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当代论文,生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在西方的新社会运动中悄然崛起，从理论到政治都发挥着强大影响。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它的主张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观又是怎样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思潮呢？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生态学”一词是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1866年发表的《有机体普遍形态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用此词表示生物有机体同其有机和无机环境的相互关系。
1.生态问题的提出和生态危机的显现
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从启蒙运动由于其内在的逻辑而走向其反面的角度提出过生态问题：启蒙精神对于自然日益增长的统治意味着自然的异化，以及对人类的同样日益增长的统治，从而使启蒙精神走上自杀的过程，所以，历史的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而应是同自然的和解，而这就意味着抛弃那种使自然服从于人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
然而，在二战以后，作为主流而出现的却是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相应的，在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其影响所及，有些国家由于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忽视环境保护，以致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生态危机，并为解决能源资源消耗过大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问题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生态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反思：1962年，美国出版了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人类一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围绕着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出版了受会议秘书长委托，由沃德和杜博斯执笔，并得到58个国家的152位专家协助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该书指出，人类所继承的生物圈和它所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平衡，正处在潜在的深刻矛盾之中。这是因为，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为生活得更好而满足于把征服自然看做人类的进步，把自然界当做异己的力量来对待，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自然界的报复。
2.罗马俱乐部对全球问题的研究：由“增长的极限”到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结合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建立的非官方的国际性学术团体。从1968年建立以后，它委托其成员编写了一系列报告，对全球问题进行多项协作性研究。它所说的“全球问题”，是指由于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激起的加速变化，一方面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开拓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因为它大大增强了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大大扩大了人类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引起了影响人及其未来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地集成一团，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利益，在解决时要求世界范围内协同一致的努力，所以称作“全球问题”。在罗马俱乐部围绕全球问题而组织和发表的一系列报告中，在全球引起轰动效应的首先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都斯领导编写的《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自1972年发表以来再版10多次，被译成34种文字，发行600多万册，曾被1000多所大学和学院采用为教材，被第31届联合国大会列为大会文件向各国散发。这个报告对全世界关心的五个重要趋势，即：加速的工业化、加速的人口增长、广泛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和日益恶化的环境进行调查研究以后，得出结论说，如果上述五种发展趋势不变，那么，世界将在未来100年的某时达到增长的极限，然后崩溃为凄凉和枯竭的生活。为避免这种结局，改变上述趋势而建立持续的生态平衡和消费稳定，就要从现在起实现零经济增长率。这个报告发表以后，其悲观主义论调引发了以康恩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的针锋相对的系统反驳，被认为是以关于灾难和世界末日的神话去代替过去无限增长和进步的神话，而实际上，零增长并不能达致生态平衡，只能大大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并被发展中国家认为是要使他们永远处于落后地位。但另一方面，就连对这个报告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人也承认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严肃地提醒世界广泛注意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社会后果，注意当代人类面临的迫切的生态问题。与此同时，由《增长的极限》引发的国际性辩论也促使罗马俱乐部在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中适当地修改了自己的某些观点，如由鼓吹“零增长”变为宣传有机的增长，把对“人类困境”研究的重心由物理极限转向社会极限以及提出把经济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的任务等。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九个报告：贾里尼的《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就集中致力于把经济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思想的阐释。
贾里尼《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概念与提供财富和福利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在越来越多的场合，经济增长并不产生财富和福利方面的真正增长，反而得不偿失，原因在于唯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是问的传统经济学，是处理以工业化为主要原动力时代的全球财富问题的学科，它没有能力处置工业化过程已不再是财富形成的唯一、绝对首要的方式和手段的情境中的整个问题复合体，所以，新的后工业时代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对话》以捕鱼为例进行论证说，最初，人们只要在捕鱼方面增加劳动时间、投入更好的捕鱼工具，渔业生产就会增长。但到了一定程度，尽管捕鱼的投资还在继续增长，总的捕鱼量却不是相应地继续增长，而是开始减少了，追加的投资甚至导致灾难，捕鱼量急剧地下降了。其原因在于人们究竟能捕到多少鱼，不仅取决于人们投入多少劳动量和投资量，而且首先取决于江河湖海中可以得到的鱼的总量。但在传统经济学中，这个鱼的总量并没有被当做一种经济价值来计算过，鱼的减少乃至毁灭也没有被当做一种经济成本来计算过。《对话》由此引出了应当把经济学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结论：在工业革命中，在正常情况下，经济活动的意义仅限于整个经济过程中一个旨在生产财富的有限部分，仅限于“货币化”活动，而实际上，经济却是一个包括生产财富(而不论它们是否标价)的一切人类活动的体系，不仅包括看得见的价格的活动，也包括常常有助于我们生活所必需但却看不见的活动。《对话》提出了要围绕“天赋和遗产”来确定生产财富的战略。因为实际上，人们全都在没有任何人干预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货物”的原料中得到好处。这个原料就是地球、水、空气和不同的气候，以及若干生物学上的资产。人类可以在没有劳动干预的情况下得到这一切自然原料，并可以在没有任何种类的人类劳动的情况下，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来满足人的需要，人类要是不利用、改造这种自然的天赋和遗产，压根儿就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生产。然而，从国家产品的角度来看，这种自然财富的经济“价值”却等于零。在现实生活中，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和遗产同人类的努力结合而成的，而对于自然的天赋和遗产来说，人的努力和干预，既可以发挥积极的协同配合的作用，增加天赋和遗产的利用价值，如农业的发展，也可以发挥消极的协同配合的作用，如滥伐森林，减少总的利用价值，生产出负的附加价值，即减少的价值。《对话》据此强调，必须确立一种“生态学一经济学”的价值观——“利用价值”。它不同于以货币化活动为中心的传统经济思想，力图用货币化和非货币化要素的结合来定义财富。它在价值观上突出了两个创新之点：一是认为真正的价值并不是以生产费用为代表，而是以各个时期利用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为依据的，所以，在价值问题上应当把重点转移到产品的有效性和耐用性上面去；二是认为价值既能发生在货币化体系内，也能发生在货币化体系之外，首先要形成人的资本，因为如果没有人的发展，货币资本将生产很少或生产出无，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古典意义上的资本只有在更好地组织人的努力时，才是在生产上有用的。罗马俱乐部在对《对话》进行了四次讨论后得出结论说，它所突出的这两点可以创造一门涉及使价值最优化的新学科，再一次把人和人的需要以及人满足这种需要的潜力放在画面的中心。
3.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运动中的位置及其与生态主义的区别
罗马俱乐部本身还不是生态运动，更不是生态社会主义，它所发表的一系列报告也有其弊病，但却唤醒了生活在生态危机中人们的生态意识，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为生态运动乃至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欧洲出现了群众性的生态保护运动、各色民间生态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又崛起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绿党，并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的生态运动是一个由多种派别组合成的运动，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中的一支，它试图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去解释当代危机，又为其解决找到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个思潮的许多观点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观点相互呼应和契合，但其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它同生态运动中的其他派别，特别是同生态主义(包括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原教旨主义、主流绿党)相互区别和对立。这种区别和对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对立表现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对立。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为解决生态危机找到出路。为此，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固有逻辑，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反之，生态主义则反对阶级分析，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取代阶级剥削概念，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权力关系，它要求消灭工业社会，主张对社会进行激进的生态改造，但对资本主义却持改良主义态度，其批判不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认为资本主义有消化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因而主张在体制内以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基层民主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改造和修正。生态主义还从总体上否定阶级政治，强调以个人主义为政治准则，要求改造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它崇尚分散主义，主张分散的经济和政治，它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社会政治理想。
在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的对立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生态社会主义原来和生态主义一起批判工业社会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它们在反对现代主义的堕落中具有共识。但生态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走到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现代主义的极端，从批判现代化破坏生态环境开始，非理性地批判启蒙理性，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反之，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现代化运动中的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在批判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弊端的同时，又强调自己“后现代”倾向背后的“现代”根源，坚持自己植根于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理性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它具有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强烈动机，要求“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要求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生态社会主义还拒斥生态主义对增长和人口的简单化限制，指出这是重增长极限、轻人类需要，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而不反对其生产关系，与此相对立，生态社会主义把人的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反对追求过度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思想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的对立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生态主义采纳后现代主义把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到人类中心主义上面去的观点，反对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强调自然界的地位高于一切，提出要以生态中心主义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有的甚至鼓吹自然界具有比人类价值“更深”的“内在价值”。生态主义的这种观点曾一度影响生态社会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正确的，生态问题并不是由人对自然的支配、而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引起的，因此，要批判的就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本身，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技术中心主义；人类在检查自己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抛弃人类尺度，而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以此为宗旨的生态政治，建立一种“以人为尺度”分析人和自然关系的现代自然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只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才能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才能确定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合理限度，也才能提供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系。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
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流派，而是由一些学者、理论工作者各自表述自己的观点，因其相近或类同而形成的思潮。系统表述这一思潮的有高兹、莱斯、阿格尔、格仑德曼、佩珀等人。归纳起来，他们所表述和阐释的社会主义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认为苏联模式、现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随苏东剧变一起崩溃
苏联模式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架由中央来指导的工业机器，要求个人服从那架机器的要求，而把对这架大机器的功能化的抵制，当做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个人主义来加以谴责；“现存社会主义”教诲的科学性，其实际功能就是把人们的需要、愿望、抗议当做“不科学的”、“主观的”来加以拒斥，使之服从于要建立工业机器的系统命令，这就割断了它在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系泊处，阻塞了个人解放和自主的愿望，复制了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随着苏东剧变解体一起崩溃的还有经典的“真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它的传统内容，归结为“充分发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或社会化)，由“联合的生产者”占有和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有计划地管理被设想为大企业的经济体系，废除工资劳动和商品关系，抑制国家和国家管理的相对自主性等等，都已完全过时了，因为这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恢复个人、社会和付酬劳动与自我决定活动的前现代的、未分化的统一，这种恢复是同现代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彻底决裂的，它旨在把一种稳定的秩序当做其终极成果。①
2.认为社会主义已丧失了它的先知的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目标扩展到自主的人的活动领域，增强个体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导致产业工人阶级的衰落并部分地被后工业无产阶级(多半是女性)所取代。但服务部门提供的工作岗位往往是非全日制、不稳定、低技能的，它们同社会主义学说中构成为劳动、劳动者本质和价值的东西不相干，后工业无产阶级不能从其劳动或社会同一性或使命中产生出经济、技术或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失去了它的先知的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现代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从他们的劳动生活或其阶级意识得来的，而是从他们作为公民、父母亲、消费者、城市居民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剥夺了他们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生活世界中得来的；形成他们对于那种剥夺的抵抗的，并不是他们的职业能力或他们同其工作岗位的同一性，而是他们在劳动之外的生活经济。所以，虽然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对立仍然存在，但今天核心的冲突却不再是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而是大的科技—官僚机器或官僚工业大机器，同感到自己被技术对环境的占有、被对其利益的外部决定剥夺了形成其自己生活的可能性的广大人民之间的冲突②，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目标扩展到自主的人的活动领域，增强个体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3.认为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不要把它理解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制度
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改良主义的自我批判，因而一方面认为它只在其批判的对象消失时才消失，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历史地平线将继续存在和再次复活，如果社会主义还保存其原来的意义，即争取实现由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个人的解放的话，在历史上，社会主义起源于反叛资本主义的联盟中，今天，社会主义也面对着资本主义发展中反抗和颠覆的前景。但在另一方面，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又认为，不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制度。
4.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给予经济的发展以一个社会的、生态学的方向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和生态合理性是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追求经济生产率的最大化，以最大化的效率生产出尽可能大量的物品进行销售，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要求需要和消费的最大化；而生态合理性则要求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说，要用最小化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建立一个人们生活得更好、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面对着这样的矛盾，资本主义也会搞生态现代化，但这是一种局限于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保护环境要求的环境主义，它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合理性的自由运作施加一些约束和限制，却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所以，解决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矛盾的出路，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而这是一种范式转换，在这里，生态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它要缩小经济合理性、商品交换的范围，使之服从于非定量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标准要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更少但是更好”的结果是，更少的劳动时间而且是自由选择的劳动时间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扩展了自决活动的可能性，实行经济决策的民主化，把自由引入一个基于自我约束的、更加节俭的、生态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今天，社会主义设计的目标，仍然是限制经济合理性在其中得以表现的领域，即限制利润的逻辑和市场，关键是使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服从于经过彻底思索和民主地辩论的范型和方向，而不是为了使资本主义能扩展、商业能发展的唯一目的去创造需要。③
5.认为社会主义左翼要同新社会运动结成联盟
以从事高技术职业的年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统治阶级领导层的文化霸权。但是如果他们不自觉地具体地抨击经济合理性的统治，就只是打击了统治关系的文化设想和社会后果，而不能伤及其经济物质核心，如果他们也与被剥夺了选举权的、被压迫的和处境悲惨的后工业的失业的、偶尔被雇佣的、短期的或半日制的工人结成联盟，就将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承担者。这种无产阶级的当代同类，在德国和法国已构成工薪阶层的1/3以上，在英国，连同失业者已达后工业无产阶级的40％—50％，在美国已达45％—50％，社会主义左翼如果不同新社会运动结成联盟就没有未来。④
6.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策略
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从酝酿社会主义变革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新思考，认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操纵和协调着消费，危机趋向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缓和异化劳动，就要用无穷无尽的商品流去供应人们，为此就需要保持高度的工业增长率，进行浪费资源、加强污染的过度生产，于是在过度消费和被威胁的环境之间就爆发了新形式的危机，即取代了经济危机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繁荣、物质相对富裕时期发生供应危机，使人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失望，重新考虑通过新的渠道去满足需要的可能性。因此，应该用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的变革模式，去取代植根在无政府危机论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模式，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则主张用分散、降低工业生产来克服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设计一个打破由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所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又主张给人类提供有意义、非异化的工作来超越过度消费，他们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小规模的民主的控制的生产者协会组成的，应该是一个由工人进行自我管理的、非独裁的、地方分权的、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它降低商品生产而使劳动与闲暇非异化。
三、生态社会主义评析
1.生态社会主义在新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中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出现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GDP增长的发展观，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实惠，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世界发展的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引发的国际辩论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发展理念，如法国社会学家佩鲁在1983年提出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署和一些学者提出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观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在21世纪初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用它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从二战以后人类发展理念发展的总体脉络中，可以看出生态社会主义在新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例如他们提出的要把经济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给予经济的发展以一个社会的、生态学的方向的主张，生态合理性要求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主张等等。而他们提出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和生态合理性相矛盾，资本主义的生态现代化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才能解决矛盾等主张，更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社会主义最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总趋势的理解。
2.生态社会主义在形成人类超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路中的贡献
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酿成生态危机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从酝酿社会主义变革的高度去思考和设计种种替代方案，为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种新颖文明的道路作出了贡献。
所谓生态文明，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由于工业文明是以各种技术手段去征服自然为目的，以满足人类的功利需要，因此，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又对地球资源的索取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酿成了滥伐森林、过度捕捞、资源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导致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暴雨、高温等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严重后果。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决心在发展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宝贵成果。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生态文明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样，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它又和以往的文明形态不同，它所遵循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人们树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和秩序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生存为着眼点。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这种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我们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把它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路的信心和决心。
3.生态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主义主张是片面的
我们在肯定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比生产主义理念更合理的同时，也应看到，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某些社会主义主张，如认为现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随苏东剧变一起崩溃，社会主义已丧失它的先知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不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制度等观点，却是片面的、错误的。产生这种片面观点的根源在于对苏东剧变、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处在低潮时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理解。
对于苏东剧变，应当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去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带来苏东剧变的恶果？关键性的原因在于，他把其加速发展战略和企业改革思路的失败，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就使其改革由“完善社会主义”转到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转到扫清障碍，用全人类标准去“更新”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根本改造“官僚专制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用非国有化、私有化去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指导思想方面则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说到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导致苏东剧变，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同于苏联模式，借口改革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大搞自我丑化、自我否定。
为什么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明确区分开来：“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⑤，在强调必须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的同时，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才能保证我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使它在性质上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而坚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则赋予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一种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1996年4月5日的俄罗斯《真理报》在对比、分析中苏两国改革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和后果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打破以前的体制，也不是绞尽脑汁地要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中融进已成为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动力的一系列重要成分”，“中国的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可以进行改革，而且可以建立一种比震惊世界的亚洲四小龙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
所以，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谓现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随苏东剧变一起崩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同事实及其发展完全背道而驰的。
二战以后，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种种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措施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及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更进入了低潮，出现了劳资冲突数量减少、目标以经济为主，工人阶级改用对话、谈判取代罢工、示威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有所淡化，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使命感有所弱化等现象。正是由于对这些现象作囿于浅表层次的观察和分析，使一些西方学者得出了“工人阶级被融合论”、“工人阶级消失论”的结论。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谓社会主义已丧失了它的先知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不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制度等观点，实际上就是这种论调的变种或衍生物。然而，正因为这种论调只是对低潮时期西方工人运动的一些现象所作囿于浅表层次的观察和分析，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经不起检验的。二战以后，因为在《单向度的人》(1964年)一书中首先提出工人阶级被融合论而名噪一时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后来出版的《反革命和造反》(1979年)一书中不得不承认这种所谓的“融合”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解体的、离心的倾向；而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则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建立在国家干预和调节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蕴含着“内在否定因素的不断增长”和“没有阻止现存社会的解体”的经济增长，它并不能融合和同化工人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仍然作为一个明确的群体而存在，正在减少的产业工人和正在增加的服务部门的工人、“后工业无产阶级”，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他们毕竟都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既然剥削和压迫、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的无法愈合的伤口，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在现存体制内无法用调节、改善和改良来缓和其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随着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发动，使具有“随机的”变革作用的工人阶级从自发的反抗者变为自觉的革命者，不但拥护最低限度的革命(如反抗剥削)，而且投入最高限度的革命，那么，在工人运动低潮时期不存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其他斗争就必将重新燃起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资本主义做怎样的调节、改善和改良，都无法改变其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当然，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没有用尽其应对矛盾、缓解危机的能力，只要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还没有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决心用足以实现突破的群众行动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就还能幸存下去，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才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因。
注释：
①参见高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994年伦敦版，第8页。
②参见高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994年伦敦版，第72页。
③参见高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994年伦敦版，第8-9页。
④参见高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994年伦敦版，第72-7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
⑥参见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1976年伦敦版，第91-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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