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后论文,试论论文,民主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向外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始终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之中，输出美国政治发展模式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以美国的民主制为原型，促进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发展。这种从战略上体现出美国白人价值观的行为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旨在对这种在其他国家外交中鲜见的现象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代美国外交的实质。
一、历史根源
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模式而要求或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尽管也存在于别的大国或强国的外交中，但其持续性和明显性莫过于美国对不同文化国家的外交。这种价值取向固然主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其目的也是服务于美国向外政治与经济扩张，但在美国白人的思想观念中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根源之一是美国受上帝之托对人类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责任。这种“救世主”的倾向与早期移居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的宗教观以及北美大陆在开拓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新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本身就带有对世界承担责任的“使命感”，在他们看来，北美大陆是上帝恩赐于他们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和拯救人类的“净土”。早期移民的宗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不无感触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1〕面对着拓荒时代的艰苦生活，清教徒的宗教观成为把移民们凝聚在一起的无形力量。随着北美大陆的开拓，这里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北美大陆的特殊性以及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承担的使命，“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北美就象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现在即将由上帝的选民所占有，在神的指导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2〕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 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有了代表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除了依赖内部的自身条件外，与外部关系同样重要。这样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中的使命观自然就会在国家外交中体现出来，成为美国以“救世主”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一种解释。
根源之二是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国的政体“完美无缺”，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美国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它出现在北美大陆决非偶然，而是与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密切，两者的有机结合在北美大陆上结出了丰硕的政治果实。美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如杰斐逊、潘恩等人以“天赋人权”说为宣传武器，向北美人民大声疾呼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步形成了指导北美大陆独立的革命理论。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独立战争胜利后，1787年召开的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民主政体完全确立。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前10条修正案，从法律上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在美国白人看来，他们的祖先为了寻求自由来到美洲，经过数世纪的奋斗，终于在北美大陆上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政体的体制，美国采取了世界上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好制度，以这种“自由与开明”的制度为基础去实现其复兴和拯救世界的梦想，就成为美国白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拉尔夫·加布里埃尔所言，“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因此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的国家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必然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体制便成为其中一个主要内容。
上述所论只是美国向外输出民主的思想意识根源，它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给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美国外交行为蒙上了浓厚的“理想”色彩。事实上，在这种理想的背后隐藏着美国向外政治、经济、文化扩张的现实。传播“文明”的领土扩张，刺刀威胁下的投票选举，外部压力下的政体变更，恢复“民主秩序”的武力干涉，无不成为美国在历史上处理与落后国家关系的主要特征。冷战期间，美国常常打着促进和维护民主自由的旗号，力图控制对其世界霸权至关重要的“中间地带”。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美国利用其所谓的文化优势，以其民主价值观向苏联阵营不时发起攻势，将其置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守势境地，从外部促成了苏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向西方结构的演变，取得了军事力量所无法取得的结果，给40余年来的美苏全球冷战划上了句号。
综上所述，输出民主固然能在美国白人文化中找到它的痕迹，但当这种价值取向在外交中与美国的实际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就完全转变成实现美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一特征在当代美国外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战略考虑
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进入太平盛世，相反，冷战时期掩盖和压抑的许多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国际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面对着来自各个方面对其世界领袖地位的挑战，更加注重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其强调以美国的政治发展为模式促进国外的民主，也就是试图把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实现冷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具体来讲，主要出于下述考虑：
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使美国朝野一时沸沸扬扬，一种主要观点认为美国靠着其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打赢了这场战争。如乔舒亚·穆拉夫契克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美国几乎没有费劲就赢得了冷战，……不过，美国获胜不是靠着其军事力量和外交技巧，而是靠着美国制度基于之上的民主思想的力量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失败。”其实冷战并没有真正的赢主，不过苏东地区出现的形势确实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推波助澜作用。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除了还存在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外，一些在美国人眼中属于专制、独裁、集权的国家也积极活动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建立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障碍。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是将这些国家引导或演变到“西方民主大家庭”中的有力武器。正如布什1992年9月10 日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写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葆拉·多布里扬斯基指出，“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迫切履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可靠战略方式。”因此，冷战后美国外交中所谓的“理想主义”成份上升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美国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战略调整，输出民主自然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有效地执行其全球遏制战略，常常与那些坚决反共的亲美独裁政权结为联盟，用经济和军事援助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维持有利于美国既得利益和抑制内部革命爆发的“稳定与秩序”。这种扶植和维护亲美独裁政权的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对与苏联的抗争颇为奏效，但长此以往必以损害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告终。美国也不时进行政策调整，尽管把支持的重点逐渐转向那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民主国家，但并没有完全放弃与独裁政权的联盟。冷战结束后，美国无需再为一个意识形态上与它抗衡的超级大国存在而忧心焦虑，也无需再利用独裁政权作为实现其安全利益的一个工具。不过苏联的解体并未使美国高枕无忧，作为一个虎视全球的世界警察国家，每个地区失去平衡都会威胁到它的利益，酿成对其世界领袖地位的挑战。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民主国家，执掌权力者由于受到政治和法制程序所限，不易制造地区动乱，不会对其邻邦构成威胁，反而能够配合美国维护所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当经济因素逐渐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居于主导地位时，美国决策者把一个民主世界的存在看成是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实现的国际环境。因此在美国的战略构想中，促进和传播民主成为维护美国全球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克林顿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说：“在世界上保卫自由和促进民主并不仅仅是我们最深刻的价值观的反映，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民主意味着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思想和贸易相互开放。”〔3〕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说得更具体，“民主的传播将帮助解决所有其他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因为民主制不侵犯人权，不进攻其邻邦，不采纳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不从事恐怖主义，或者不产生难民。”〔4〕美国决策者认识到这一点，但美国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并不都是以西方标准划线的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向西方政治结构演变也不是由外部环境或压力所能决定的。冷战后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和促进国外民主在其全球战略中提到非常高度，无非就是迫不及待地梦想一个统一在美国价值观之下的“民主”世界早日到来。
二战以后，当某一国家爆发了威胁美国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或动荡局面时，美国政府常常借着遏制苏联的渗透堂而皇之地进行干涉，干涉实际上成为美国控制在战略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的手段。冷战后，美国面对着一些地区或国家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动荡形势，已无法利用冷战时期的那些干涉借口，必然要在新的形势下寻找一种使自己的干涉行为合法化的依据。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成为一种趋势时，美国也就找到了干涉的理由，一方面通过干涉使这种民主化的趋势按照美国所引导的方向发展，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对那些已出现动荡局势的国家施加压力，甚或不惜武力干涉；试图以美国的标准建立或恢复民主统治，维护冷战后的美国安全与经济利益。此外，在冷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大有回潮之势时，以促进其他国家民主之名的干涉在多数情况下会得到国会和美国人的认同。莫顿·霍尔珀林写道：“美国人宁愿看到其他国家享有他们享有的自由，……如果美国人认为美国决策者正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他们将更愿意以承担财经义务来支持美国的政策，如果必要的话，支持军事行动实现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国内压力的减少可以使美国无后顾之忧地在海外充当“世界警察”。
三、“输出民主”战略的实施
布什是在冷战结束之际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他在手持大棒的同时，把在国外促进民主明显地注入美国外交中。1990年4 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他希望成为帮助巩固全世界出现的民主变革的总统，宣布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5〕在此之前，国务卿贝克发表题为“民主与外交事务”的讲话，详细阐述了对外输出民主战略的基础，他提出民主意味着个人权利与个人责任，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合法性，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反映民主价值观，以民主作为外交手段，实现美国在海外的利益。他说：“民主在于超越遏制。现在正在迅速扫除老的独裁者，建立新的民主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那就是布什总统确定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的原因。这是一个实行美国理想和美国利益的任务。”〔6〕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布什政府对已演变的东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除了帮助获得政权的反对派巩固政权外，还促使它们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借苏联内部不稳之机，一方面加快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的渗透，另一方面明确宣布支持要求民主的改革派，在苏联解体上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直接插手结束了中美洲的动荡局面，帮助组建了清一色的亲美文人政权；援助拉美地区刚刚确立民主制的国家，试图把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引导到美国安排好的方向，建立一个所谓的“民主化半球”，为形成由美国主宰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奠定政治基础；大力促进亚太地区“民主化”趋势的发展，加深共同的价值观念，强化共同体的思想意识，把各种“专制主义的冒险”行动限制到最低限度，为美国主宰正在出现的太平洋共同体扫清障碍。
克林顿在向外输出美国式的民主方面丝毫不比前任逊色，他在竞选总统时，就大谈上台后将比前任更加重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执政后这方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他宣称，“我已要求采取一项战略，美国应参与鼓励在国外传播和巩固民主。不能有选择地或半心半意地推行这样一种战略。”〔7〕1993年9月下旬， 克林顿等政府要人先后发表4篇引人注目的处交政策演说，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展战略”，具体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巩固与业已实行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团结，作为实施此战略的核心力量；二是大力支持正在建立市场制民主国家的新生力量—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其他国家；三是从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孤立对市场民主制持敌对态度的国家，促使那些采取市场机制的非民主国家走向民主；四是对天灾人祸最深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促其发展市场民主体制。国家安全顾问莱克提出7 种因素是美国出兵海外的指导原则，其中一种是“维护、促进并捍卫民主，这反过来又会加强我们的安全，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8〕上述构想转化成实际行动尽管还存在一个复杂过程，但足以体现出克林顿政府对向国外输出民主何等重视。对于前苏联地区，克林顿政府的基本出发点是支持和促进那里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与市场经济改革，把这一地区的民主化改革成败视为对美国全球安全至关重要。美国1994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认为，“其他任何地区民主取得的成功都不如这些国家民主取得成功更为重要”。对于拉美地区，克林顿政府在积极促成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形成的同时，把促进、巩固、完善这一地区的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对那些通过军事政变取代民主政权的国家，美国不惜威胁使用武力，对海地的干涉就是一例。对亚太地区，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用美国学者扎戈里亚的话来说，克林顿总统坚定认为，“美国在建设一个新太平洋共同体的第三个优先项目必须是支持席卷该地区的民主改革浪潮”。〔9〕所以，克林顿政府把对亚太地区的贸易、 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要挟一些亚洲国家， 试图迫使它们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 1994年度用于全球“民主计划”的预算为25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的份额拨给了亚太地区。
冷战后美国政府把输出民主明确体现在对外政策中显然是出于战略考虑。1994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的阵营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从在国内促进繁荣到在国外遏制全球威胁，防止它们危及我们的领土。因此，同新兴民主国家合作，帮助它们维持发展自由市场和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是我国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尽管这种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未必完全奏效，但美国政府决不会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克林顿1994年11月16日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在争取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背离这一事业，我们今后也不会背离这一事业。”〔10〕
四、结语
从广义上讲，输出民主除了本来的意义外，还包含着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传播给其他国家的内容。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只要存在着交往，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平等的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吸取发达国家文化的精华，更能使本国的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瞬息万变的世界的需要。不可否认，美国文化中存在许多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地方，受这种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政治制度无疑适应了美国发展的需要，在促使这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当美国政府强行在其他国家传播其文化价值观或要求它们接受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时，文化交流中的彼此互惠完全变成一种单向行为的文化渗透，其目的也远远超出了文化上的本来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根本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完全以自己的标准划线，认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实现不是本国社会的政治运行和经济发展所然，而必须由美国这个对世界承担“特殊使命”的国家“恩赐”于它们。其实，如果一种异质文化的强行进入不适应这些国家的环境与需要，甚或侵犯了它们的利益，很难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同，自然会受到统治者和人民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有时还会酿成激烈的文化冲突，尤其是美国把输出民主作为实现其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时，这种冲突更加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在冷战后的世界，当美国给自己的外交行为打上明显的“民主、自由、人权”烙印时，并不会有助于世界各种矛盾的解决，更不会带来人们长期希冀的太平盛世，相反会给本来就不安宁的世界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成为国际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舞台上，各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所以在选择政治发展道路上必然存有差异。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固然其他国家提供的借鉴模式很重要，但归根结底还是由本国的条件所决定，是受本国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因素的限制，而政治制度向着完善过程的发展同样反映出国内条件的变化。美国采取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政体，但这种政体形式未必就适合其他国家的发展。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之后，以一个置身于这种文化圈外的人写道：“在看了美国之后，只有利令智昏的人或蠢人才会坚持认为，以世界现实而言，美国的政治制度还可以适应于其他国家。”〔11〕因此只要以国内现实条件为基础，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意愿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政体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对那些在国内实行暴政的政权来说，其出现固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长期存在最终会被一种适合本国发展的新的政体形式所取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执意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结果并不会象强加者所宣称的那样“娓娓动听”，其带给一些国家的灾难已为事实所证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1993年11月发表文章批评了西方国家企图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他指出，这种做法“成功的前景同企图在俄国、西伯利亚或中亚第一次推广民主一样渺茫。假如邓小平不仅在经济上搞改革，而且在政治上也尝试实行公开性，中国目前也许正深陷混乱之中。”〔12〕这番话寓意深刻，用来反思一些国家不顾国情盲目效仿西方发展模式而造成的国内混乱，足可令人深省。
对于寻求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民主决不是舶来物，它只有经过本国环境的浇灌才能茁壮成长，也才会在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的输出民主做法，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更不能畅行无阻。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只有在经济发展上互惠合作，在政治体制上求同存异，在文化往来上平等相处，才能保证国际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民主原则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得到实现。（1995年3月稿）
注释：
〔1〕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过程》，中译本， 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1987年，第3页。
〔2 〕爱德华·伯恩斯：《美国的使命观：国家目的与命运的概念》，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30页。
〔3〕伯姆斯塔德：“克林顿的内政、外交政策”，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2期，第7页。
〔4〕哈里·哈丁：“濒临边缘的亚洲政策”载美《外交政策》，第96期，1994年秋季号，第61页。
〔5〕《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0年4月24日。
〔6〕新华社华盛顿1990年3月30日英文电。
〔7〕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2期，第8 页。
〔8〕美新署华盛顿1994年10月24日英文电。
〔9〕扎戈里亚：“克林顿的亚洲政策”，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1期，第7页。
〔10〕美联社雅加达1994年11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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