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中国化的民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民主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有关民主中国化的思想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标志是邓小平所作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翻阅邓小平的文选，我们会发现邓小平专门谈论民主的文章和讲话并不是很多，但细细研读，又会感到，邓小平的民主思想闪烁在字里行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性格。（注：参见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邓小平的民主思想就明显地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在于：
在经济民主方面大力提倡放权。邓小平说过，民主就是放权，下放自主权，这指的是经济民主。与此相联，在经济民主的大框架下，邓小平提出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民主行为，是为了保障群众的物质利益。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5-146页。）这表明，经济民主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主，是能够给人民带来可见到的好处，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1987年8月，邓小平强调：“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这里的放权，指的是下放管理权、经营权，仍然是经济领域里的放权，不是下放统治权。
强调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家长制、一言堂养活了思想懒汉，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加上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弊病，广大党员群众对国家生产生活的参与热情很低。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化民主的特殊内容。
在辩证的思想中使用民主概念。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说，在宣传民主时，一定要“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本人就是这样宣传民主的，他从来不就民主而谈民主。邓小平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邓小平说过，“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第二，不谈抽象的民主，免得与所谓的民主派混为一谈。1979年3月，中国的一些城市出了一些事件，如“中国人权小组”、“解冻社”、“上海民主讨论会”等，邓小平说：“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混视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76,174页。）邓小平不想和这些人有任何共同点，以免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
一、注重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民主思想的灵魂
邓小平在少谈民主的同时，用大量篇幅谈论制度建设，包括发展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这不仅说明邓小平不空谈民主，而且说明，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邓小平把目光投在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制度建设上，表明了邓小平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战略眼光。
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制度建设在发展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十年动乱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无政府主义，大民主。历史证明，这一切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现代化的民主生活，反而导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的停滞不前，对党的损害极大，使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68页。）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教训的意义上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30,333页。）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7页。）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6页。）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把制度建设融入了民主建设之中，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还从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对发展民主的意义这个角度，论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32页。）怎样才能避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事件呢？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要改革这些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48页。）邓小平提出用制度改革来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本身就说明制度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质的规定意义，制度建设奠定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确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发展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36页。）
二、严格地尊重中国国情谈民主
在邓小平的文选中，有限的关于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论述，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从中我们完全能够体会到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空谈民主，只讲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力求把民主理想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良苦用心。
中国的现实不允许我们空谈民主。1983年10月，在谈到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研究状况时，邓小平说：“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邓小平指出，宣传抽象民主也是与此相类似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1,42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表明，离开了我国经济水平还相当落后的现实，离开了党内外民主意识还很淡薄的具体状况，谈论民主、谈论党内民主就是不现实的，是讲抽象的民主。
我们的文化水平还不高，使我们不能空谈民主，主要原因是我们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深刻影响。邓小平时时不忘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67页。）邓小平对在我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长期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们较低的生活水平和不发达的经济，也使我们不能空谈民主，空谈民主将妨碍经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一些要民主、要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动，邓小平认为，这破坏了我们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分散了搞四个现代化的注意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73-174页。）邓小平要我们党把精力放在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把时间花在空谈民主和人权上面。1985年3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内政策中，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但整个谈话再也没谈民主，而是多谈经济改革。可见，邓小平本人就是不空谈民主的典范。6月，邓小平说：“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9页。）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0页。）1989年2月，邓小平更加明确地表示，“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285页。）
与其空谈民主，不如为人民做点实事。1979年3月，邓小平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告诫理论工作者，应该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来进行研究，在研究问题时，“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力戒空谈”。（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62,163,180,181页。）1989年6月后，邓小平曾经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2页。）邓小平在“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没有列举民主问题，但这并不影响邓小平要表达的中心意思。邓小平要强调的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而空谈民主是与这个主旨相违背的。1990年3月，邓小平又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讲：“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明显，邓小平认为，空谈什么理论问题，包括空谈民主，这不是政治，发展经济，让人民满意，得到人民的拥护，才是最大的政治。
在邓小平的思想里，发展经济，为人民做实事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靠经济水平来体现。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全体同志时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要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91页。）不是说民主对社会主义不重要，而是说，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吃饱穿暧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重要，人民就会因此而赞颂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邓小平反复地、一遍一遍地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51页。）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实事。
第二，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基础。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68页。）“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72页。）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人就指责中央在收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中央在改变发扬民主的方针。对此，邓小平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78页。）1980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当前的任务时，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50页。）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讲到，80年代，核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也就是说，如果丧失物质基础，如果偏离了核心任务，其它一切问题，包括民主及党内民主问题皆无从谈起。
三、绝不能照搬西方民主
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发明，是年轻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重大成果。在少年时期就投身进步事业并且在法国度过人生重要时期的邓小平，对此是非常清楚的。然而，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决主张民主要符合中国实际，绝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反对空泛地提“民主化”一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页。）
1986年12月，一些地方的学生上街游行。邓小平就此讲到，“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6,195页。）1987年6月，邓小平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4页。）这里之所以大段引用邓小平的话，是因为他已经把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搞西式民主的原因说到了家。邓小平不是简单抽象地批判西方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他核心的东西是，不能在中国搞西方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扎根在西方，中国的民主应该根植于我们自己的土壤，应该是中国化的民主。
邓小平说，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0页。）复杂性之一，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有几十个民族，底子这么薄；复杂性之二，中国有很长的封建制度的历史，封建弊端残余的废除不是一时一事那样简单；复杂性之三，建国后我们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曲折历史，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因为脱离了中国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2页。）历史的教训要牢记。邓小平说，我们还是按着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2页。）
邓小平认为，如果在中国搞西方的民主，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这就不是民主了，而是一种动乱，这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124页。）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就是确立中国化民主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1986年9月，邓小平说反对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12月，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6,197页。）1987年3月，学生上街之后，邓小平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间“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1页。）我们知道，在我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之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并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也日益迫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上街游行，甚至动乱都不利于推动改革事业。他认为，这个时期，不宜把精力放在有关民主的讨论上，以免被人利用，搞乱稳定的局面，影响改革的良好势头。
四、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邓小平较习惯使用“党内生活”、“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较少使用“党内民主”一词，但是，邓小平十分重视发展党内民主，他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推动人民民主的先导。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影响全民族。”（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78页。）邓小平还说：“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7页。）这些思想都表明，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和引导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邓小平阐发了宝贵的发展党内民主的建议和主张。
第一，倡导积极健康的党内民主生活。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0-141页。）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党内生活，应该就是党内民主：思想自由，讨论自由，允许发表意见，允许对上级提意见。这些都表明了党内的权利平等，邓小平对此很高兴。
邓小平也曾从党内民主制度的角度阐述党内政治生活。1980年8月，邓小平在讲话中所列举的一系列党内不民主现象，都可以归类为个人专断，这是与党内民主相对立的，邓小平说：“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党内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30,331页。）
更多的情况下，邓小平谈论党的民主生活是指民主气氛、民主风气。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都开得很好，“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多年没有这么活跃了”，“大家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在党的生活中树立了很好的风气。”（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74,277页。）
第二，集中、服从、纪律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内容。197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批评道，“有的人口头上讲团结，而把党委内部一些不同的意见捅出去，”“拉一部分人支持自己”，这是“破坏团结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84页。）邓小平实际是在批评的同时强调，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服从党委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1986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体制，可能也有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这段话的寓意是深刻的。表面上，邓小平没有涉及党的民主集中制，但关于发展民主的原则是清晰的：一是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众所周知，西方民主的核心是分权和权力制衡，显然，邓小平反对在中国这样做。当然，经济体制改革除外。二是集中的领导体制有其好处，突出的一点是高效率，不扯皮，邓小平称之为“党要善于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9页。）为什么重视效率？邓小平完全是立足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来谈民主集中制与效率的关系的。1980年2月，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82页。）邓小平说：“……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0页。）1989年9月，邓小平说：“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页。）邓小平的这些话，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痛定思痛。中国再也耽误不起了，要赶超世界，要提高综合国力，要不被人欺负，就只有抢时间，争速度，而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对此是适宜的。
1989年6月，邓小平再次表明了这个观点：“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1990年12月，邓小平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会。……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显然，邓小平认为，在我们党的非常时期，在我们党的重大历史关头，把党的意志集中于党的核心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三，“四个服从”是党员必须做到的基本要求。“四个服从”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核心内容。由于邓小平特别重视“四个服从”，所以本文专门列出一个问题来谈。邓小平在阐述“四个服从”的时候，为每一个服从加上了“必须”二字：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在这四个“必须”之后，为了表示不容置疑，邓小平又加上了一个必须——“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71页。）由此可见，邓小平要求党员绝对地、无条件地维护党的统一领导。1980年12月，在中央关于调整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目前要重申“四个服从”原则，坚决反对一切不守纪律的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60页。）这时强调服从的原因是，经济调整中涉及到许多具体的局部利益，要讲大局，讲服从。邓小平甚至说：“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是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62,366页。）
邓小平明确反对党员按个人意愿自由言论。1980年1月，邓小平指出，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党员有权利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71,272页。）在大部分情况下，邓小平把服从看成是党性的体现。1981年6月，在谈到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思想时，当胡耀邦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时间，邓小平坚定地主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思想不通，组织服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83页。）
对党的决议的态度涉及到的是党员参与党的事务的权利。邓小平并不否认这个权利。1979年3月，邓小平说：“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对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按着党的纪律，”讨论应该限定在党适当的会议上，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83页。）1980年8月，他曾经说过：“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31页。）但是，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这是事后（决议形成之后）党员权利的表达，而不是党员在决议形成之前参与党的事务，并且，这种事后表达也很有可能因为担心打击报复而不能行使。所以，尽管邓小平说过“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77页。）然而，如果党内不平等的话，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五、指明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两个重要前提
把民主和党的领导、民主和稳定相提并论，则是邓小平对民主思想中国化的又一个贡献。实际上，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必须而且只能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讲民主。
在民主和稳定的关系上，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表示，稳定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1980年1月，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这两者是统一的，但根本的一面还是安定团结，“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51-252页。）这实际上等于说，民主还没有到具体操作的时候。1989年2月，邓小平说：“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5页。）也就是说，邓小平认为，稳定压倒一切，也压倒了暂时还无法实现的民主。
在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上，邓小平的核心思想是，党的领导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第一，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邓小平说，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是社会经济倒退和动荡，“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70-171页。）因此，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踢开党委，不要党的领导，就不能实现民主。第二，在中国，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58,391页。）作为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活动的革命家，邓小平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由此我们能够推断，邓小平同样认为，在中国推进民主事业，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第三，选拔干部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依然把维护党的领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1979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组织路线及选拔接班人问题时说，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其中一条就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中国的稳定”，“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92,193页。）这些都表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邓小平思想中是毫不动摇的内容，这些也表明，邓小平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与集中统一是同义语。
邓小平不赞成有人根据他大力坚持党的领导而说他是保守派。他说自己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的改革开放路线，倡导加快改革的步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页。）意思是说，搞改革，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推进民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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