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叙事中的道德、爱情与苦难——重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斗争论文,艳阳天论文,长篇小说论文,苦难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中，阶级斗争除了指特定生产关系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 剥 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以及争夺社会统治地位的“有形”的斗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 ，那便是为防止在新社会产生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新的经济强势集团、制造新的阶级分化而进 行的斗争。就文艺领域而言，从延安的《讲话》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以阶级斗争 的上述两种形式为题材的大量文艺作品成为中国文坛上最令人瞩目的题材，代表了这一历史 时期审美水准的几部长篇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 红岩》、《青春之歌》叙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阶级间残酷的暴力斗争，而《山乡巨变》、《 创业史》、《艳阳天》则以新社会包括思想领域在内的以坚持什么样的路线、走什么样的道 路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为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是这一时期最受重视也最受读者欢迎的 长篇小说。这些阶级斗争题材的革命文艺作品，无一不以延安《讲话》作为指导创作的纲领 性文本，让工农兵人物占领了文学艺术的中心，以不同类型的阶级斗争故事作为最主要的叙 事资源。可以说，在这一个阶段，几乎所有的文学想象和创作都难以绕过阶级斗争这一叙事 主题。那么，在阶级斗争这一叙事空间内，中国作家如何创造出既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又为 大众审美趣味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审美规则？文学的想象，如何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 的基本体系之内，与之构成积极的互动关系，成为组织、整合、凝聚人民大众的审美话语系 统？“达理”的政治训诫又以何种方式影响、左右着“通情”的文学审美规则？或者说，文学 的审美规则是以什么方式让政治训诫获得审美的表现力？在这一历史阶段，激进的政治理想 ，是否依然为感性的文学表达提供了某种强烈的创作激情和叙事动力呢？以阶级斗争叙事为 立足点，文学与政治紧密携手，保持着一种饱满向上的英雄主义气质，这些英雄主义激情难 道是极左思潮的影响这种说法所能概括了的？
毫无疑问，阶级斗争理论需要审美的辩护，但文学感性的激情，难道不得益于风起云涌、 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本身所显示出的强大震撼力量？尽管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缺少有关 政治和情感的反思，特别是与苏联同题材的文学作品比较（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被开垦的处女地》），不能不遗憾地发现，中国阶级斗争题材的小说与苏联同题材作品存在 着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期间，依然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情感和民族叙述特色的阶级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 对多重复合的社会关系的叙述，对底层民众的命运和情感世界的关注，对“全景式”史诗叙 事风格的艺术追求，都使得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许多文艺作品表现出一种刚健的叙事风格和 美学追求。在英雄与丑类黑白分明的人物关系图式中，阶级斗争文艺作品中的不少篇幅书写 了草根阶层的呼告无门的苦难与反抗，中间人物无奈的苦痛和不知所措后的“阿Q精神”， 革命知识分子英雄主义的狂飙与浪漫，以及强势分子的贪得无厌和阴冷狡诈，等等。这些叙 事，有时虽然维护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合法性的面貌出现，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现实主 义文艺作品强调“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便又使得在这期间有可能出现具备了较高艺 术水准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若与“文革”中某些阶级斗争文艺作品比较，“文革”前的阶 级斗争文艺作品比较能够吸纳时代风云的纷繁复杂的人物情感的变化，能以革命现实主义的 典型性要求创造不同阶层人物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一主线所可能出现的复杂缠绕的情感冲突与 性格发展。此间，在所有叙述农村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中，《艳阳天》这部小说，其生活气 息特别浓厚，小说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结构比较完整，各种身份的人物心理刻画也比较深入 多样，堪称“十七年”间阶级斗争文艺作品的经典之作。
《艳阳天》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主流”文艺读物，但从成书时间来看，《艳阳天》 又非“文革文学”，而是“十七文学”的终曲之作。《艳阳天》与“文革”、与“阶级斗争 ”绝对化、与当代中国极左文艺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今天许多人一谈起《艳阳天》 ，就简单地将之等同于图解政策、歪曲现实的“应景之作”。并以为凡是从政治目的出发， 以“阶级斗争”为叙事主线的文学作品，可能存在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但其审美价值肯定 要大打折扣。这种论断显然无视“阶级斗争”在中外文学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文学审美话语 并不先在地排斥“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文学叙事并不天然地丧失其审美价 值。相反，意识形态话语与审美话语总是积极地相互渗透，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 尔顿不断重申的观点，意识形态几乎在任何作品中都控制着小说人物的性格设置、故事情节 走向、叙事角度、细节设计、人物语言和叙事者语言。文学不可能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叙述 阶级斗争，并不宿命地意味着审美话语的被奴役。“阶级斗争”观念确实是《艳阳天》贯穿 始终的叙事动力，但并不是艳阳天中各色人物最深层最真实的心理动机。《艳阳天》的作者 观念，与小说各色农民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小说中“中间人物”的言行，构成了复杂的叙事 景象，这使得《艳阳天》虽然表面上只存有单一的、明确的政策性主题，但由于其艺术形象 的丰足性，又使得其中的文学形象和人物关系，在今天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在不同的读者阅 读视野内，可以获得复杂多样的诠释。这也许正是我们今天再次审视《艳阳天》这种“特殊 ”的文学作品的兴趣之一。
一、道德偶像：从暴力到训诫
《艳阳天》叙述的是丰收在即的东山坞农业社，两种势力围绕着粮食分配问题所展开的激 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东山坞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发现并揪出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 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使东山坞的牛鬼蛇神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小说的 阶级斗争叙事悬念在于主人公萧长春如何依靠上级党组织和积极分子，发现并挫败混入党内 的阶级敌人马之悦的反社会主义阴谋。
《艳阳天》中的“阶级斗争”，不同于《暴风骤雨》式充满暴力色彩的“阶级斗争”（历史 上的东山坞同样不可避免革命的暴力洗礼，土改之时马之悦曾经巧妙地借助暴力手段让地主 马小辫摆脱有可能更致命的暴力斗争。准确、坚决地使用暴力也是土改时期的马之悦在东山 坞获得威信的重要手段之一）。《艳阳天》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部分准备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落后农民与另一部分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农民之间的斗争，这个时期的 阶级斗争远比以革命暴力为主的阶级斗争来得复杂。
在《暴风骤雨》中，工作队萧祥队长向元茂屯的贫苦农民输入阶级意识，在工作队的启发 下，元茂屯的贫苦农民终于克服了胆怯，走向阶级斗争的前台。在公审大会上，“挡也挡不 住的暴怒的群众，高举的棒子，纷纷往前挤。乱棒子纷纷落下来”。一个妇女挤到恶霸地主 韩老六面前：“她举起棒子说：‘你，你杀了我的儿子。’榆木梆子落到韩老六的肩膀上， 待要再打，她的手没有力量了，她撂下棒子，扑到韩老六身上，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臂 ，她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注：周立波《暴风骤雨》《周立波文集》第174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阶级仇恨终于让一个弱女子爆发出超常的情感和行动。 这种以革命暴力为基调的“阶级斗争”在土改题材的小说中并不少见，早在40年代中期赵树 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阶级斗争就成为最直截 了当的斗争方式。群众性的暴力场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同仇敌忾的斗争高潮，产生出空前强 大的凝聚力，顺利地推进了土地改革。声势浩大、势不可挡的群众性的暴力斗争宣告了被压 迫阶级的觉醒，被压迫阶级以最直观的方式看清了自己力量的强大。这种激进革命方式开启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当血腥的暴力“阶级斗争”告一段落后，以规训为主的“阶级斗争”叙事开始在文学作品 中占据主导地位。《创业史》的作者柳青认为：“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是剥 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与敌对阶级争夺社会统治地位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应该强 调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对恩赐观点，所以面对面的斗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是，社会 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 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的背后。在这个斗 争中，应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阵地、千方百计显示集体劳动生产的优越性，采 用思想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法，吸收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孤立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富裕中农和站在他们背后的富农。”（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第283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所谓民主革命时期“面对面的斗争”通常与斗地主、 讨血债、挖浮财等暴力手段相联系。红色暴力彻底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社 会公正，贫苦农民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可以获得土地和实物。但在土改之后，处于弱势的贫苦 农民暂时“脱贫”之后，依然存在着再度遭受剥削，沦为富裕中农的雇农的破产危机。因此 ，防止新的贫富分化，铲除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的经济土壤，规训以富裕中农为主要势力的部 分农民的发家欲望，是《创业史》、《艳阳天》所书写“阶级斗争”中最鲜明的主题。
在《艳阳天》中，血腥的暴力复仇已不再被设置为阶级斗争的高潮，相反，《艳阳天》表 现萧长春政治成熟的首要指标是萧长春拒绝使用暴力，学会了克制和忍让。“讲道理”成为 萧长春在东山坞发动、开展阶级斗争的最成功的手段。萧长春被塑造成一个冷静雄辩的农村 党支部书记形象，连口才极好、善于周旋的马之悦都发现这个年轻的新支书难以对付。比如 ， 在《艳阳天》中，弯弯绕（即马同利）、马大炮这类富裕中农又跳出来“捣乱”之时，萧长春 对他们当然少不了正面规劝，然而弯弯绕“智商”不低，而且很会“绕”，萧长春的规劝话 语对他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效果。这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用简单的暴力斗争镇制 弯弯绕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萧长春还得跟着他“绕”。弯弯绕听了萧长春的关 于“往远处看”“从近处说”的一番话，却没有动心，他再次明确提出要与农业社分家单 干，这时，萧长春便有些动气。虽然，每一次争论，雄辩的萧长春总是获得最后胜利，但中 农的私欲面对强大的规训语言的“打压”，却不是那么轻易示弱。《艳阳天》让大量的富裕 中农的私欲念头存在于作品之中，是为了积极分子（包括小说叙述者）能以审丑的眼光来审视 弯弯绕这群富裕中农的发家野心。富裕中农的生活状态通常由明目张胆的耍赖、自以为得计 的得意、不可名状的委屈、被“整”之后的沮丧和恐惧等等“丑态”组成，但这些“丑态” 如果被解读成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镇制”之下的病态挣扎，亦未尝不可。
当然，单单将弯弯绕、马大炮这样的富裕中农形象做负面处理，效果还仅仅局限于对发家 私欲的压抑，而萧长春在东山坞继续革命的最高目标显然不是镇制富裕中农，而是带领富裕 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政治规训话语需要求助于道德话语，让道德规训超越政治 规训，直接在道德层次上让富裕中农的“假”“丑”嘴脸显形。于是，东山坞道德偶像马老 四便应运而生：
所有的人，不论什么心思的，听到马老四偷偷地吃糠咽菜的事儿，都被震动了。东 山坞除了这个忠心耿耿的饲养员，谁吃野菜了？假吃的到处宣扬，真吃的不让别人知道，这 一比，真金和泥土，不全出来了吗！
……
所有的眼睛，全都望着这个年迈体弱的老人，他的身上像是放出光芒，这光芒耀人 眼目。很多人都感动地掉下了眼泪。（浩然《艳阳天》第1卷 第613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东山坞一个“光芒耀人眼目”的最高道德形象终于出场，让许多人感动流泪。富裕中农喋 喋不休地希望以土地多寡来分红的要求在这道德偶像的光芒照射下显得不值一驳。如此，富 裕中农的不合理要求在被萧长春的政治规训镇制之后，又接受道德话语的再次裁决。以马老 四为代表的有着“穷人的骨气”的道德楷模在东山坞倍受尊崇，而富裕中农则以“昧了良心 黑了肝”的糟蹋粮食、投机倒把而接受道德审判。东山坞的阶级斗争最终以贫下中农和富裕 中农的道德水准的较量而决出胜负。
在《艳阳天》中，几个富裕中农“土地分红”的企图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严 厉的行政处罚或法律制裁，更没有演变为激烈的暴力斗争。《艳阳天》叙述者最关心的不是 富裕中农策划的“丑事”有没有被镇制，而是以一种喜剧式的叙述心态描述富裕中农的“丑 事”是如何“丑态百出”地“暴露”在乡亲面前。因此，东山坞的“阶级斗争”最主要的特 点就在于规训，以规劝富裕中农的发家私欲为线索，教育东山坞的农民们看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富裕中农的丑恶面目，从而团结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跟着党走。从这个 意义上看，《艳阳天》最后以地主马小辫杀害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来体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 级 斗争残酷性的情节，显然与整部小说以规训话语为主的叙事基调不协调，地主杀小孩作为小 说的“硬伤”，大概也只能解释为只要是书写“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是阶 级斗争叙事无法回避的。
二、积极分子：爱情与政治
在东山坞，马之悦是这个北方小乡村的“老革命”，但在50年代中国农村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合作化时期，这位“老革命”已经堕落为可耻的权力崇拜者和革命的叛徒。马之悦不但有 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卑鄙的市侩手腕，而且，在东山坞这个环境中，他还是一位物质贪享分 子。在东山坞的个别贫农家庭已经面临着断炊威胁的时候，马之悦还时不时地“吱儿咂”地 割肉喝酒，而马之悦的上级领导李乡长之所以跟马之悦走得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之悦能 招待李乡长吃香喝辣。这就形成了《艳阳天》中的一个重要逻辑，即政治上的堕落者，必然 同时是物质利益的贪享者。东山坞年轻的支书萧长春在政治上正确，那么他也必然是一位生 活简朴、作风正派的干部。最有意思的是在对待婚恋问题上，马之悦与萧长春同样泾渭分明 。马之悦喜欢地主侄女马凤兰，“爱的就是这身膘”，对肉欲的迷恋使马之悦丧失了对阶级 界限的警觉。萧长春则恰恰相反，他总是在延宕、压抑着爱的实现。萧长春丧偶，他对第二 次婚姻的选择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他宣称要找一个能够一起“进步”的女性，所以对相 亲一事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萧长春对“女色”保持足够的警惕，当马连福的老婆孙 桂英用言语向萧长春示好的时候，孙桂英只是略有点轻佻的表示，“萧长春立刻就把这个女 人的心思看穿了”。孙桂英是东山坞性感受能力过剩的一个女人，她与马凤兰的对骂，几乎 句句都有性暗示。作为东山坞最有姿色的已婚妇女，孙桂英在未“进步”之前，时不时脱口 而出的带点荤味的话语倒是《艳阳天》中最具乡村生活气息的语言。孙桂英调戏萧长春这一 节可以看做《水浒》第二十四回潘金莲勾引武松的现代版。在男女情感描写略显粗犷的《艳 阳天》中，此段笔墨难得地细致。孙桂英对萧长春的感情不带丝毫功利因素，她的爱的表达 热情而大胆。而萧长春对孙桂英的爱的表达不是惊慌失措或婉转推却，而是实打实地“教育 ”。在萧长春看来，孙桂英之所以会对他发生爱情要求，是因为“不跟咱们贫下中农走正道 儿，心里不装着社会主义，”如此，在萧长春看来，爱的是非，便是意识形态的是非。而要 让孙桂英不做“丢人的勾当”，其解决的方案也简单：只要端正她的“快活”观，就能把“ 这一身毛病”改掉。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快活”观？萧长春已经指明了一条道路，那就是 ：“只要跟大伙儿一起劳动，只有给集体出力气，把东山坞建设好，那才是真正的快活！” 如此，以劳动代替调情，用集体建设代替了个体爱情，萧长春对孙桂英的情感规训确实行之 有效。到了《艳阳天》的后半部分，孙桂英变得爱劳动了，大家都称赞孙桂英“积极”“进 步”了，从“荡妇”到劳动妇女，劳动作为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手段在孙桂英这个“问题女 人”身上再次得到验证。
孙桂英政治上不求上进，“心里不装着社会主义”，不爱劳动，所以才想入非非。不过， 孙桂英情欲的危险性还不止于其个人政治上的落后，更严重的后果在于：孙桂英情欲已经被 阶级敌人利用了，孙桂英却浑然不知。挑动孙桂英情欲的“导火线”，乃是马凤兰、马之悦 夫妇精心策划的一个性圈套。在此，孙桂英对萧长春的爱已经“异化”为东山坞的阶级敌人 秘 密利用着的一种特殊的毒饵。孙桂英沸腾的情欲背后隐蔽着阶级敌人极其毒辣的阴谋。个体 的情爱与意识形态之间此刻已不是想象性的隐喻关系，而是紧张的利用与被利用、诱惑与反 诱惑的现实关系。于是，情爱的社会化，情爱的阶级斗争化成为《艳阳天》中夺目的叙事主 题。
在积极分子身上，他们的爱情同样与阶级斗争有关。当东山坞最出色的未婚女子焦淑红爱 上了萧长春的时候，她对萧长春的爱恋虽然出现过相对纯粹的身心感受：“立刻感到一股子 热腾腾的青春气息扑过来。姑娘的心跳了。”但焦淑红却只能将爱情感受隐没于于政治活动 之中：
焦淑红望着照片，害羞地一笑，把照片按在她那激烈跳动的胸口。她回味着昨天晌 午的干部会，回味着昨晚月亮地里的畅谈，特别回味着刚才跟萧长春面对面坐着剖解东山坞 的阶级力量，部署他们的战斗计划。她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开始恋爱了，他们的恋爱是不谈 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 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 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
这个庄稼地的、二十二岁的大姑娘，陶醉在自豪的、崇高的初恋的幸福里了。（注：浩然《艳阳天》第1卷 第47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从表面上看，爱情语言似乎就此“失语”，完全被政治话语所代替；但细察作品，却又不 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话语关系：政治话语越是干涉、改造爱情话语，爱情话语也越 有可能借助政治话语实现其意图，政治话语似乎彻底征服了爱情话语；但就在爱情话语面临 着被政治话语全面代替的“危机”之时，爱情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却表现出非常微妙的复 杂性：爱情话语开始改头换面，以政治话语为掩护展开隐蔽的爱情对话。
用政治话语的逻辑表达爱情，成为《艳阳天》最有趣的爱情描写特征。比如活泼聪明的团 支部书记焦淑红就善于借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之机观察萧长春对自己的爱情注意力：
焦淑红脸蛋红了一阵儿，说：“马之悦这个坏家伙，不知道又起了什么坏心，前 追后拿地找我爸爸，说给我当媒人……”
“给马立本提？”
“要是给他提，我还不至于起疑心哪！”
于是，焦淑红把马之悦要保媒的事儿，从头到尾跟萧长春说了一遍。（注：浩然《艳阳天》第2卷 第927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对付马之悦的“保媒”，对于倔强泼辣的焦淑红来说本是小菜一碟的小问题，她需要的是 将“保媒”这件事用“阶级斗争”新迹象做包装，并借自己学会“看问题”的自夸，表明自 己无丝毫“动心”的心迹，向意中人萧长春“讨个好”，同时看看萧长春的反应。萧长春的 内心动作是非常隐蔽的，但这次他一反常态，“没有马上全都说出来，又走了几步，看了焦 淑红一眼，”，他故意“含蓄”地“装糊涂”，不过是探测焦淑红爱他的强烈程度。《艳阳 天》中积极分子（包括萧长春这样的“英雄”）的男女爱情的表达方式常常就是如此“诡计多 端”：一方面，男女积极分子的爱情表达和爱情实现受到政治话语的制约，另一方面，爱情 潜流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是在传统道德和阶级斗争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又表现出极强的灵活 性和渗透力。如此，积极分子们的政治与爱情结成奇妙的关系：政治话语使爱情话语升华， 但貌似失语的爱情话语却“乔装打扮”，用政治话语实现其爱情目的。这使得冷峻的政治话 语在特定的语境中竟充当爱情的使者。这种“奇特”的情爱方式在《艳阳天》文本中又被叙 述得如此光明正大，形成这个历史时期极为有趣的爱情景观。
三、中间人物：小农视点与“无事的苦难”
阅读《艳阳天》，常常出现类似下文的抒情段落：
北方的乡村最美，每个季节、每个月份交替着它那美的姿态，就在这日夜之间也是 变幻无穷的。在甘于辛劳的人看来，夜色是美中之美，也只有他们对这种美才能够享受的 最多最久。
干部们在星光下开着会议，决定着方针大计……
民兵们在星光下放哨巡逻，保卫着劳动果实……
年轻的男女凑到一块儿学习，增长着本领……
饲养员们在槽头前走动，羊倌在栏边守护；做豆片的人，奔走在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的磨道上……（注：浩然《艳阳天》第2卷 第73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这种“全景式叙述”选取了积极向上的劳动、学习、战斗的画面。这种语言使得《艳阳天 》通篇铺陈着一种“艳阳天”式的革命暖色调。萧长春在东山坞开展“阶级斗争”的主要动 力之一就在于他坚信东山坞将在他的领导下收获一个“社会主义的好日子”，展望美好未来 是萧长春为他的“革命举动”寻求合理性重要保证之一。但对贫困农民苦难的过分诗意化处 理，却是《艳阳天》的一种历史局限性。不断强化的历史必然性的寓言锻造出的强势政治话 语，已经将小农个体命运、个体情感的无奈和困苦淡化到零。马老四“吃野菜事件”实际上 是农民再次经历苦难煎熬的惊人事件。不过，考察《艳阳天》，农民最窘迫的生存困境，农 民最无可能自救的苦难却不是像马老四那样的断粮吃野菜，马老四毕竟是贫农，他还有微薄 的政治资本。《艳阳天》中最无奈的苦难是严峻的政治环境对韩百安这样一位老实巴交、胆 小怕事的“中间人物”——一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量存在的最普通的农民——的心灵围困 。
这段韩百安父子的对话就颇有“典型性”：
一对眼里燃着火，一对眼里结着冰，两对眼睛对视了好几秒种。
儿子像打雷似地开口了：“您办的好事，您真是揭不开锅，没粮食吃了？”
韩百安自知理亏，第一次在儿子面前表弱了。他在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儿：“我， 我为你呀！”
儿子跳着脚说：“为我，您就这个样子为我呀？得啦吧，您算把我毁了。”
这句话像冬天的西北风，噎得韩百安倒憋一口气，他感到一阵揪心疼，老眼里忽地 飘起一层泪水，声音发颤地说：“满头，
你，你这是什么话？我，我可是不容易呀！”
儿子说：“您不容易，谁容易呀？您一点路子都不给我留，总是这样瞎闹哄，让我 怎 么出门，让我怎么见人呀！”
韩百安朝门口看看，朝后墙看看，搓着手说：“小声点，小声点，……”
儿子反而把声音提得更高了，惟恐别人听不到：“小声干什么，光荣事还怕别人知 道哇！”
韩百安急得跺脚：“哎呀，你有话说，我听你的不行吗？你总得顾全点……”
儿子喊道：“也不算我不孝道，您不顾全我，我也不能顾全您了！”
韩百安扑上去，扯住儿子。他哀求着：“满头，满头，上有天，下有地，我这当爸 爸的，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不看活的，看死的，你放过我这一回吧。”
儿子一甩袖子，还是走了。他已经穿过屋地，走到前院，再有几步，就到了砖门楼 ，出了砖门楼……天哪，那两布袋小米子就归了公。那是韩百安瓢里攒，碗里积，嘴里省的 ，一粒一把，他都摸过来了……
韩百安跟头趔趄地追到前院，使大劲抱住了儿子的胳膊：“满头，满头，你还让我 怎么着，要我好看呀？你要让我给你跪地下磕头呀！我给你跪下行不行？”（注：浩然《艳阳天》第1卷 第33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韩百安在儿子面前的委琐不堪的狼狈，起因不过是藏在家中准备灾年救命用的两袋余粮。 小说将这种韩百安的惴惴不安归因于这位中农受了马之悦的惶惑而导致的“误会”。但两袋 来源合法的粮食所产生的误会竟会导致韩百安如此一副可怜相，会让父与子“决裂”到如此 程度，可见，这外在压力所拥有的威力，可以使任何一个轻微的“误会”，转变为这位可怜 的中农的生存噩梦。《艳阳天》是以讽刺的笔法将韩百安的患得患失和对粮食的无限眷恋进 行喜剧化的描绘，就在这轻微的讽刺语调中，小人物在农村生活中的压力，他对各种各样“ 威严”的村干部们的惶恐、多疑、六神无主的处境被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
从根本上说，韩百安心灵的苦难是缘于无法、也不想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意义 ”而导致的。同样是中农的焦振茂就比他精明得多，焦振茂总是在不停地收集、引用“政策 条文”，他是一个急于了解政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自己命运的新农民。韩百安则相反，他“ 糊里糊涂”，一味由环境左右。但恰恰是这类小人物，从远处说，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以来投 告无门的底层小人物的苦难形象，从近处说，是《创业史》中梁三老汉这样“中间人物”形 象的翻版。韩百安是《艳阳天》中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为一口袋粮食而受尽折磨，被马 之悦这类醉心权力并已经彻底堕落的村干部任意戏弄的悲剧，却是《艳阳天》中叙述得最真 切、最无概念化痕迹的普通农民在特殊时代中最具普遍性的“无事的悲剧”。单就形象创造 而言，英雄人物萧长春的形象概念化之处多了些，观念属性强了些。反面人物马之悦也存在 前后形象的不统一的问题：很难想象在小说的前半部圆滑世故、能进能退、欺下瞒上的村干 部马之悦，到了小说后半部分竟莽撞得怂恿地主去杀萧长春的儿子。弯弯绕这样的准反 面人物的形象不乏生动之处，但过于漫画化，好象弯弯绕一出现就忙于出洋相，其心灵空间 也过于单调。《艳阳天》的作者，只有面对中国北方农村中最普通的小农，面对中国大地上 最本分的农民，面对韩百安这样的“小人物”的困惑和痛苦的时候，他的文学叙述才表现得 出奇的细致、冷静和真切。农民中“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在《艳阳天》中获得了批判性的存 在。尽管《艳阳天》的作者对韩百安这样的小人物是既同情又讽刺，但他无疑有足够的叙事 能力对乡村中这类“小人物”的“无事的苦难”穷其形尽其相。这，正是《艳阳天》这样的 革命文艺作品超越历史所表现出的沉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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