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凝聚力论文,中华民族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体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10－0073－05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P31)，且认为“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1](p42)。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1](P62)。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的力量[2](P1)。本文涉及海内外理论界，包括台港澳地区，但主要就我国大陆理论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进展与创新进行述评。其思路与目的在于：厘清20年来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脉络，在充分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融贯不同的学术观点，客观、准确、全面地把握本课题各阶段、各层次的研究进展，既展示学术成就，亦指出研究的不足与今后研究的思路及主攻方向，力求进一步推动本课题的深入探索。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兴起的背景与国内外研究概况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3] 王国柱《关于文化力的思考》一文认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文化的力量”就是指日本学者最先提出的“文化力”。当今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确立了“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的战略决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强国梦。韩国在遭受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提出了文化救国的方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到2004年，韩国已成为在全球排第五位的文化产业国。北欧小国芬兰，以其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优势，连续多年被誉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冷战政策，而应归咎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即它的政治哲学、官方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等已经失去原创动力而日趋僵化。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P225)。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海内外学术界志士仁人为此而沉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联系和物质利益团结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5](P9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差距与南北差距逐渐扩大，东西差距比南北差距更大，已成为影响民族团结和区域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加之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西藏、新疆、台湾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有所增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之后，我国大陆学术界逐步恢复生机。这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民族凝聚力研究，以及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等三个密切相关的课题几乎同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华书局总编李侃的《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随想》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一种巨大而顽强的民族凝聚力”的论题。方立天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佛教哲学》、赖永海著《中国佛性论》、姚卫群著《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业露华著《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等凸显佛教哲学研究取得新的创获。其中方立天首次从整体上构建起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说中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体现了与斯大林民族定义明显不同的民族社会学探索之路，他生动形象地归纳了中华民族凝聚和融合的过程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6](P4)。1996年10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与中国的民族间关系”。可见，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认同并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7](P1)。罗豪才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认为，对于中华民族，统一并非一般的政治选择和一时的政治诉求，而是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形成的一种民族意识和价值观；两岸血同缘、书同文、语同声，有着割舍不断的骨肉深情。当今台湾文化，与大陆的河洛文化、闽南文化等保持着紧密的渊源关系。台湾民进党执政八年间，当局大搞“文化台独”，妄图割断历史，割裂两岸文化关系。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双重危机。因此，强化两岸的“文化脐带”关系，反对“文化台独”，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至关重要。台湾一批具有爱国心的史学界人士指出，“台独”的实质就是把台湾变成日本的附庸。
抗日战争史是海峡两岸共同语言最多、国共双方最为重视的一段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研究态度的变化，从一个特定的领域折射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与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民众的观念、情感和心理状态。把握这些情况，有助于增强两岸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台湾史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课题走过了一段与大陆颇为相似的过程，但起步早于大陆，其整体上的学术成就获大陆学者高平平的《台湾史学界抗日战争研究述评》等研究成果的肯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郑浪平著《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该书作者认为：“目前全球主流的历史，甚至包括中国人的历史在内，仍然无法公正地记录中国人曾经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战中所有的表现。三千五百万中国人的牺牲，一亿多人妻离子散，九死留难的悲剧，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战火摧残的浩劫。”“难道所有的中国人就不会质疑许多历史明显受到扭曲的疑点，并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答案？”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各阶段的特点与主要成果
近20年来，按历史方式与逻辑方式、时序与研究内容相结合，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各阶段的研究进展中，其主要成果依其研究对象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差异性，形成了若干特点，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近七年（1987.3～1994.1）。从1987年3月中华书局总编李侃在《人民日报》发表“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随想”一文至1994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研讨会。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凝聚力弱化的因素，特别是国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基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民族史学学者为主、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的民间研究热潮。除上述李侃一文外，有代表性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王淇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张江明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等等。
第二阶段近九年（1994.1～2002.9）。从1994年1月宁夏研讨会至2002年9月“江泽民‘文化纽带’重要论述”北京研讨会。这一阶段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本阶段，特别是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从民间研究热潮进入“庙堂之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国家队”成为主力军。其代表作有：马戎等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马戎等主编《中国多民族地区发展调查报告》、王沪宁等《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卢勋等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王克千等著《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王克千对邓小平理论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理论原则、途径以及文化心理功能进行了深入论述。
第二，以研究和实施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江泽民的“文化纽带”理论为主，研究者从历史文化的传统和现实文明创新的视角研究民族文化凝聚力，突出了国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指导方针。港澳回归祖国、北京申奥成功、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亦使本课题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迅速发展。其代表作有：钱其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而作》、任涛等主编《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李道湘的《“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孟彩玲的《台湾问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罗豪才的《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等等。
第三，民间研究热潮进入持续发展期。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河北省刘学谦等主编《当代中国凝聚力大典》与刘学谦著《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初探》《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学》。“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于1992年1月成立至2004年1月，召集了12次大中型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相关文章100多篇，出版论文集7册、专刊5期、专著9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孔庆榕主编《碧血烽火铸国魂：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抗日战争》、景怀斌等著《人的文化素质与现代化——中国城市居民文化素质研究报告》、陈剑安著《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李宗桂主编《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张磊等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学》等等。
第三阶段至今已五年多（2002.9～）。从2002年9月“江泽民‘文化纽带’重要论述”北京研讨会至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马英九上台与“胡吴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实践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软实力互动关系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兴起的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课题，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互动关系为主，将民族学、政治学理论与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代表作有：张岱年著《文化与价值》、沈其新著《当代中华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中华凝聚力升华》、陈耀武主编《先进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杨叔子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视》、范欣的《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增强民族凝聚力》、李君如主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王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刘云山的《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等。
第二，以研究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互动关系为主，紧密结合中央实施的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唐国俊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张大可主编《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王江燕的《改革实践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当代发展》、孙家正的《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刘民渡的《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宋清渭的《民族精神：坚不可摧的卫国长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张俊国的《抗战时期爱国主义时代特征及启示》、孔祥文、栾雪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凝聚力》等等。
第三，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互动关系为主，视野宽广。其代表作有：罗国杰的《加强道德建设的理论研究》、廖进中的《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谢军的《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承及影响研究》、黄建铭的《闽台民间信仰在海峡两岸交流中的作用》、张庆的《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教育的几点认识》、肖东波著《教育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冯霞的《以人文奥运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肖莉的《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内民族因素的几个问题》、李立周的《断裂社会背景下重塑社会凝聚力的政府选择》、李林杰等的《论“主体民族”观念的现代转换》等等。李林杰认为，当今民族学权威著作的“主体民族观”不能表达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平等态度，不利于解决族群生计、心理疏导等问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不和谐音。该文提出了“主体民族观念现代转换论”及其现实需求、事实依据与理论根据。
第四，以地震灾疫等突发事件、心理疏导、文化安全战略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为主，彰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极具实践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其代表作有：胡鞍钢的《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强化危机处理能力》、刘跃进的《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费孝通的《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刘宗发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伟大的抗洪精神》、齐传新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向》、马德秀的《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李晓刚的《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构建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张永理的《突发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王宁霞的《灾后心理社会危机干预很有必要》、特别是胡锦涛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运用科学技术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迟浩田的《撼山易，撼我军民难——“7·28”唐山抗震追忆》、蓝蔚青的《民族凝聚力的伟大迸发》等等。蓝蔚青认为，汶川大地震使灾区人民遭受了一场罕见的浩劫，但多难兴邦。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使13亿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各尽所能，高度自觉，神速救援，迸发出拯救生命、减轻苦难、帮助重建的强大社会力量，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佩和同情。促使民族凝聚力迅速迸发，一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心系人民，执政为民；二是人民子弟兵为了人民利益不惜赴汤蹈火的大智大勇；三是党政机关和基层干部在灾难考验面前自觉履行人民公仆职责的实际行动；四是民族凝聚力的深厚根基——亿万人民群众，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崇尚仁爱的优秀传统充分展现出来。上述有关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生命伦理的最高目标是一切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树立关注生命、珍视生命的意识。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不足与深入发展的思路
本课题研究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亟待深入协调发展。一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精神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文化混乱，消解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需要文化主体自觉和强化民族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特别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具有价值观规定的文化商品，在现实社会中具有超越国界的影响力、穿透力与多种国际压力，但有关研究工作相对薄弱。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执政实践研究较多，而对其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弱势化趋向的研究相对不足。三是对“一国两制”与国家和平统一的宏观研究较多，而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对钳制“台独”的“国家统一战略”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观的协同发展和具体方法途径的研究相对不足。
笔者认为，本课题研究深入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统筹协调发展来保证并提示“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民族凝聚力”课题的研究发展方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到加强和谐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加强适应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与文化自觉，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使兼顾宗教信仰自由与国家文化主权等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注重文化民生，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舒缓心理压力，激扬精神风貌，促进社会和谐。当前与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分析如下：
首先是文化全球化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家文化主权与宗教信仰自由互动关系研究。张西立的《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认为，近年美国一些人鼓吹让“自由”、“民主”的观念随着工业品与文化产品传遍全世界。我们要着眼于化解和回应“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以和谐文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免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陷入被动。刘洪波的《价值观更是发展的尺度》认为，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和体制制约。越是辉煌的传统，越易让人沉醉其间，形成对自身独特性的自恋。信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兼顾民主、和平、平等、正义、人道、生命的尊严等普世价值，服务于人的普遍自由和幸福的发展，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发展，这就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保证并提示发展的方向，同时需要放弃对特异性的自恋。王沪宁的《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认为，“文化主权”的发展不能超越国界，不能用文化主权来联合已经跨国界分布的文化主体，从而改变政治主权的规定性。朱虹的《文化主权原则与国家软实力》认为，软实力将文化认同置于国家主权之上。最具威胁的是把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信仰的人联合起来，在主权国家内部形成分裂势力。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低层次的政治实体自下而上地要求实现文化主权，往往是以民族文化价值取向为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以及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与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努力探索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规律。坚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鼓励我国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支持他们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多作贡献。
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同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凝聚力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吴忠民的《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群体（以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为主）的基本状况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明显的进步，但由于“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的时代条件及中国渐进型改革中的不完善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导致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呈现弱势化趋向，其主要表现在于：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劳动权利的维护处于十分弱化的状态；令人担忧的社会保障状况；劳动技能总体水准下降；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等。其对策主要是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注重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等。李宗桂的《提升软实力重在文化民生》认为，一些不满情绪的蔓延和宣泄，究其原因一是分配问题，二是不同层级的人民的安身立命之道没有很好地解决。文化民生是指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软实力与文化民生是什么关系？文化民生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从文化发展动力和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文化民生的建设、享受和实践，本身就是文化功能的实现与软实力的提升，将为文化民生的构建和实践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最后，钳制“台独”的“国家统一战略”和具体方法途径同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凝聚力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由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岛内政治环境的变迁，“台独”势力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意识或中华民族认同受到严重损害。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冯沪祥博士提出，军国主义害两岸，“一国两制”救台湾。胡锦涛与连战第四次会面时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与吴伯雄的会谈中，胡锦涛在阐述“建立互信、搁置争议”的内涵时指出：“有了互信，再加上搁置争议，双方就能够求同存异，也就能够通过交流和协商不断累积共识、共创双赢。”这让两岸人民都十分清晰地感受到今后合作共赢的基本取向。彭真怀的《如何推进两岸实质和解》认为，在两岸间最具实质意义的“一个中国”问题上，马英九没有动摇过，他上台执政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利益；个案处理台湾“入卫”关切，可以挫败“台独”分子利用WHO的政治阴谋，成为两岸破冰的重大契机；通过海协会与海基会这个主管道，邀请两岸财经界重要人士建立一个对策研究小组，就各种经贸议题进行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大陆应欢迎马英九在时机成熟时到访，面对面沟通大陆对和平统一的制度性设计，这必将促进“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