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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以来，20年的光阴已匆匆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今天，中国已进入加入WTO的倒计时，面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曾靠一个“特”字迅速崛起的经济特区该怎么办？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彰显自身的特性？以怎样的方式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体制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年的特区“特”在何处？
据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经济特区和开放司司长金德本回忆，在特区创期时期，特区之“特”主要是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优惠方面曾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放宽利用外资审批权、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技改引进设备免税、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行低税率等。
他说，在8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10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900多个经济性特区，经济特区日益成为很多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选择。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特区对其经济腾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引起许多国家竞相效仿、借鉴与推广。经济基础、文化背景都与“四小龙”非常相似甚至相同的中国，经济特区的借鉴意义就更加明显。这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准备了难得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为创办特区提供了借鉴、学习的机遇。
对于当年特区的定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勇说，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封闭式的计划经济，为了打破这种封闭，小平同志提出办特区。可是当时中央又没有钱，所以小平同志便指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时特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了。
金德本说，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实行特殊政策，因此是改革的最佳试验田。
就拿深圳特区来说，建特区之初，深圳每前进一步，都得趟过一片旧体制的“雷区”；每确立一个新的理念，都得冲破一些传统意识形态的“禁地”。深圳理论界对这种改革探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概括，叫做“试错”。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试错，试出招标投标；价格体制的试错，试出了双轨制的并轨；人事管理体制的试错，试出了市场化的人才机制；企业改革的试错，试出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试出了股票、证券；试出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无数次这样的“试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趟开了一条条新路。
今后的特区如何“特”下去？
20年后的今天，随着改革深化和开放扩大，上述政策有的已推广到全国，有的已完成其历史使命。面对加入WTO后世贸规则的挑战，中国特区如何“特”？金德本认为，应当在“练内功”、形成很强的综合竞争实力上“特”。即通过深化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全面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投资环境、增进经济效益、健全民主法制、搞好精神文明，来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胥和平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特区原有的优惠政策已没多大作用，重要的是主导产业要有特色。增长性好的高新技术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工业角度看，过去讲竞争实力就是讲门类齐全，但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无论地方还是企业都应在专与精方面做出准确定位，细与精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汉林则表示，特区的新优势要集中在体制创新方面。世贸规则主要是针对政府行为的，所以特区应通过率先实行机构改革，创造新运行机制，为下一步全国加强向市场经济过渡提供良好的经验。
他说，世贸组织大多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加入WTO后，特区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体制方面与WTO要求的市场经济机制差距不大，比内地具有优势；二是充当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履行义务的试验地，如电讯、保险、金融首先在广州、深圳、上海开放，等运行取得成果再在全国范围推广。在入世前五年，特区优势仍会凸现，特别是外贸经营权实行登记制度的试点要进一步扩大，特区的对外贸易会发展很快，比重也会不断提高。特区应为中国进一步抓住入世机遇加快发展、调整结构提供宝贵经验。
“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越有个性，越能在一体化中凸现自己的优势。”珠海市对外经贸委培训中心主任施隆光如是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珠海特区确定了未来发展的三大定位：一是高新技术试验区；二是现代大学教育区；三是居住乐园区。施隆光说，特区发展必须强调一个“特”字，经济发展越有特色，竞争力才会越强。
“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抓紧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实现特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紧实施‘走出去’战略，抓紧建立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整套制度和机制……”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最强烈的呼声。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与地区研究所所长杜平在谈到特区经济怎么“特”时说，既然是特区，加入WTO后就应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新东西，而再不能指望象当初那样，过多依靠政府给的不符合WTO规则的优惠政策过日子。不过这并不是说特区再不能有“特”的东西了，在有些方面还是可先行一步的。加入WTO最大特点是开放领域全方位扩大，对于一些按谈判时间表要求现在还不可完全开放的领域，如：金融、保险、电讯等，在特区可提前率先开放。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一定要“特”，当前国外流行的孵化器、风险投资等应尽快在特区先行试验，为全国溶入整个世界经济提供经验。
同时，在国际联系便利条件方面要“特”，要给国外人员创造更多的进出特区的条件。加入WTO后我们最缺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中介等人才，特区可通过人才的流动加速与国际接轨。只有人的流动更快了，新时期经济的优势才能发挥得更显著。
另外，特区立法也应往前走。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特区可率先一步实行，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王慧炯也有相同看法。他说，特区有条件率先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无论政府、企业、个人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其行为必须要符合规范，为内地做表率。
刘勇则强调，现在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资金在中国能否真正做到自由流通，所以特区之“特”，关键还在于资本项目下的自由流通。这方面中国现在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可以从特区开始试行。
刘勇还认为，现代高科技是当今世界主流方向，所以，特区应成为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桥头堡。目前，中国生物技术、IT业等仍然有很大市场容量，特区可大力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发展室主任魏后凯也认为，今后特区关键是要依靠结构调整，推进技术创新，从而拉动特区经济快速增长。技术创新一方面应该更加开放，不断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以不断提高城市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与国际接轨。因为中国入世后，特区优惠政策的取消将使外商投资成本提高，这种情况下，外资很可能撤走或转移到西部。所以，特区只有在大产业链中为外商创造出良好的配套环境和条件，才能吸引他们继续投资于特区。
中国WTO研究会会长薛荣久和珠海市对外经贸委培训中心主任施隆光十分赞同魏后凯的观点。他们指出，现在60%多的外商投资珠海，看中的是珠海优美的环境、快捷的办事效率和热忱的服务，并不完全依赖政策上的优惠，外商最关心的是有无产业链配套、有无整体布局、有无上游产品、投资环境与市场。
薛荣久说，中国入世后，特区在竞争中仍具有较强的优势：第一，特区是窗口，在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第二，建立了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三，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中国入世后，厦门与台湾的合作会更加密切，深圳近邻香港，珠海近邻澳门，这对几个特区今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可从中得到在内地得不到的信息、资金、人才，可开辟新的、更广阔的市场；第四，特区政府职能已经开始转换，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为更快的溶入整个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第五，形成了比较好的经济结构，深圳、珠海高科技已在全国前列；第六，通讯、网络畅通，可与国内外广泛联系交流；第七，改革开放起步早，已积累了走出去的丰富经验；第八，特区已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市场经济文化和观念，形成了比较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一切都会使特区在加入WTO之后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