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政府顾问施蒂格利茨说，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21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它将对越来越多的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在西方，有人甚至把新制度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体系及构成上并没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那样成熟。
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①a]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所赋予制约的条件中活动。”[②a]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制度与人的关系以及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制度的“处理”有三大流派。一种方法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第二种方法是视制度的变迁为给定的。第三种方法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即制度为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与第一、二种方法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及其生成机制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制度，或者说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2）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3）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分析马克思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马克思理论体系认为，是技术的变化产生了这种不适应性，但这种变化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①b]综观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笔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①c]
2.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V.W.拉坦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深刻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历史关系。他将发明看作是一个社会进程，而不是先验的洞见或偶然的天赋灵感的结果。在马克思的体系中，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②c]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从马克思的历史观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新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意识到，在人类历史的长期变迁的分析中更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诺思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诺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实绩时忽视制度因素是错误的。他指出：“这种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实际上，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动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③c]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演变来分析经济的运行，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所在。诺思在1991年第1期的《美国历史评介》中写道：“理解经济怎样运作（价格或微观经济理论），是写经济学史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学理论是静态的和模糊的，而经济学史则可解释过去以来的各种经济变化——这是在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掉的地方。经济学史能对经济学理论作出的明确贡献就是找回那些被忽略掉的要素。经济学理论已变得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①d]新制度经济学要寻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们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抽象掉，有的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需要，有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研究这些问题。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不可能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例如制度并不是一个可要可不要的问题，而且“制度提供了经济的一种激励结构，这一结构所涉及的，就是指明经济是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的方向变化。”（诺思语）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指的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现在我们把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思的制度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作一对比分析。诺思认为，解释历史中的经济实绩需要人口变迁理论，需要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也需要制度理论，这是为了填补新古典模型的欠缺。诺思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他的制度理论的基石是：（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诺思的制度分析框架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缩影。
1.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与诺思的产权理论
可以说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中诺思从马克思理论中吸取的“营养”最多。像马克思一样，诺思认为，所有权（或产权）是制度中的基本因素和决定因素。诺思认为，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①e]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②e]没有有效率的财产所有权制度的确立，也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尽管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与诺思的产权理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不少区别，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马克思的所有权形成及其发展是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而诺思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①e]第二，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揭示了所有权的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偏重于宏观分析与阶级分析；诺思的产权理论则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了有效产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重于微观分析与效率分析。第三，在所有权的作用或功能分析上诺思比马克思更具体些。诺思重点分析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此外，诺思还分析了历史上的所有权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与诺思产权理论的相互关系中我们至少受到两点启发，首先，我们过去虽然也在研究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但是这种研究总是重复已有的所有制理论，并没有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深化所有权、产权等问题的研究。而诺思则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框架内作了很多新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已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其次，无论是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还是从诺思的产权理论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新体制的建立必然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2.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诺思的国家理论
诺思的国家理论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有相似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是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而诺思也认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正因为看到了国家“暴力潜能”这一点，诺思认为，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在诺思看来，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但是诺思的国家理论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又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国家产生的原因上看法不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既不是按照神的意志产生的，也不是如“社会契约论”所讲的那样，根据人们订立的契约形成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国家“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个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①f]“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②f]而诺思从理论推演的角度认为，国家带有掠夺和契约两重性。因而诺思倡导有关国有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的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第二，对国家的功能看法不同，在马克思国家理论看来，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诺思则强调了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界定和实施产权。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负责。诺思注重国家在制度结构中的作用这无疑受到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影响。当然诺思在国家理论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例如诺思揭示了国家与产权制度演变的内在联系；诺思提出了“国家悖论”这一命题，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为什么会产生“国家悖论”？诺思认为这根源于国家有两个方面的目的，它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量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冲突的。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的出现，国家由此兴、由此衰。
3.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充分认识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可分为两种情况：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的发展。受马克思的影响，诺思深入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中的作用，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有三个特征：（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诺思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的工具。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如前所述，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具有累积性和公共性，它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成本大大降低。
第二，意识形态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的存在都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大量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低效。现代经济学分析表明，经济活动中的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般说，人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或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若能搭上“便车”，那么成本就最低了（有时几乎为零）。但是这种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别人成本提高基础上的。搭便车的现象越普遍，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就越低。人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但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搭便车倾向却是客观存在的。从界定产权、减少外部性、加强对公共品的管理等方面入手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但这些还不能完全克服搭便车的问题。
第三，意识形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中的问题，即使在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源配置也是由市场配置机制与非市场配置机制构成的。例如企业内的一些经济活动、家庭内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由非市场配置机制决定的。市场配置机制是由供求关系、价格等因素构成的，而意识形态在非市场配置机制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就是一个佐证。统一的意识形态替代了价格、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一个界限的，非市场领域仍将存在。现在有一种观点，似乎市场经济的范围越大，市场经济就越发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配置的效率并不一定比非市场配置的效率高。在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内，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具有同样的效率。日本与西德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市场配置效率并不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效率高，但战后两国形成的主体意识形态（如国民的危机意识等）对两国经济的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通过许多方式世世代代相传。好的意识形态能促进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意识形态却阻碍或抑制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也是“稀缺”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观念陈旧，而且还包括意识形态这个人力资本之不足。
第四，意识形态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一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在摩擦、矛盾中运转的历史。正因为如此，相同或相似的意识形态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似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摩擦或矛盾，从而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正如诺思所指出的，维持一个现存秩序的成本涉及对现存体制合理性的理解。例如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那么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地分析这种促进作用；诺思在马克思的框架内具体地分析了这种促进作用。
三
综上所述，马克思理论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既包括方法论，也包括基本的理论框架。诺思在研究制度问题时不得不承认，在研究长期问题方面（包括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从马克思理论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中我们可以受到许多启发。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是永存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就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二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三是经受了理论的论证。马克思理论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只是被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没有在马克思的方法和理论的指引下去进行创新。从马克思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中我们确实可以得到不少启示。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从马克思理论中获得理论创新的源泉确实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思考。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人认为马克思理论不怎么有效了，于是就到西方经济学中去寻找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这是因为有人认为，一是马克思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二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一种建设的理论。这两条根据并没有什么错误，但用这两条去否认马克思理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就太幼稚了。笔者认为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的《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尤其是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对于我国新旧转轨时期的理论分析更有指导意义。按照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观点只要我们一放开就可以转向市场经济了，但实际经济生活并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我国总是陷入“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呢？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是一放就能形成的，而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无序现象就是制度建立滞后的产物。第二，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转轨时期社会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我们应该在马克思的这个框架下，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出适合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也是一个全新的事业。社会转型需要理论指导，社会转型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出有利于我们社会进步的新理论。这就是我们从马克思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中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
注释：
①a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版第1—2页。
②a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版第255页。
①b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版第68页。
①c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版第81页。
②c 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版第329—330页。
③c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版第225页。
①d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版第225页。
①e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版第17页。
②e 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页。
①f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页。
②f 《列宁选集》第3卷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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