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透视——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犹太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0-0024-06 经历了《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的困恼”之后，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感性世界“物质利益问题”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在其所信奉的黑格尔体系哲学中根本无法得到本质界说。所以，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与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关联，但是，在此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依然被置身其中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工作所牵绊。所以，“宗教解放能否等同于人的解放”就变成了决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关键环节，而厘清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主将之间的致思差异便是廓清这一环节的紧迫工作。 在宗教批判问题上，费尔巴哈、赫斯、鲍威尔都曾是马克思的思想盟友，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马克思展开了对“异化问题”的持续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其思想盟友自始就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致思逻辑。从思想史视域出发，我们认为，在“青年黑格尔派”依托宗教批判将启蒙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马克思却由于对感性世界的物质生活关系的关注反而实现了对启蒙成果的超越和转化，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鲍威尔的批判之中。 一、“犹太人问题”的鲍威尔式解答 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欧洲社会而言，启蒙是最大的政治，但是，在如何启蒙的问题上，德国和法国差异巨大，当法国借助宗教批判和政治革命将启蒙做成了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实质手段时，德国却只能在思想上充当法国的“理论良心”。在此情况下，德国的古典哲学代表了理论批判的原则性高度。所以，德国是在“时代错误”的特殊格局中参与了现代性进程，并且，更为吊诡的是，当英法诸国纷纷忙于发展机器大工业、开展国际商品贸易和促进国内政治斗争之际，德国的思想界反而在哲学上替德国进行逻辑论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堪称这一逻辑的极致表现，而与之相关的德国历史主义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乐观主义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德国不仅是马克思的血缘故乡，而且是马克思的思想故乡，当然，马克思对德国思想资源的态度更多体现为批判性。在马克思的早年，这种批判性突出表现为他对启蒙所开启和巩固的宗教批判和激进政治的推崇，但是，更为紧要之处在于，马克思更为注重启蒙成果的现实转化，而非抽象的理论移植。所以，哲学的实现必须通过现实并且采取现实的手段才有可能。在此意义上，“青年黑格尔派”那种仅仅诉诸语言挞伐和思想批判的做法其实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恰恰是马克思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重要的理论依准。马克思与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认定堪称这种差异性的经典体现。 1843年，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出版。鲍威尔认为，德国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宗教层面，但是，这种对立并不具有特殊性，这是因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不以德国的特殊状况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1](P23)在此，鲍威尔的意思很明确，即不同的宗教观其实是对市民社会领域诸多问题的不同解释，信仰什么不重要，信仰本身恰恰最重要；并且，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鲍威尔很有见地地指出，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束缚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是犹太人问题的本质所在。紧接着，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要想获得政治解放就必须放弃犹太教，并转向对解体了的基督教，即启蒙主义及作为其结果的自由的人性的信奉。换言之，对启蒙主义原则的认同是犹太人走向自由的根本前提。在此，鲍威尔其实依然在坚持并巩固启蒙的宗教批判逻辑，他自信，宗教批判是全部批判的主要路径，对启蒙主义新成果的认识和推广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出路。 很显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之一，鲍威尔对启蒙的宗教批判工作非常支持，其对启蒙事业的贡献也毋庸置疑。但是，若从马克思所从事的现代性批判视域出发，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鲍威尔那种力求用启蒙的人道主义原则对犹太宗教进行批判和置换的做法依然停留在形而上学内部。在此情况下，他并未将问题引申到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本质批判之中，因此，他的哲学并不包含被马克思所始终巩固和强化的“实践维度”。如果从启蒙本身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启蒙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始终夹杂着现实的斗争，而非观念的批判。在此意义上，鲍威尔远非启蒙的真正旗手，他并未看清基督教国家和现实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与此相应，他所提供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既不可能触及宗教存在的世俗基础，更不可能消灭国家本身，这也是青年黑格尔派许多成员的局限所在，这恰恰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真实情由。我们不妨借助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将问题引向深入。 二、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诊断 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最大的问题是仅从“哲学的基地”来理解“犹太人问题”。所以，鲍威尔只能将犹太人的解放转化为单纯的宗教解放，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领域的政治、国家和法律必然无法进入鲍威尔的视野。在此，十分清楚的是，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马克思也十分拥护启蒙的自由、平等原则，但是，他更注重这些原则背后的现实指向(尤其是政治和经济指向)。所以，对于“犹太人问题”以及鲍威尔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马克思的态度是，“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1](P25)在此，当问题转化为——“为什么犹太人的解放必须通过政治批判来完成?犹太人问题与当代政治生活的本质关联是什么?”——之际，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突破口才能获得较为清晰的说明。马克思的批判表明，鲍威尔对此问题的理解具有片面性，换句话说，犹太人的解放绝非一个让犹太人放弃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神学提法”，“犹太人问题”的实质直接包含在对其所代表的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解之中。 与鲍威尔相应，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论研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问题的性质而言，马克思不仅突破了鲍威尔对这一问题的“神学提法”，而且将其关联到现代社会本身进行现实界说；另一方面，就问题的解决方式而言，他不仅批判了鲍威尔的抽象解决方案，而且诉诸现实的政治手段进行化解。 一方面，马克思超越了对“犹太人问题”的“神学提法”。他指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犹太教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产生的。”[1](P49)在此，“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显然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犹太教存在的秘密必须从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去考察，犹太人的本质并不存在于宗教生活的必要性或任何形式的人性讨论中，而是必须看到犹太人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关联。所以，这一问题自然就转化为，我们不需要到犹太教内部，而是要到决定其存在的现实世界去寻找其存在的秘密。当存在和意识发生这样的倒转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1](P49)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真正的犹太教其实是现代商业精神的代表，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精神已经被日益巩固和强化为“商品拜物教”，这是一种只有深入到现实的商品货币关系中才能把捉和洞穿的新的信仰形式，而犹太人的经商才能和牟利本质只不过是对这种现实的宗教的一种附着和表现罢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神职人员从事金钱活动的根本秘密，而这恰恰是现代性的宗教表现。回过头来，鲍威尔那样单纯从宗教事务内部出发去理解和批判宗教的做法只能是舍本逐末。 另一方面，在超越鲍威尔的层面，马克思指出，“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P50)显然，马克思并未忘记启蒙自始就在强化“人的解放”问题。鲍威尔的方案之所以不能让马克思满意，主要是因为其实现宗教解放的方式具有形而上学意味，这种貌似非常人道的宗教批判理论其实是对形而上学的又一次形式重复和内容变换。所以，马克思始终在强化启蒙的激进政治逻辑，但是，较为微妙之处在于，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是将犹太人问题提升到“犹太精神”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犹太教的本质必须上升到犹太精神的高度来认识，而犹太精神恰恰是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表现。马克思指出，“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了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P52)在此，关键的问题已经是作为“现实的神”的金钱，而非悬设在彼岸世界的上帝，对这种来自现实世界又统治现实世界的神的认识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全部前提，这一前提仅靠启蒙哲学根本无法达到，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出离启蒙的关键环节。 可见，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前，马克思已经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基于这一点，他看清了鲍威尔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对马克思来说，“犹太人问题”的普遍意义并不是启蒙哲学解体的一种形式，而是阻碍启蒙哲学发展的一道屏障。真正的启蒙是告别天上的神(上帝)，而是巩固地上的神(金钱)，前者属于犹太宗教，后者属于犹太精神，马克思的着眼点显然是后者。所以，站在拥护启蒙的立场，马克思看到，“犹太人问题”的普遍性表现在，整个市民社会已经被金钱逻辑所宰制，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是犹太利己主义精神的代表；站在超越启蒙的立场，马克思指出，对启蒙的批判必须提升到对“犹太精神”(即商品拜物教)的认识和批判才有可能，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便是在这一原则高度上定义的结果。 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揭露鲍威尔的理论局限性和“犹太人问题”的本质维度之际，还将问题向前做了延伸。这就是，必须借助“实践的原则”才能实现对“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这种原则充分体现在青年马克思所热衷的革命、批判、斗争、消除等等字眼上。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随之启动的清算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将变得更加容易理解，而这恰恰是研究马克思出离启蒙的最佳路径。 三、重申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立场 上述可见，对鲍威尔的批判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此环节，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哲学立场都非常明确，对“犹太人问题”的诊断和处理可谓充实这一环节的有效例证。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基于启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已经初露端倪，对市民社会之灵魂的“金钱关系”的批判显然构成了其关键内容，它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梳理这一环节所具有的诸种意义是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必然要求。 首先，依托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性得以可能的实质。 启蒙运动是开启现代性范式的重要背景，其最显著的功用在于通过认可人的理性禀赋和宗教蒙昧主义批判开启了对世界的“祛魅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启蒙解放了人，而启蒙的主体性哲学其实是对原子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吁求的原则性提升。所以，启蒙思想家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意味着对现代公民权的一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观念的解放有助于身体的解放；当然，反过来说，自由的观念来自于现实世界对自由的吁求，这也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一直关注的问题，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家们显然只能在思想上与时代同步。因此，站在启蒙的进步主义立场，马克思非常肯定启蒙所激荡出来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行动自由，而所有这些自由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在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中才能被不断巩固和实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立场非常明显。 但是，马克思对以犹太精神为代表的利己主义自始就持批判态度，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能将德国的哲学视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良心”。但是，马克思的分析表明，鲍威尔只看到了犹太人问题，而没有看到犹太人问题的本质。所以，无论是就问题的性质，还是就问题的解决方式而言，鲍威尔都不能使马克思满意。马克思看到了犹太人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商业精神，而鲍威尔却只能在宗教原则之内打转；在此逻辑下，鲍威尔的哲学必然无法促使马克思完成对市民社会的现实批判，这为马克思告别黑格尔左派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超出鲍威尔，将视野转向市民社会本身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重要性便立刻显现了出来。前述可见，鲍威尔只是在狭隘的宗教意义上论述“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显然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必须上升到“犹太精神”的高度来认识“犹太人问题”的本质，而“犹太精神”恰恰是市民社会利己主义原则的真正体现。因此，“犹太人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宗教问题，或者说，它不过是社会问题借助宗教载体进行表现罢了，所以，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保存信仰，而是确证信仰的内容。 在实现上述环节的基础上，马克思看到，启蒙在将人从旧的信仰形式中解脱的同时，并未完成对人的彻底解放，而这种不彻底性充分表现在私人领域对宗教的保存，或者说，在普遍的利己主义原则面前，宗教已经变成了特殊的私人利益的安慰剂。在此意义上，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起真正作用的已经不是狭隘的犹太教，而是犹太教所代表的商业精神和牟利本性。在此精神的刺激下，自由仅仅意味着在不伤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使自我利益最大化，平等仅仅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均衡分配，安全则是通过暴力工具对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神圣守护。可见，整个现代性其实架构在利己主义这一基本原则之上。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1](P42)所以，当市民社会充当了“类生活”本身时，个体只能在有限并且片面的范围内活动，将个体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便是需要和利益，这便是德国的旧哲学根本无法通达的现代性领域。 其次，依托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政治革命对于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必要性，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对“走出现代性”这一问题的实质回答。 很显然，马克思只是部分地拥护现代性，他对启蒙所不断巩固和强化的各类私法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化和新的等级制有切身感受。与其说“犹太精神”解放人，毋宁说犹太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宰制了人；资本原则在激发人逐利热情的同时，也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奠定了基础。例如，在人权问题上，现代性其实充满了虚假性，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1](P43)所以，在犹太精神的驱使下，政治、人权、安全、法律都必须服从于资本。启蒙使人摆脱了天上的神，但是，它又重新确立了地上的神，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可谓对此问题的最初讨论。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破解犹太人问题的关键在于破除对市民社会及依附其上的国家和政治的迷信，只有回到市民社会真正的矛盾中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性。宗教批判、国家解放并不等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必须从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和改变入手。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P38)反过来说，人的解放的内涵和外延要比政治解放更大并且更多。在马克思的批判视域中，“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1](P44)换言之，政治解放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中去，必须成为消解个体之间分裂和对抗的有效步骤和手段。这一思想充分表现在马克思后来写的《共产党宣言》之中，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这一思想被表述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P46) 很显然，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而且指明了回到市民社会自身的逻辑和矛盾中去揭示并摆脱这一限度的必要性。所以，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提法日益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基础上，马克思其实力求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对“犹太精神”进行根本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是使人看到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自始就存在的“自我异化”的真实性。它意味着，当全体的社会成员都跪倒在利己主义原则面前时，对利己主义原则的批判就变得尤其关键。这种批判的首要矛头就是现代政治制度，因为它暗含着使利己主义成为可能的全部秘密。在它身上，我们能够发现使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法、道德、宗教、哲学等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换言之，这是一种虚假的类意识，对这种虚假意识的揭露和批判直接有助于我们省察现代性的顽固性和矛盾性。 依循思想史的链条，我们发现，青年马克思其实从未放弃自己的问题意识，他对这一问题的最初思虑已经充分表现在对“犹太人问题”的考察和判断之中。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犹太人问题”真正秘密存在于犹太人生活的“世俗基础”之中，而人的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则是构成这一基础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关，人的解放问题也必须跳出片面的宗教解放来认识，换言之，普遍的异化为普遍的解放提供了可能。在此理论关照下，人的解放必然意味着对现代市民社会得以可能的全部构架进行批判，这便是马克思在此一时期表现出来的实践批判逻辑。它意味着：只有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并揭示市民社会的矛盾才能发现宗教解放的无效性；只有按照人的实际需要来理解私有财产存在的秘密，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才成为可能。如果这一点成立，我们便能非常容易理解马克思在此之后所展开并强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也特别重视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暴力手段对于消除私有财产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人的解放问题的系统回答，它也构成了所谓“整体的马克思”的思想史依据。 综上可见，在超越启蒙的意义上，马克思所展开的宗教批判自始就跳出了狭隘的种族主义窠臼，人种学意义上的犹太教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毋宁说，在表达了对犹太精神的“神学提法”不满之后，马克思更愿意基于现代社会所认可和接纳的利己主义原则对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进行定位和阐释。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人性质的特殊表现。”[2](P448)所以，问题的实质在于理解“市民社会的犹太人性质”，而非作为某种特殊形式和意味的犹太宗教。辨明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它有助于我们找到马克思超越启蒙哲学及其所构成的现代性范式的突破口；其二，它有助于我们认清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所进行的理论准备以及“商品拜物教”思想的思想史源头；其三，它有助于我们廓清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上的原则性差异，从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某种种族主义哲学的可能性。当然，基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现代性继承了启蒙运动对宗教蒙昧主义、神秘主义的批判成果，但是，在推到“天上之神”的同时，现代性拥戴了“地上之神”。在此情况下，人又一次陷入到对“万能的金钱”的膜拜和束缚之中，于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就构成了马克思接续和超越启蒙之后必须进行的工作，只有基于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必然性。标签：现代性论文; 鲍威尔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思想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利己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