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兼顾是当前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既是因为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公平，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更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能够刺激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会产生收入的高低悬殊。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一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至今还没有找到实现二者统一兼顾的有效途径。尤其是中国目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极其悬殊的现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心理失衡，不少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协调产生怀疑，迫切要求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正确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兼顾，是中国必须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效率与公平的涵义和相互关系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涵义和相互关系的论述如汗牛充栋，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实现二者的协调兼顾，首先需明确效率与公平的涵义和相互关系。
1.经济效率的涵义
经济效率又称经济效益，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是指生产中耗费的经济资源与生产出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对比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如果C代表成本，R代表收益，P代表经济效率，则
。经济效率一般存在三种情况：当C＞R时，R－C＜0，因而P＜0，表明经济效率为负数，存在亏损；当C＝R时，R－C＝0，因而P＝0，表明经济效率为零，即没有经济效率；当C＜R时，R－C＞0，因而P＞0，表明经济具有效率，能够产出盈余。经济效率的涵义理论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阿瑟·奥肯指出：“对经常学家来说，就象对工程师一样，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生产中的投入包括人的努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的服务以及象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贡献。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①]经济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投入或更少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他还指出：“所谓效率，即多多益善。但这个‘多’须在人们所愿购买的范围内。”由此可见，生产得越多并不一定证明越有经济效率，效率必须以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符合社会需要为前提。如果产品积压在商店里，无人购买，则意味着负效率，生产越多，浪费越大。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效率要求以尽量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劳务，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那么，是否只要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卖掉，越多就越有经济效率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毒品、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不必要的武器军火等等，也可能在市场上卖掉，并获取暴利，而这些东西危害消费者，危害社会，有害无益。经济效率要求的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和劳务，还必须有益于大众和社会，否则，无社会经济效率可言。
2.分配公平的涵义
公平就是公正、平等，具有广泛的内涵，一般来说，包括每个社会成员的人身平等、地位平等、权力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正等等。其中的权力平等又包括生存权、享受权、发展权、经济权、政治权等等的平等。公平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因此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存在差别。公平又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一个相对的具体的历史范畴，没有一个绝对的抽象的永恒的衡量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具体衡量标准，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是一个最有争议的概念。
我们这里所讲的公平是经济公平，主要是指社会收入分配的公正和平等。现代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公平，是指人们在取得收入的机会和权力平等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生产性努力而相应地获得收入，一般来说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取得收入的机会均等。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通过自己努力而取得收入的机会和权力，排除任何特权、优惠、垄断等不平等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二，分配的尺度统一。没有统一的尺度，公平无法衡量。公平的尺度就是公平的内容。按同样的标准或尺度对每一个人实行收入分配，一视同仁，同样的付出应得到等量的报酬，消除任何歧视、双重原则的不平等。第三，公平分配必须消灭剥削。如果存在无偿占有、不劳而获，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分配也就不公平。第四，分配公平不是分配结果均等。公平不等于平均，平均主义的分配是收入分配不公。因为“收入均等化”使工作能力强、积极性和效率都高、贡献大的人与工作能力弱、积极性和效率都低、贡献小的人获得相同的收入，所以不公平。第五，收入的差距适当。由于不同的人存在先天和后天的差别，即使是同等的机会、同样的尺度，对不同的人分配个人收入，也会产生差别，因此公平并不否定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必须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可以容忍的差别。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正常的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奢侈需要却得到超常的满足，则是极端的不公平。
在市场经济中，分配公平的第四个方面的要求肯定可以实现，第一、二、三个方面的要求则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达到，因此做到分配公平的关键，是必须特别注意努力达到第五个方面的要求，使收入差距适度。否则，公平与效率难以协调兼顾。
3.收入分配差距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
效率和公平都与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紧密相关，分配差距直接制约着效率和公平的实现。
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是决定经济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而人们发挥积极主动性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对物质利益、货币收入的追求，还来自于非物质利益、精神激励、志向、兴趣、爱好、道德观念、奉献精神、社会责任感、事业心、荣誉和地位等。而且，“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收入的不断增加，后面这些因素对激发人们积极主动性的作用将逐步增大。所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有助于刺激经济效率的提高，但经济效率不一定完全来自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差距也不是越大越好，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过大的收入差距可能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严重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不必然是不公平的表现，因为公平不等于没有差距，公平分配允许适当的收入差距，只有社会收入分配的无差距和高低悬殊，才是不公平的表现。以上分析说明，过大的收入差距，既不能保证公平，最终也不利于提高效率；只有适当的收入差距，才既有利于提高效率，也能保证公平。
4.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关系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能否安定和人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而社会政治安定又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经济效率有可能提高的必要条件，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紧密相关。那么，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是此长彼消、互相对立，还是相辅相成、互相统一？人们往往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有的学者提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②]，“公平与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一样，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③]。另外有的学者则认为：“公平和效率可以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从来就不存在牺牲一方保全另一方的问题”，“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关系。”[④]实际上，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既存在矛盾性，也有一致性，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问题是在经济效率提高到剩余产品出现以后才产生的。在效率极其低下，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原始社会中，不存在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洛克提出：“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⑤]私有制的产生以剩余产品的存在为前提，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则是经济效率得到一定程度提高的结果。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收入差距，甚至发生贫富两极分化，但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发生倒U型曲线变化，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分配不平等先是迅速扩大，继而又逐步呈现缩小的趋势。[⑥]亨廷顿指出：“从长远看，经济发展能够产生一种比传统社会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但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常常要加剧收入的不平等。”[⑦]不仅公平问题的产生以一定的效率为前提，而且效率可以使公平建立在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公平的最终实现也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公平的最终实现具体来说也就是达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这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效率的极大提高，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第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具有重大影响。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助于形成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能够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极大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以上两点说明，效率与公平能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的制约作用，还表现为严重的分配不公迟早会损害经济效率。这就是说，不公平与无效率（或低效率、负效率）之间也具有一致性。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必然带来经济的低效率，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必然使人们丧失劳动的热情、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收入高低悬殊的分配不公，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能对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最终会极大地损害经济效率，因为收入高低悬殊、贫富两极分化，必然造成尖锐的阶级对抗，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一致性，这只是二者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二者也可能产生矛盾，存在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一面。虽然资产投入可以取得收益，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存在不劳而获，产生剥削，又不公平。收入差距不大，虽然比较公平，但对人们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刺激作用太小，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一定限度内，收入差距越大，虽然对人们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刺激作用越大，越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超过一定限度，大到高低悬殊则不公平。因此，有时为了提高效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分配公平，比如为了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允许剥削存在；有时为了实现分配公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效率，比如为了防止收入高低悬殊而限制过高收入，会减弱对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刺激。
5.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
经济效率是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提高经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发展又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所以经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是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变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因素。经济效率高的新社会、新制度、新体制，必将最终战胜经济效率低的旧社会、旧制度、旧体制。经济效率是社会经济中国家和企业的生命。有效率，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国家繁荣、企业兴旺、个人富足；无效率（即零效率）或负效率，社会倒退、民族衰败、国家灭亡、企业破产、个人贫穷。因此，努力提高经济效率，是任何国家首要的根本的任务。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社会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定政治局面的形成和维持。如果出现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的稳定将没有保证。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有两个极端的表现：一是表现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表现为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不论出现哪一种形式的分配不公，人们都不能长期忍受，必然要求改变分配不公的情况。假若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受到压制，人们迟早会起来反抗，结果就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乱，导致政府倒台、政权更迭，甚至发生战争灾难。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直接影响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决定能否具备经济发展必要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努力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要发展，都不可能没有效率，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公平，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由于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因此可以兼顾；由于效率与公平又有矛盾性，因此必须予以协调。效率还应该优先，因为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只有高效率才更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
二、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
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矛盾性；市场经济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率，但自身不能消灭剥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不能自动实现分配公平。
市场经济是效率优先型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效率，而不是分配公平。市场经济的功能总的来说是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合理配置和微观有效使用，而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经济的各种普遍规律、市场机制的各个环节，都是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率而发挥作用，市场经济也的确能带来经济的高效率。对商品生产经营者来说，效率就是生命。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率，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企业生产投入多而产出少、产品质次价高、经济效率低下，在市场上必然没有竞争力，产品必然无人问津，经营必然亏损，结果必然破产倒闭。市场经济迫使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竭力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拼命提高效率。
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是不是意味着市场经济完全没有公平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马克思也早就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⑧]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本质上反对任何特权、独占、垄断和歧视，这些都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客观要求和起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做到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经济也才能真正发挥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等，构成市场经济中经济公平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存在相辅相成的一面。
市场经济又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效率与公平还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正如萨缪尔森所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⑨]阿瑟·奥肯也指出：“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率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⑩]第一，市场经济中存在按资产所有权分配，存在不劳而获、剥削收入，这是经济不公平的重要表现。这种分配不公，虽然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即有助于生产资料充分有效地利用，但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供求起伏波动，价格频繁涨落，存在多种差价，行情变幻莫测，竞争异常激烈，这些复杂多变的情况都在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决定和调节着个人收入的高低，会产生巨额风险收入、机会收入，形成较大的收入差距，甚至引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通过炒股票、炒房地产、炒黄金、炒外汇、炒期货等炒买炒卖行为，可以使有的人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另一些人变得一贫如洗。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正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突出表现。第三，市场竞争虽然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但竞争可能产生垄断，垄断则会引起停滞的趋势，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垄断还会形成巨额垄断收益，这又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表现。第四，对于社会上已经存在的贫富差别，市场经济本身不仅不能消除，相反还有可能扩大。因为拥有资产越多的人，经济实力越强，越有条件采用先进技术和新型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新产品，提高竞争能力，获取更多的收益；越富有的人，越有条件接受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经营能力，从而取得更多的收入。这就是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可能使得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市场机制既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产生严重的分配不公，表明市场经济中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存在矛盾。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协调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效率，又要有公平。但是，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市场机制既能带来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又会产生收入高低悬殊、贫富两极分化。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才能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兼顾呢？
1.实行“两个转变”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
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高效经济，计划经济是低效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是高效型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低效型增长方式。中国要提高经济效率，必须走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和以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的发展道路。当前的关键在于实行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转变”的实现，不仅能带来中国经济现在和将来持续、快速、高效的发展，而且，有助于缓解我国现在出现的收入高低悬殊的现象。目前我国产生的过大的收入差距，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双轨制”、政企不分、体制不完善为权钱交易、寻租行为、腐败现象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引起严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尽快实现“两个转变”，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能消除上述产生权钱交易、寻租行为、腐败现象的便利条件，极大地缓解当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分现象。
2.公有制是实现经济公平的基本保证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之所以会导致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两极分化，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11]除了市场自身的缺陷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私有制，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认为：“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12]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作为财富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只属于少数人私有，不可能属于大多数劳动者所有。由于所有权包括收益分配权，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还要凭其所有权参与收益分配，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又会带来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因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彻底纠正市场造成的收入悬殊，至多只能通过各种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措施，缓和一下贫富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特别是其中全民所有制，正是纠正市场造成的收入悬殊，实现分配公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只有公有制才能消灭财产占有的差别，消灭剥削，消除由于财产占有差别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不能排除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少数或局部的收入高低悬殊的出现，但是由于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使国家拥有必要的经济实力，更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使生产经营失败的劳动者仍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致完全沦为无产者，还会享有全民所有制经济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可以从总体上防止劳动者贫富两极分化，能够避免重新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
从本质上来说，公有制经济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由于公有制经济内部应该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个人收入，而劳动的差别一般不可能非常大，不可能形成天壤之别，并且随着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普及，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的差别还会逐步缩小，因此，由于劳动差别引起的收入差距不会特别大，不可能由于劳动差别而造成个人收入过分悬殊的社会分配不公，按劳分配能够实现以劳动为尺度的分配公平。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的劳动和收入的差别，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因此能够激发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说，公有制经济的收入分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
3.合理的宏观调控是协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主要手段
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产生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只可能出现高低悬殊的分配不公，因此，协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键，就是要对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差距有所限制和调节，使其不至于过分悬殊。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别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的，否则就等于取消市场机制，其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也就没有了。因为，市场机制是一种利益调节机制，正是通过市场价格，供求的变动和竞争，造成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生产经营者的收入差距，影响其利益得失，进而调节其行为，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况且，取消收入差距也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允许的，是违背按劳分配要求的，需要适当防止的只是收入过分悬殊、贫富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主要手段，是合理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取下列宏观调控措施，适当限制和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或消除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的贫富两极分化。
（1）运用产业政策、持贫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帮助贫穷的劳动者致富。（2）采取吞吐商品、调剂余缺、平抑物价等措施，尽量防止价格和供求的剧烈波动，以避免或减少由供求大起大落、价格暴涨暴跌引起的过大的收入的差距。（3）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完善市场制度和规则，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制化、规范化，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防止封锁和垄断，限制由于垄断引起的高额收入，取缔通过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非法手段和各种不正当竞争方式牟取暴利的行为。（4）制定和执行各种收入政策，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通过对高收入阶层征收财产税、遗产税、累进个人所得税、利润税、奢侈品消费税等，以限制过高收入，补贴过低收入，救济穷人。（5）实施人力政策，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生产经营失败的劳动者的能力，逐步缩小由于个人天赋能力的差别及教育和训练差别所引起的收入差别。（6）尽量收集、整理、分析、通报各种经济信息，为商品生产经营者提供信息引导和服务，使经营决策更科学、更有预见性，克服或减少经营盲目性，避免或减少风险损失和由经营失败而引起的亏损破产。（7）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或减少寻租现象；坚持惩治腐败行为，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消除或减少由此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4.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措施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风险经济，本身并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可能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为了减少社会贫困，实现社会经济公平、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为了帮助人们渡过由于失业、年老、疾病、生育、工伤和死亡等造成的困难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性的规定和措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相当广泛，范围涉及许多方面，主要包括：退休保障、失业津贴、伤残救济、低收入补贴、医疗保健服务、义务教育等等。鉴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必须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第一，社会保障水平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必须立足于国情、国力，遵循“量入为出”、“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保障开支是一种社会消费支出，其数量规模不能超出国力所允许的限度，其增长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开支易升不易降，具有刚性，“搭便车”现象防不胜防，其增长之快往往出人意料，所以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线要低。如果盲目追求“高保障”、“高福利”、“高消费”，使社会保障的水准超过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势必寅吃卯粮，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挤占积累，损害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保障也难以为继。
第二，社会保障必须兼顾社会公平和激励效率。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安全网”保证社会公平，但社会保障基金不能平均主义地分配，必须与社会成员的实际贡献和业绩适当挂钩，有差别地发放，形成恰当的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社会成员在不同情况下都能得到适当的社会保障，从而保证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又能鼓励人们勤于工作，努力积累保障资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否则，会形成“吃大锅饭”的局面，滋生靠社会保障度日的懒惰倾向，牺牲经济效率。
第三，社会保障的范围必须适当，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升学就业，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试图建立“从摇篮到坟墓”都予以保障的所谓“福利国家”，结果必将事与愿违，超出当今社会经济的承受力，造成低效率和严重浪费，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第四，社会保障不能全由政府包揽，市场经济中的保障应是多元的，包括个人保障、家庭保障、政府保障、社会机构保障。如果全由政府大包大揽，容易产生依赖国家“吃大锅饭”的现象，而且政府财力有限，力不从心；硬要包揽，必然扩大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又会滋长官僚主义，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必须实行多种保障相结合的原则，必须特别注意发挥个人保障、家庭保障的作用。
注释：
[①][②][⑩][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中文版，2、1、80、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③][⑤]赵磊：《公平与效率关系新探》，载《上海社会科学》，1990（7）。
[④]范一飞：《公平与效率：一个被曲解的真理》，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9（1）。
[⑥][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文版，171～188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中文版，11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⑦][美]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文版，6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⑧]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83、1252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11][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3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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