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则徐论文,思想论文,军事论文,魏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军事思想由中世纪向近代递嬗的起点。在这一嬗变过程中，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起到了前驱先导的作用。本文对林、魏军事思想产生的渊源，军事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遭遇和影响，作一论述。
一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1785年（乾隆五十年）出生于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中。1811年中进士，旋在京城当了7年小京官。期间，他潜心钻研经世致用之学， 探索历朝兴衰盛废之因，立志做一个振衰除弊、治国安邦的良臣廉吏。1823年（道光三年）至1836年，他在任按察使、布政使、河道总督、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期间，致力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改革漕运、盐政，整顿吏治，查禁鸦片，为社会除弊兴利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群众中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
1838年6月，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 上疏支持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的用严刑峻法厉行禁烟的建议，并在两湖地区率先开展禁烟运动。同年10月，再次上疏清廷，指出鸦片的严重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 页、 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 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1839年3月10日， 林则徐抵达广州，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支持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迫使英国鸦片贩子交出全部鸦片，并从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将230 多万斤鸦片当众销毁，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坚定决心。接着，林则徐本着知己知彼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与英方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并以正确的战法挫败了英军三次武装挑衅。1840年1月， 林则徐任两广总督。同年10月3日，被道光帝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 后又下令流放新疆。林则徐虽冤枷在身，仍怀着满腔爱国热诚，关心前线的抗英作战，认真研究御夷之策，产生了反映时代特点的近代军事思想。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出生于湖南邵阳一地主家庭。1814年（嘉庆十五年）随其父至京城，结识了进步思想家龚自珍，成为挚友。他们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慷慨议论时弊，探索富国强兵良法。1822年（道光二年）中举。次年，在直隶提督杨芳家当教师，开始研究古今边疆防务和西北地理。1825年，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他在代贺长龄所作的《皇朝经世文编叙》中，表达了反对复古泥古，主张变革旧制的历史进化观点。1829年，魏源在北京出钱捐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即在内阁中掌写机密文书的小官吏。他利用工作之便，大量阅读史馆秘阁所藏的官书和私人著作，为以后著书立说创造了条件。1831年移居南京，先后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划漕运、盐政、水利等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必须改革旧制，才能兴利除弊。
1837年，魏源迁居扬州。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他便投身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不久，返回扬州，以笔代矛，着手编写旨在宣扬清朝前期武功，借以激励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圣武记》。1841年8月， 魏源赶赴镇江，迎接前往新疆途中的林则徐。林则徐将他在广州编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他以此为基础，广搜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以便国人了解外国情况。魏源不负林则徐重托，于1842年8 月完成《圣武记》之后，1843年1月完成《海国图志》50卷本，1847年增为60卷本，1852年扩大为100卷本，成为介绍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以及阐发他崭新军事思想的鸿篇巨著。
我们从林则徐、魏源的简历中发现，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崇尚经世致用之学，主张除弊兴利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爱国者。而当鸦片战争爆发，民族矛盾激化之际，他们的经世致用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便合乎逻辑地向前延伸，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将注意力转向寻求抵御外侮和谋求强兵之策方面，以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这就是林、魏萌发近代军事思想的主要渊源。
二
林则徐、魏源的近代军事思想，其重要观点是一致和相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悉夷情”为“制外夷”为前提 林则徐抵广州后，出于禁烟斗争的需要，便组织一些人翻译外国人出版的书报，重点翻译《澳门新闻纸》，借以“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并据以“定控制之方”。他还组织翻译了《各国律例》一书的有关段落，以此作为外交斗争的武器。稍后，又翻译了《世界地理大全》（即《四洲志》），以便了解外国的史地政情。他还亲自接见了在文昌县遭风遇难的英船“杉达”号上的人员，了解英国的有关情况。林则徐通过以上手段，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他指出：“该夷（指英国）性奢而贪，不务本富，专以贸易求赢，而贸易全赖畀以马头，乃得藉为弁利之薮”，“故于贸易之处，辄取吞并之心。”（注：《林则徐集·奏稿》第 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 第678页。）英国“恃其船坚炮利，以悍济贪”，但英舰体积大、 吃水深，不便于在浅水和内河作战。他不同意对英采取“覊縻之策”，主张“以威服叛”。理由是：“抑知夷性贪得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 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 页、 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由于林则徐对“夷情”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在收缴鸦片和反击英军武装挑衅等斗争中，举措得当，使英人瞠目。
然而，由于时间短促、侦察手段简单等原因，林则徐对“夷情”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仍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例如，认为英国得不到中国的茶叶、大黄，就无法生存；“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尤其受“天朝君临万国”盲目自大思想影响，对于英国发动牵动中国全局的侵略战争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从而对东南沿海的设防备战产生了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他还是开了研究“夷情”的先河，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他被道光帝革去两广总督职务以后，他怀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关心东南沿海的抗英战争，认真研究英军的作战特点；在流放新疆期间，又密切关注沙俄的侵华动向。由于他不断深入地研究敌情，认真总结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因而在海防、塞防、建军、作战等方面，与在广州时相比，有许多新的认识和新的见解，使其军事思想实现了更适应近代国防建设需要的升华。
魏源明确指出：“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 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 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 ）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英美等国情况的认识，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而以下两方面的认识，对于中国制定强兵御侮之策，尤为重要。
其一，发现欧洲国家，“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越七万里而通中土，非偶然也。”美洲国家的“技艺与欧罗巴相同”，尤以“花旗国为魁”。该国陆上有“火轮之车”，水中则“火轮船前后梭织”（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 ，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 第34页；卷2，第17页。）。这些情况表明， 欧美国家绝不是并未开化的“荒蛮远夷”，而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已远远超过中国的文明之国。其二，指出英国“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有海口浦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 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 英国奉行“兵贾相资”的政策，以通商为名，行武力侵略之实，“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之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为属国，或夺踞为分国”（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 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这些论述，虽然谈不上用唯物史观解剖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已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英国资本家贪婪的本性和用炮艇政策对外侵略掠夺的凶恶面目。魏源的上述新认识，成了他改变妄自尊大的倨傲态度，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并提出“制外夷”的方针、原则的重要根据。
（二）确立“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思想 林则徐、魏源既承认英国船坚炮利，是不容易对付的敌人。但又不自暴自弃，甘心落后，而是继承和发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精神，主张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思想，最早出自林则徐。魏源在记叙鸦片战争历程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中称：“先是林则徐奏言：自（道光二十年）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注：《魏源集》第177页、第806页。）诚然，目前尚未发现反映上述内容的林则徐奏稿的原件，但是，从林则徐到广州后，即仿制西洋战船，搜集外国造船资料、图纸等活动来看，他具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当是可信的。
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宣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编撰《海国图志》的主要目的之一。同时，提出了“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 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 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 ， 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的警言，把学不学西方长技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他把学习西方长技归纳为：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建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外国技师传授制造船炮的技术，聘请“柁师”传授驾船演炮的方法，把先进的技术战术学到手。他认为西方国家在养兵练兵方面的长处主要表现为“瞻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 ，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据此，他提出了清选、优养、勤练和严节制的方针，用以改造清军。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对“天朝上国”自大思想和“重道轻器”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也是对清廷所奉行的“以骑射为根本”落后军事思想的公开否定。唯其如此，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泥守“祖制”的封建顽固派的非议和诋毁。他们把西方先进技术视为“有伤王化”、“坏我人心”的“奇技淫巧”，坚决反对学习和引进。魏源则将“奇技”与“淫巧”加以区分，理直气壮地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 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当今西方国家的先进器械，是利用风力、水力、火力，“竭耳目心思之力”制成的“有用之物”，所以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应该把这些“奇技”拿来为我所用。另外，当时有些人对学习西方“长技”缺乏信心。如著名爱国人士包世臣就说：“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皆非中华之所能。”（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第465页。）魏源则不同， 他充分肯定中华民族是富有人力物力和创造智慧的伟大民族，只要励精图治，虚心向西方学习，“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就能“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 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成为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强国。
林则徐、魏源提出的以“师夷”为手段，“制夷”为目的战略思想，既有别于盲目排外的顽固派，也不同于屈膝媚外的投降派，而是对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侵略者所作出的最积极最有力的回应，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冲破中世纪的蒙昧进入近代化的先声。同时，也是构建近代军事思想的开端和晚清军事向近代化迈进的号角。历史早已证明，只有率先实行军事“长技”即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才能实现军队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的近代化。
（三）视“筹海防”为御外侮的当务之急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到外国来自海上的大规模入侵战争。通过这次战争，使朝野人士开始意识到“筹海防”已是当务之急。诚如魏源所说：“海防切肤之灾也，乌得不论而乌得不议。”（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 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 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就把筹海防提上议事日程。他的海防战略思想有个发展变化过程。1839年9月9日的九龙湾之战、11月3 日的川鼻洋之战及11月3日至13日的官涌之战，虽然挫败了英军的武装挑衅， 但林则徐并未因小胜而冲昏头脑，仍然认识到清军水师装备落后，不便出洋鏖战。他在1840年3月的奏折中提出：“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 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 页、 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 ）于是，他重点加强虎门要塞的水陆设防，相应改善虎门以东之尖沙嘴、官涌和虎门以西之香山协的设防，“坚垒固军，静以待之”，等到敌人进至近海、内河或登陆以后，予以迎头痛击。
如果只看到林则徐的上述主张，诚如有的论者所说，其海防战略思想无疑是消极的。其实不然，他在提出“以守为战”之前，就提出过“静则严防，动则进剿”（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 ）的方针。之后又提出“守险攻暇，皆得随机应变”（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1840年6月下旬，英舰主力北犯以后，林则徐便调集大号米艇20只、拖风船26只，选配兵丁、水勇千余人，在内洋加紧操练。 8月31日，各船整队出洋，先在龙鼓洋面击中敌一艘火轮船腰部，迫使其仓惶逃窜。旋在矾石洋面击伤英舰“架历”号，并击退前来支援的敌舰。以上情况表明，林则徐所确立的以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海防战略思想，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林则徐还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与敌战于海上，更明显地反映出他的积极防御海防战略思想。他在被道光帝革去两广总督前夕所呈的《密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提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 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 页、 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在广州“协办夷务”期间，于1841年4月中旬， 向主持广东军务的靖逆将军奕山提出的“御夷六策”中，又把筹建水军列为一策。指出：“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71页、 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这些言论， 反映了林则徐对于建立强大水军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1841年8月—1842年5月，随着清军在厦门、镇海、乍浦、吴淞等地抗登陆作战的节节失利，林则徐对建立强大水军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况岸上之城郭廛庐，弁兵营垒，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散，则炮子落水矣。”何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 193页、第193页、第171页、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 他主张建立一支拥有大船100只、中小船50史，大小火炮1000门，水兵5000人、 舵工水手1000人的水军，“往来海中，追奔逐北”，与敌舰战于海上，遏制敌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其不敢随意离船，攻城掠地。他强调指出：建设强大水军，实为海疆久远之谋，“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 页、第193页、第171页、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筹海篇》置于全书之首，足见其对海防的重视。他在《筹海篇》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海防战略思想。他本着“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的主导思想，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笼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的战略防御方针，主张采用引诱敌舰深入内河而击之的战法，以便发挥我两岸兵炮水陆夹攻的优势，而使敌舰丧失行驶自由和用火炮远轰的长处。诚然，他所提出的“以纵为擒”的具体战法，还没有脱离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窠臼，不完全适用于对付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然而，其目的在于扬长避短，歼敌有生力量，而不是单纯的被动挨打，因而不像有的论者所说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何况，这仅仅是他的海防战略思想的一个方面。
魏源完整的海防战略思想，则是他自己所说的“内守既固，乃御外攻”（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 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 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 第34页；卷2，第17页。）。“固内守”，即守海口、守内河， 诱敌深入而歼之。“御外攻”，即设厂局、制船炮，组建一支拥有战舰100艘、 火轮船10艘、官兵3万，“可以驶楼船于海外， 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 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 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 ，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的水军，以便与“内守”相辅相成。 他用问答的形式写道：“问：子于议守篇，专守内河、守近岸，使夷船夷炮失其所长……则又何艘械之足学，而厂局之足设耶？曰：夷兵之横行大洋者，其正也，登岸及入内河者，其偶也。夷性诡而多疑，使我岸兵有备而彼不登岸，则若之何？内河有备而彼不入内河，则若之何？”（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他进而阐述了建立强大水军和进行海战的必要性：一是外国的鸦片趸船泊于外洋，无战舰何以攻之？二是将敌舰诱入宽阔的内河，最多只能歼其三分之一，其大部窜出之舰，仍须用战舰追剿。三是敌舰知我内河有备，专在沿海骚扰，而我没有战舰，单靠行动缓慢的步兵应战，“安能处处得人，时时设备”。四是鸦片战争中英舰闯入内河者只是少数，多数仍寄椗大洋，“即使歼其内河诸舰，而奇功不可屡邀，狡夷亦不肯再误。且夷贪恋中国市埠之利，亦断不肯即如安南、日本之绝交不往，此后非海战不可矣”（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
魏源还指出：“若战舰战器相当，而又以主待客，则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则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则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舶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 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 ）以上言论表明，魏源对建立强大水军必要性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林则徐、魏源关于建立强大水军与敌战于海上的主张，不仅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而且是由重陆守向重海战的重大转变，标志着制海权思想的萌生，对于加强海防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提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强军方针 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屡战屡败，甚至不战自溃的状况，引起爱国志士的愤懑和忧虑，促使他们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使清军转弱为强。在这方面，首先由林则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他在1842年9月致友人信中， 总结了战胜侵略军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71页、 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这八字要言， 实际上是他的建军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改变清军落后面貌的基本方针。稍后，魏源提出军队应做到“心灵胆壮，技精械利”（注：魏源：《海国图志》卷 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尽管提法不尽相同， 但内涵大体一致。他们还通过不同方式，具体阐述了上述思想，林则徐还为此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器良，就是清军应装备先进的武器。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就认为“火器最利行阵”（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 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因而到广州后，便注意购买西洋火炮，仿制“底用铜，蓬如洋式”的战舰。在浙江镇海效力期间，与嘉兴县丞龚振麟一起研制成四轮磨盘炮架，使原来只能固定射击的火炮能够“俯仰左右，旋转轰击”。他还将在广州搜集的战船资料、图纸交给龚振麟参考，由龚试制成行驶甚便的脚踩式车轮战船。林则徐尤其重视火炮的研制，强调“今若接杖，非先筹火炮不可”（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71页、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他在流放新疆途中，一直没有中断火炮制造技术的研究。魏源除了提倡设局办厂，在外国技师帮助下制造改进船炮外，还在《海国图志》中用将近1／5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兵器专家和士绅、官吏，在仿制外国战船、枪炮、炮弹、火药、水雷等制造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在国内推广。
技熟，就是熟练地使用各种武器和战法，并通过训练来加以实现。林则徐在广州时，便“面谕在省营员，以弁兵技艺之短长定将备各员之贤否”（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 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 页、 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要求带兵将领切实抓好部队训练，必使一兵得一兵之用。他将从美商手中购买的轮船“甘米力治”号改装成兵船，供“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达到练为战的目的。他还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官兵的演习。魏源用鸦片战争中海口配置的火炮，由于士兵“施放不熟，测量不准”，以致很难击中敌舰的实例，说明加强部队训练的重要性。他严肃地指出，如不加强训练，即使有先进的武器，也只能资敌而不能制敌。他针对清军水师终年停泊、不常驾驶，巡洋会哨徒具虚文的弊病，提出由水师保护海上粮运，使训练与护航结合，提高官兵的海上作战能力。他明确指出：“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有了优秀的将领，就能“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注：魏源：《圣武记》第544页、第556页。），带动整个部队的训练。
胆壮，就是官兵应具有临危不惧、勇于杀敌的高昂士气和大无畏的精神。林则徐根据“气者，力之帅也”的古训，提出了“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注：梁廷枬：《夷氛闻记》第37页、第172页。 ）的名言。他指出：“兵力之强弱，视带兵官之勇怯为转移，将弁果奋勇向前、士卒亦安能退后？”（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 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他痛斥琦善到广州后，畏敌怯战，一意求和，以致懈军心、颓士气。他还认为“怯从贪生”，只有切实清除军队中包庇鸦片走私、贪赃枉法分子，才能挽颓风、振士气。他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协助下，对广东水师进行了一番整顿，使士气有所提高，从而取得了九龙湾、川鼻洋和官涌之战的胜利，在鸦片战争的序战中写下了光彩的一页。魏原则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振奋士气。他批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赏罚不分明，尤其是对胆小如鼠、不战而逃的将领不能及时绳之以法，以致士气不振，官兵不能用命。他强调指出，无论正兵、奇兵，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才能将士一心，臂指呼应，具有与敌拼杀的勇气和决心。
心齐，就是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齐心协力，共同对敌，与古代兵家所说的“师克在和”同一含义。对此，魏源提出了“器利不如人和”（注：魏源：《海国图志》卷59，第2页；卷2，第4页；卷37，第18 页；卷33页，第1页；卷33，第1页；卷37，第1页；卷1，第11页；卷2， 第11页；卷1，第11页；卷29，第2页；卷2，第1页；卷2，第1页；卷2 ，第7页；卷2，第16页；卷2，第17-18页；卷2，第17页；卷1，第34页；卷2，第17页。）的名言，并强调指出只有将帅率先垂范， 严于律己，关心士兵和民众疾苦，才能有效地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林则徐则通过清除部队中的腐败分子，从而使“军民大悦”。
林则徐、魏源提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强军方针，既重视物质方面的建设，又重视组织和精神方面的建设，既有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又有某些近代军事思想的体现，对于改变清军的落后状态颇具针对性。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从政治和军事制度的深层面研究和提出问题，因而上述方针没有超出治标的范围，而且还有不足之处。例如，林则徐虽然早有“训练二字，训字居练之先”（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第676-677页、第884-885页、 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 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的主张， 但没有提出适应反侵略战争需要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因而在“心齐”方面缺乏新鲜生动的内容。当然，如果清军贯彻执行上述强军方针，那末，其腐败落后面貌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五）依靠民众，实行军民结合、奇正并用的战法 林则徐到广州不久，便敏锐地觉察到广东沿海民众对英国侵略者满怀义愤，具有很高的抗战积极性，“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 第676-677页、第884-885页、第676页、第677页、第762页、第698页、第809页、第885页、第415页、第779页、第1059页、第466页、第678页。）由于他意识到“民心可用”、“民力可恃”，因而大胆地动员民众参加抗英斗争，并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号召民众群相集议，购买武器，聚合丁壮，团练自卫；英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并对杀敌有功者给予重赏。二是雇募壮勇，或协防海口炮台、隘口，或驾船袭击敌舰。这两种方式，对于加强广州沿海防务，打击英军嚣张气焰，起了积极作用。
魏源称沿海民众为“义民”、“义勇”，并用“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注：《魏源集》第177页、第806页。）的诗句，赞扬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他还用广州民众捐战船、斩敌酋，台湾民众擒英兵，南澳民众烧英船等具体事例，驳斥琦善、奕山之流污蔑广大民众为“顽民”、“汉奸”，进而提出“防民甚于防寇”的无耻谰言。他的“调客兵不如练士兵”，就地招募渔民、疍户组建海防部队的主张，就是建立在相信和依靠民众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
林则徐不但强调依靠民众抗战，还主张实行军民结合、奇正并用的灵活战法。他对清军将帅在抗英作战中指挥笨拙，只用正兵御敌，不善出奇制胜，颇有感触。他在致友人书中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徒将各队聚集一处，无所谓明诱暗袭诸法，犹之拙手作文，绝无开合顿挫，则一览而尽耳。”他特别强调：“兵气既挫之后，若不求出奇制胜之方，恐难得手。”（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71页、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他在广州时，一方面“坚垒固军”、“以守为战”；一方面与关天培招募渔民、疍户，配备火攻船只，由弁兵带领，夜袭英船及接济英船的“匪船”，一度使英船不敢在湾内停留，只能在洋面漂泊，开创了海上游击战的先例，证明了军民结合的威力和奇正并用作战思想的正确性。魏源的引诱敌舰深入内河而击之，也体现了“明诱暗袭”、军民结合、奇正并用的作战思想。
林、魏继承了发扬了“民唯邦本”的传统思想，主张动员和组织民众用灵活战法坚持抗战，林则徐甚至提出“今之所恃，惟此一端”（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71页、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这是他们的思想高于同时代一般士大夫的可贵之处，与极端仇视民众的投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已经站到了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只能说在反侵略这一点上与广大民众有共同的愿望，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把组织民众抗战竟说成是“以毒攻毒”，这就充分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偏见。
（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注意塞防建设 林则徐在广州通过研究“夷情”，就已略知沙俄觊觎中国的野心。所以当地被流放新疆伊犁时，虽然心情沉重，但仍然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表示愿当一名“荷戈西戍之老兵”。1842年12月到达流放地伊犁惠远城后，便搜集清代经营管理新疆的各种资料，研究备边御敌方略，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了兴修水利、屯田实边的建议。1843年秋至1844年夏，他协助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的开垦，并捐资承修龙口水渠工程。1845年，奉命与原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查勘南疆新垦地亩。他不顾体弱多病，风雪严寒，历勘了南疆八城，又转赴吐鲁番、哈密一带，仆仆风尘，行程2万里， 在查勘过程中，他推广坎儿井和纺车，并把垦地分给维吾尔等族农民耕种。他还建议将屯兵制改为由当地驻军分期分批轮流进行耕种和训练的“操防制”。林则徐不仅躬行实践，而且呼吁驻疆官兵关心塞防建设。当他的朋友开明阿就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时，便在临别赠诗中，提醒开明阿不要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的表面太平景象所迷惑，而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边陲的战备工作，以期“将士坚一心，讵不扬我武”，“静以绥中原，动以御外侮”（注：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7。）。
1849年，林则徐于云贵总督任上因病奏请开缺，于次年回到家乡福州。他身居东南沿海，心系西北边陲。根据他在新疆的所见所闻，以及自1848年以来沙俄多次胁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为通商口岸等动向，于1850年秋发出了“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总第11494页。）的预言。此后， 沙俄蚕食鲸吞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林则徐的远见卓识。
魏源对塞防也相当重视。早在1822—1823年，他就研究西北的地理和边疆防务，著有《西北边域考》、《答友人问西北边域书》等著作。此后，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揭露了俄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的侵略扩张野心。他主张允许内地居民迁徙至边疆定居，发展生产，充实边储；动员京城中不工、不农、不商、不兵的旗人返回原籍，屯垦戍边，自食其力，参加边疆建设。他认为沿边省份开发矿藏，“不唯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以捍外侮”（注：魏源：《圣武记》第544页、第556页。），反映了工业实边的思想。
以上事实表明，林、魏不但是近代中国海防论的先驱者，而且是塞防论的先驱者。
三
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是中国军事思想由中世纪向近代递嬗的第一个里程碑。其基本特点是：以变易观为理论基础，以强兵御侮为目的，以“悉夷情”为前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对海防塞防建设、军队建设以及作战方式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和反映时代要求的方针、原则，为国防近代化建设勾勒了一幅初具规模的蓝图，昭示了中国军事向近代化迈进的正确方向。
然而，林、魏的先进军事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国内朝野人士的重视，未能成为军事实践的指导思想。相反，却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魏源的《海国图志》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传入日本以后，当即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对该书所阐述的“悉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称誉《海国图志》为“海防宝鉴”和“天下武夫必读之书”。林、魏的军事思想为什么在国内遭到冷遇？寻根溯源，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其一，林、魏等人的军事思想传播面不广。以林则徐为例，他的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述，散见于奏稿、书简、日记和批札之中，没有专门的著作刊行。他的关于建立强大水军与侵略者战于海上的海防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强军思想，是在遣戍新疆途中致友人书中透露的，而且郑重其事地叮咛“幸勿以示他人，祈切，祈切！”（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71页、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以免再次遭到非议，引来不测之祸。这种状况，势必影响他的军事思想及时广泛地传播。魏源有《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公开面世，所以他的军事思想的传播面要广些。但因受技术条件限制，刊印的数量有限，尤其是未及时得到军政重臣和社会名流的赏识和推崇，予以宣传介绍，因而其在国内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是相当有限的。
其二，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因循守旧。鸦片战争的失败，对清朝最高统治当局的思想虽有所触动，但并未使他们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他们把屈辱的《南京条约》称为“万年和约”，以为从此以后又可以宴然无事、高枕无忧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依然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缺乏向西方学习的意向和励精图治的精神。这样，就难于与林、魏的“悉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先进思想产生共鸣。这有以下事实可以佐证。1842年12月，奕山奏报广东士绅潘世荣制造火轮船一艘，因系试造，行驶不甚灵便，提出“将来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道光帝当即谕批：“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90页。）1843年，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帝进呈外国双筒步枪和六眼小枪各一支，并建议仿制。道光帝虽然称赞其为“绝顶之妙品”、“灵捷之至”，但不同意仿制，说什么如果仿制，“必成望洋之叹”（注：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 第128页。）。 这样，就堵塞了“师夷长技”的道路。
咸丰帝比道光帝更加昏庸保守。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向他建议重新刊印《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04页。）。对于这样重要的建议， 咸丰帝竟置若罔闻，毫无反响，与日本有识之士对《海国图志》的高度重视，形成鲜明的反差。
其三，士大夫受传统观念的严重束缚。当时，封建顽固派除保持固有的妄自尊大思想外，还产生了盲目排外心理，把外国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有的甚至认为火轮船是“至拙之船”，洋枪是“至蠢之器”。要让这些人接受“师夷长技”的主张，简直是缘木求鱼，不可思议。至于整个士大夫阶层，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也为数不少。有的士大夫虽然主张抵御外侮，但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却持否定态度，广东士人梁廷枬就是代表性人物。梁廷枬在鸦片战争初期，充当林则徐的幕僚，为抗英斗争出谋划策。战争结束后，在他所著的《夷氛闻记》中，对林则徐等人的坚持抗战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高度的评价，体现了十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他公开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敦甚。”（注：梁廷枬：《夷氛闻记》第37页、第172页。 ）这一实例表明，即使是爱国志士，如果不摆脱“天朝上国”、“夷夏之辨”等陈旧观念的桎梏，他们的思想也是无法与时代潮流接轨的。
以上三个方面，是林、魏的先进军事思想未能在国内受到重视和及时、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鸦片战争以后，从清朝最高统治者以至大多数士大夫，依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不能正视因落后而挨打的现实，缺乏日本朝野那种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和弃旧图新的精神，在这种凝固僵化的氛围中，林、魏充满变革精神的先进军事思想遭到冷遇以至反对，是不足为怪的。正是这种历史积淀的对“天朝上国”盲目自信的思维定势，丧失了用林、魏等人先进的军事思想指导军事实践，改变中国军事落后面貌的宝贵时间，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遭到惨败。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一切适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思想，即使一时受到冷遇以至诋毁，最终总会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林、魏的军事思想也不例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首领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所提倡和推行的“自强”活动，实际上是林、魏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左宗棠在为重印之《海国图志》所作的序言中，公开声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版，第257页。 ）事实上，洋务派首领们从19世纪60年代起，关于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用洋枪洋炮装备清军和聘洋人进行西式操练，组建近代海军和加强海边防建设的思想和实践，都可以从林、魏的论述中找到它们之间的承启关系。由此可见，林、魏的军事思想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