法,采用市场化程度来进行衡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关于市场化程度或者企业经营环境的测量,是针对省级区域,并没有提供省内不同区域或不同行业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因此,本文研究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式,请受访者判断所在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少,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市场在当地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问卷填写者同意这个判断,则INST=1;如果问卷填写者不同意这个判断,则INST=0。

      考虑到企业的成立时间越长与规模越大,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就会更强,建立政治关联与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本文研究采用企业销售收入分级排序的方式控制了企业规模(SALE)。采用类似的方法,本文研究也控制了企业成立时间(AGE)。另外,在检验制度环境调节效应的时候,本文研究还控制了企业性质;而在检验企业性质调节效应的时候,则相应控制了制度环境。

      3.3 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表1展现了研究变量Cronbach's α系数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所有研究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8以上,说明整个问卷量表的信度较好。所有题项的因子负荷都在0.6以上,提取因子累计变异量均超过了60%。整体来说,各项检验指标均达到了良好水平,说明问卷量表也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4 结果

      表2展现了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矩阵。表3展现了假设1-3的检验结果。假设H1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对于其获取政府创新支持具有积极的影响,模型2的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87**,假设H1获得支持。假设H2提出企业政治关联对于政府创新支持具有积极的影响,如模型3的结果显示,政治关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0.657***,假设H2获得支持。假设H3提出政治关联在技术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之间关系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模型4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正向影响政治关联,模型5的结果显示,在加人中介变量政治关联之后,自变量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0.287***减少到0.180**,因此可以认为,政治关联在技术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获得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H4,本文研究接下来将全体样本按照企业性质(所有制性质,SOE=1与SOE=0)分为两组,然后采用SPSS 20.0进行分组回归,其结果如表4所示。从模型6中可以看出,对于非国有企业样本而言,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97**;而对于国有企业样本来说,如模型7所示,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影响程度降低到了0.229,且不显著。从模型8中可以看出,对于非国有企业样本而言,技术创新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政治关联,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55**;而从模型9可以看到对于国有企业样本而言,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则不显著。从模型10中可以看出,对于非国有企业样本而言,政治关联显著地促进了政府创新支持,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89***;而对于国有企业样本而言,尽管政治关联仍然显著地促进了政府创新支持,但标准化回归系数下降到了0.476**。综上假设H4得到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H5,接下来本文研究将全体样本按照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高,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INST=1;市场化程度低,不佳的区域制度环境,INST=0)分为两组,然后采用SPSS 20.0进行分组回归,其结果如表5所示。从模型12中可以看出,对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制度环境而言,技术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市场化程度高的制度环境来说,如模型13所示,技术创新对政府创新支持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19**。从模型14中可以看出,对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制度环境而言,技术创新对于政治关联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市场化程度高的制度环境来说,如模型15所示,技术创新对于政治关联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51*。从模型16中可以看出,对于不佳的区域制度环境而言,政治关联显著促进了政府创新支持,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30***;如模型17所示,对于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来说,政治关联显著促进了政府创新支持,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86***。因此假设H5基本得到了支持。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广东省173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对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机制与路径进行研究,获得了如下重要发现:①整体而言,企业技术创新可直接或者间接通过以政治关联为中介来获得政府创新支持。②进一步分析表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与构建政治关联的路径只有在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下或非国有企业情境下才有效。③无论在何种情境下,构建政治关联都是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最为重要的直接路径。

      本文的上述发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机制与路径,从而为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就是说,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或非国有企业情境下,企业技术创新可直接或间接通过以政治关联为中介来促进政府创新支持获取;而在不佳的区域制度环境或国有企业情境下,技术创新不再是企业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的有效路径,其对政治关联的影响也不显著,此时政治关联才是企业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的根本路径。

      其次,本文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路径只有在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或非国有企业情境下才有效,这给当前政府创新支持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矛盾结论提供了合理解释。具体来说,在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或非国有企业情境下,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地促进了政府创新支持。此时,基于政府创新支持的激励作用与路径依赖情况,企业将会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来获得更多的持续的政府创新支持。于是,在这些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而在不佳的区域制度环境或国有企业情境下,企业无法凭借技术创新来获得政府创新支持。此时,政府创新支持自然也无法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起到激励作用。自然而言,政府创新支持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不再有促进作用。

      第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取政府创新支持是有条件的,而构建政治关联总是企业有效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最为重要的直接途径。该研究结论不仅验证了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拥有或控制的稀缺资源的“援助之手”的观点,而且为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洞见。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创新政策制定实施以及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政府角度来看,本文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取政府创新支持是有条件的,而通过政治关联来获取政府创新支持却是无条件的。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或非国有企业情境下,企业技术创新可直接或间接通过以政治关联为中介来促进政府创新支持获取。因此,未来政府创新支持政策体系需要适当倾向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对于区域制度环境不佳、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区域,地方政府需要适当减少其创新支持的范围与力度;而对于区域制度环境良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地方政府则可以适当扩大其创新支持的范围与力度。通过上述创新支持政策的调整,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支持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创新中国建设。

      对于企业来说,由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关联仍将在一定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企业仍然需要关注政治战略——通过投入一定的资源建立政治关联,以为企业的发展获得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各种稀缺资源。当然,企业也需要看到,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区域制度环境也将变得越来越好,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将逐步增强。因此,企业需要将战略的重心逐步转移到技术创新上来,通过强化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承诺,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来获取政府创新支持,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标签:;  ;  ;  ;  ;  

技术创新、政治关联与政府创新支持:机制与路径_回归系数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