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幸福感、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证据论文,幸福感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有效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展开，驱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其中，经济动因和正式制度动因是主流观点，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或是对外部制度压力的反应。道德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动因却往往被忽视，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只限于定性的、简单的讨论。但在我国正式制度已经基本形成的历史时期，非正式制度对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非正式制度开展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Sheldon(1924)[33]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Friedman(1989)[11]认为公司确实有社会责任并在遵守法律和相应的道德标准的前提下赚取更多的钱。Schwartz和Carroll(2003)[32]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三领域模型，包括经济、法律与道德领域，并认为同时满足经济、道德、制度三方面动因的状态是理想状态。如果社会责任沦为伪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那么它就被歪曲成了道德空泛、毫无意义、进而完全无法识别的概念，真正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的良知、道德的示范、无私的付出、长期的投入和一致性的行动，而不是纯粹的利益交换(Orlitzky等，2003)[26]。与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相比，企业的诚实、正直以及负责任的经营行为，能够降低经营风险和不必要的费用支出，从而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Thomas等，2004)[36]。上述文献关于道德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大部分侧重于理论阐述，关于这方面更直接的经验证据相对较少。 目前，将幸福感研究融合到管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见(Ashkanasy，2011；Blanchflower和Oswald，2011；Judge和Kammeyer-Mueller，2011)[1][5][17]。地区(城市)幸福感是一种具备信任、网络、道德伦理规范等综合特点的社会资本变量，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市场化过程中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何影响，本文拟结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相关情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社会资本、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社会责任 1.社会资本与地区幸福感 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情感和正面认知评价(Deiner，2000)[7]。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在解释幸福感时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遗漏变量(Diener和Oishi，2004)[8]。Putnam(2000)[29]较早注意到幸福感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潜在关系，并运用美国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信任和自由对幸福感具有正面效应(Layard,2005)[21]，家庭网络、社区网络等都能够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水平(Helliwell和Putnam，2004)[14]。文化和宗教也与幸福感密切相关(Helliwell等，2009)[15]。Kim等(2009)[18]在研究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时发现关系型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Leung等(2011)[22]运用加拿大的样本数据全面地考察了信任、网络、规范、归属感等四类社会资本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所有这些社会资本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上与幸福感显密切相关。Bjornskov(2008)[4]运用美国48个州的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信任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运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调查数据，相关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变量如信任等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Bjornskov(2003)[3]的研究表明，在解释国家之间的幸福感差异时，社会资本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更多的社会资本水平和较高的信任水平能够提高幸福感水平以及降低自杀率，Helliwell(2006)[13]运用多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了这一点；通过跨国经验证据，Helliwell等(2009)[15]指出了社会关系变量在解释幸福感国别差异方面的重要性；Hudson(2006)[16]运用15个欧洲国家数据发现制度信任对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Sarracino(2012)[31]运用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的数据研究发现，关系型与非关系型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正相关。 简言之，在解释地域或个人幸福感差异时，信任、网络、规范等社会资本变量作用重大。地区幸福感是对该城市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等指标的一个综合全面的反映。根据上述关于幸福感与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可将地区幸福感视为该城市的一个社会资本维度，地区幸福感程度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该城市的信任、网络、道德规范等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地区幸福感功能的发挥类似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基于此，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解读地区幸福感对于深入理解其潜在的公共治理功能更为恰当。 2.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社会责任 由于地区幸福感是地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地区幸福感能够发挥社会资本的类似作用。关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大多研究者承认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性，认为其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情况。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正负外部性的私人物品(Dasgupta，2000)[6]。社会资本的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它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缺陷，并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提供共享信息、降低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促进合作，减少交易成本。各种类型的资本都可能对社会带来危害而不是福利，无法保证创造社会资本就一定能增加社会福利，与人力资本类似，社会资本同样具有消极的一面(Ostrom，2000)[27]。尽管Putnam(1993)[28]强调了社团活动在促进合作行动方面的正面作用，但是Olson(1982)[25]指出社团活动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因为社团更可能在寻租活动中扮演特殊利益集团的角色。Knack和Keefer(1997)[19]研究发现社团活动并没有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并认为一个明显可能的解释是Putnam(1993)[28]所提出的正面效应被Olson(1982)[25]所提出的负面效应所抵消。另外，社会关系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政治上的裙带关系，政治裙带关系一方面可以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另一方面却可能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发展。Fisman(2001)[10]、Faccio(2006)[9]的研究发现均支持这一点。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资本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是同时并存的，基于美德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资本具有正外部性，基于败德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地区幸福感同样兼具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作用特征，修宗峰和杜兴强(2011)[43]关于幸福感与代理成本的研究发现支持这一点。 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一个重要的传导机制就是企业家(或公司高管)个体自身。除正式制度如法律、合同之外，非正式制度同样对社会个体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地区幸福感这一社会资本变量也对企业家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产生作用，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履行是一种重要的个体价值观体现和社会行为。地区幸福感对企业家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的路径依赖。 一方面，企业家总是生活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企业家精神包括企业家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取向，良好的企业家精神应包括诚实守信、自律节俭等品质。传统观点认为个体幸福感与积极的企业家精神存在正相关关系。地区幸福感强调的是个人同所处城市社会的依存性、相容性，个体对社会的众多贡献和社会对个体的认可与接纳，以及个体对社会发展潜力的信心。地区幸福感水平越高，则该城市大多数市民个体的幸福感水平较高，而无论个体幸福感是来自于工作、生活、家庭还是社会。在幸福感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其所处的企业也具有较高的幸福感，企业的发展及其与员工家庭、社会交互的过程中，能让企业的每一个人都获得良好的幸福感。幸福城市的企业或企业家更有可能通过其超越利润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来追求更高的社会幸福感。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社会道德缺失”的转型阶段，这可能是我国改革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或“转型代价”，这种道德的缺失冲破了传统观念和社会伦理的底线，部分企业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更是对企业诚信和社会责任置若罔闻。诚信与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我国企业家个体幸福感与积极企业家精神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当企业家尚未建立起诚实守信、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契约精神时，企业家个体幸福感并不必然来自于对传统道德规范的遵循，此时，企业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败德行为反而有可能将对企业家的个体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这使得企业家并不以“遵纪守法、恪守道德底线”为荣，也不以“钻法律漏洞、建隐性契约”为耻。对于企业家群体来说，他们的社会责任道德观念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和提升的，“利他”或“利己”的过程也是分阶段向上发展的。 二、地区幸福感与市场化进程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陆铭和陈钊，2004)[39]。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各项经济分权改革政策有关。中国各地区之间在历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条件差异非常大，在地区间竞争中，东部地区因为有着各方面比较优越的条件而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而且这种优势具有自增强的效应，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旦领先就很难被落后地区追赶(王永钦等，2007)[42]。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再分配体制松动而市场规范还未建立，体制漏洞较多，相关利益者的经济行为必然要依赖社会网络等机制来实现，社会资本的回报率较高；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市场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体制漏洞逐渐减少，相关利益者的经济行为则较少依赖社会网络等机制，社会资本收入效应降低。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本身及其作用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体现在它与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换和分配体系的相互补充或者相互替代上(Stiglitz，2000)[34]。中国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市场化不断加深，在空间维度上市场化存在差异的国家，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市场化将如何改变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作用，同时也为理解什么是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的关系提供依据(陆铭和李爽，2008)[40]。赵剑治和陆铭(2009)[44]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收入的提高作用，以及社会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并认为随着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网络的不平等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反而可能加大。Knight和Yueh[32]采用中国的城市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发现社会资本在私有部门的回报率高于国有部门，并进一步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私有部门不断壮大，社会资本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的作用真的会被市场化加强吗？Knight和Yueh(2002)[20]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张爽等(2007)[45]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总体上来说会降低。 针对类似的研究发现，社会学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等相关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效力。目前学术界关于市场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中是否持续发挥作用的问题上，与之对应的问题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刘欣，2003)[38]。一方面，以Szelenyi(1978)[35]和Nee(1991、1996)[23][24]为代表的“市场转型或精英再生论”者认为，市场转型使得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精英地位的衰落，从而产生了新的分层机制和新的精英阶层(如企业家)，但这一阶层的成员并非来自旧体制下的精英；这一理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体作用，旧经济体制下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精英阶层，将在市场转型中逐渐丧失其优势地位，即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将被市场力量减弱，可以预期，社会资本所具有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正外部性抑或负外部性)将被市场化的力量所减弱。在“市场转型或精英再生论”的指导下，这些拥有更多地区幸福感的精英阶层将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渐丧失其主导地位，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控制能力下降，这些阶层所拥有的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力将被市场化进程的力量所减弱。另一方面，以Rona-Tas(1994)[30]与Bian和Logan(1996)[2]为代表的“权力持续或精英循环论”者则认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具有延续性，昔日的精英在市场转型中将继续处于优势阶层地位；这一理论强调原有体制下的精英阶层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控制着资源配置过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嵌入到市场机制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因此可以预期，社会资本所具有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正外部性抑或负外部性)将被市场化的力量所增强。在“权力持续或精英循环论”的指导下，这些拥有更多地区幸福感的精英阶层将在市场化进程中继续巩固其原来主导地位，仍然控制着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这些阶层所拥有的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力将被市场化进程的力量所增强。 基于此，在我国新兴加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地区幸福感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性问题。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执行如下的样本选择程序：由于金融行业特殊性的影响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公司；剔除ST类、其他缺失数据的样本公司；考虑到国有上市公司受政策影响而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情况，本文仅考察民营控制下的上市公司，若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则界定为民营控制；为了控制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不利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1～99%分位数以外的观测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1428个样本观测值，其中2007年402个、2008年490个、2009年536个。 2.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股权结构、交易状态以及注册地数据来自CCER；其他所有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市场化进程数据来自樊纲等(2010)[37]；2007-2009年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数来自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幸福感数据来自我国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和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截至目前提供的2007-2010年“十大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1)本文主要考察我国地级城市间幸福感的差异后果，样本公司注册所在地涉及到的地级城市共计158个，接近我国地级城市数量的50%；(2)表1中，东部地区幸福感城市个数为2007年8个、2008年7个、2009年5个、2010年4个，呈现出递减趋势，中西部地区幸福感城市个数为2007年2个、2008年3个、2009年5个、2010年6个，呈现出递增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一直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运用如下模型考察地区幸福感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标签：外部性论文; 回归系数论文; 企业社会责任论文; 社会责任报告论文; 经济外部性论文; 社会责任标准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非正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